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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寂寞荒原踽踽獨行者
孔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是春秋末期影響頗大的政治人物。
孔丘屬殷湯王之後裔，西周前期的周公將殷商遺民封於商丘一帶，使建宋國。孔丘的上六世祖孔父嘉在東周初期任宋國大司馬，掌管軍事，在與鄭莊公的較量中兵敗，太宰華督乘機發動政變，殺害了孔父嘉，其幼子木金父被家臣抱往魯國避難，居於魯國，遂以父字為氏，後世為孔姓。孔丘的父親叔梁紇曾為陬邑大夫，在隨軍攻取偪陽城時，曾雙手托起即將塌下的千斤懸門，救了多人性命，被稱為“有力如虎”（第六十回）的勇將。他的先妻施氏生有九女，未生男孩，其妾生下名叫孟皮的兒子，因腳病成為殘廢。叔梁紇晚年與顏氏最小的女兒徵在結婚，夫妻倆求子心切，為此同禱尼山（山東曲阜東南）之神。兒子出生後，叔梁紇說：“此兒秉尼山之靈。”故起名為丘，字仲尼。孔丘三歲時，叔梁紇死去，家境“貧且賤”，他由母親一手養孔丘三十歲後與上層人物的往來增多，開始闡發他的政治思想。
孔丘的政治活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五十五歲以前，他主要參與魯國政事，任過中都（今山東汶上西）宰、司空和大司寇，攝相事，實施他的政治主張；五十五歲至六十八歲，他率弟子周遊列國，宣傳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六十八歲至七十三歲謝世，他主要在魯國整理《詩》《書》等古代文獻，刪修《春秋》。孔丘死後，他的弟子將其言論編纂成《論語》一書。
人所共知，孔丘的思想極為豐富，形成儒家學說，延續數千年。這裏僅對其政治行為作一簡要分析，以顯示其從政特色之一斑，對其他問題概不涉及。
博聞強識
夏商周三代積累的典籍在春秋後期已非常豐富，孔丘對這些典籍有廣泛的涉獵，以博學之名聞於當世。有一次，他在魯國季斯家中作客，家人向季斯報告說：“穿井得土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季斯想試試孔丘的學識，故意問他說：“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丘回答說：“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季斯驚問其故，孔丘說：“某聞山之怪曰夔魍，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為羊必矣。”
（第七十八回）楚昭王在受吳國闔閭、伍員之劫難後返國，行至大江，忽見水麵一物，其大如鬥，色澤正紅，使人撈起，遍問群臣，沒有人能認識，拔刀砍開，內有像瓜一樣的瓤，嚐了一下，異常甘甜，乃分賜身邊的人說：“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第七十七回）後來聽說魯國孔丘非常博學，遂派人前來致禮相問，孔丘對使者講：“此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問此果是否可經常得到，孔丘回答說：“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第七十八回）不久，齊國境內忽然飛來一隻大鳥，長約三尺，黑身白頸，獨足長喙，舞於田間，之後飛騰向北而去。魯國季斯聞有此鳥，遂問孔丘，孔丘回答說：“此鳥名曰‘商羊’，生於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為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為之備。”（第七十八回）季斯使當地百姓修堤蓋屋。
不到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濫，魯國有備無患。這事傳到齊國，齊人對孔丘益加迷信，大家都呼他為“聖人”，孔丘的博學之名遂傳遍天下。
孔丘精通古典，知識淵博，確是同時代的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後來在政治舞台上連連受挫後，他曾感歎說：“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見《史記·孔子世家》）於是轉而研究和整理古籍，這方麵他的發言權最大，因而成就也最高。
春秋時代，人們對許多怪異現象習慣於用迷信觀點去解釋，往往將其看成是上天為社會人事現象所安排的預兆，孔丘以古籍中的記載為依據，能將其給予較合理的解釋，排斥了天命迷信觀念，這一精神被貫穿於他的整個思想中，使得他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具有輕鬼神、重人事的特點。
孔丘精通古籍，熟知曆史，因而論證事情常以古事為鑒。他國提出墮三城的建議時論證說：“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第七十八回）孔丘注重人事，但他由於熟知古史而特別看重古代，這是此位博學者的知識結構所導致的一種思維習慣。他晚年筆削《春秋》，借對曆史典籍的整理來闡發和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些特點和手法影響到後世的儒家學子，導致他們厚古薄今、缺乏思想創見的消極麵。
