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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嬰：他的機敏為諸葛亮所佩服
晏嬰，字平仲，後世稱為晏子，春秋晚年齊國大夫，夷維（今山東高密）人，前556年，他的父親晏弱死後，他繼任為齊卿。齊莊公蔑欺侮，內政外交均有困難。晏嬰執政時，以省刑薄斂勸導景公，以求在國內與田氏爭奪民心，並注意剪除田氏黨羽；在與兩個大國的交往中，他憑自己的智敏和外交才能維護了國家的榮譽與尊嚴，後世搜集他的言行曾編輯成《晏子春秋》一書。在輔佐齊國公室的一係列政治活動中，晏嬰尤其表現了他機敏善辯的才能。
隱喻諫主
晏嬰為相國時，將省刑薄斂確定為施政的基本方針，他常常以此勸導景公說：“省刑罰，則民不怨；薄賦斂，則民知恩。”他讓景公效法古代的先王，對民“春則省耕，補其不足；夏則省斂，助其不給”（第七十一回）。但景公多是有保留地采納。晏嬰於是注意在具體事情上勸諫景公。有一次，景公準備為晏嬰調換一個好的住所，晏嬰極力推辭，並說他現在的住所接近市場，早晚買東西也方便。景公笑著問他：你接近市場，那麽知道市麵上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呢？當時齊國刑罰較重，動不動就以刖刑砍掉人的腳，於是市麵上出售稱作“踴”的假腳，適逢景公問市麵的物價情況，晏嬰因而回答說：“踴貴而屨賤。”景公聽到假腳貴而鞋子賤的情況，愀然變色，於是下令省減刖刑（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景公喜好一種射鳥遊戲，他讓一個名叫燭鄒的人專門為自己養了一隻鳥，後來鳥飛跑了，景公非常生氣，叫來人要殺掉燭鄒，晏嬰急忙對景公說：“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景公答應後，晏嬰當麵曆數了燭鄒的三大罪狀，說：“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宣布完燭鄒的罪狀後，請景公殺之，景公人的不義行為，而且會在天下造成重鳥輕士的壞名聲，他把這種勸諫換個角度提出，表麵上是支持景公殺人，實際上隱含了對景公的深刻批評。
清朝道光帝對晏嬰以仁愛精神進諫君主的行為給予了很好的評價，曾作《五賢詠·晏子》之詩：忠信立國基，晏嬰曾進諫。
一言省繁刑，聽采及謠諺。
舊宅承先人，近市識屨賤。
為政本諸仁，民情大可見。
晏嬰對君主勸諫的機智性一是在於他能巧妙地利用機會，不以專門勸諫者的身份出現，避免造成思想對立；二是他能換個角度提出勸諫內容，在另外的事情上做文章，其中的隱義由君主自己悟出，既避免了與君主的直接對立，又使君主在自我啟發中更好地認識錯誤，同時還免除了君主心理上對以君服臣的麵子顧慮，便於他改變主意。三是晏嬰的勸諫能抓住君主的直接利害，含義深刻、言簡義明，便於君主理解和省悟。
二桃殺三士
當時齊國朝中有三個人物，自號“齊邦三傑”，他們是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身長一丈，力舉千鈞，隨景公狩獵時徒手打死了一隻咆哮奔向景公的猛虎，救了景公性命。田開疆曾率師伐徐，斬其大將，一戰獲甲士五百餘人，懼服了東方諸侯。古冶子隨景公赴晉，載渡黃河時，有一大鱉卷動波濤，張開巨口，將景公喜愛的左驂之馬銜咬而去，古冶子解衣拔劍，躍入水中，淩波踢葛，晏嬰擔心他們日後成為國家禍患，深為憂慮，想除掉他們，一直又找不到機會。
有一天，魯昭公來齊，景公設宴相待，魯國大臣叔孫婼與晏嬰各隨其君在座，三傑仗劍立於階下。酒席間，晏嬰提議說：“園中金桃已熟，可命薦新，為兩君壽。”（第七十一回）
景公同意後，晏嬰又說：“金桃難得之物，臣當親往監摘。”乃領鑰匙去園中摘桃。原來在齊景公執政前，一位東海人向齊國獻來特種桃核，名叫“萬壽金桃”，又名“蟠桃”，三十多年花而不實，這年正好結了幾枚，色紅體大，香氣撲鼻，齊國君臣把它當作珍異之果，用以招待魯昭公。少頃，晏嬰盤托桃子而來，說：“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隻摘得六枚。”經過一番禮讓推辭，二君二臣分次各食一枚，晏嬰對景公說：“盤中尚有二桃，主公可傳令諸臣中，言其功深勞重者，當食此桃，以彰其賢。”景公遂下令讓階下諸臣自奏功勞，由相國晏嬰評功賜桃。公孫捷首先挺身表奏他的誅虎之功，晏嬰表示說：“擎天保駕，功莫大焉！可賜酒一爵，食桃一枚。”繼而古冶子奮然出列，表奏他的斬鱉之功，晏嬰亦為他進酒賜桃。田開疆其後表奏他的伐徐之功，晏嬰回答說：“開疆之功，比於二將，更自十倍，怎奈無桃可賜，賜酒一杯，以待來年。”景公亦勸道：“卿公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目立於朝廷之上耶？”言罷，揮劍自刎而死。公孫捷見狀大驚道：“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讓，非廉也；視人之死而不能從，非勇也。”言罷亦自刎。古冶子大呼道：“吾三人義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獨苟活，於心何安？”也自刎而死。魯昭公見齊邦三傑頃刻盡亡，感歎不已，齊景公亦有不悅之色，晏嬰從容說道：“此皆吾國一勇之夫，雖有微勞，何足掛齒！”
（第七十一回）
二桃殺三士是晏嬰精心策劃的一起陰謀。晏嬰怕三傑與田氏勢力相聯合，加深齊國的內部危機，又鑒於三人經常無禮於朝廷，因而伺機除掉他們，他去園中不多不少，正好摘取六枚桃子，已經隱含了殺機。他看透了三人挾功而傲，又有血氣之勇的特點，在剩下兩桃後故意誘使三人奏功，故意造成桃少人多的矛盾，引發三人相爭奪。另外，三人奏功後他對各人均有嘉評，而對無桃可授的第三人尤其給予更高的評價，故意造成功大酬小的印象，以此刺激第三人，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於是導致三人自殺，達到了晏嬰期望的結果。
晏嬰的這一策劃中有兩個應說明的問題，一個問題是，剩下兩桃時他讓階下諸臣申功請酬，諸臣眾多，如何能達到使三傑相爭的局麵？其實，晏嬰的考慮是：諸臣眾多，其他人功小性謙，不會出麵爭桃，三傑恃功高傲，隻有他們會出來相爭；而且，他們三人同在君前用命，自謂不相上下，隻要有二人出來請賞，所餘那人必不願埋沒自己的功勞，也一定會出班爭賞。晏嬰分析到，雖讓諸臣奏功，最終出麵的必是三傑，既不會是其他人物，也不會在人數上減少。以諸臣奏功相號召，不影響三傑相爭局麵的形成，又避免了引誘三傑相爭的嫌疑。陰施殺機而不使其察覺，正是晏嬰的高明之處。第二個問題是，三傑爭二桃的局麵形成後，就一定嬰事先將食桃與彰功表賢聯係起來，使三傑不得不爭，事態的發展與結局如何，可能晏嬰也未料及，但這是偶然的，不足計較，而他們間矛盾的引發和暴露，則是必然的，晏嬰的目的正在於此，隻不過現實結局來得出乎意料地理想罷了。
