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1.張國燾作檢討，中央肅清張國燾路線

　　三軍會合前後，張國燾疑慮重重，他擔心一旦到了陝北，就會受到中央的批判。故而對北上三軍會師一直猶疑不決。就當時而言，中央尚無時間來批判張國燾，而非常需要張國燾率軍北上。

　　為使張國燾打消疑慮，前來會合。中共中央領導人在9月24日致張國燾的信中表示：“弟等與國燾間之爭論，應該一概不談，集中全力於團結內部，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國燾兄對弟等有何意見，弟等均願鄭重考慮。”

　　對一方麵軍內部則指示，則是“為求黨與紅軍的真正統一與順利執行當前任務，對國燾及四方麵軍幹部不可求善太急”。“我們政策，表示對他們信任，不宜使他們感覺不信任。要準備經過長期過程爭取，估計他們是可能進步的。”

　　這些對一方麵軍內部的指示，張國燾當然是不會知道的。會合後，他確實心裏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的處置。會師第二天，1 0 月1 1日，中共中央就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確定由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組成軍委主席團。並規定三個方麵軍的行動，統由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依照中央和軍委的決定組織指揮。張國燾見中央沒有奪去他的職務，不禁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舒展眉梢，顯得輕鬆了許多。

　　張國燾高興的未免太早了一些，以為中央不會追究他的錯誤。

　　鑒於張國燾在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一係列錯誤，從1937年1月在中央內部，開始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

　　張國燾來到中央後，雖然還保留著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一些具體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經不能像當初在紅四方麵軍中那樣說一不二，稱王稱霸。這期間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與張國燾談了幾次話，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對中央有個交代。他自己也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於是張國燾在1937年2月寫了《從現在來看過去》一文，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討。張國燾認為自己的“錯誤觀點在哪呢？”

　　第一，沒有充分估計到五次“圍剿”中的客觀情況，五次“圍剿”中敵人采用戰略戰術的特點，和中國革命不平衡發展的特點，這樣就過分估計了五次“圍剿”中的主觀錯誤。

　　第二，在中央紅軍突圍成為必要後，敵人追擊的嚴重性，遠過於紅四方麵軍西征時敵人所給予的壓迫，對於這點，估計也是不足的。這就抹殺了中央紅軍萬裏長征的英勇奮鬥，和布爾什維克的堅強。一個數量很大的紅軍的萬裏長征，減員是不可避免的情況，終於達到紅四方麵軍會合的戰略目的，和大批幹部的保存，正是表現著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在這一點上不應當超出黨中央決議上的批評。

　　第三，因為有了上述兩個觀點，同時對五次“圍剿”所受的損失也估計過分，就發生當時對中央所提出戰略方針的懷疑。雖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針，但將中央北上之方針了解成為這不過是長期大規模的運動戰和遊擊戰爭的實際，提出了在比較更西北地區來創造根據地的另一戰略的意見。

　　第四，同樣對於中央蘇區對黨、蘇維埃和紅軍各方建設工作所獲得的成績估計不夠，並對中央同誌根據中央蘇區經驗所給予四方麵軍的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表示不接受和誤解。

　　第五，在左路軍北上受到阻礙的條件下，以為北上既然會成為大規模運動戰，倒不如乘虛南下。因此，成為北上和南下的對立，紅軍分開行動，發展到對中央路線不正確的了解和組織上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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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錯誤的根源在哪裏？

　　我認為領導四方麵軍的黨的組織和自己，在基本上是執行著一貫的為蘇維埃中國奮鬥的基本路線，一貫的忠實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著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這也是後來轉變到黨中央領導下來的基礎，對於五次“圍剿”中，和中央紅軍萬裏長征中所損失的過右估計，和誇大領導的錯誤，對於五次“圍剿”後，正是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應當采取統一戰線策略來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不了解，從單純軍事觀點出發去估計當時的軍事方針，發生了軍事策略上的彷徨。對於四方麵軍工作中的錯誤和特點估計不夠。對組織原則不夠原則不夠布爾什維克的了解，軍閥主義傾向得著發展，這些就是錯誤的根源。因此在過去一個時間中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和組織上的對立，這在政治上是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是組織路線的錯誤。