好古守禮
孔丘的政治實踐主要是在魯國，當時魯國的政治形勢特別複雜。名義上魯定公執政，但實際是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三位大夫掌權，這三家早年已“三分公室”，將國家軍隊和提供賦役的鄉邑瓜分占有，後來又按股“四分公室”，三家鼎立，各用家臣為政，魯定公徒有虛名。三家屬季孫斯勢力最強，然而季斯所用的家臣公山不狃與陽虎又逐漸竊奪了季氏之權，淩肆其主，季斯無可奈何。私分公室和陪臣專權的現象使魯國政局錯綜複雜，非常混亂。孔丘恰在這個時候因為治理中都有方，被推薦任魯國司空、司寇之職，參與政事。
孔丘帶著好古的眼光來認識社會，他認為，夏商周三代，特別是西周社會，具有完備的禮儀製度，規定了每層人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人人循禮而行，於是社會安定、上下相得，而春秋以來社會秩序紊亂，關鍵在於人們丟棄了禮儀製度，導致禮崩樂壞，以下犯上。孔丘由此認為，對社會進行治理和整頓的要害在於恢複周禮。他要人們“克己複禮”“非禮勿動”，要對人們“齊之以禮”（均見《論語》），實際上表達了他治理社會的方針。正是在這個意義他認為這是絕不能容忍的重大問題，盡管這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問題，但孔丘要維護整個禮製係統的神聖性，因而不能容忍對這一神聖係統的絲毫褻瀆。孔丘並且認為，對禮製的恢複應該由上層人物帶頭做起，季斯有次向他請教從政，他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均見《論語》）根據這些想法，他在參政後部署了恢複禮製、治理社會的實施方案，具體提出了“墮三城”的措施。
三位執政大夫各有自己的宗邑，季氏的宗邑是費城，公山不狃為宰；孟氏的宗邑是成，公斂陽為宰；叔氏的宗邑是郈，公若貌為宰。按照禮製規定，大夫的宗邑規模應限製在一定範圍內，絕不能等同於諸侯國的都城規模，但這三家大夫過去自己增築城垣，其規模與都城曲阜一般。後來公山不狃居費城欲叛季斯，季斯向孔丘問製服辦法，孔丘說：“欲製之，先明禮製。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憑以為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第七十八回）季斯將孔丘的話轉告給其他二位大夫，他們都表示同意，後來，他們聯合公室，與叛臣爭戰取勝，先後將郈城和費城墮之三尺，恢複原初規模。孟孫無忌欲墮自己的宗邑成城，但成宰公斂陽借口防禦齊國而拒絕，這次墮城行動就這樣半途而廢。
孔丘將複禮作為一種治國之道或治國的戰略，他希望用禮製來規範人們的行動，並希望上層人物能率先執行，上行下效，達到上下相安、天下大治的效果。從這種願望出發，他將執政是否守禮看成是其國是否可治的重要方麵，也看作自己是否可與共事的先決條件。孔丘治理魯國，短期內的收效還是巨大的，他從民俗民風抓起，雖未能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但還使魯國的麵貌發生了起色。齊國聽說魯國得治，非常恐懼，為敗亂其事，選了八十名國猶可為也。（第七十九回）他要在不久將到的郊祭活動中觀察魯定公的守禮狀況，以此決定自己的去留。按禮製，定公應在郊祭之後將用過的胙肉分送於眾，但孔丘至那天晚上也未等到應該頒送的胙肉，於是破滅了對魯定公抱有的最後一點希望，他淒然長歎：“吾道不行，命也夫！”懷著滿腔的惆悵領弟子們離開了魯國，結束了他的從政活動。孔丘後來在衛國又碰到了一次從政的機會，衛出公欲任他以國政，但因衛出公曾與他自己的父親發生過爭國之鬥，孔丘惡其違禮，拒絕出仕衛國。
當時的大夫和陪臣代表著正在成長起來的一種新興勢力，他們在政治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根源，因而成了一種必然性的社會趨勢。孔丘用好古的眼光看待現實社會，企圖通過複禮來扼製新興勢力的發展。用舊的名分來匡正社會現實，這種以名正實的方法忽視了社會變化的客觀必然性，也許會有一些暫時的表麵收獲，但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傳統的禮儀製度曾是統治階層為整個社會製定的行為規範，旨在維護上層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孔丘要通過恢複禮製來治理混亂的社會，不管他的動機如何，總是不自覺地站在了上層統治階層的立場上，在他七十一歲那年，齊國發生了謀殺齊簡公的政變，這是嚴重違背禮製原則的重大事件，他前去朝見魯哀公，請求出兵討伐所謂“亂臣賊子”。在具體的曆史背景下和具體的政治事件上，孔丘守禮的治國方針體現了他鮮明的政治立場。他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及其相適應的倫理思想被後世的曆代統治者所看重和利用，是有其必然性的。
孔丘由博學到通古，再到好古守禮，淵博的學識反而導致了政治方針的失誤，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教訓。