二桃殺三士體現了晏嬰謀事的機智和精深。這一特點深得三國時代諸葛亮的佩服，《三國誌·諸葛亮傳》上載：“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梁父吟》相傳為諸葛亮所作曲辭，其中有：“一朝中陰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者，相國齊晏子。”（見第七十一回）正詠此事。
舌戰群儒
晏嬰有次出使楚國，在朝門外遇到了十餘位楚國官員，個個峨冠博帶，氣度不凡，晏嬰與他們逐一問候，施禮相見，在等候入朝的間隙，與他們進行了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
一位名叫鬥成然的郊尹問晏嬰說：齊國也算兵強財足，為何自齊桓公稱霸後，一蹶不振，朝晉暮楚？“夫以齊侯之賢，豈下桓公；平仲之賢，不讓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經綸，丕振舊業，以光先人之緒，而服事大國，自比臣仆，誠愚所不解也。”（第六十九回）這位郊尹一開始就提出了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晏嬰揚聲回答說：夫識時務者為俊傑，通機變者為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相迭而起，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使然。楚莊王為霸之後，子孫每受晉、吳之侮，豈獨齊哉？寡君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今日交聘，乃鄰國往來之禮，載在王製，何為臣仆？爾祖子文，為楚名臣，識時通變，倘子非其嫡裔時務相適應的思想，他首先通過氣運變化說明國家盛衰變化的必然性；然後表明齊國待時而舉的機變策略；最後又把這位郊尹的先祖子文說成通變人物，為齊國的策略作辯護。晏嬰中間拉出楚國受侮之事，末尾對提問者本人重重一點，把被動地答問轉化為主動地發難，使鬥成然滿麵羞慚，縮頸而退。
一位名叫公孫瑕的上大夫發問道：閣下自謂識時通變之士，在奸臣謀刺齊莊公的那次內亂中，貴國許多忠臣效節死義，“子乃齊之世家，上不能討賊，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戀戀於名位耶？”這是對晏嬰本人的公開非難。晏嬰對答道：“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顧近謀？吾聞君死社稷，臣當從之。今先君莊公，非為社稷而死，其從死者，皆其私昵。嬰雖不才，何敢廁身寵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國家之難，能則圖之，不能則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貪位也，使人人盡去，國事何賴？況君父之變，何國無之？子謂楚國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齊莊公曾因私通大臣之妻而被仇殺，晏嬰在這次回答中以社稷重於君身為思想前提，他首先指出莊公非為社稷而死，不存在孝節死義的問題；然後表明自己當時留朝不去正是為國家的利益考慮，不存在貪位的問題。楚國當時在位的靈王熊虔是通過謀殺前王上台的，晏嬰最後一句反問，暗指楚熊虔弑君，眾官員反將其戴之為王，無免了對方對自己論辯前提的攻擊，終使公孫瑕無言可答。
一位名叫鄭丹的官員繼續追問晏嬰說：齊國起先崔杼等人謀殺莊公，其後又有四族相並，兩次內亂中你騎牆觀望，並未出奇劃策，盡心報國，剛才說你“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這不是太誇大其詞了嗎？鄭丹的問題是對前一問題的糾纏，但沒有多少敵視態度。晏嬰笑著答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杼之盟，嬰獨不與；四族之難，嬰在君所。宜剛宜柔，相機而動。至於保全君國，此豈旁觀者所得而窺哉？”崔杼殺掉莊公時，曾逼朝臣發誓道：“諸君有不與崔杼同心者，上蒼不容！”群臣從而發誓，輪到晏嬰時，他發誓說：“諸君能忠於君，利於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上蒼不容！”（第六十五回）崔杼當時不答應，一位大臣解勸說：“崔君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杼方才同意。晏嬰說自己未參與崔杼之盟，四族相並時在君主身邊聽命，這是講明事實真相，澄清所謂騎牆觀望的說法；晏嬰接著重新表明了自己相機剛柔的策略原則；
最後指出，這類事情不是旁觀者所能完全了解的，客氣地杜絕了鄭丹的糾纏。
楚太宰蒍啟疆在晏嬰的儉樸服飾上做文章說：“大丈夫身仕明主，貴為相國，固當美服飾，盛車馬，以彰君之寵賜，奈何敝裘羸馬，出使外邦，豈不足於祿食耶？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禮，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這是對晏嬰儉樸作風的嘲諷。晏嬰撫掌大笑道：“足下之見，何其淺也！晏嬰居相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於妻族，亦無凍餒。草莽之士，待嬰而舉火者，七十餘家。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寵賜，不亦大乎？”晏嬰在這次回答中抓住提問者所謂彰君寵賜的觀點大做文章，他承認自己小範圍的節儉，但擺出了由此導致的大範圍富足的事實，進而認為大範圍的富足是對一位名叫囊瓦的官員指著晏嬰大笑道：“吾聞成湯（商開國君主）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秦穆公手下大夫）力敵萬夫，而為名將。古之明君達士，皆由狀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代。今子身不滿五尺，力不勝一雞，徒事口舌，自以為能，寧不可恥！”晏嬰身材矮小，囊瓦以此對他進行公開的人身侮辱。
