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4.本著革命利益為重的精神，毛澤東主張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因為“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這是在人事安排上的一著妙棋

　　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師，為壯大革命力量，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實現北上抗日目標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這一目標能否盡快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四方麵軍領導人的合作態度。而張國燾又是一位關鍵人物。為了爭取張國燾的合作，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張國燾任紅軍總政治委員。按照紅軍的體製，總政委也就是軍委總負責者。

　　為什麽擔任此職的周恩來要辭去這一職務而讓位給張國燾？

　　這得考察一下張國燾的曆史、為人以及當時紅一、四方麵軍的實力狀況。

　　張國燾長期在紅四方麵軍中推行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實行個人獨裁，紅四方麵軍許多官兵都把他看成四方麵軍的靈魂和核心，如果不給他一個有職有權的職位，會使紅四方麵軍的同誌喪失信心，以為中央不信任他們。因此，從團結和爭取紅四方麵軍來說，必須對張國燾做出適當的安排。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老黨員。1919 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參與領導“五四運動”。1920 年參加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局委員，任組織主任。1927 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0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1年回國後，進入鄂豫皖蘇區，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同年紅四方麵軍成立後，是紅四方麵軍的主要領導人。並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有輝煌的曆史，其間也犯過嚴重錯誤，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也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譬如，在大革命時期，他執行陳獨秀的妥協退讓政策，給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大革命失敗後，對革命產生動搖，南昌起義在醞釀時，他專程赴南昌阻止；在鄂豫皖蘇區任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時，他積極推進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並主持開展錯誤的“大肅反”，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進行壓製和打擊，致使紅四方麵軍未能粉碎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創建川陝根據地後，他又不向中央請示，於1935年4月擅自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等等。但是，他又是一個有一定能力的人。他在鄂豫皖根據地雖然不斷丟棄根據地，但又不斷創建新的根據地，而且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兩軍會師時，紅四方麵軍已由他剛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時的不足1萬人發展到8萬人，成為最大的一支主力紅軍。一、四方麵軍兩軍會師時，正值紅軍遭受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最需要幹部的時候，給他一個合適的職務，從關心和愛護幹部，發揮他的積極性和特長方麵來說，也是必要的。

　　同時，張國燾還是一個崇尚實力的人，把紅四方麵軍看成是他個人的資本。他認為，誰有軍隊，誰最強，誰就應該當領導。他的野心很大，隨著四方麵軍發展壯大，他的野心越來越膨脹。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前夕，1935年5月18日，張國燾背著黨中央，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下設政治局，儼如黨中央組織。同時，還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自封主席。5月30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宣言”，自稱“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便是西北革命運動的大本營、領導者與組織者”，“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的成立，樹立了西北革命鬥爭的中心，統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儼然以西北的領導中心自居，大造聲勢，造成既成事實，以與即將進抵西北地區的黨中央分庭抗禮。張國燾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這種“歡迎”態度，給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統一埋下了極為有害的隱患。

　　張國燾在沒有掌握中央紅軍的實力以前，對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還是相當尊重的。6月12日，他在茂縣得到中央紅軍與四方麵軍會師的報告後，當即致電朱德、周恩來、毛澤東，表示歡迎。6 月15 日，張國燾又與陳昌浩、徐向前一起以紅四方麵軍全體指戰員名義發出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及中央紅軍全體指戰員的賀電。

　　這時，中央和張國燾雖然也有不同意見，但都是用商量的口氣。然而，當張國燾了解中央紅軍經過長征損耗，中央紅軍的人、槍不如四方麵軍的事實以後，他的態度便發生了截然的變化。

　　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政治局考慮到為了給兩軍會合後的統一指揮、實現北上戰略方針提供組織上的保證，在發布《鬆潘戰役計劃》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委員。

　　可是，張國燾的主要注意力似乎不在行動方向方麵，而在紅一方麵軍的實力上。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大會以後，他原以為中央紅軍兵強馬壯，他曾宣傳中央紅軍有30萬之眾，此時看到中央紅軍個個麵黃肌瘦，穿的是破破爛爛的衣服，背的是五花八門的背包，便動起了心思。特意向周恩來詢問起了一方麵軍的實力。周恩來坦率地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3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他自恃紅四方麵軍有8萬多人，人比中央紅軍多，裝備比中央紅軍好，個人野心進一步膨脹起來。他不願攻打鬆潘，不願承擔攻打鬆潘的重任，意在保存實力，更是不再滿足中央政治局常委給他中革軍委副主席的任命，一再要求中央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