智勇雙全
孔丘在短短的從政期間遇到過幾個反對派人物，他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對付。季斯的家臣陽虎圖謀叛亂，想拉攏孔丘協助他，又不好出麵延請，就派人暗示孔丘來見，見孔丘未來，他又向孔丘饋送一蒸豚，按照禮儀要求，受饋者是必須回謝的，孔丘對人講，“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第七十八回）於是讓學生暗中觀察，等到陽虎一次外出離家時前往拜謝，他既要遵守禮的要求，又要避開陽虎，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
當時魯國有一個名叫少正卯的人，他博聞強記，能言善辯，被人們稱為“聞人”。少正卯兩麵三刀，見到三家大夫就稱頌他們的佐君匡國之功，見到陪臣又假托強公室抑私族，讓他們挾魯君以令三家大夫。孔丘升任大司寇，專管刑罰，提出了墮三城的計劃後，少正卯暗中支持三城之宰反叛，並教給成宰公斂陽拒絕墮城的言辭。孔丘攝行相事，每每提出主張，少正卯總要惑亂其詞，孔丘私下對魯定公講：“魯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罰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次日，召集群臣商議成城是否可墮，少正卯為了當麵迎合孔丘之意，又提出墮城的六條好處，其中二條是說：“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孔丘表示說：“卯誤矣！公斂陽忠於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變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第七十八回）他以司寇的身份堅持誅殺了少正卯。自此以後，孔丘的思想得以在魯國廣泛傳播。孔丘與少正卯的對立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政治立場不同，孔丘為公室計，少正卯為陪臣計；二是觀念不同，孔丘要維護舊禮，少正卯要背禮而行；三是方法不同，孔丘比較旗幟鮮明，少正卯則陽奉陰違。少正卯在公開場合對孔丘說了假話，孔丘故意以請魯定公前往夾穀會盟，以通兩國之好，魯國派孔丘主相禮之事，孔丘臨行前對定公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宋襄公會盂之事可鑒也。”定公乃令大夫申句須和樂頎為左右司馬，率軍隨行。齊國是晏嬰為相禮，景公的寵臣黎彌背著晏嬰，準備在次日會盟上劫持魯君。次日行禮之後；齊人借口要奏四方之樂，許多人持械上前，呼哨而至，孔丘見狀，立即奔至齊景公之前，向階下怒斥說：“吾兩君為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狄夷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嬰也以孔丘之言為當，那些持械者隻好退下。齊人接著又奏宮中之樂，他們連跳帶舞，唱的都是淫穢之詞，孔丘按劍而立，怒視齊景公道：“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並不發話，那些歌唱者嬉笑如故，孔丘說：“兩國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即齊之司馬也。”轉身向階下大呼：“申句須樂頎何在？”魯國的兩位司馬飛馳上壇，抓住樂隊領班之人，立即斬首，其餘驚走而散。事後齊景公責備黎彌說：“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第七十八回）最後退還了原來侵占的魯國汶陽之地，表示謝過。
黎彌事前曾對齊景公說：“臣觀孔某為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因此才安排了劫持行動。孔丘知書達禮，舉止文質彬彬，可能給齊人造成了一種乏勇的錯覺，但事實上，孔丘穴勇在身，臨危不懼，他以禮斥敵，折衝尊俎，保全國格。
不肯俯就從世
孔丘離開魯國政壇後，開始了他為期十四年的遊曆生涯，先後到過衛、陳、曹、宋、鄭、蔡、楚等國，主要在衛、陳。孔丘周遊列國的主要目的，一是想謀求施政機會，二是要傳播他的思想。但熱情出迎，向他請教戰陣之事，孔丘回答：“丘未之學也。”這位重禮的遊士對戰陣之事表示不感興趣，他認為衛靈公不問禮製，不可扶佐，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去宋。衛靈公派人追趕請回了他，還安排他會見了衛夫人南子。後來有一天，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而出，使孔丘坐陪乘相從，靈公以為他給了孔丘很大的麵子。行至街市，人們都喊道：“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南子憑色而與靈公同車，孔丘具德反坐陪乘從車，孔丘回來後感歎說：“君之好德不如好色！”（第七十九回）孔丘前次就發現衛靈公輕視禮製，這次又看到了他好德不如好色的性格特點，他由此看到衛靈公與魯定公一樣的無可救藥，於是堅持去宋。
