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4.“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與錯誤軍事路線決裂，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毛澤東的主張能夠得到認可，與周恩來的支持密不可分。

　　周恩來是“三人團”的成員，他與錯誤軍事路線決裂，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對毛澤東主張的被認可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一向是周恩來的品格。

　　在李德剛進入中央蘇區時，正值第五次反“圍剿”，時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親臨前線指揮戰鬥。他尊重李德，但是在軍事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曾經與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如在如何使用兵力的問題上，李德強調所謂“正規軍”打“陣地戰”，用紅軍的“多路分兵”對付敵人的“多路進擊”。周恩來主張集中兵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則部署牽製力量，使紅軍保持相對優勢和機動兵力，以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來的正確建議，使分兵把守的紅軍被敵人的強大兵力各個擊破。應該說周恩來對李德的錯誤最了解，隻是由於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堅持“左”傾錯誤，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獨斷專行，周恩來身居中央領導核心，卻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隻能在執行指示的同時，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采取某些具體措施，進行適當的補救，盡量減少紅軍的損失。

　　在前線，對於李德的命令，他和軍委主席根據實際情況有時相機處置，沒有完全執行李德的指示。1933年9月28日，黎川失守，李德命令紅三軍團從福建將樂、順昌地區北上，企圖收複黎川。10月6日至7日，紅三軍團在黎川東北的洵口和敵第六師第十八團遭遇，全殲敵軍，打了個勝仗。李德遂強令紅三軍團立即向黎川、南城之間的敵人重兵扼守的硝石進攻。硝石在黎川、南城、南豐三點之間，這一帶是敵人重兵駐紮地區；當時駐在黎川的敵軍有三四個師，駐在南城、南豐的敵軍各有約3 個師；硝石距黎川、南城、南豐各一二十公裏，處在敵軍堡壘群的中心。紅三軍團若向硝石進攻，就鑽進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黎川、南城、南豐之敵正準備夾擊硝石。彭德懷急電軍委，反對進攻硝石。朱德、周恩來準許彭德懷率紅三軍團迅速由硝石撤回洵口。李德發現前敵指揮部沒有按照他的命令行動，於是在11月底，他和博古到前線視察，在前敵指揮部所在地建寧見到朱德、周恩來。李德強調前敵指揮部應受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執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提出要解決所謂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前敵指揮部的關係。其實，朱德、周恩來既是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又是前敵指揮部的負責人，二者本來不存在什麽關係問題，隻因朱德、周恩來沒有按照李德的指示去辦，所以才提出要解決領導關係問題。

　　周恩來對李德大權獨攬且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瞎指揮行為也不滿意。

　　1933 年12 月16 日，周恩來曾致電博古、項英，憤慨地指出：由於中央不了解前線實際情況，“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請求“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以致誤事失機”。

　　這個電報更加觸怒了李德，於是以統一指揮為名，建議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前敵指揮部合並，調朱德、周恩來回瑞金，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1934 年1 月4 日，周恩來回瑞金。從此，李德掌握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權，朱德、周恩來實際上被剝奪了對前線部隊的軍事指揮權。

　　在博古、李德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走上長征之路，10月10日，周恩來同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個人行李是兩條毯子、一條被單，做枕頭用的包袱裏有幾件換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絨衣，這是他的全部家當。

　　在“三人團”中，他不能與聞所有的事，隻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一路上，周恩來盡職盡責。

　　當紅軍到達韶關北麵的樂昌地區時，部隊進入山區小道，擁擠不堪，行進速度減慢了。國民黨方麵的湘軍和粵軍乘機從兩側夾擊過來，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也尾追迫近，情況十分危險。紅一軍團命令紅一師率一個團作為全軍的先頭部隊，要求他們在11月11日搶占白石渡，掩護全軍通過粵漢鐵路，向湘西前進，動作要快，不得延誤。周恩來親自向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交代任務。他攤開一張五萬分之一的地圖，指著地圖上畫好的箭頭，告訴李聚奎應從哪裏前進，在前進中哪裏要放一個排，哪裏要放一個連，以擔負兩側的警戒，囑咐說：“一定要保證全軍安全通過。”李聚奎正有些顧慮：部隊撤下太多，戰線拉得太長，最後怎樣收攏這些部隊。周恩來看出來了，笑著向他解釋：“你不用擔心，後續部隊一上來，就會接替你們，你們就可以把部隊收攏起來，繼續前進了！”

　　接著，周恩來親自趕到先頭團的第一師第三團部署工作。當時擔任團的黨總支書記的肖鋒回憶道：

　　一天早晨，部隊在廣東歸仁、長江圩北一個茂密的樹林裏小休，周恩來副主席和劉伯承總參謀長來到了我們紅三團。周副主席穿著一身灰色軍裝，披一件舊黃布雨衣，腳上穿著草鞋。從他那張消瘦的臉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夠累的了。