　　兩河口會議的共識是迅速行動，但張國燾為了實現其權力野心，回到雜穀腦的紅四方麵軍總部後，先是按兵不動，同時進行了一些暗中活動，譬如請聶榮臻和彭德懷吃飯表示關懷，並說準備撥兩個團給聶、彭補充部隊；派人送東西，想收買中央紅軍的主要幹部，挑撥黨內的關係。時任紅三軍團長的彭德懷後來回憶說：

　　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幹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幹嗎？黃往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什麽。他們為什麽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麽？……他又說到當前戰略方針，什麽“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麵這些綜合起來，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麵軍內部關係，陰謀破壞黨的團結……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銀洋引起了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

　　當這一手不能奏效時，張國燾便公開向中央伸手要權。

　　6月30日，他致電中央，公然違反他剛剛舉手讚成的兩河口的會議決定，重新提出退卻方針，主張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壩，一部向西康發展，紅一、四方麵軍就地向北稍微擴張一些。

　　這時，中共中央正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等組成的慰問團到紅四方麵軍慰問，並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張國燾趕緊來到中央慰問團駐地，表麵上很客氣，實際限製慰問團的行動，不讓慰問團接近紅四方麵軍指戰員。並向李富春表示，非常關心“統一組織問題”，提出要充實紅軍總司令部，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並建議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

　　7月9日，張國燾控製的中共川陝省委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加強總司令部，徐向前任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周恩來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並請中央速決速行。

　　7月10日，張國燾親自出馬，致電中共中央，借口毛兒蓋戰鬥開始，胡宗南將集結兵力於鬆潘及其東北地區，提出：為了將主力迅速開到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宗南部，“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問題，反對右傾。”

　　7 月16 日，陳昌浩也致電中革軍委，稱“浩甚望指揮統一”。7月18 日，他又致電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建議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任參謀長。要求“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並聲稱：“浩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

　　張國燾和陳昌浩密切配合，大演雙簧。頓時，北上、南下戰略方針之爭轉變成一場權力之爭。

　　除連續發出電報外，張國燾還派人找紅一方麵軍的同誌了解遵義會議、會理會議的情況。並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遵義會議是不合法的”、“軍事指揮不統一”等言論，損害中央的威信。

　　對於張國燾的這些活動，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評論說：“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一再製造分歧，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麵。”

　　中共中央對於張國燾延宕紅軍北上的錯誤，始終采取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希望他能夠覺悟過來，改正錯誤，服從中央正確領導，共同北上。

　　7 月10 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指出：“分路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如來電所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並告知：“弟等今抵上蘆華，急盼兄及徐陳迅速集中指揮。”

　　同時大敵當前，本著革命利益為重的精神，對於張國燾提出的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堅持組織原則的前提下，也給予了認真考慮。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就張國燾的位置安排進行磋商時，張聞天為顧全北上的大局，主動提出讓出自己總負責的職位。當時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在回憶錄中寫道：

　　毛澤東、張聞天等同誌一直商量怎麽樣使一、四方麵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周恩來同誌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複商量，談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隻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樣安排好，表示讚同。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蘆花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並提出關於人事安排的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誌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4 人，現增為5 人，陳昌浩同誌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誌。恩來同誌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同誌尚未熟悉的，恩來暫幫助之。這是軍委的分工。”

　　會議會後決定，張國燾任紅軍總政治委員，增補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委，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當天發出通知：“奉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麵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誌兼總司令，並以張國燾同誌任總政治委員。”

　　對張國燾的人事安排，既照顧到了張國燾的情緒，又沒有影響到中央的權威，是中央在人事安排上的一著妙棋。

　　對此，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說：“毛主席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黑水寺開中央會議時（我沒參加），張國燾要當總政委，洛甫提議把總書記交給張國燾，毛主席不同意。寧願交出總政委，不能交總書記。張國燾當時不要總書記，他說，總書記你們當吧，現在是打仗唄。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這是原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