孔丘前次離衛後已到達宋國的匡邑（今河南扶溝西南）。魯國季斯的家臣陽虎先前反叛失敗後曾逃至這裏，他暴虐國人，在當地很有點民憤，被國人所趕走。孔丘的身材外貌與陽虎有點相似，當他到達匡邑時，當地人以為陽虎複至，聚眾包圍了他，後來衛靈公派來追還孔丘的人趕到，說明了情況，才消除了一場誤會，匡人道歉離去。孔丘這次是二次去宋，其時司馬桓魋在朝執事，他因逢迎君主而寵幸，心忌孔丘來宋，想派人殺掉孔丘。孔丘方與弟子在一棵大樹下習禮，聞聽此訊後換掉衣服，偷偷逃至鄭國。
掉了幾位賢臣，感歎說：“鳥獸惡傷其類，況人乎？”於是中止了晉國之行，輾轉到了陳蔡之間。楚昭王素慕孔丘之名，使人往陳蔡之間相聘，陳蔡大夫考慮到，楚國若用孔丘，必然愈益強大，對陳蔡形成威脅，於是派兵將孔丘圍於田野，致使孔丘斷糧三天。後來楚使領兵到達，孔丘隨之入楚，昭王非常高興，準備給孔丘封地，楚令尹子西勸阻說：“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裏，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矣。”（第七十九回）昭王生怕孔丘在楚發展勢力，遂未向其封地。孔丘知楚國不能用他，就離開了楚國，他拒絕了衛出公的委政之請，領著學生又返回了魯國。時年孔丘已六十八歲，魯國以大夫告老之禮相待，使他享受退休大夫的待遇。
孔丘希望在列國尋求從政的機會，但到處碰壁，出現這種狀況一是由於有許多偶然原因，二是從主觀上講來，他的一套政治主張不合時宜。他對現實社會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未能提出一套順應社會潮流的治國方案，背時而行，很難被人接受。
而且，他關於複禮的主張實際上是要加強上層統治者的力量，雖然為國君所歡迎，但在各國普遍執政的卻是違禮犯上的新興勢力的代表人，這些現實的執政者不歡迎他的學說，他的求政願望也就必然不能實現。孔丘的政治主張不合時宜而他又不願與當政者妥協，這是他遊曆受挫的最主要原因。
精於識人
孔丘知識淵博，深通曆史，豐富的學識開闊了他的眼界，極大地提高了他的思維力，使他對許多事件有透徹的觀察和深長的預見。他在魯國從政期間，陪臣陽虎為他送來一豚，他立刻斷定這陽虎反叛季斯，又欲劫持魯定公為亂，孟孫無忌有備無患，營救了季斯和魯公，擊敗了陽虎。墮三城時，成宰公斂陽借口禦齊而拒絕，孔丘對人說：“陽不辯此語，必‘聞人’教之耳。”（第七十八回）
他根據言辭的特點正確地判斷出這出於少正卯的教唆。孔丘周遊列國時，被匡人包圍，弟子子路準備出戰，孔丘製止說：“某無仇於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第七十九回）乃安坐奏琴，後來知道果然是一場誤會。
孔丘晚年在魯國整理古籍，有一天聽到了齊國準備伐魯的消息，大驚道：“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不救！”（第八十一回）他問眾弟子誰能出使齊國，製止齊兵，子張子石二人情願前往，孔丘沒有答應。弟子子貢請命，孔丘答應了他。子貢先後在齊、吳、越、晉幾國之間遊說斡旋，積極活動，終於把齊國這股禍水引向了吳國，導致吳、齊艾陵之戰，使魯國避免了一場爭戰。孔丘對他的學生們各自的特點和才能非常熟悉了解，他料到隻有子貢具有縱橫遊說的出色才能，派他去才能達到目的。
孔丘在七十二歲時，衛國發生了一次政變，他的學生子路和高柴當時皆在衛國從政，其他學生們都很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孔丘對學生們講：“高柴其歸乎！子路其死乎！”學生們問其原因，達新君之命說：“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丘接過來打開，看見是一盒肉醢，立即讓人倒掉，問使者說：“得非吾弟子子路之肉乎？”使者驚異地承認，問他如何知道，孔丘回答說：“非此，衛君必不以見頒也。”（第八十二回）遂命弟子們埋其醢，痛哭道：“某嚐恐子路不得其死，今果然矣！”孔丘的思維力晚年愈益成熟發達，他對身邊的具體事情感覺敏銳、判斷準確、預察深切，顯示了他高超的學識和智慧。
春秋末期，天下大亂的局麵更為加劇，許多政治人物都在尋求治理社會的方案，博學通史的孔丘以他“信而好古”（見《論語·述而》）的思維方式考慮現實社會，企圖通過恢複周禮的途徑實現對社會秩序的整頓治理，不自覺地站到了維護上層統治者的立場。他不乏應有的政治才能，但因其主張不合時宜、違背社會發展趨勢，結果碰壁受挫，無法實施，社會宣告了孔丘治國方案的破產，啟迪人們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來考慮現實，製定治理方案，以促進社會質變形態的完成。
