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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智瑤集團的議論
曆史學以“三家分晉”作為春秋與戰國分界的主要標誌，三家分晉前，智瑤集團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智瑤憑借自己的執政地位廢立國君，打擊和削弱了晉國公室的勢利，極大地提高了四卿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他向其他三家挑起了事端，最後被三家聯合攻滅，進一步壯大了韓、趙、魏的勢力，為三家分晉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趙無恤臨終前向世子吩咐說：“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第八十五回）智瑤集團的覆滅對分晉事件的促成是非常明顯的。
智瑤狂妄自傲，目中無人，處在險要的政治地位上而從不顧及言行的政治性。缺乏政治鬥爭應有的權謀和策略，盡管以疵之多智和豫讓之忠直為輔佐，仍不免政治鬥爭中的失敗結局。智瑤集團的主要特點是：第一，這個集團一開始就處於晉國各派別中的優勢地位，形成政治鬥爭中的有利條件，然而，這種地位容易造成主要領導人對同僚居高臨下式的高傲作風和狂妄態度。容易造成對競爭者的低估和思想麻痹，因為他們沒有經曆開初創業時的痛苦，缺乏對弱小集團內在發展能量的切身感受。他們由強轉敗的可能性與自己的強大本身同時並存。第二，這個集團在構成上是以愚者領導智者，主要領導者的才能比謀士相差甚遠而又不能經常接受謀士的意見，這種狀況長期發展的結局有兩種，一種是由智者將愚者取而代之——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及其相應的觀念下是不大可能的；另一種結局是智者終於不能忍受愚者的智瑤集團處在強晉這一霸主之國，它的存在和變化為列國矚目，對當時天下政局必然有重大的影響，它在四卿爭鬥中的成功或失敗分別決定著代晉或分晉的不同結局，將直接影響後來的天下政治形勢，然而，無論是一家代晉還是三家分晉，都將是新興社會勢力崛起的政治變革，都不能改變社會走向新時代的總趨勢。
整個春秋之世曆時二百四十餘年，相繼出現了大國爭霸的政局，本來就不平靜的東周社會於是被掀起了層層波瀾。繼鄭莊公爭霸後，齊、宋、晉、秦、楚、吳、越幾個政治集團接踵崛起，各以自己的雄姿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演奏了一出出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
總覽春秋政局，其發展演進呈現出以下一些基本趨勢：第一，人們對傳統的禮儀製度及其政治代表人周天子由尊奉而變為輕視。桀驁不馴的鄭莊公對周天子進行過抗逆，他因此喪失了相當的政治勢力而未能稱霸，齊桓公以尊王為旗號號召諸侯，循禮布德，表麵上保持了周天子崇高的政治地位，宋襄公以拘守仁義而聞名，晉文公、秦穆公循禮尊王的觀念已較淡漠，楚莊王曾問鼎周室，至少還承認周王的存在，吳、越創霸時，幾乎對周王不屑一顧。創霸集團對周王的態度取決於周室當時的政治地位及其禮儀製度的政治有用性，上述變化反映了周室地位的逐漸下降和禮儀製度的陳舊化，社會的發展已經拋棄了一個腐朽的階層，並且期待呼喚著新的思想和製度。
第二，種族界限和觀念經曆了巨大的變化。鄭莊公的活動範圍較小，齊桓公之世，所謂華夏民族大體上僅包括黃河中下遊的中原諸國，甚至不包括西秦南楚，齊霸提出的攘夷就是以楚為主要對象的，然而這些國家在後來相繼稱霸，甚至僻居東南隅的吳越也稱雄一時。列國政治活動中心的“外移”現象打破了原有的種族界限和地域隔閡，極大地拓展了華夏族的範圍，在一定程度春秋前期，有些非政治中心地帶的國家與鄰國確還存在“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這種狀況逐漸地得到了扭轉。在交往形式上，人們原來遵循禮儀的要求，按爵位以小事大，如各國對鄭莊公的遵從；幾次會盟中對宋國的謙讓都含有這種原因。隨著禮製觀念的淡漠，各國的交往按實力而定，霸主集團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種實力的顯示。春秋之世，大國對小國的役使逐漸變為強國對弱國的掠奪。
第四，按實力而進行的政治交往刺激起了各國的競爭，可以說，諸侯國間的大規模競爭起始於春秋之世。國家間的長期競爭篩選和顯示出了四個富有威力的法寶：一是製度的革新，二是人才的使用，三是對軍事的重視，四是外交上的靈活。於是改革家、政治家、縱橫外交家和軍事方麵的實踐家、理論家相繼湧現，他們的方案、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滲透著智慧的光彩，將春秋之世的政治舞台裝點得絢麗多姿。
