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之後,擺在中央紅軍麵前的敵情仍然是非常嚴重的,仍然處在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中。如何粉碎強敵的進攻,爭取主動,實現戰略轉移的目的,這是擺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麵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工作,也是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毛澤東時刻思考的問題。
毛澤東說:“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麵,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導演的戰爭話劇循此道而行:在最初因敵我實力過於懸殊,初戰土城並未大獲全勝,毛澤東迅速調整方略後,指揮戰爭的藝術日臻完美,指導上演的劇目也越來越精彩,使對手完全陷入被動。
中央紅軍到遵義地區後,蔣介石對紅軍行動方向作出判斷:一是東返湖南與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二是北進入川與紅四方麵軍會合。為此,蔣介石重點作了布防,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紅軍去湘西與北渡長江的道上。蔣介石的參謀團對紅軍入川作了三種估計:第一,向瀘州、宜賓西進,這是上策;第二,東經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從奉節萬縣之間北渡,是中策;第三,直插重慶,這是下策。嚴令川軍14個旅除沿江布防外,還前出貴州邊境巡邏遊弋。
為此,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調集了中央軍和湘、桂、川、黔、滇地方軍閥部隊150 多個團,約40萬人的龐大兵力,全力對付中央紅軍。東麵,以湘軍劉建緒的4個師進至烏江東岸沿河、思南一帶布防,並渡過烏江參加“追剿”。
西麵,以滇軍參謀長孫渡率步兵、炮兵6個旅20個團2.4萬人的兵力,布防於黔西畢節一帶“堵剿”。南麵,以中央軍薛嶽率領吳奇偉、周渾元2 個縱隊部署於貴陽、清鎮、修文、貴定地區,以吳奇偉部在貴陽待命,以周渾元部渡烏江進至黔西、大定(今大方)側擊;以黔軍王家烈部渡烏江尾追紅軍;以桂軍廖磊兩個師進至黔南都勻地區;粵軍3個師於1月11日從廣州出發,準備經廣西進入貴州參加“追剿”。
北麵,蔣介石令其駐川參謀主任賀國光和四川軍閥劉湘組織“川南剿總”,以潘文華為總指揮,進駐瀘州,集中國民黨二十一軍可能抽集的兵力,在川南敘永、古藺和赤水地區布置堵截,封鎖長江。1月12 日,“川南剿總”組成,下轄12 個旅36 個團的兵力,布防長江沿岸,重點加強以敘永、瀘州為中心的防禦,阻止紅軍北渡長江。同時,蔣介石又令上官雲相部2個師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鬆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澎水一帶防堵。
1月19日,蔣介石下達“川江南岸圍剿計劃”,企圖壓迫中央紅軍於川江南地區,“合剿而聚殲之”。他命令薛嶽部中央軍、黔軍和湘軍大部速向遵義前進,擔任“追剿”任務;命令川軍、滇軍和徐源泉一部,擔任“堵剿”任務;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雲相部為預備軍,待命出動。
蔣介石把堡壘主義當法寶,在整個“追剿”長征紅軍期間他始終抓住不放。為了堵截中央紅軍北渡長江,他嚴令各部抓緊修築碉堡,並在這一方向構築了兩道封鎖線:沿瀘州、敘永、畢節為第一道封鎖線;以橫江場、鹽津及安邊場、宜賓間金沙江下段、宜賓與瀘州間長江為第二道封鎖線。
蔣介石把軍隊集中在川黔邊境上,堵住了直通長江的近路,希望在川江南岸把中央紅軍一舉殲滅。此時的中央紅軍僅有3萬多人,相對於擁有比較先進的武器,有空軍助威,有全國政權做後盾,糧食、被服、彈藥供應充足、運輸比較方便的國民黨軍隊,紅軍武器落後,彈藥不足,糧食、被服給養缺乏,沒有根據地作依托,沒有空軍,沒有汽車。敵強我弱形勢非常明顯。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形勢:針對湘軍重兵在湘黔交界處嚴陣以待,紅二、六軍團自己還處在打開局麵階段的情況,中央紅軍仍不能去湘西;黎平會議原定以遵義為中心在川黔邊創建新根據地的計劃也很難實現。因為貴州地瘠民貧,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多,我黨在貴州沒有工作基礎,紅軍處在兩江(烏江、長江)之間,回旋餘地有限,而且敵人重兵圍追,因而在貴州建立根據地是非常困難的。於是,會議接受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的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