晏嬰微微而笑，對答說：“吾聞稱錘雖小，能壓千斤；舟槳空長，終為水役。僑如身長而戮於魯，南宮萬絕力而戮於宋，足下身長力大，得無近之？嬰自知無能，但有問則對，又何敢自稱其口舌耶？”
（第六十九回）囊瓦在人的體態上做文章，晏嬰在回答中把體態與作用分割開來，突出強調人的作用方麵。他首先從一般的意義上說明了體態與作用不等量的觀點，繼而用春秋初期的人物作例證，表明有體力者未必有好的下場，反駁了囊瓦的立論前提。晏嬰還把自己的例證用之於對提問者本人的比附，無情地奚落了對方。他在舌戰中取勝後，又表明了自己有問則答的自謙精神，既反駁了囊瓦所謂“徒事口舌”的誣蔑，又反襯出對方不自量力的高傲可笑。晏嬰在這次回答前微微而笑，有意顯示自己對體態問題的極不經意，也是對自己麵臨人身侮辱時憤怒心情的掩飾，顯示了他的思想容量。
晏嬰在一場唇槍舌劍中逐一戰勝了楚國官員，為後世的舌戰開創了一個成功的先例。晏嬰的論辯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每次對答都能找到一個恰當的立論點，將其作為論辯的思想前提貫穿始終。如主觀機變與客觀時務相適應的思想；社稷重於君身的思想；大彰君寵的思想；注重人的作用的思想等。這些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比問題本身更為廣大，又包含了問題本身，這就為問題的論辯提供了充足的依據。第二，晏嬰在論辯中總要不時地暗暗強調自己與對方不同的價值選擇，以避免對方對自己思想前提的的方麵，維護了自己的思想前提，避免了對方的過多糾纏，使論辯無懈可擊。第三，在回答了對方的提問式責難後，晏嬰總要伺機向對方進行或輕或重的反擊，在舌戰中把被動的應付轉為主動的發難，如他相繼拉出楚國受侮、拉出子文、暗襯楚靈王弑君、比附囊瓦身長力大等等，對論辯對手進行奚落，削減其氣焰，他能在進攻狀態中顯露自己的鋒芒。第四，晏嬰在論辯中輔以必要的動作，以加強言辭的含量。他的動作多在麵部，而麵部動作多是笑，笑是外交場合可以選擇的主要麵部動作，他的笑形式多、含義深，加強了論辯的力量。除上述特點外，晏嬰在論辯中還能掌握對答火候，強弱得宜；他言辭簡練、思想明確、論證充分。三國時的諸葛亮去吳國舌戰群儒，就是對晏嬰上述論辯形式與特點的繼承和發揚。
外事場合不失從容的機智
晏嬰在外交場合非常重視國家的榮譽，二桃殺三士後，魯昭公當場深表惋惜，他見晏嬰不以為意，便問：“上國如此勇將，還有幾人？”晏嬰回答說：“籌策廟堂，威加萬裏，負將相之才者數十人；若血氣之勇，不過備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為齊輕重哉！”（第七十一回）他故意張大其辭，企圖保存齊國一時體麵。
晏嬰出使楚國，楚靈王對群臣講：“晏平仲身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當今海內諸國，唯楚最盛，寡人欲恥辱晏嬰，以張楚國之威。”（第六十九回）於是作下安排等候。晏嬰駕車行至楚國城下了見城門關閉，便使人前去喊問，守門者手指大門旁新鑿的小洞說：“大夫出入此竇，寬然有餘，何用啟門？”晏嬰回答說：此狗門，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人國者，還須從人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考慮，以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為前提的推理有兩個規則，其一是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後件；其二是肯定後件就要肯定前件。晏嬰在提出具體判斷後，立刻對其前件作了否定，表明自己是出使人國而非出使狗國，因而就必然地否定了後件，得出不該從狗門入的結論，這是對第一條規則的正確運用。反過來講，如果楚王一定要逼晏嬰從小洞入城，這實際上就是肯定了上述判斷的後件，按照推理的第二條規則，結論必然會肯定前件，即肯定了晏嬰出使狗國。楚王不願自受其辱，隻好請晏嬰從大門入城。
晏嬰入朝見到楚王，楚王立刻問道：“齊國固無人耶？何為使小人來聘吾國？”這是對晏嬰人格和國格的雙重侮辱，晏嬰回答說：“敝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嬰借口齊國的派使常規，又提出了兩個並列的充分條件假言判斷，其中一個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國，按照形式邏輯的有關規則，以這種判斷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後件。楚王既然認為晏嬰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國為小人國的結論，隻不過晏嬰把這一結論以暗含的形式婉轉地表達了出來，為楚王保全了麵子。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條規則是否定後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國是小人國，就必然要否認晏嬰為小人。晏嬰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個判斷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國。這一判斷與前一判斷互相並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樣的結論。
晏嬰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縛一囚從殿下穿過，武士告訴楚王，這個囚犯是一名齊國人，犯了盜竊罪。楚王向晏嬰問道：“齊人慣為盜耶？”看來，這是有意安排來侮辱齊國。適逢座間食橘，晏嬰回答說：臣聞枳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枳相變的事實，論證了物性隨水土變化的思想，他將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國生盜的結論。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類比推理：橘移淮北變為枳。同樣地，齊人至楚變為盜，兩個現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嬰的回答使楚王默然無言。