孔丘在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同時，創立了在我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儒家學派，這在當時有一定的必然性。春秋末期的魯國，社會矛盾尤為複雜和尖銳，迫切需要一種思想來指導對社會的治理，魯國又是周公之子的封地，有深厚的文化傳統，這是儒家學說得以在此誕生的社會和思想前提。孔丘本人是殷商後裔，深受殷周文化的影響，他出生魯國，成長於禮儀之邦，又涉獵鑽研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理論精髓，主觀上具備了創立儒家學說的理論學識條件。孔丘在從政、從教、著述的過程中，最早地闡發了一種係統的學說，從而以他的思想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孔丘屬殷湯王之後裔，西周前期的周公將殷商遺民封於商丘一帶，使建宋國。孔丘的上六世祖孔父嘉在東周初期任宋國大司馬，掌管軍事，在與鄭莊公的較量中兵敗，太宰華督乘機發動政變，殺害了孔父嘉，其幼子木金父被家臣抱往魯國避難，居於魯國，遂以父字為氏，後世為孔姓。孔丘的父親叔梁紇曾為陬邑大夫，在隨軍攻取偪陽城時，曾雙手托起即將塌下的千斤懸門，救了多人性命，被稱為“有力如虎”（第六十回）的勇將。他的先妻施氏生有九女，未生男孩，其妾生下名叫孟皮的兒子，因腳病成為殘廢。叔梁紇晚年與顏氏最小的女兒徵在結婚，夫妻倆求子心切，為此同禱尼山（山東曲阜東南）之神。兒子出生後，叔梁紇說：“此兒秉尼山之靈。”故起名為丘，字仲尼。孔丘三歲時，叔梁紇死去，家境“貧且賤”，他由母親一手養孔丘三十歲後與上層人物的往來增多，開始闡發他的政治思想。
孔丘的政治活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五十五歲以前，他主要參與魯國政事，任過中都（今山東汶上西）宰、司空和大司寇，攝相事，實施他的政治主張；五十五歲至六十八歲，他率弟子周遊列國，宣傳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六十八歲至七十三歲謝世，他主要在魯國整理《詩》《書》等古代文獻，刪修《春秋》。孔丘死後，他的弟子將其言論編纂成《論語》一書。
人所共知，孔丘的思想極為豐富，形成儒家學說，延續數千年。這裏僅對其政治行為作一簡要分析，以顯示其從政特色之一斑，對其他問題概不涉及。
博聞強識
夏商周三代積累的典籍在春秋後期已非常豐富，孔丘對這些典籍有廣泛的涉獵，以博學之名聞於當世。有一次，他在魯國季斯家中作客，家人向季斯報告說：“穿井得土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季斯想試試孔丘的學識，故意問他說：“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丘回答說：“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季斯驚問其故，孔丘說：“某聞山之怪曰夔魍，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為羊必矣。”
（第七十八回）楚昭王在受吳國闔閭、伍員之劫難後返國，行至大江，忽見水麵一物，其大如鬥，色澤正紅，使人撈起，遍問群臣，沒有人能認識，拔刀砍開，內有像瓜一樣的瓤，嚐了一下，異常甘甜，乃分賜身邊的人說：“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第七十七回）後來聽說魯國孔丘非常博學，遂派人前來致禮相問，孔丘對使者講：“此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問此果是否可經常得到，孔丘回答說：“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第七十八回）不久，齊國境內忽然飛來一隻大鳥，長約三尺，黑身白頸，獨足長喙，舞於田間，之後飛騰向北而去。魯國季斯聞有此鳥，遂問孔丘，孔丘回答說：“此鳥名曰‘商羊’，生於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為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為之備。”（第七十八回）季斯使當地百姓修堤蓋屋。
不到三天，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濫，魯國有備無患。這事傳到齊國，齊人對孔丘益加迷信，大家都呼他為“聖人”，孔丘的博學之名遂傳遍天下。
孔丘精通古典，知識淵博，確是同時代的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後來在政治舞台上連連受挫後，他曾感歎說：“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見《史記·孔子世家》）於是轉而研究和整理古籍，這方麵他的發言權最大，因而成就也最高。
春秋時代，人們對許多怪異現象習慣於用迷信觀點去解釋，往往將其看成是上天為社會人事現象所安排的預兆，孔丘以古籍中的記載為依據，能將其給予較合理的解釋，排斥了天命迷信觀念，這一精神被貫穿於他的整個思想中，使得他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具有輕鬼神、重人事的特點。
孔丘精通古籍，熟知曆史，因而論證事情常以古事為鑒。他國提出墮三城的建議時論證說：“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第七十八回）孔丘注重人事，但他由於熟知古史而特別看重古代，這是此位博學者的知識結構所導致的一種思維習慣。他晚年筆削《春秋》，借對曆史典籍的整理來闡發和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些特點和手法影響到後世的儒家學子，導致他們厚古薄今、缺乏思想創見的消極麵。
好古守禮