　　雖然我現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與中央一致，我應該申明堅決脫離過去有過的錯誤，而且反對過去的錯誤，並且勸告過去與我有過同樣觀點的同誌們，應當堅決反對和脫離過去的錯誤。

　　應當認識黨中央的路線是一貫的正確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路線和黨中央。應當認識黨和紅軍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反對一切派別觀點，小團體觀點，門戶之見，地方觀點，部落觀點等等，這些是有蘇維埃紅軍從不同地區發展起來和農民意識的客觀原因做我的基礎。應當掃清一切不正確的觀點的殘餘，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為黨當前的曆史偉大任務而勇往直前的奮鬥。因為黨的毫無缺陷的布爾什維克的團結和一致，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保障。

　　張國燾用晦澀的文字很不情願地承認錯誤。當初他罵中央是“逃跑”，現在換成了“大規模運動戰”。他另立中央，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僅僅說成是“組織上的對立”。涉及要害問題，張國燾仍然不肯認錯。

　　對南下北上之爭，他說：“假若南下沒有發生黨和紅軍組織上的對立，那麽南下和北上不過是軍事策略上的爭論。如果認為南下是失敗的，那是不應當的，南下在戰略上雖然有它的不利之點和在左路軍北上守著阻礙的條件下執行的，可是在黨員群眾英勇奮鬥的基礎上獲得了相當勝利。”

　　對分裂的責任，他承認：“那時黨中央直接領導一、三軍團北上，的確是貫徹北上方針的正確行動。指斥為逃跑路線，就是絕對錯誤。就是紅軍分開行動也不應由北上主張者負責，而應由南下主持者負責。”

　　對另立“中央”，他承認：“最嚴重的錯誤是組織上的對立。否認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而自稱中央。這是政治上錯誤的結果和組織原則上錯誤的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所不應有的。”

　　總而言之，張國燾並沒有認錯。

　　對張國燾的第一次檢討，中央是不滿意的。2月27日，凱豐發表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一文，全麵係統剖析了一、四方麵軍會合後張國燾在政治形勢、軍事戰略、紅軍和蘇維埃建設等十幾個問題上的錯誤。

　　在這篇長文章的結尾，凱豐給張國燾下的結論是：

　　總結起來，過去的爭論是政治上、原則上、路線上的爭論。

　　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由於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估計與當時黨的任務出發。國燾同誌當時要采取繼續的退卻，向西繼續的退卻，在紅軍蘇維埃建設上，在黨的建設上，在民族問題上，在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都與中央分裂。

　　國燾同誌所代表的這種政治路線，是蘇維埃運動中所產生的形式，右傾機會主義、軍閥主義的路線。他的客觀根源則由於中國的軍閥製度和農民狹隘落後意識，流氓破壞意識的反映。他的主觀原因是由於國燾同誌過去錯誤的根源，在四中全會時，國燾曾反對這種錯誤，但他沒有徹底肅清他的錯誤，在與中央隔離，在沒有中央的領導之下又發展起來，而成為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退卻逃跑路線和軍閥、土匪主義的路線。

　　國燾在鄂豫皖工作時，基本上是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因為那時有下列三個條件：1.鄂豫皖是老蘇區，有群眾工作和黨的工作基礎；2.有中央分局的集體領導，尤其是有沈澤民同誌的幫助；3.那時與中央有直接的關係，獲得中央及時的指示。但在最後一個時期已發生了嚴重的錯誤：（1）在肅反問題上開始采取脫離群眾的辦法；（2）在反對四次“圍剿”的問題上，沒有積極的準備與群眾的動員，而是“左”的空談；（3）在退出蘇區的問題上，沒有慎重的態度，而輕易的放棄蘇區。