楚王賜給晏嬰一枚合歡橘，晏嬰連皮一齊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齊人豈未嚐橘耶，何為不剖？”他抓住機會嘲笑晏嬰，晏嬰回答說：“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大王未嚐諭剖，敢不全食？”晏嬰的行為與對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發問，結果帶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對尷尬局麵的機靈應付。另一種可能是，他要故意誘使楚王嘲笑，然後以“橘柑不剖”的禮儀言辭，表明齊人思想觀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慚。無論屬於哪一種可能，都表明了晏嬰的機敏智慧。
對付楚王的侮辱，晏嬰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他善於提出一種既定的前提，作為自己回答的依據。如物隨水土的思想和受賜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問題上，晏嬰把自己一方的兩種行為和楚國的兩種狀況分別聯係起來，以此為既定前提，供楚王選擇，他抓住楚王要維護國體的思想，逼使楚王放棄對齊方的侮辱。晏嬰的回答還包含了自發的嚴密邏輯。
忠於公室，求“和”不求“同。”
當時齊國和晉、魯等國一樣，私族勢力已開始抬頭，晏嬰在政治立場上是忠於公室的，齊臣崔杼謀殺齊莊公後，群臣皆閉門待信，不敢出麵，晏嬰至莊公屍前放聲大哭，礙於晏嬰賢名，崔杼未助，晏嬰一概拒絕，對使者說：“晏惟君命是從，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後他入宮去齊景公身邊，協助製定平亂對策。齊邦三傑死後，他向景公推薦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為齊國擊敗晉、燕軍隊，成為一時名將，威震諸侯。
晏嬰反對私族勢力，為國謀籌，忠於公室，但他並不是拘守孝忠於某一君主，而是對國家忠誠。他在與楚士的辯論中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這一立場，並認為自己是“守大節者，不拘小諒”。這是晏嬰在政治上的靈活變通之處，正因為這一原因，他在齊國曆經幾次政治反複而顯要始終。
晏嬰對某一君主不盲目認同和盡忠，有他認識上的原因。齊國當時有一個名叫梁丘據的大夫，善於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獵場休息，齊景公對晏嬰說，他與梁丘據的關係和諧，並表示非常滿意，晏嬰不同意地說：您和梁丘據的關係是“同”，而不是“和”，和與同是不一樣的。他以調羹為例說，隻有各種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樣，政治上君臣相互間都要互相商討，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則，水和水弄在一起，還有什麽味道呢？
隻撥動一根琴弦，還有什麽曲調呢？像梁丘據那樣，君主說什麽他就說什麽，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參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在這裏把西周末年的史伯關於“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的觀點加以引申發揮，既是對景公錯誤認識的糾正，又是對自己政治原則的剖白。晏嬰曾經拒絕景公為他新納妻妾說：“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歎說：“卿不背其妻，況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堅信晏嬰之忠，益加重用。晏嬰不曾認同和拘忠於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誠，這正是晏嬰忠君的特點所在和高明之處。
留了衛獻公，晏嬰聽到這一消息後對齊景公講：“晉侯為孫林父而執衛侯，國之強臣，皆將得誌矣。”他勸景公入晉為衛君說情。見晉國沒有答應，晏嬰對晉臣講：“晉為諸侯之長，今為臣而執君，為君者不亦難乎？”（第六十六回）他認為晉臣若不勸諫，就等於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後來魯國發生了以臣反君的內亂，君臣雙方都向齊國求救，齊景公召晏嬰商議對策，晏嬰當即表示：“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第七十八回）堅決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嬰從維護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場出發，主張按傳統的禮儀製度辦事，以保持舊的統治秩序。
傳統禮儀製度及其觀念是一個完整的係統，在總體上代表了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晏嬰因而在各個方麵都注意給予遵守。崔杼死後不久，齊國宣布其為叛臣，並挖出了其墓柩，發現了男女二屍，齊景公準備一並陳於市中供人唾罵，晏嬰勸阻說：“戮及婦人，非禮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齊景公帶著酒具，驅車往晏嬰之家，對他說：“相國有政務煩勞，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樂，願與相國共享。”晏嬰回答說：“夫安國家、定諸侯，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也。”（第七十一回）婉辭拒絕。晏嬰主張不要追求一時的痛快，事事按相應的禮儀規範去辦，這是他從政和處事的一大特色。因為這一特點，他與魯國的孔丘意氣相投，深有交往。