第五，春秋之世是政治領域中名實大分裂的社會，傳統的禮儀製度與社會現實經由了從比較相吻合到相互違離的過程。管仲在追求現實目標的同時充分照顧禮儀名分，這在名實背離幅度不大的背景下確具有相當的可行性，然而，社會現實的進一步發展、新興社會勢力的愈益壯大逐漸遠離了名分的要求。宋襄公創霸的失敗表明了仁義觀念的陳舊虛弱，孔丘從政的受挫從總體上表明了禮儀名分的背時。政治家們要治理混亂的社會，首先要等待思想家們說明社會，在人們被迫放棄了舊思想而新思想尚未誕生的“空檔”時期，思想家們在探索、在思考，思想大活躍的局麵在孕育醞釀中。
第六，上層貴族世代盤踞的公室政權在逐漸分裂，一種新興勢力在迅速崛起，取代公室掌權的傾向愈益明顯。社會的高層權政治舞台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占有的、可以藏汙納垢的場所，而是先進勢力促進曆史發展的契機，是他們智慧之光的爆發口。曆史的政治領域在吐故納新。
第七，創霸活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各國間文化的懸殊狀態逐漸趨向平衡，其平衡的方向不是高低互補，而是向最高點靠近。
秦、吳、越先前文化狀態較低，他們均是靠外來人才扶持創霸的，人才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為不同地域的國家提供了審時度勢和分析事物的新型參考坐標，形成一股促進社會進步的強大潛動力，這是任何物質的東西或顯動力所不能代替的。
考察春秋社會的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的演進要經過一個艱難而長期的過程，要等待各方麵條件的漸變和成熟。第二，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變化規律往往通過反麵行為的失敗來展現自身。第三，社會的變化需要各集團的競爭，由競爭而導致的吐故納新，是社會機體自身生長的體現。第四，社會的發展總是要伴隨民族的融合和觀念的更新，二者與社會的發展互為條件。第五，異族文化的流入和吸收可能會在本土產生文化上的“雜交優勢”，形成更為優越的文化狀態，使自身具備更為良好的體質要素，如秦、吳、越所然。第六，把曆史可以看作一種文化狀態，看作政治行為的借鑒，如果思想上背上沉重的曆史包袱，以它來指導政治行為，必然束縛自己的思想，限製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放手作為，遺大害於國。宋、魯禮儀之邦，國勢未必為弱，但一直未能創建霸業，《左傳·宣公十四年》上甚至說“鄭昭（明）宋聾（愚）”，其中的教訓極為深刻。第七，在國家交往中，外交的原則、策略和辭令必須十分講究，這是政治鬥爭的重要方麵。隨著社會的發展，交往的廣泛，這一問題的意義愈益重要。
這一因素的促進。
社會在陣痛中發展，曆史在凱歌中演進。波瀾壯闊的爭霸之世又引出了一個烽火連綿、金戈鐵馬、強力爭雄的時代。戰國亂世繼春秋之終到來了！那是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畫麵！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別的時期，以周室為根基的宗法血緣關係經過約三百年的延伸延續而漸次淡弱，在宗法關係上建立的政治統治已經虛弱無力；另一方麵，生產的進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擴大、信息的增多、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動，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團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勢力發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勢力要求重新劃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權力，而虛弱的宗法政治統治卻無力消化、引導和控製這種要求權力劃分的能量，於是，以前771年犬戎鎬京之亂為契機，周室的政治統治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終於在地方政治勢力的衝擊中開始鬆弛並走向崩潰。各種政治因素從舊有的社會序列中掙脫出來，按照自身的內在要求，在相互衝突中又重新尋求新的組合。
這是一個曆經了五百多年陣痛和磨難，在痛苦、興奮和驚異中成長的民族發展曆程。
各種社會因素的衝突似乎呈現出無序的狀況，但其中發生著以下顯著的情況：其一，華夏與南蠻、東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範圍由黃河中部漸次拓展到長江流域和錢塘江、珠江之地，華夏民族在衝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傳統的天命理念被顛覆，人們以無畏的勇氣麵對現實、憧憬未來，許多以經邦濟世為主旨的學說紛紛出台麵世，對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和社會發展都起到了導向作用。影響國人深遠的思想理論也大多產生於這個時期。