從全局和長遠的觀點看,這一戰略計劃大方向是正確的,如能實現,我兩個方麵軍有川陝革命根據地可以接應,既可向東向南發展,赤化全川,又可以集結紅軍主力北上陝甘,進而東指晉冀,瞰製中原;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四川軍閥派係眾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嶇,交通不便,蔣介石向四川大量調兵不容易;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較多。因此遵義會議一致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
根據遵義會議決議,中央軍委立即部署中央紅軍離開遵義地區北進,準備北渡長江,預定的渡河點是宜賓到瀘州一線,即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紅四方麵軍由四川西北方麵實行總的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同時也作了兩手準備:在沿長江為川敵所阻,不得渡江時我野戰軍應暫留於川南地域進行戰鬥,並準備渡過金沙江,經敘州上遊渡河。
l935 年1月l9 日,紅軍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從遵義、桐梓、鬆坎地區向土城、赤水方向前進,揭開了擺脫敵人包圍的序幕。
萬裏長江逶迤而來,上遊為金沙江,中段為川江,湖北一段稱荊江,以下稱揚子江。紅軍要北渡的長江正是四川境內的川江。川江由西南而來,東北向直奔重慶,又轉向東穿越崇山峻嶺,形成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紅軍由遵義出發,擬從重慶上遊渡江,可以稱為北渡長江,也可以叫西渡長江,因為長江在遵義的西麵和北麵。從遵義地區撤離的紅軍正是循此思路行軍的。
密切的戰略協同作戰,是克敵製勝的重要因素。毛澤東是非常重視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紅二軍團、紅六軍團的戰略協同的。1月20 日,中央軍委製定的《渡江作戰計劃》中,要求“紅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界活動,來鉗製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發出了《為紅軍主力入川給四方麵軍電》指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為使四方麵軍與野戰軍在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地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牽製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毛澤東,拄著木棍行走在黔北雪後泥濘的山路上,雙腳沾滿泥漿,卻日夜思慮在驚濤駭浪中殺出一條生路,把中央紅軍引向勝利的坦途。
1月24日,中央紅軍右路縱隊紅一軍團進抵土城。左路縱隊紅三軍團從懶板凳出發,經李梓關、花秋壩、興隆場等地,也於1 月27日抵達土城。
此時,情報顯示劉湘的模範師郭勳祺部已渡過長江,從綦江方向南下,企圖阻擊中央紅軍北上,其先頭部隊已進至溫水,距離我軍僅一天路程。
在進軍土城途中,毛澤東邊走邊察看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邊都是山穀地帶,如果敵軍孤軍深入,我軍就可以利用兩邊山穀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殲滅敵人。
1月26日晨,紅一軍團紅一師在赤水縣城(屬貴州省)西約l5公裏處的黃陂洞與川敵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敵達風崗旅趕來增援。紅軍與章、達兩敵展開激烈的肉搏戰、拉鋸戰,血染山岡,草木為之滾平。入夜,紅軍在一日激戰之後沿著赤水縣城西南的叢林撤走。
1月27日下午,中央軍委到達土城鎮,紅五軍團進入土城東北地域。