孔丘的政治實踐主要是在魯國，當時魯國的政治形勢特別複雜。名義上魯定公執政，但實際是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三位大夫掌權，這三家早年已“三分公室”，將國家軍隊和提供賦役的鄉邑瓜分占有，後來又按股“四分公室”，三家鼎立，各用家臣為政，魯定公徒有虛名。三家屬季孫斯勢力最強，然而季斯所用的家臣公山不狃與陽虎又逐漸竊奪了季氏之權，淩肆其主，季斯無可奈何。私分公室和陪臣專權的現象使魯國政局錯綜複雜，非常混亂。孔丘恰在這個時候因為治理中都有方，被推薦任魯國司空、司寇之職，參與政事。
孔丘帶著好古的眼光來認識社會，他認為，夏商周三代，特別是西周社會，具有完備的禮儀製度，規定了每層人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人人循禮而行，於是社會安定、上下相得，而春秋以來社會秩序紊亂，關鍵在於人們丟棄了禮儀製度，導致禮崩樂壞，以下犯上。孔丘由此認為，對社會進行治理和整頓的要害在於恢複周禮。他要人們“克己複禮”“非禮勿動”，要對人們“齊之以禮”（均見《論語》），實際上表達了他治理社會的方針。正是在這個意義他認為這是絕不能容忍的重大問題，盡管這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問題，但孔丘要維護整個禮製係統的神聖性，因而不能容忍對這一神聖係統的絲毫褻瀆。孔丘並且認為，對禮製的恢複應該由上層人物帶頭做起，季斯有次向他請教從政，他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均見《論語》）根據這些想法，他在參政後部署了恢複禮製、治理社會的實施方案，具體提出了“墮三城”的措施。
三位執政大夫各有自己的宗邑，季氏的宗邑是費城，公山不狃為宰；孟氏的宗邑是成，公斂陽為宰；叔氏的宗邑是郈，公若貌為宰。按照禮製規定，大夫的宗邑規模應限製在一定範圍內，絕不能等同於諸侯國的都城規模，但這三家大夫過去自己增築城垣，其規模與都城曲阜一般。後來公山不狃居費城欲叛季斯，季斯向孔丘問製服辦法，孔丘說：“欲製之，先明禮製。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憑以為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第七十八回）季斯將孔丘的話轉告給其他二位大夫，他們都表示同意，後來，他們聯合公室，與叛臣爭戰取勝，先後將郈城和費城墮之三尺，恢複原初規模。孟孫無忌欲墮自己的宗邑成城，但成宰公斂陽借口防禦齊國而拒絕，這次墮城行動就這樣半途而廢。
孔丘將複禮作為一種治國之道或治國的戰略，他希望用禮製來規範人們的行動，並希望上層人物能率先執行，上行下效，達到上下相安、天下大治的效果。從這種願望出發，他將執政是否守禮看成是其國是否可治的重要方麵，也看作自己是否可與共事的先決條件。孔丘治理魯國，短期內的收效還是巨大的，他從民俗民風抓起，雖未能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但還使魯國的麵貌發生了起色。齊國聽說魯國得治，非常恐懼，為敗亂其事，選了八十名國猶可為也。（第七十九回）他要在不久將到的郊祭活動中觀察魯定公的守禮狀況，以此決定自己的去留。按禮製，定公應在郊祭之後將用過的胙肉分送於眾，但孔丘至那天晚上也未等到應該頒送的胙肉，於是破滅了對魯定公抱有的最後一點希望，他淒然長歎：“吾道不行，命也夫！”懷著滿腔的惆悵領弟子們離開了魯國，結束了他的從政活動。孔丘後來在衛國又碰到了一次從政的機會，衛出公欲任他以國政，但因衛出公曾與他自己的父親發生過爭國之鬥，孔丘惡其違禮，拒絕出仕衛國。
當時的大夫和陪臣代表著正在成長起來的一種新興勢力，他們在政治上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經濟和社會根源，因而成了一種必然性的社會趨勢。孔丘用好古的眼光看待現實社會，企圖通過複禮來扼製新興勢力的發展。用舊的名分來匡正社會現實，這種以名正實的方法忽視了社會變化的客觀必然性，也許會有一些暫時的表麵收獲，但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傳統的禮儀製度曾是統治階層為整個社會製定的行為規範，旨在維護上層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孔丘要通過恢複禮製來治理混亂的社會，不管他的動機如何，總是不自覺地站在了上層統治階層的立場上，在他七十一歲那年，齊國發生了謀殺齊簡公的政變，這是嚴重違背禮製原則的重大事件，他前去朝見魯哀公，請求出兵討伐所謂“亂臣賊子”。在具體的曆史背景下和具體的政治事件上，孔丘守禮的治國方針體現了他鮮明的政治立場。他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及其相適應的倫理思想被後世的曆代統治者所看重和利用，是有其必然性的。
孔丘由博學到通古，再到好古守禮，淵博的學識反而導致了政治方針的失誤，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教訓。
智勇雙全