晏嬰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動家，他才智機敏、思維靈活、厚民愛國、長於論辯，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內政和外交上創造了獨特的風格和經驗，對後世的人們有極大的啟迪意義。
隱喻諫主
晏嬰為相國時，將省刑薄斂確定為施政的基本方針，他常常以此勸導景公說：“省刑罰，則民不怨；薄賦斂，則民知恩。”他讓景公效法古代的先王，對民“春則省耕，補其不足；夏則省斂，助其不給”（第七十一回）。但景公多是有保留地采納。晏嬰於是注意在具體事情上勸諫景公。有一次，景公準備為晏嬰調換一個好的住所，晏嬰極力推辭，並說他現在的住所接近市場，早晚買東西也方便。景公笑著問他：你接近市場，那麽知道市麵上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呢？當時齊國刑罰較重，動不動就以刖刑砍掉人的腳，於是市麵上出售稱作“踴”的假腳，適逢景公問市麵的物價情況，晏嬰因而回答說：“踴貴而屨賤。”景公聽到假腳貴而鞋子賤的情況，愀然變色，於是下令省減刖刑（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景公喜好一種射鳥遊戲，他讓一個名叫燭鄒的人專門為自己養了一隻鳥，後來鳥飛跑了，景公非常生氣，叫來人要殺掉燭鄒，晏嬰急忙對景公說：“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景公答應後，晏嬰當麵曆數了燭鄒的三大罪狀，說：“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宣布完燭鄒的罪狀後，請景公殺之，景公人的不義行為，而且會在天下造成重鳥輕士的壞名聲，他把這種勸諫換個角度提出，表麵上是支持景公殺人，實際上隱含了對景公的深刻批評。
清朝道光帝對晏嬰以仁愛精神進諫君主的行為給予了很好的評價，曾作《五賢詠·晏子》之詩：忠信立國基，晏嬰曾進諫。
一言省繁刑，聽采及謠諺。
舊宅承先人，近市識屨賤。
為政本諸仁，民情大可見。
晏嬰對君主勸諫的機智性一是在於他能巧妙地利用機會，不以專門勸諫者的身份出現，避免造成思想對立；二是他能換個角度提出勸諫內容，在另外的事情上做文章，其中的隱義由君主自己悟出，既避免了與君主的直接對立，又使君主在自我啟發中更好地認識錯誤，同時還免除了君主心理上對以君服臣的麵子顧慮，便於他改變主意。三是晏嬰的勸諫能抓住君主的直接利害，含義深刻、言簡義明，便於君主理解和省悟。
二桃殺三士
當時齊國朝中有三個人物，自號“齊邦三傑”，他們是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身長一丈，力舉千鈞，隨景公狩獵時徒手打死了一隻咆哮奔向景公的猛虎，救了景公性命。田開疆曾率師伐徐，斬其大將，一戰獲甲士五百餘人，懼服了東方諸侯。古冶子隨景公赴晉，載渡黃河時，有一大鱉卷動波濤，張開巨口，將景公喜愛的左驂之馬銜咬而去，古冶子解衣拔劍，躍入水中，淩波踢葛，晏嬰擔心他們日後成為國家禍患，深為憂慮，想除掉他們，一直又找不到機會。
有一天，魯昭公來齊，景公設宴相待，魯國大臣叔孫婼與晏嬰各隨其君在座，三傑仗劍立於階下。酒席間，晏嬰提議說：“園中金桃已熟，可命薦新，為兩君壽。”（第七十一回）
景公同意後，晏嬰又說：“金桃難得之物，臣當親往監摘。”乃領鑰匙去園中摘桃。原來在齊景公執政前，一位東海人向齊國獻來特種桃核，名叫“萬壽金桃”，又名“蟠桃”，三十多年花而不實，這年正好結了幾枚，色紅體大，香氣撲鼻，齊國君臣把它當作珍異之果，用以招待魯昭公。少頃，晏嬰盤托桃子而來，說：“尚有三四枚未熟，所以隻摘得六枚。”經過一番禮讓推辭，二君二臣分次各食一枚，晏嬰對景公說：“盤中尚有二桃，主公可傳令諸臣中，言其功深勞重者，當食此桃，以彰其賢。”景公遂下令讓階下諸臣自奏功勞，由相國晏嬰評功賜桃。公孫捷首先挺身表奏他的誅虎之功，晏嬰表示說：“擎天保駕，功莫大焉！可賜酒一爵，食桃一枚。”繼而古冶子奮然出列，表奏他的斬鱉之功，晏嬰亦為他進酒賜桃。田開疆其後表奏他的伐徐之功，晏嬰回答說：“開疆之功，比於二將，更自十倍，怎奈無桃可賜，賜酒一杯，以待來年。”景公亦勸道：“卿公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目立於朝廷之上耶？”言罷，揮劍自刎而死。公孫捷見狀大驚道：“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讓，非廉也；視人之死而不能從，非勇也。”言罷亦自刎。古冶子大呼道：“吾三人義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獨苟活，於心何安？”也自刎而死。魯昭公見齊邦三傑頃刻盡亡，感歎不已，齊景公亦有不悅之色，晏嬰從容說道：“此皆吾國一勇之夫，雖有微勞，何足掛齒！”
（第七十一回）
二桃殺三士是晏嬰精心策劃的一起陰謀。晏嬰怕三傑與田氏勢力相聯合，加深齊國的內部危機，又鑒於三人經常無禮於朝廷，因而伺機除掉他們，他去園中不多不少，正好摘取六枚桃子，已經隱含了殺機。他看透了三人挾功而傲，又有血氣之勇的特點，在剩下兩桃後故意誘使三人奏功，故意造成桃少人多的矛盾，引發三人相爭奪。另外，三人奏功後他對各人均有嘉評，而對無桃可授的第三人尤其給予更高的評價，故意造成功大酬小的印象，以此刺激第三人，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於是導致三人自殺，達到了晏嬰期望的結果。
晏嬰的這一策劃中有兩個應說明的問題，一個問題是，剩下兩桃時他讓階下諸臣申功請酬，諸臣眾多，如何能達到使三傑相爭的局麵？其實，晏嬰的考慮是：諸臣眾多，其他人功小性謙，不會出麵爭桃，三傑恃功高傲，隻有他們會出來相爭；而且，他們三人同在君前用命，自謂不相上下，隻要有二人出來請賞，所餘那人必不願埋沒自己的功勞，也一定會出班爭賞。晏嬰分析到，雖讓諸臣奏功，最終出麵的必是三傑，既不會是其他人物，也不會在人數上減少。以諸臣奏功相號召，不影響三傑相爭局麵的形成，又避免了引誘三傑相爭的嫌疑。陰施殺機而不使其察覺，正是晏嬰的高明之處。第二個問題是，三傑爭二桃的局麵形成後，就一定嬰事先將食桃與彰功表賢聯係起來，使三傑不得不爭，事態的發展與結局如何，可能晏嬰也未料及，但這是偶然的，不足計較，而他們間矛盾的引發和暴露，則是必然的，晏嬰的目的正在於此，隻不過現實結局來得出乎意料地理想罷了。