其三，人們在社會的大動蕩中探索和嚐試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敗，也有成功，但延續中國數千年的政治體製之雛形形成於這個時期，並靠爭戰年代所顯示出的優勝性而被推向全國。其四，任何時代滅親、“伯樂相馬”、“上下其手”、“完璧歸趙”、“毛遂自薦”、“雞鳴狗盜”、“圍魏救趙”等等。發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生活行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層，長久地影響民族的心靈和思維模式，這是不奇怪的，因為這是民族心理和人們的思維方式走向成熟並基本定型的時期。
中國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戰國時代奠其基，該時代在時勢呼喚下湧現出的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謀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響了社會的進程，他們各有短長、輝光相映，構成了一派千秋不滅、群星燦爛的悠遠蒼穹。評點他們各自在天下變局中的成敗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對於當代人了解中國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認清其中的優長和短缺，都是極有現實意義和文化警示意義的。
《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鑒》、《竹書紀年》等史籍以及《韓非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等子書都對春秋戰國的曆史事件有所記載和敘述，是認識該時代不可替代的資料，但它們都是從特定側麵，在對一個人物或若幹事件的記述中表達曆史，有些記述則過於簡單。對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多年曆史試圖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馮夢龍的《東周列國誌》，該書把見之於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聯和拚接起來，成功地編織了一個史料詳盡、次序縝密、前後照應的東周曆史大觀，雖然連綴過程中夾雜有一些文學家的想像，但作為一種“本質上的合理”演繹，作為曆史文化的衍生和積澱物，也不失其自身特定的文化價值。我以為，從曆史和文化的角度來考察，馮夢龍氏的該著作是中國最優秀的曆史文化小說之一。對一般讀者而言，係統了解春秋戰國的政治發展史，從《東周列國誌》開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該領域從事某方麵研究的專家，亦可由此獲得對春秋戰國政治文化發展過程的係統性把握。
作的分析和反思。由於春秋與戰國兩個階段上的政治活動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結構不同，因而隻能作為兩部論著。
但兩個階段在曆史過程和客觀時間上的銜接，以及本人取材對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兩部論著成為特征相近、不可分離的孿生姊妹篇。我鍾愛兩部拙作遠勝於早年對《三國演義》作分析的那本論著，尤其傾心於其中稍後出世的妹妹篇。分析楚漢逐鹿政治人物的論著是緊接其後的。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為兩書的增修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社科院副院長王經倫研究員給予了具體的指導。廣東省社科聯副主席、廣州市社科聯主席、研究員李明華博士審閱了兩書，並在百忙之中撥冗作序，將論著介紹和引薦給讀者。對單位、領導和朋友所給予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誠摯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編輯與李向瑜編輯對論著的大小標題做了傾向於現實的改動，希望他們的辛勤工作能得到讀者的歡迎。我在對春秋戰國人物分析之後，又有對該時代典型文化現象的分析和對列國政治發展的論析兩本拙作，試圖由此構成對春秋戰國政治運動和文化特征更為翔實完滿的認識，希望能盡快麵世，也盼讀者朋友一並能給予批評指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盡頭，對民族曆史和傳統文化的反思自然不會停頓終結。當代文化成果終將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將是民族文化更為長足的發展，對此我們滿懷信心並欣喜地期待著。