　　因為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及時地糾正，因此在西征中及到達通南巴後，這些錯誤都更加發展起來，在通南巴從打敗田頌堯後，就形成了一種路線的錯誤，到與一方麵軍會合時就發展到頂點。

　　國燾路線的社會基礎是：1.農民狹隘意識與流氓的破壞性的反映；2.中國軍閥土匪主義的反映。

　　國燾路線的曆史根源是：1.與國燾過去一貫的錯誤相聯係；2.與他的思想方法論相聯係，即他的狹隘經驗論機械唯物論相聯係；3.與他的高慢的宗派主義與派別成見相聯係。

　　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

　　凱豐的文章拉開了全麵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序曲。隨之，中央派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以考察部隊的名義，到二、四方麵軍考察了一遍。羅瑞卿認真地執行了毛的使命。對二、四方麵軍進行了考察，重點在四方麵軍。3 月底，羅瑞卿在慶陽步校給毛澤東、張聞天和紅軍大學校長林彪寫了一個長篇報告。

　　羅瑞卿的報告反映出四方麵軍中存在的不少問題。關鍵是張國燾的影響依然存在，四方麵軍中的許多幹部還沒有認識到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與張國燾劃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場上來。因此，必須對張國燾進行徹底的批判。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不僅是張國燾個人，各級的幹部也都有自我檢查的必要。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凱豐、林伯渠、林彪、彭德懷、任弼時、賀龍、董必武、羅榮桓、廖承誌、徐特立、肖勁光、胡耀邦等56 人。

　　有幾位重要人物沒有出席會議。周恩來當時在杭州與國民黨談判；劉少奇在天津領導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鄧發去了蘇聯；林育英在會議召開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職工運動。張國燾幾次找張聞天，要求讓林育英出席會議。因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調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沒有他在場，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的許多問題就說不清楚。張聞天拒絕了張國燾的要求。

　　會議首先討論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後，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從27日到31日則是以批判張國燾路線為中心議題。

　　3月27日會議開始後，首先由張國燾作檢查。他承認自己在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是犯了路線錯誤、退卻逃跑錯誤、反黨反中央錯誤，承認自己對民族革命運動、中央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群眾的力量估計不足，對敵人的力量估計過高，因而悲觀失望，主張退卻。對北上問題，承認自己對中央的方針發生懷疑，承認後來由於朱德擁護中央，廣大幹部擁護中央，促使他有了轉變。但是北上以後，又改為西進，仍是對民族革命運動估計不足。他表示要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鬥爭，還沒有認識的問題，也要很好地檢查一下。

　　會上，有30多人發言。以無可辯駁的大量事實，深刻揭露和批評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軍閥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陰謀活動。張聞天、凱豐等從理論上係統地批判了張國燾反黨分裂的謬論及其錯誤路線的性質。

　　朱德總司令發言批判張國燾的錯誤，並敘述了他在南下時期同張國燾進行的鬥爭。朱德最後說：“國燾同誌是老黨員，但是他的思想是機械唯物論，隻看形式不看內容。我希望國燾同誌承認錯誤，應該以列寧主義為中心，以黨放在前麵，不要忘記了黨。隻有相信黨才能領導革命，脫離了黨的立場是沒有出路的。”朱總司令的話有理有節。對張國燾過去的所作所為，朱德是見證人。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實，張國燾抵賴不了。但是朱德以寬厚的胸懷，向張國燾伸出挽救之手，耐心幫助他認識錯誤，以改正錯誤。張國燾對朱德是口服心服，即使在幾十年後寫回憶錄時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任弼時同誌在發言中批判了張國燾在二、四方麵軍會合後的分裂行為。任弼時認為：張國燾長期以來看不到革命的形勢，看不到階級力量的變動。由於他在黨內有很深的派別成見，到了一、四方麵軍會合後，便發展到了最高峰。他堅持南下，使四方麵軍力量消耗很大。