二桃殺三士體現了晏嬰謀事的機智和精深。這一特點深得三國時代諸葛亮的佩服，《三國誌·諸葛亮傳》上載：“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梁父吟》相傳為諸葛亮所作曲辭，其中有：“一朝中陰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者，相國齊晏子。”（見第七十一回）正詠此事。
舌戰群儒
晏嬰有次出使楚國，在朝門外遇到了十餘位楚國官員，個個峨冠博帶，氣度不凡，晏嬰與他們逐一問候，施禮相見，在等候入朝的間隙，與他們進行了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
一位名叫鬥成然的郊尹問晏嬰說：齊國也算兵強財足，為何自齊桓公稱霸後，一蹶不振，朝晉暮楚？“夫以齊侯之賢，豈下桓公；平仲之賢，不讓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經綸，丕振舊業，以光先人之緒，而服事大國，自比臣仆，誠愚所不解也。”（第六十九回）這位郊尹一開始就提出了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晏嬰揚聲回答說：夫識時務者為俊傑，通機變者為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相迭而起，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使然。楚莊王為霸之後，子孫每受晉、吳之侮，豈獨齊哉？寡君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今日交聘，乃鄰國往來之禮，載在王製，何為臣仆？爾祖子文，為楚名臣，識時通變，倘子非其嫡裔時務相適應的思想，他首先通過氣運變化說明國家盛衰變化的必然性；然後表明齊國待時而舉的機變策略；最後又把這位郊尹的先祖子文說成通變人物，為齊國的策略作辯護。晏嬰中間拉出楚國受侮之事，末尾對提問者本人重重一點，把被動地答問轉化為主動地發難，使鬥成然滿麵羞慚，縮頸而退。
一位名叫公孫瑕的上大夫發問道：閣下自謂識時通變之士，在奸臣謀刺齊莊公的那次內亂中，貴國許多忠臣效節死義，“子乃齊之世家，上不能討賊，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戀戀於名位耶？”這是對晏嬰本人的公開非難。晏嬰對答道：“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顧近謀？吾聞君死社稷，臣當從之。今先君莊公，非為社稷而死，其從死者，皆其私昵。嬰雖不才，何敢廁身寵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國家之難，能則圖之，不能則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貪位也，使人人盡去，國事何賴？況君父之變，何國無之？子謂楚國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齊莊公曾因私通大臣之妻而被仇殺，晏嬰在這次回答中以社稷重於君身為思想前提，他首先指出莊公非為社稷而死，不存在孝節死義的問題；然後表明自己當時留朝不去正是為國家的利益考慮，不存在貪位的問題。楚國當時在位的靈王熊虔是通過謀殺前王上台的，晏嬰最後一句反問，暗指楚熊虔弑君，眾官員反將其戴之為王，無免了對方對自己論辯前提的攻擊，終使公孫瑕無言可答。
一位名叫鄭丹的官員繼續追問晏嬰說：齊國起先崔杼等人謀殺莊公，其後又有四族相並，兩次內亂中你騎牆觀望，並未出奇劃策，盡心報國，剛才說你“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這不是太誇大其詞了嗎？鄭丹的問題是對前一問題的糾纏，但沒有多少敵視態度。晏嬰笑著答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杼之盟，嬰獨不與；四族之難，嬰在君所。宜剛宜柔，相機而動。至於保全君國，此豈旁觀者所得而窺哉？”崔杼殺掉莊公時，曾逼朝臣發誓道：“諸君有不與崔杼同心者，上蒼不容！”群臣從而發誓，輪到晏嬰時，他發誓說：“諸君能忠於君，利於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上蒼不容！”（第六十五回）崔杼當時不答應，一位大臣解勸說：“崔君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杼方才同意。晏嬰說自己未參與崔杼之盟，四族相並時在君主身邊聽命，這是講明事實真相，澄清所謂騎牆觀望的說法；晏嬰接著重新表明了自己相機剛柔的策略原則；
最後指出，這類事情不是旁觀者所能完全了解的，客氣地杜絕了鄭丹的糾纏。
楚太宰蒍啟疆在晏嬰的儉樸服飾上做文章說：“大丈夫身仕明主，貴為相國，固當美服飾，盛車馬，以彰君之寵賜，奈何敝裘羸馬，出使外邦，豈不足於祿食耶？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禮，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這是對晏嬰儉樸作風的嘲諷。晏嬰撫掌大笑道：“足下之見，何其淺也！晏嬰居相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於妻族，亦無凍餒。草莽之士，待嬰而舉火者，七十餘家。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寵賜，不亦大乎？”晏嬰在這次回答中抓住提問者所謂彰君寵賜的觀點大做文章，他承認自己小範圍的節儉，但擺出了由此導致的大範圍富足的事實，進而認為大範圍的富足是對一位名叫囊瓦的官員指著晏嬰大笑道：“吾聞成湯（商開國君主）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秦穆公手下大夫）力敵萬夫，而為名將。古之明君達士，皆由狀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代。今子身不滿五尺，力不勝一雞，徒事口舌，自以為能，寧不可恥！”晏嬰身材矮小，囊瓦以此對他進行公開的人身侮辱。
晏嬰微微而笑，對答說：“吾聞稱錘雖小，能壓千斤；舟槳空長，終為水役。僑如身長而戮於魯，南宮萬絕力而戮於宋，足下身長力大，得無近之？嬰自知無能，但有問則對，又何敢自稱其口舌耶？”