土城是個依山傍水的小鎮。在土城,毛澤東獲悉尾追之敵2 個旅4個團正向土城方向撲來,遂決定集中紅三、五軍團和幹部團,占領土城鎮以東2至4公裏處的青杠坡地區有利地形,殲滅尾追之敵郭勳祺師,打通北渡長江進入四川的通道。在紅軍總部研究敵情、部署戰鬥的會議上,毛澤東形象地說:“現在敵人有幾路來追擊我們,我們要消滅他們,但不是一下子能消滅的。我們吃東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後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於是,他命令紅一軍團繼續北上,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占領土城鎮以東2至4公裏處兩側有利地形,給川敵先頭部隊以迎頭痛擊。為了打好這一仗,朱德和劉伯承親臨前線指揮。
1月28日晨戰鬥打響。紅三、五軍團向青杠坡地區之敵發起猛攻。敵軍拚命頑抗,戰鬥異常激烈,敵人遭到重大打擊,紅軍勇敢衝鋒,一度占領了敵人陣地——銀盆頂,也付出了不小代價。但紅軍連續奮戰三四個小時,未能擴展戰果,敵人越打越多。
紅軍在戰鬥中抓住了敵軍一批俘虜。毛澤東發現俘虜中有四個以上團的番號,覺察到情報有誤,原來以為敵人是2個旅4個團,約六七千人,這時發現是6個團1萬多人,而且增援部隊陸續到達。同時發現對川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原來以為川軍的戰鬥力與黔軍“雙槍兵”的戰鬥力差不多,實際上川軍的武器裝備和戰鬥力都比黔軍強得多,並且紅一軍團已於上午沿赤水河右岸奔襲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沒有形成打殲滅戰的拳頭。
毛澤東發現問題後,立即通知紅一軍團急速返回增援。
敵人猛烈反撲,紅五軍團陣地被敵軍突破,敵人搶占山頭,步步向土城鎮進逼,一直突進到鎮東麵白馬山的中央軍委指揮部前沿。前有敵人猛攻,山後就是赤水河波濤滾滾,若不能頂住並擊退敵人的進攻,將麵臨嚴重後果。
朱德決定親臨火線最緊張地段指揮作戰。毛澤東沒有立即表態。朱德誠懇地說:“得囉,老夥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隻要紅軍勝利,隻要遵義會議開出新天地,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澤東終於點頭了。朱德來到了前沿陣地親自指揮,紅軍指戰員士氣大振。
下午,敵人向紅五軍團陣地發動了連續猛攻,戰鬥更加激烈。紅軍子彈和手榴彈即將告罄,戰士們揀起石頭砸。連續擊退了敵人的四次衝鋒。敵人發動了更猛烈的第五次衝鋒,一度突破紅軍陣地。被紅軍戰士以刺刀、大刀砍了回去。第六次衝鋒也被紅軍戰士殺退。
在情況最緊急的時刻,毛澤東立即命令軍委幹部團發動反衝鋒。幹部團的成員多數是富有戰鬥經驗的年輕連排幹部,戰術思想明確,戰鬥作風過硬,軍事技術好,戰鬥力強。在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指揮下,幹部團以猛虎下山之勢、雷霆萬鈞之力,一個猛衝,把敵人打得倉惶潰退。
下午2時過後,紅一軍團第二師跑步返回增援,到達白馬山陣地,與幹部團協同作戰,擊退了敵人的進攻,鞏固了紅軍的陣地。
當天,川軍潘文華在報告中說:“午刻,共軍一、三、五軍團向我部猛攻,激烈甚烈。郭部第八團陣地,地勢低下,受敵瞰射,該團官兵傷亡過半,士兵傷亡更重,陣地幾不有守。”
聶榮臻同誌回憶這次戰鬥時說,“我們與郭勳祺師激戰了一整天。雖然給他以重大殺傷,但未能消滅敵人,自己卻受損不小。”
毛澤東及時掌握戰場形勢的變化,鑒於在戰場的敵人比原來偵察的要多,而且援軍即將趕到,在戰場陣地鞏固以後,決心撤出戰鬥。他說:“土城不能打:一、地形不利於我們,河流多;二、敵人的援軍已快要趕到,敵人的兵力都集中到這裏來了;三、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個消耗戰,會使我軍損失太大。”
土城之戰,據敵川軍總指揮潘文華的電報稱:“往複衝鋒數十次,匪我傷亡甚大,激戰至晚,匪受創頗巨”,“此役擊斃匪2000餘”。國民黨方麵難免有誇大之辭,但土城之戰失利倒是事實。1956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大預備會第二次會議上曆數他的失誤時,提及“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可見土城戰役對毛澤東影響之深。遵義會議把李德“轟下台”,大家都希望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打一兩個勝仗,扭轉被動局麵。沒想到土城一仗就失利,北渡長江的戰略計劃未能實現,這對毛澤東的威信無疑是一個打擊。博古當時就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指揮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