孔丘在短短的從政期間遇到過幾個反對派人物，他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對付。季斯的家臣陽虎圖謀叛亂，想拉攏孔丘協助他，又不好出麵延請，就派人暗示孔丘來見，見孔丘未來，他又向孔丘饋送一蒸豚，按照禮儀要求，受饋者是必須回謝的，孔丘對人講，“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第七十八回）於是讓學生暗中觀察，等到陽虎一次外出離家時前往拜謝，他既要遵守禮的要求，又要避開陽虎，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
當時魯國有一個名叫少正卯的人，他博聞強記，能言善辯，被人們稱為“聞人”。少正卯兩麵三刀，見到三家大夫就稱頌他們的佐君匡國之功，見到陪臣又假托強公室抑私族，讓他們挾魯君以令三家大夫。孔丘升任大司寇，專管刑罰，提出了墮三城的計劃後，少正卯暗中支持三城之宰反叛，並教給成宰公斂陽拒絕墮城的言辭。孔丘攝行相事，每每提出主張，少正卯總要惑亂其詞，孔丘私下對魯定公講：“魯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罰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次日，召集群臣商議成城是否可墮，少正卯為了當麵迎合孔丘之意，又提出墮城的六條好處，其中二條是說：“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孔丘表示說：“卯誤矣！公斂陽忠於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變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第七十八回）他以司寇的身份堅持誅殺了少正卯。自此以後，孔丘的思想得以在魯國廣泛傳播。孔丘與少正卯的對立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政治立場不同，孔丘為公室計，少正卯為陪臣計；二是觀念不同，孔丘要維護舊禮，少正卯要背禮而行；三是方法不同，孔丘比較旗幟鮮明，少正卯則陽奉陰違。少正卯在公開場合對孔丘說了假話，孔丘故意以請魯定公前往夾穀會盟，以通兩國之好，魯國派孔丘主相禮之事，孔丘臨行前對定公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宋襄公會盂之事可鑒也。”定公乃令大夫申句須和樂頎為左右司馬，率軍隨行。齊國是晏嬰為相禮，景公的寵臣黎彌背著晏嬰，準備在次日會盟上劫持魯君。次日行禮之後；齊人借口要奏四方之樂，許多人持械上前，呼哨而至，孔丘見狀，立即奔至齊景公之前，向階下怒斥說：“吾兩君為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狄夷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嬰也以孔丘之言為當，那些持械者隻好退下。齊人接著又奏宮中之樂，他們連跳帶舞，唱的都是淫穢之詞，孔丘按劍而立，怒視齊景公道：“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並不發話，那些歌唱者嬉笑如故，孔丘說：“兩國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即齊之司馬也。”轉身向階下大呼：“申句須樂頎何在？”魯國的兩位司馬飛馳上壇，抓住樂隊領班之人，立即斬首，其餘驚走而散。事後齊景公責備黎彌說：“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第七十八回）最後退還了原來侵占的魯國汶陽之地，表示謝過。
黎彌事前曾對齊景公說：“臣觀孔某為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因此才安排了劫持行動。孔丘知書達禮，舉止文質彬彬，可能給齊人造成了一種乏勇的錯覺，但事實上，孔丘穴勇在身，臨危不懼，他以禮斥敵，折衝尊俎，保全國格。
不肯俯就從世
孔丘離開魯國政壇後，開始了他為期十四年的遊曆生涯，先後到過衛、陳、曹、宋、鄭、蔡、楚等國，主要在衛、陳。孔丘周遊列國的主要目的，一是想謀求施政機會，二是要傳播他的思想。但熱情出迎，向他請教戰陣之事，孔丘回答：“丘未之學也。”這位重禮的遊士對戰陣之事表示不感興趣，他認為衛靈公不問禮製，不可扶佐，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去宋。衛靈公派人追趕請回了他，還安排他會見了衛夫人南子。後來有一天，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而出，使孔丘坐陪乘相從，靈公以為他給了孔丘很大的麵子。行至街市，人們都喊道：“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南子憑色而與靈公同車，孔丘具德反坐陪乘從車，孔丘回來後感歎說：“君之好德不如好色！”（第七十九回）孔丘前次就發現衛靈公輕視禮製，這次又看到了他好德不如好色的性格特點，他由此看到衛靈公與魯定公一樣的無可救藥，於是堅持去宋。
孔丘前次離衛後已到達宋國的匡邑（今河南扶溝西南）。魯國季斯的家臣陽虎先前反叛失敗後曾逃至這裏，他暴虐國人，在當地很有點民憤，被國人所趕走。孔丘的身材外貌與陽虎有點相似，當他到達匡邑時，當地人以為陽虎複至，聚眾包圍了他，後來衛靈公派來追還孔丘的人趕到，說明了情況，才消除了一場誤會，匡人道歉離去。孔丘這次是二次去宋，其時司馬桓魋在朝執事，他因逢迎君主而寵幸，心忌孔丘來宋，想派人殺掉孔丘。孔丘方與弟子在一棵大樹下習禮，聞聽此訊後換掉衣服，偷偷逃至鄭國。