　　周副主席、劉總參謀長交代任務後，就加入到我們團直屬隊的行進行列中去了。在急行軍中，周副主席很少騎他那匹黃騾子，經常將騾子給害病的戰士騎或馱武器。他利用行軍小休和防空時間，找機會同戰士拉家常，講戰史。中午大休時，他也是邊吃飯邊回答幹部戰士提出的各種問題。一宿營，周副主席總是找機會到連隊看一下指戰員，十分關心戰士的思想、生活。來到團部，他總不忘告誡我們及時察看地形，研究敵情，規定緊急集合場，調查行軍路線。常常是他剛回到自己的住房，還沒有來得及休息一下，參謀人員又送來了電報、文件。團領導向他匯報，他總是邊看文電，邊聽匯報，並迅速準確地加以處理。夜裏，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躺下就睡著了，當半夜起來檢查內外警戒時，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裏的小油燈還在亮著。周副主席跟三團行動期間，經常看到他通宵達旦地工作，卻看不到他一絲一毫的倦意。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始終閃爍著充滿精力的光輝。

　　在湘江戰役中，周恩來一直在湘江東岸渡口指揮部隊渡江。他關心中央紅軍的安危，關心毛澤東的安危，一直焦急詢問毛澤東過江沒有。當他看到毛澤東大步走來時，立刻迎上去，請他迅速過江。毛澤東要與周恩來一起過江，周恩來堅決反對，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後麵給部隊交代任務。”

　　紅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遭到空前的挫折，慘重的失敗，震驚了全黨和全軍。周恩來剛到中央蘇區由於他的組織紀律觀念以及當時認識水平，有時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但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主張與路線的正確後，深知毛澤東是一位難得的帥才，因此在其危難之時周詳地維護毛澤東。寧都會議後，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毛澤東在後方政府工作。當周恩來在前線取得黃陂戰鬥勝利時，毛澤東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致電慶賀；當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提出申訴時，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報告，強調紅軍中無“羅明路線”，實際上表示了對中央批所謂的“羅明路線”的不同意見。湘江之役後周恩來逐漸認識了李德、博古軍事路線的錯誤，在思想上與他們決裂，在實際工作中與毛澤東等堅持正確意見的人密切配合起來。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李德、博古的權威受到了挑戰。一方麵是廣大紅軍指戰員在血的事實麵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基本不聽其指揮；另一方麵博古感到損失慘重，責任重大，痛心疾首，而李德也是一籌莫展，博古已經無力“負責軍事”，李德也已無能“負責軍事”，隻根據部隊來的電報提些意見，大權獨攬的局麵已不能維持下去了。在這危難之際，周恩來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超群的組織領導才能，把政治、軍事和組織工作承擔起來，成為紅軍行動的實際組織者和指揮者，獨立支撐危局。這種格局，利於黨中央自如地解決黨內軍內的某些重大問題。

　　周恩來的特殊身份、地位，決定了他的影響力。他取代李德軍事指揮權的過程，也是排除幹擾、采納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過程。周恩來開始接過李德的軍事權時，中央領導層中爭論的焦點是軍事行動方向問題，周恩來是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堅決采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促使更多人站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方麵起了很好的作用。

　　12日，周恩來在通道主持召開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討論戰略行動方針問題。周恩來在會上明確表示支持和讚成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根據多數人意見決定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貴州進軍。通道轉兵為遵義會議召開創造了關鍵性條件，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敘述了他堅持北上與紅二軍團會師的計劃後說：

　　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他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與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指反對博古、李德錯誤指揮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同誌）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四方麵軍）會師。

　　這證實了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中央紅軍根據通道會議決定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占黎平，守敵周芳仁旅第七團和榕江、黎平、永從等民團慌忙逃竄。這一來，把蔣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於無用之地，使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第一次獲得數天時間進行休整。

　　通道會議後，中央紅軍開始出現生機，但是北上還是西進的爭論並未結束。博古、李德沒有真正改變繼續北上的既定方針，中央軍委在紅軍由通道轉向貴州境內之後，仍然電令賀龍、蕭克率部由湖南常德一帶向湘西北發展，以接應中央紅軍。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繼續討論戰略方針問題。

　　會上爭論非常激烈。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他因病沒有出席會議，但許多材料證明，李德與毛澤東發生了長征以來的最為激烈的論爭，他仍不願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

　　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部進軍，北渡烏江，直取遵義，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地。經過毛澤東擺事實、講道理，諄諄善誘的努力說服，與會同誌不少人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

