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5 。張國燾“反對毛、周、張、博北逃”，組織圍鬥朱、劉

　　對於兩軍合後又分的原因，張國燾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解釋：

　　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麵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區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張國燾的自我解釋沒有提及他的伸手要權，這當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如果像他所說僅是一種政見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澤東也是不會如臨大敵，被逼得深夜出走。曆史自有結論。

　　9 月中旬，在分裂公開化的形勢下，右路軍前敵指揮部率領紅四方麵軍部隊再次步入草地。

　　陳昌浩熱情高漲，給士兵們鼓著氣，努力做著政治工作。

　　道路兩旁陸續出現了政治宣傳員擬製的許多標語口號：

　　“革命為了保家鄉！”

　　“打回四川吃大米！”

　　“寧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再次穿過茫茫草地的紅軍，返抵毛兒蓋，隨後，向鬆岡、黨壩一帶集結。

　　15 日，就在中央離開俄界繼續北進，再次勸告張國燾北上的時候，張國燾不顧中央的命令，在阿壩格爾登寺大殿內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和工農紅軍中黨員緊急活動分子會議”，曆史上稱“阿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四方麵軍總部和9 軍、31 軍、33 軍的黨員幹部近千人，紅5軍的部分幹部參加了會議。32軍因駐地較遠，沒有參加。

　　在會場主席台兩側，掛著兩條標語，左邊標語是：“反對毛、周、張、博北逃！”右邊標語是：“南下創造川康根據地！”

　　由於事先層層作了動員，會議一開始就表現出明顯的反中央傾向。

　　張國燾首先在會上作關於一、四方麵軍關係的報告。他在會上攻擊黨中央的路線一貫“右傾”，軍事上是一貫的“保守的機會主義”，誣蔑自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仍然是癱瘓的，不得力的，存在著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這個“機會主義”的首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

　　張國燾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張國燾指責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率1、3 軍繼續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南下是正確的“進攻路線”。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予“紀律製裁”。

　　張國燾講完後，在秘書長黃超主持下，四方麵軍部分領導幹部先後發言表態，表示擁護張總政委講話。

　　朱德站立起來，誠懇地說道：“中央蘇區的喪失，我們有責任，這主要是我們黨內‘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這個問題已經在遵義會議上解決了。至於第五次反‘圍剿’，我沒有指揮好，沒有打好，這些我在以前也都講清楚了。現在大家要顧全大局，團結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準說北上！”黃超打斷了朱德的講話。

　　“姓朱的，你現在表個態！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

　　人的情緒是經不住在特定場合下煽動的，許多人往往控製不住自己，在全力維護自己的觀點時，會搜盡對方的缺點加以誇大和進行人身攻擊，說出許多出格的話，有時甚至是舌頭加拳頭。阿壩會議也如此，有些人本來與朱德無冤無仇，可一進入爭論的角色，就好像是變了一個人，話是越說越難聽。有人呼起了口號：“反對北上，擁護南下！”

　　參加會議的紅5 軍的人，他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在這個嚴重關頭，內部出現了分化。軍團長董振堂、保衛局長歐陽毅等堅決擁護中央，沒有出席會議。也有一些幹部認為中央不該把5軍扔下，心裏不滿，也有人對中央內部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有意見，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了張國燾一邊。他們在發言中把中央蘇區和長征初期的“左”傾錯誤誇張擴大，甚至傳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紅軍內部的倒戈給阿壩會議火上澆油，更激起了四方麵軍部分同誌對中央的反對情緒。

　　紅5 軍部分幹部的轉向，使朱德、劉伯承的處境更加困難。鬥爭的矛頭集中在他們身上。許多人在會場上你一言、我一語地亂喊。有的說：“中央北上是錯誤的，是退卻逃跑主義！”有的說：“中央是右傾機會主義！”有人氣勢洶洶地問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紅軍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當眾表態反對中央。

　　朱德見大家謾罵，便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麵色嚴峻。

　　張國燾對他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同誌嚴肅地表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上，我舉了手的，同意北上的，今天要我反對北上是辦不到的，中央北上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擁護北上。你們要是南下我也沒辦法，南下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是不會成功的。既然你們堅持南下，那我隻好跟你們南下。但容許我保留意見。”

　　朱德的話語不卑不亢。

　　張國燾邁著方步，在台上連兜了兩個來回，走到朱德麵前，說：“好，好，有你這一句願意南下的話就行。”

　　接著，劉伯承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並沒有走，向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張國燾眼看部下鬧得差不多了，才出來緩和氣氛。他沒忘掉自己的身份，隻要把底下的人鼓動起來，用不著他在前台罵人。他對今天的會議相當滿意，心中暗暗得意。

　　朱德和劉伯承從會場出來，心情十分沉重。黨和紅軍中發生了這樣的分裂，又是在長征途中，實在令人痛心。朱德對劉伯承說：“不管怎麽鬥，我們還是要跟毛澤東革命嘛。事情總會搞清楚的。”他們絲毫沒有埋怨中央拋下他們，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衛員潘開文怒火衝衝地說：“搞幾棵槍打起走！”劉伯承說：“你曉得什麽，不準吭聲！”在這樣情況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麵軍同誌覺悟，不能采取任何火拚的辦法，否則，那隻能給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

　　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在張國燾的操縱下，會議非法通過了所謂《阿壩會議決議》，攻擊和誣蔑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是“破壞紅軍的指揮係統”，“破壞紅軍的團結”，把張國燾的南下退卻美化為進攻路線。大會決定紅四方麵軍大舉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據地。

　　張國燾還考慮到了用“紀律製裁”來壓製不同意見，以保證“進攻路線”的貫徹執行。因此，他在《決議》中還提出：“在鬥爭中不願執行黨的進攻路線，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應當予以紀律製裁，使黨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阿壩會議後，張國燾又以各種名義召開大大小小的會議對朱德發起輪番攻擊，以圖逼迫朱德、劉伯承就範。除繼續召開“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外，張國燾還以政治部、總司令部黨總支名義，召開“活動分子會議”、“黨團大會”、“幹部會議”等一係列名目繁多的各種會議。他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不斷地作報告，到處講話，借以打擊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每次“批鬥會”上，朱德與劉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勵。會下，朱德說多次說：“不管怎麽鬥，我們還是要和毛澤東同誌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總會搞清楚。”

　　阿壩會議，是張國燾公開與中央決裂的會議。他把中央內部的分歧完全向紅軍戰士公開，利用紅軍戰士的淳樸，挑動紅軍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這種做法是很惡毒的。雖然中央在俄界會議上聲討了張國燾，但範圍僅限於中央委員和軍隊首長。張國燾則是一下就把範圍擴大到全軍，嚴重破壞中央的威望，這顯然是為他日後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礎，造輿論。

　　在通過《阿壩會議決議》的同時，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還擬訂了《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與《決議》同時下達到各部隊。幾天之內，各部隊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會議，傳達貫徹張國燾的報告和《決 議》。

　　《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誣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北進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什麽隻有大舉南進，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事實上，張國燾的“進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從政治上說，它與黨中央的北上方針相對立，完全脫離了全國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因而隻能使紅軍處於愈來愈孤立的境地；從軍事上說，南下遇到的對手，並不是什麽“川敵殘部”，而是蔣介石追擊紅軍的數十萬大軍；從根據地的條件來說，所選擇的川康邊的少數民族雜居區域，地瘠民窮，人煙稀少，不利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條“進攻路線”的碰壁和破產，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