作者2005年11月21日
智瑤狂妄自傲，目中無人，處在險要的政治地位上而從不顧及言行的政治性。缺乏政治鬥爭應有的權謀和策略，盡管以疵之多智和豫讓之忠直為輔佐，仍不免政治鬥爭中的失敗結局。智瑤集團的主要特點是：第一，這個集團一開始就處於晉國各派別中的優勢地位，形成政治鬥爭中的有利條件，然而，這種地位容易造成主要領導人對同僚居高臨下式的高傲作風和狂妄態度。容易造成對競爭者的低估和思想麻痹，因為他們沒有經曆開初創業時的痛苦，缺乏對弱小集團內在發展能量的切身感受。他們由強轉敗的可能性與自己的強大本身同時並存。第二，這個集團在構成上是以愚者領導智者，主要領導者的才能比謀士相差甚遠而又不能經常接受謀士的意見，這種狀況長期發展的結局有兩種，一種是由智者將愚者取而代之——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及其相應的觀念下是不大可能的；另一種結局是智者終於不能忍受愚者的智瑤集團處在強晉這一霸主之國，它的存在和變化為列國矚目，對當時天下政局必然有重大的影響，它在四卿爭鬥中的成功或失敗分別決定著代晉或分晉的不同結局，將直接影響後來的天下政治形勢，然而，無論是一家代晉還是三家分晉，都將是新興社會勢力崛起的政治變革，都不能改變社會走向新時代的總趨勢。
整個春秋之世曆時二百四十餘年，相繼出現了大國爭霸的政局，本來就不平靜的東周社會於是被掀起了層層波瀾。繼鄭莊公爭霸後，齊、宋、晉、秦、楚、吳、越幾個政治集團接踵崛起，各以自己的雄姿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演奏了一出出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
總覽春秋政局，其發展演進呈現出以下一些基本趨勢：第一，人們對傳統的禮儀製度及其政治代表人周天子由尊奉而變為輕視。桀驁不馴的鄭莊公對周天子進行過抗逆，他因此喪失了相當的政治勢力而未能稱霸，齊桓公以尊王為旗號號召諸侯，循禮布德，表麵上保持了周天子崇高的政治地位，宋襄公以拘守仁義而聞名，晉文公、秦穆公循禮尊王的觀念已較淡漠，楚莊王曾問鼎周室，至少還承認周王的存在，吳、越創霸時，幾乎對周王不屑一顧。創霸集團對周王的態度取決於周室當時的政治地位及其禮儀製度的政治有用性，上述變化反映了周室地位的逐漸下降和禮儀製度的陳舊化，社會的發展已經拋棄了一個腐朽的階層，並且期待呼喚著新的思想和製度。
第二，種族界限和觀念經曆了巨大的變化。鄭莊公的活動範圍較小，齊桓公之世，所謂華夏民族大體上僅包括黃河中下遊的中原諸國，甚至不包括西秦南楚，齊霸提出的攘夷就是以楚為主要對象的，然而這些國家在後來相繼稱霸，甚至僻居東南隅的吳越也稱雄一時。列國政治活動中心的“外移”現象打破了原有的種族界限和地域隔閡，極大地拓展了華夏族的範圍，在一定程度春秋前期，有些非政治中心地帶的國家與鄰國確還存在“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這種狀況逐漸地得到了扭轉。在交往形式上，人們原來遵循禮儀的要求，按爵位以小事大，如各國對鄭莊公的遵從；幾次會盟中對宋國的謙讓都含有這種原因。隨著禮製觀念的淡漠，各國的交往按實力而定，霸主集團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種實力的顯示。春秋之世，大國對小國的役使逐漸變為強國對弱國的掠奪。
第四，按實力而進行的政治交往刺激起了各國的競爭，可以說，諸侯國間的大規模競爭起始於春秋之世。國家間的長期競爭篩選和顯示出了四個富有威力的法寶：一是製度的革新，二是人才的使用，三是對軍事的重視，四是外交上的靈活。於是改革家、政治家、縱橫外交家和軍事方麵的實踐家、理論家相繼湧現，他們的方案、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滲透著智慧的光彩，將春秋之世的政治舞台裝點得絢麗多姿。
第五，春秋之世是政治領域中名實大分裂的社會，傳統的禮儀製度與社會現實經由了從比較相吻合到相互違離的過程。管仲在追求現實目標的同時充分照顧禮儀名分，這在名實背離幅度不大的背景下確具有相當的可行性，然而，社會現實的進一步發展、新興社會勢力的愈益壯大逐漸遠離了名分的要求。宋襄公創霸的失敗表明了仁義觀念的陳舊虛弱，孔丘從政的受挫從總體上表明了禮儀名分的背時。政治家們要治理混亂的社會，首先要等待思想家們說明社會，在人們被迫放棄了舊思想而新思想尚未誕生的“空檔”時期，思想家們在探索、在思考，思想大活躍的局麵在孕育醞釀中。