　　賀龍揭露了張國燾在紅二、四方麵軍會師後企圖以軍閥式的手段吞並紅二方麵軍的行為。

　　彭德懷揭露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正確戰略方針的活動，指出：我們如不采取堅決果斷行為，就要跟著機會主義跑。

　　何畏等則檢討了自己追隨張國燾所犯的錯誤。

　　3月30日，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我們歡迎他的轉變，這是中央的幹部政策。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隻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老是將自己描繪成實際家，恰恰證實他是真正的經驗論。張國燾要改正自己的錯誤，首先要放棄自己的經驗論。他隻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隻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於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張國燾的機械論，隻看見形式，不看見內容。他把日本和蔣介石看作有無窮力量的魔鬼，害著恐日病和恐蔣病，說什麽十倍於現在的力量也不能戰勝日本，在革命戰爭中隻想起後梯隊的作用。他看不見日本和蔣介石都存在著種種矛盾。他不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不知道紅軍中、共產黨內都有矛盾，隻有加強黨內鬥爭、思想教育和黨內民主來解決這些矛盾。

　　毛澤東在會上還談到潘州密電事件，使在座的同誌都感到震驚。毛澤東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這件事情。除張國燾外，其他當事人沒有在場。

　　毛澤東最後說：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幹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機會主義史的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後應從頭幹起。

　　對大家要求開除張國燾黨籍、撤銷其黨內職務問題，張聞天建議暫時不作組織結論，給張國燾一個改過的機會。他的話得到大家的讚成。

　　張國燾最後說：“我的錯誤的確是反黨反中央。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我同意給我作組織上的結論。但我有一點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當黨員看待，當反革命看待。我認為我與托派和陳獨秀是有區別的，我是堅決站在共產國際方麵的，所以我有權力請求還把我當黨員看待。”

　　3 月31 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指出了張國燾錯誤的性質和主要內容，決定認為：

　　（一）張國燾同誌在四方麵軍的領導工作中，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這些錯誤在鄂豫皖蘇區的工作中已經開始存在著，在川陝蘇區中尤其在他最後一時期中，已經形成為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從退出川陝蘇區到成立第二中央為止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的登峰造極的時期。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路線。

　　（二）張國燾同誌由於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於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麵張皇失措），對於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命運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荒僻地區，實行無限製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三）張國燾忽視黨的領導作用，“他把軍權看作高於黨權。他的軍隊，是中央所不能調動的。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在軍隊中公開進行反中央的鬥爭。最後，他不顧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動南下，實行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國黨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空前的罪惡行為。”在同紅二方麵軍會見時，“他曾經企圖用強製與欺騙的方法，使二方麵軍同意他的路線，共同反對中央”，但這一企圖遭到紅二方麵軍領導者的嚴拒而完全失敗了。他忽視紅軍的模範紀律，造成了紅軍與群眾的惡劣關係，在四方麵軍中存在著打罵製度，這就是張國燾的軍閥主義的實質。

　　（四）張國燾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門中表現出來，在群眾工作中，他不從政治上去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積極性，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而以軍隊威臨群眾，造成脫離群眾的現象，蘇維埃工作方麵他沒有正確實行土地政策與經濟政策，沒有建立蘇維埃代表製度，實行蘇維埃的民主。他以無原則的方法與派別觀念團結幹部，把個人的威信與黨的威信對立。他發展黨內的家長製度，以懲辦與恐嚇來代替布爾塞維克的思想鬥爭與自我批評。

　　（五）張國燾的南下行動，是反黨反中央和分裂紅軍，是根本錯誤的。不但“使紅軍受到損失”，而且“由於南下的行動，使紅軍遠離抗日前進陣地，削弱了紅軍在全國的影響與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

　　（六）張國燾“始終對於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於中央的路線的正確性，是不了解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七）張國燾路線“是農民的狹隘性、流氓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及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張國燾“自己拒絕了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張國燾同誌的這種錯誤，對於全黨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教訓。這教訓又一次指出，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不論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徹底勝利的。