掉了幾位賢臣，感歎說：“鳥獸惡傷其類，況人乎？”於是中止了晉國之行，輾轉到了陳蔡之間。楚昭王素慕孔丘之名，使人往陳蔡之間相聘，陳蔡大夫考慮到，楚國若用孔丘，必然愈益強大，對陳蔡形成威脅，於是派兵將孔丘圍於田野，致使孔丘斷糧三天。後來楚使領兵到達，孔丘隨之入楚，昭王非常高興，準備給孔丘封地，楚令尹子西勸阻說：“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裏，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矣。”（第七十九回）昭王生怕孔丘在楚發展勢力，遂未向其封地。孔丘知楚國不能用他，就離開了楚國，他拒絕了衛出公的委政之請，領著學生又返回了魯國。時年孔丘已六十八歲，魯國以大夫告老之禮相待，使他享受退休大夫的待遇。
孔丘希望在列國尋求從政的機會，但到處碰壁，出現這種狀況一是由於有許多偶然原因，二是從主觀上講來，他的一套政治主張不合時宜。他對現實社會缺乏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未能提出一套順應社會潮流的治國方案，背時而行，很難被人接受。
而且，他關於複禮的主張實際上是要加強上層統治者的力量，雖然為國君所歡迎，但在各國普遍執政的卻是違禮犯上的新興勢力的代表人，這些現實的執政者不歡迎他的學說，他的求政願望也就必然不能實現。孔丘的政治主張不合時宜而他又不願與當政者妥協，這是他遊曆受挫的最主要原因。
精於識人
孔丘知識淵博，深通曆史，豐富的學識開闊了他的眼界，極大地提高了他的思維力，使他對許多事件有透徹的觀察和深長的預見。他在魯國從政期間，陪臣陽虎為他送來一豚，他立刻斷定這陽虎反叛季斯，又欲劫持魯定公為亂，孟孫無忌有備無患，營救了季斯和魯公，擊敗了陽虎。墮三城時，成宰公斂陽借口禦齊而拒絕，孔丘對人說：“陽不辯此語，必‘聞人’教之耳。”（第七十八回）
他根據言辭的特點正確地判斷出這出於少正卯的教唆。孔丘周遊列國時，被匡人包圍，弟子子路準備出戰，孔丘製止說：“某無仇於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第七十九回）乃安坐奏琴，後來知道果然是一場誤會。
孔丘晚年在魯國整理古籍，有一天聽到了齊國準備伐魯的消息，大驚道：“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不救！”（第八十一回）他問眾弟子誰能出使齊國，製止齊兵，子張子石二人情願前往，孔丘沒有答應。弟子子貢請命，孔丘答應了他。子貢先後在齊、吳、越、晉幾國之間遊說斡旋，積極活動，終於把齊國這股禍水引向了吳國，導致吳、齊艾陵之戰，使魯國避免了一場爭戰。孔丘對他的學生們各自的特點和才能非常熟悉了解，他料到隻有子貢具有縱橫遊說的出色才能，派他去才能達到目的。
孔丘在七十二歲時，衛國發生了一次政變，他的學生子路和高柴當時皆在衛國從政，其他學生們都很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孔丘對學生們講：“高柴其歸乎！子路其死乎！”學生們問其原因，達新君之命說：“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丘接過來打開，看見是一盒肉醢，立即讓人倒掉，問使者說：“得非吾弟子子路之肉乎？”使者驚異地承認，問他如何知道，孔丘回答說：“非此，衛君必不以見頒也。”（第八十二回）遂命弟子們埋其醢，痛哭道：“某嚐恐子路不得其死，今果然矣！”孔丘的思維力晚年愈益成熟發達，他對身邊的具體事情感覺敏銳、判斷準確、預察深切，顯示了他高超的學識和智慧。
春秋末期，天下大亂的局麵更為加劇，許多政治人物都在尋求治理社會的方案，博學通史的孔丘以他“信而好古”（見《論語·述而》）的思維方式考慮現實社會，企圖通過恢複周禮的途徑實現對社會秩序的整頓治理，不自覺地站到了維護上層統治者的立場。他不乏應有的政治才能，但因其主張不合時宜、違背社會發展趨勢，結果碰壁受挫，無法實施，社會宣告了孔丘治國方案的破產，啟迪人們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來考慮現實，製定治理方案，以促進社會質變形態的完成。
孔丘在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同時，創立了在我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儒家學派，這在當時有一定的必然性。春秋末期的魯國，社會矛盾尤為複雜和尖銳，迫切需要一種思想來指導對社會的治理，魯國又是周公之子的封地，有深厚的文化傳統，這是儒家學說得以在此誕生的社會和思想前提。孔丘本人是殷商後裔，深受殷周文化的影響，他出生魯國，成長於禮儀之邦，又涉獵鑽研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理論精髓，主觀上具備了創立儒家學說的理論學識條件。孔丘在從政、從教、著述的過程中，最早地闡發了一種係統的學說，從而以他的思想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