第六，上層貴族世代盤踞的公室政權在逐漸分裂，一種新興勢力在迅速崛起，取代公室掌權的傾向愈益明顯。社會的高層權政治舞台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占有的、可以藏汙納垢的場所，而是先進勢力促進曆史發展的契機，是他們智慧之光的爆發口。曆史的政治領域在吐故納新。
第七，創霸活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各國間文化的懸殊狀態逐漸趨向平衡，其平衡的方向不是高低互補，而是向最高點靠近。
秦、吳、越先前文化狀態較低，他們均是靠外來人才扶持創霸的，人才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為不同地域的國家提供了審時度勢和分析事物的新型參考坐標，形成一股促進社會進步的強大潛動力，這是任何物質的東西或顯動力所不能代替的。
考察春秋社會的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的演進要經過一個艱難而長期的過程，要等待各方麵條件的漸變和成熟。第二，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變化規律往往通過反麵行為的失敗來展現自身。第三，社會的變化需要各集團的競爭，由競爭而導致的吐故納新，是社會機體自身生長的體現。第四，社會的發展總是要伴隨民族的融合和觀念的更新，二者與社會的發展互為條件。第五，異族文化的流入和吸收可能會在本土產生文化上的“雜交優勢”，形成更為優越的文化狀態，使自身具備更為良好的體質要素，如秦、吳、越所然。第六，把曆史可以看作一種文化狀態，看作政治行為的借鑒，如果思想上背上沉重的曆史包袱，以它來指導政治行為，必然束縛自己的思想，限製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放手作為，遺大害於國。宋、魯禮儀之邦，國勢未必為弱，但一直未能創建霸業，《左傳·宣公十四年》上甚至說“鄭昭（明）宋聾（愚）”，其中的教訓極為深刻。第七，在國家交往中，外交的原則、策略和辭令必須十分講究，這是政治鬥爭的重要方麵。隨著社會的發展，交往的廣泛，這一問題的意義愈益重要。
這一因素的促進。
社會在陣痛中發展，曆史在凱歌中演進。波瀾壯闊的爭霸之世又引出了一個烽火連綿、金戈鐵馬、強力爭雄的時代。戰國亂世繼春秋之終到來了！那是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畫麵！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別的時期，以周室為根基的宗法血緣關係經過約三百年的延伸延續而漸次淡弱，在宗法關係上建立的政治統治已經虛弱無力；另一方麵，生產的進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擴大、信息的增多、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動，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團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勢力發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勢力要求重新劃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權力，而虛弱的宗法政治統治卻無力消化、引導和控製這種要求權力劃分的能量，於是，以前771年犬戎鎬京之亂為契機，周室的政治統治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終於在地方政治勢力的衝擊中開始鬆弛並走向崩潰。各種政治因素從舊有的社會序列中掙脫出來，按照自身的內在要求，在相互衝突中又重新尋求新的組合。
這是一個曆經了五百多年陣痛和磨難，在痛苦、興奮和驚異中成長的民族發展曆程。
各種社會因素的衝突似乎呈現出無序的狀況，但其中發生著以下顯著的情況：其一，華夏與南蠻、東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範圍由黃河中部漸次拓展到長江流域和錢塘江、珠江之地，華夏民族在衝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傳統的天命理念被顛覆，人們以無畏的勇氣麵對現實、憧憬未來，許多以經邦濟世為主旨的學說紛紛出台麵世，對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和社會發展都起到了導向作用。影響國人深遠的思想理論也大多產生於這個時期。