　　會議對各執一端的意見作出決斷，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用正式決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肯定了毛澤東關於改變紅軍方向的正確主張，確立了新的戰略方針。

　　黎平會議的決定全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決定：

　　一、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

　　二、根據於：

　　（甲）使我野戰軍於今後能取得與四方麵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同動作；

　　（乙）在政治的、經濟的及居民群眾的各種條件上，求得有順利的環境，便利於徹底地粉碎五次“圍剿”及今後蘇維埃運動及紅軍之發展。

　　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

　　四、政治局認為，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遊擊主義的危險，這在目前成為主要危險傾向。

　　五、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製定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總政治部進行加強的政治工作，以保證本決定及軍事作戰部署之實現。

　　黎平會議的以中央政治局的集體決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團”的錯誤戰略方針，正確地解決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是紅軍長征以來的重大戰略轉折。這個決定的意義非同小可。其效果如聶榮臻說：“其中最主要的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進發，這樣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湘西，我們爭取了主動。”

　　另一方麵，黎平會議的決定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出的，這表明，最高“三人團”的最高決定權正在消失，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正在消失，毛澤東已開始影響黨和紅軍，聲望在迅速提高。

　　黨中央在撥亂反正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沒有黎平會議這個轉折，後來的遵義會議就不能勝利召開。

　　遵義會議決議中對這段曆史有這樣的結論：“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於我的情況下，卻還是機械地向二、六軍團地區推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雖然這次錯誤“因政治局大多數同誌的堅決反對而糾正了，而在華夫同誌等則十足表現其戰略問題上一貫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糾正“左”傾領導者這種戰略上的一貫的機會主義傾向，對於長征中的紅軍，對於黨和革命的前途，具有極端迫切的重要性。黎平會議決定，以我們黨糾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第一個決定而載入史冊。

　　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

　　周恩來後來談到黎平會議時說：“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麵軍（指二、六軍團）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

　　李德大怒，是因為周恩來也不再聽從李德的瞎指揮，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的選擇，此時對於會議的取向是起了主導作用的。賀子珍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在長征路上給中央提了許多建議，都是同周恩來談的。他建議中央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把紅軍隊伍接到貴州，也是先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並通過周恩來去實行的。”

　　盡管自己的意見被會議所否定，博古還是服從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會議決定向師以上幹部傳達，是在紅軍向黔北行進途中進行的。大家對黎平會議的決定，一致表示熱烈擁護。紅一軍團由軍團政委聶榮臻負責傳達，當他傳達到黎平會議改變了去湘西的決定，而去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時，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當傳達到“在向遵義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時，幹部又會心地笑了，因為大家感到毛澤東在中央根據地那一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克敵製勝的戰法又回來了。

　　黎平會議後，周恩來與李德的關係逐漸疏遠，和毛澤東的關係更加密切。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對前方隻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

　　在黎平會議的激烈爭論中，李德錯誤的意見被否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采納，周恩來起了關鍵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前夜，中央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是同周恩來的努力分不開的。

　　黎平會議開得很成功，毛澤東非常高興。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因找到了正確方向而精神振奮，連博古也受到感染，從湘江惡戰的陰影中擺脫出來，一展愁眉。

　　在離開黎平後黔北進軍途中，一天，紅一師正在一個小鎮子上休息。這時，隨軍委縱隊前進的中央領導人也從這裏通過。他們即到紅一師師部來看望部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都來了。他們聽取了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等的匯報，在聽取匯報時，他們互相插話，笑聲不斷。其中，毛澤東說話最多，詢問最多，他仔細地詢問部隊吃得怎麽樣，病號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為戰爭指揮員在部署部隊行動時，是必須考慮戰士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一步步走過來的等等實際問題的。

　　這一天，恰逢紅一師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頭豬，領導同誌聽取匯報後就在紅一師吃飯，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幾盆肉，在長征路上這是難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興地喊道：“嗬，還有這麽多肉呢！”他們邊吃邊談，歡聲笑語不斷。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說：“連半個月來愁眉不展、束手無策的博古同誌，此時也活躍起來，說話很多。中央領導同誌們如此興高采烈，是我們長時間沒有見過的。”

　　當中央領導吃完飯向門外走時，正巧李德進來。毛澤東有禮貌地說：“裏麵有飯，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隊卻傳成“毛主席說李德是飯桶”的笑話。紅一師領導覺得這樣說不好，就進行糾正，但糾正不過來，因為部隊對李德的作風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都歸咎於他。

　　黎平會議《決定》的重大戰略意義很快得到顯示：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揮戈西指，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部隊的麵貌為之一新。軍委縱隊政委陳雲後來在以廉臣的筆名發表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並連失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為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