（第六十九回）囊瓦在人的體態上做文章，晏嬰在回答中把體態與作用分割開來，突出強調人的作用方麵。他首先從一般的意義上說明了體態與作用不等量的觀點，繼而用春秋初期的人物作例證，表明有體力者未必有好的下場，反駁了囊瓦的立論前提。晏嬰還把自己的例證用之於對提問者本人的比附，無情地奚落了對方。他在舌戰中取勝後，又表明了自己有問則答的自謙精神，既反駁了囊瓦所謂“徒事口舌”的誣蔑，又反襯出對方不自量力的高傲可笑。晏嬰在這次回答前微微而笑，有意顯示自己對體態問題的極不經意，也是對自己麵臨人身侮辱時憤怒心情的掩飾，顯示了他的思想容量。
晏嬰在一場唇槍舌劍中逐一戰勝了楚國官員，為後世的舌戰開創了一個成功的先例。晏嬰的論辯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每次對答都能找到一個恰當的立論點，將其作為論辯的思想前提貫穿始終。如主觀機變與客觀時務相適應的思想；社稷重於君身的思想；大彰君寵的思想；注重人的作用的思想等。這些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比問題本身更為廣大，又包含了問題本身，這就為問題的論辯提供了充足的依據。第二，晏嬰在論辯中總要不時地暗暗強調自己與對方不同的價值選擇，以避免對方對自己思想前提的的方麵，維護了自己的思想前提，避免了對方的過多糾纏，使論辯無懈可擊。第三，在回答了對方的提問式責難後，晏嬰總要伺機向對方進行或輕或重的反擊，在舌戰中把被動的應付轉為主動的發難，如他相繼拉出楚國受侮、拉出子文、暗襯楚靈王弑君、比附囊瓦身長力大等等，對論辯對手進行奚落，削減其氣焰，他能在進攻狀態中顯露自己的鋒芒。第四，晏嬰在論辯中輔以必要的動作，以加強言辭的含量。他的動作多在麵部，而麵部動作多是笑，笑是外交場合可以選擇的主要麵部動作，他的笑形式多、含義深，加強了論辯的力量。除上述特點外，晏嬰在論辯中還能掌握對答火候，強弱得宜；他言辭簡練、思想明確、論證充分。三國時的諸葛亮去吳國舌戰群儒，就是對晏嬰上述論辯形式與特點的繼承和發揚。
外事場合不失從容的機智
晏嬰在外交場合非常重視國家的榮譽，二桃殺三士後，魯昭公當場深表惋惜，他見晏嬰不以為意，便問：“上國如此勇將，還有幾人？”晏嬰回答說：“籌策廟堂，威加萬裏，負將相之才者數十人；若血氣之勇，不過備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為齊輕重哉！”（第七十一回）他故意張大其辭，企圖保存齊國一時體麵。
晏嬰出使楚國，楚靈王對群臣講：“晏平仲身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當今海內諸國，唯楚最盛，寡人欲恥辱晏嬰，以張楚國之威。”（第六十九回）於是作下安排等候。晏嬰駕車行至楚國城下了見城門關閉，便使人前去喊問，守門者手指大門旁新鑿的小洞說：“大夫出入此竇，寬然有餘，何用啟門？”晏嬰回答說：此狗門，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人國者，還須從人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考慮，以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為前提的推理有兩個規則，其一是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後件；其二是肯定後件就要肯定前件。晏嬰在提出具體判斷後，立刻對其前件作了否定，表明自己是出使人國而非出使狗國，因而就必然地否定了後件，得出不該從狗門入的結論，這是對第一條規則的正確運用。反過來講，如果楚王一定要逼晏嬰從小洞入城，這實際上就是肯定了上述判斷的後件，按照推理的第二條規則，結論必然會肯定前件，即肯定了晏嬰出使狗國。楚王不願自受其辱，隻好請晏嬰從大門入城。
晏嬰入朝見到楚王，楚王立刻問道：“齊國固無人耶？何為使小人來聘吾國？”這是對晏嬰人格和國格的雙重侮辱，晏嬰回答說：“敝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嬰借口齊國的派使常規，又提出了兩個並列的充分條件假言判斷，其中一個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國，按照形式邏輯的有關規則，以這種判斷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後件。楚王既然認為晏嬰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國為小人國的結論，隻不過晏嬰把這一結論以暗含的形式婉轉地表達了出來，為楚王保全了麵子。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條規則是否定後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國是小人國，就必然要否認晏嬰為小人。晏嬰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個判斷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國。這一判斷與前一判斷互相並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樣的結論。
晏嬰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縛一囚從殿下穿過，武士告訴楚王，這個囚犯是一名齊國人，犯了盜竊罪。楚王向晏嬰問道：“齊人慣為盜耶？”看來，這是有意安排來侮辱齊國。適逢座間食橘，晏嬰回答說：臣聞枳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枳相變的事實，論證了物性隨水土變化的思想，他將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國生盜的結論。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類比推理：橘移淮北變為枳。同樣地，齊人至楚變為盜，兩個現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嬰的回答使楚王默然無言。