其三，人們在社會的大動蕩中探索和嚐試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敗，也有成功，但延續中國數千年的政治體製之雛形形成於這個時期，並靠爭戰年代所顯示出的優勝性而被推向全國。其四，任何時代滅親、“伯樂相馬”、“上下其手”、“完璧歸趙”、“毛遂自薦”、“雞鳴狗盜”、“圍魏救趙”等等。發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生活行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層，長久地影響民族的心靈和思維模式，這是不奇怪的，因為這是民族心理和人們的思維方式走向成熟並基本定型的時期。
中國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戰國時代奠其基，該時代在時勢呼喚下湧現出的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謀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響了社會的進程，他們各有短長、輝光相映，構成了一派千秋不滅、群星燦爛的悠遠蒼穹。評點他們各自在天下變局中的成敗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對於當代人了解中國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認清其中的優長和短缺，都是極有現實意義和文化警示意義的。
《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鑒》、《竹書紀年》等史籍以及《韓非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等子書都對春秋戰國的曆史事件有所記載和敘述，是認識該時代不可替代的資料，但它們都是從特定側麵，在對一個人物或若幹事件的記述中表達曆史，有些記述則過於簡單。對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多年曆史試圖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馮夢龍的《東周列國誌》，該書把見之於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聯和拚接起來，成功地編織了一個史料詳盡、次序縝密、前後照應的東周曆史大觀，雖然連綴過程中夾雜有一些文學家的想像，但作為一種“本質上的合理”演繹，作為曆史文化的衍生和積澱物，也不失其自身特定的文化價值。我以為，從曆史和文化的角度來考察，馮夢龍氏的該著作是中國最優秀的曆史文化小說之一。對一般讀者而言，係統了解春秋戰國的政治發展史，從《東周列國誌》開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該領域從事某方麵研究的專家，亦可由此獲得對春秋戰國政治文化發展過程的係統性把握。
作的分析和反思。由於春秋與戰國兩個階段上的政治活動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結構不同，因而隻能作為兩部論著。
但兩個階段在曆史過程和客觀時間上的銜接，以及本人取材對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兩部論著成為特征相近、不可分離的孿生姊妹篇。我鍾愛兩部拙作遠勝於早年對《三國演義》作分析的那本論著，尤其傾心於其中稍後出世的妹妹篇。分析楚漢逐鹿政治人物的論著是緊接其後的。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為兩書的增修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社科院副院長王經倫研究員給予了具體的指導。廣東省社科聯副主席、廣州市社科聯主席、研究員李明華博士審閱了兩書，並在百忙之中撥冗作序，將論著介紹和引薦給讀者。對單位、領導和朋友所給予的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誠摯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編輯與李向瑜編輯對論著的大小標題做了傾向於現實的改動，希望他們的辛勤工作能得到讀者的歡迎。我在對春秋戰國人物分析之後，又有對該時代典型文化現象的分析和對列國政治發展的論析兩本拙作，試圖由此構成對春秋戰國政治運動和文化特征更為翔實完滿的認識，希望能盡快麵世，也盼讀者朋友一並能給予批評指正。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盡頭，對民族曆史和傳統文化的反思自然不會停頓終結。當代文化成果終將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將是民族文化更為長足的發展，對此我們滿懷信心並欣喜地期待著。
作者2005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