　　（八）中央認為“過去紅四方麵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麵軍全體幹部的鬥爭，把四方麵軍的幹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麵軍的幹部都是中央的幹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幹部。”中央號召“四方麵軍及整個紅軍的全體同誌在開展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中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來完成黨當前的偉大任務。”

　　在文件的最後，中央號召全黨同誌，同張國燾路線作堅決的鬥爭。同時也說明中央為什麽暫時不對張國燾作組織處理，其意在挽救張國燾。決定的第九條即最後一條說道：

　　中央號召全黨同誌，同張國燾的錯誤作堅決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教育全黨同誌，如何在各種環境下堅決不動搖地為布爾塞維克的路線而奮鬥到底。隻有共產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勝利，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徹底的最後的勝利。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同誌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後，同時亦估計到他在黨內的曆史，及對於自己錯誤的開始認真的認識，與以後絕對忠實於黨的路線的聲明，認為暫時應該把黨的組織結論問題保留起來，給張國燾同誌及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徹底發展自我批評，揭發自己的錯誤，同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並在實際工作表現自己的機會。

　　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徹底清算張國燾的錯誤，肅清張國燾路線在黨內和軍內的影響，教育全黨全軍，特別是紅四方麵軍的廣大指戰員，起了決定性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後來指出，延安會議“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

　　延安會議後，張國燾於4 月6 日寫了《關於我的錯誤》。他在檢討中說：

　　我上次那篇“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文章，雖然揭發了一些錯誤，但是非常不夠，甚至對自己錯誤沒有從基本上去了解。

　　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許多同誌對於我的錯誤的徹底揭發，使我對自己的錯誤，有更深刻地了解。的確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的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個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麵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形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關於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於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鬥爭。

　　我應當申明，我已經了解黨中央的路線是一貫的正確，並堅決擁護黨中央現在的路線，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過去的錯誤路線，就不會深刻了解黨目前領導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路線，因此，對於我自己過去錯誤更徹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對黨的路線，有更深刻地認識和堅決的擁護。

　　而且我應該說到，在我與中央會合以後，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錯誤的過程，沒有繼續和加深自己的錯誤。但是在過去一時期中，沒有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錯誤，就沒有能夠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鬥爭，對於那些對我的錯誤缺乏了解的同誌，沒有能夠起積極的幫助作用。

　　我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與那些背叛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點，就是我始終擁護共產國際。雖然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實質上是與共產國際和黨中央路線是不相容的，可是因為我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具有堅強信心，因此，我自信這是我能夠改正錯誤最重要的保證。

　　由於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夠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惡習，墮入了狹隘經驗論和機械論的泥坑，做了落後意識的尾巴，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和民族革命運動新高潮發展過程中，對於時局有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的估計。對於無產階級領導作用估計不夠，反而做了農民落後意識、流氓破壞意識和軍閥意識形態的俘虜，沒有能夠徹底克服過去大革命時代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重新表現出來。因此，要徹底克服錯誤，我自己必須加深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

　　我並且要求全黨同誌，特別是曾經和我在四方麵軍一塊工作過的同誌，就應當在黨中央路線領導之下，堅決與我的錯誤作鬥爭。我自己宣布我的錯誤路線已完全破產，每個同誌與我的錯誤作毫不留情的鬥爭，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最重要的一個保障。

　　以後的事實證明，張國燾的檢討不是誠心誠意的，而是一時蒙混之詞。

　　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在黨內和軍內廣泛深入地展開了揭發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4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進一步係統分析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軍閥主義、分裂主義的罪惡。8 月洛川會議召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張國燾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11 月，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大會，檢討西路軍失敗的教訓，繼續開展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張國燾先是拒絕出席會議，後來出席時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不僅沒有前進，反而指責別人揭發批判他的錯誤是不對的。黨中央批評了他的錯誤態度，指出退卻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反中央，是張國燾路線的三位一體。

　　這次會議後，張國燾就下了逃離延安的決心。他將邊區政府的工作推交秘書長代行，整日在延安的山野中閑逛流連，幾乎不再參加黨和邊區政府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