楚王賜給晏嬰一枚合歡橘，晏嬰連皮一齊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齊人豈未嚐橘耶，何為不剖？”他抓住機會嘲笑晏嬰，晏嬰回答說：“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大王未嚐諭剖，敢不全食？”晏嬰的行為與對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發問，結果帶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對尷尬局麵的機靈應付。另一種可能是，他要故意誘使楚王嘲笑，然後以“橘柑不剖”的禮儀言辭，表明齊人思想觀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慚。無論屬於哪一種可能，都表明了晏嬰的機敏智慧。
對付楚王的侮辱，晏嬰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他善於提出一種既定的前提，作為自己回答的依據。如物隨水土的思想和受賜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問題上，晏嬰把自己一方的兩種行為和楚國的兩種狀況分別聯係起來，以此為既定前提，供楚王選擇，他抓住楚王要維護國體的思想，逼使楚王放棄對齊方的侮辱。晏嬰的回答還包含了自發的嚴密邏輯。
忠於公室，求“和”不求“同。”
當時齊國和晉、魯等國一樣，私族勢力已開始抬頭，晏嬰在政治立場上是忠於公室的，齊臣崔杼謀殺齊莊公後，群臣皆閉門待信，不敢出麵，晏嬰至莊公屍前放聲大哭，礙於晏嬰賢名，崔杼未助，晏嬰一概拒絕，對使者說：“晏惟君命是從，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後他入宮去齊景公身邊，協助製定平亂對策。齊邦三傑死後，他向景公推薦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為齊國擊敗晉、燕軍隊，成為一時名將，威震諸侯。
晏嬰反對私族勢力，為國謀籌，忠於公室，但他並不是拘守孝忠於某一君主，而是對國家忠誠。他在與楚士的辯論中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這一立場，並認為自己是“守大節者，不拘小諒”。這是晏嬰在政治上的靈活變通之處，正因為這一原因，他在齊國曆經幾次政治反複而顯要始終。
晏嬰對某一君主不盲目認同和盡忠，有他認識上的原因。齊國當時有一個名叫梁丘據的大夫，善於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獵場休息，齊景公對晏嬰說，他與梁丘據的關係和諧，並表示非常滿意，晏嬰不同意地說：您和梁丘據的關係是“同”，而不是“和”，和與同是不一樣的。他以調羹為例說，隻有各種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樣，政治上君臣相互間都要互相商討，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則，水和水弄在一起，還有什麽味道呢？
隻撥動一根琴弦，還有什麽曲調呢？像梁丘據那樣，君主說什麽他就說什麽，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參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在這裏把西周末年的史伯關於“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的觀點加以引申發揮，既是對景公錯誤認識的糾正，又是對自己政治原則的剖白。晏嬰曾經拒絕景公為他新納妻妾說：“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歎說：“卿不背其妻，況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堅信晏嬰之忠，益加重用。晏嬰不曾認同和拘忠於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誠，這正是晏嬰忠君的特點所在和高明之處。
留了衛獻公，晏嬰聽到這一消息後對齊景公講：“晉侯為孫林父而執衛侯，國之強臣，皆將得誌矣。”他勸景公入晉為衛君說情。見晉國沒有答應，晏嬰對晉臣講：“晉為諸侯之長，今為臣而執君，為君者不亦難乎？”（第六十六回）他認為晉臣若不勸諫，就等於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後來魯國發生了以臣反君的內亂，君臣雙方都向齊國求救，齊景公召晏嬰商議對策，晏嬰當即表示：“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第七十八回）堅決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嬰從維護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場出發，主張按傳統的禮儀製度辦事，以保持舊的統治秩序。
傳統禮儀製度及其觀念是一個完整的係統，在總體上代表了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晏嬰因而在各個方麵都注意給予遵守。崔杼死後不久，齊國宣布其為叛臣，並挖出了其墓柩，發現了男女二屍，齊景公準備一並陳於市中供人唾罵，晏嬰勸阻說：“戮及婦人，非禮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齊景公帶著酒具，驅車往晏嬰之家，對他說：“相國有政務煩勞，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樂，願與相國共享。”晏嬰回答說：“夫安國家、定諸侯，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也。”（第七十一回）婉辭拒絕。晏嬰主張不要追求一時的痛快，事事按相應的禮儀規範去辦，這是他從政和處事的一大特色。因為這一特點，他與魯國的孔丘意氣相投，深有交往。
晏嬰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動家，他才智機敏、思維靈活、厚民愛國、長於論辯，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內政和外交上創造了獨特的風格和經驗，對後世的人們有極大的啟迪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