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6.李德結束在中國的軍事生涯

　　遵義會議以後，李德跟隨中央紅軍繼續長征。在瀘定時，中央派陳雲秘密離開長征隊伍，轉道去了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情況和遵義會議決議，當然這一切李德是不知情的。不久李德調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當教員。10 月，終於到達陝北吳起鎮，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李德也為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深受鼓舞，他回憶道：

　　1935年10月20日，大約是在江西突破封鎖後恰好一周年的日子，我們開進了瓦窯堡。從這時起人們所說的長征或者遠征，就一方麵軍而言是結束了。原來所設想的作為大規模戰略轉移的長征，從軍事上來看成了戰略退卻，這種退卻隻是在最後階段才轉為前進。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當一方麵軍到達陝北時，還剩七八千人，其中有五六千名戰士是正規部隊。所有這些經過鬥爭錘煉的幹部，當然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緊接著的人民解放戰爭中成為黨和軍隊的骨幹力量。

　　毛澤東則豪邁的宣布：“長征是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就在中央紅軍的長征結束的時候，共產國際派林育英（化名張浩）到達陝北瓦窯堡。李德聽到此事後，高興了一陣子，認為他有可能重獲權力。但是林育英根本就不想見他，用李德的話說，就是“張浩當時完全避免同我接觸”，“他回避同我談話”，相反的，“他同毛澤東的關係十分密切。”李德還了解到，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於陳雲帶去的“遵義會議決議”及他口頭匯報的情況，表示了讚同和肯定。這使李德感到，自己已經沒“戲”了。

　　林育英來後，毛澤東的一係列方針決策又開始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和肯定，毛澤東在中國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也被國際認定。

　　1936年，除了李德外陝北蘇區內又來了兩個外國人，一個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個是黎巴嫩血統的美國醫生喬治·哈德姆（中國名字叫馬海德），這兩個人的到來，一下子解脫了李德的孤寂狀況，因為他們之間可以用英語自由交流。

　　斯諾來到陝北後，對李德進行了訪問，想了解一下紅軍中唯一洋人的特殊經曆以及他所接觸到的紅區高層情況，但是李德不願意揭開自己過去的傷疤，總是避談往事。斯諾隻得旁敲側擊以及不斷地從別人斯諾認為李德到蘇區以後，犯了“兩個大錯誤”，一是沒有支持十九路軍的福建起義。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遊擊戰降為從屬的任務，盡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上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通過了他的計劃。”

　　由於斯諾的著作暢銷海內外，因此，李德這個多年嚴格保密的神秘人物，隨著斯諾的著作，也傳播到五洲四海，在世界各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1937年5月，中國中央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討論當前的局勢並製定今後方針。李德——這個很久沒有參加中共會議的人——也受到邀請，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會議的結果使李德很滿意，他認為：

　　“可以肯定地說，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是一次大的進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者的政治路線基本上得到貫徹；中國共產黨就民族範圍而言加入了抗日的統一戰線，就國際範圍而言有限度地加入了世界反戰反法西斯戰線。”

　　當然李德也“注意到下述事實，即作為會議的主要發言人正式表示擁護新政策的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他在黨的領導中的地位。”

　　1937年11月，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以為他所信任的“國際派”有可能重新崛起，他對此期望甚大，他後來寫道：“我當時以為，王明所代表的共產國際路線，會準確地真正地得到貫徹，被毛澤東成功地戰勝、分裂和多少被爭取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者將重新團結一致，並將起到決定的作用。”但是不久，李德就發現毛澤東與王明雖然相互之間客客氣氣，可實際上各自在各個問題上還是各吹各的調，王明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

　　這期間，李德多次找王明和張聞天請求共產國際把他召回蘇聯。王明則竭力勸阻，說蘇聯正在搞肅反，等待他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槍斃。李德聽王明這麽一說，暫時打消了回蘇聯的想法。但他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去蘇聯。

　　1938年春暖花開之日，李德忽然來見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極其莊重認真地提出了兩項重要請求：一是將他正是轉為中共黨員，以便他在延安能過上正常的組織生活。此前他雖然是黨員，組織關係卻在莫斯科，不屬於中共任何一級組織的成員，中共可以不通知他參那兒獲得一些關於李德的情況。

　　加黨的會議，不讓他看黨的文件。李德認為這已經直接影響了他的工作和活動。二是請中央允許他與李麗蓮結婚。李德剛剛因為感情不和等原因，和在蘇區結婚的肖月華女士在邊區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李德認為這次和李女士結婚是自由戀愛，語言也通，絕不會發生以前那樣不愉快的事。

　　陳雲聽取了李德陳述的理由之後，十分爽快地答應了李德的要求。不久，李德與李麗蓮結婚。成為中共黨員之後的李德也開始頻繁地過起了組織生活。為方便李德過組織生活，中組部也將李德的組織關係從抗日軍政大學（原紅軍大學）轉到李德住所附近的留守兵團司令部的黨組織中。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新的指示。9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新指示，他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說過：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至此，李德在王明回國以後的美好希望已全部破裂。六中全會之後，王稼祥主動找到李德，十分真誠地用俄語對他說：“李德同誌，在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同誌中，你不僅是時間最長、工作最多、責任最重和吃苦最多的一個，更是長期與我們同甘共苦甚至生死與共的僅有的一個。大家對你的獻身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也是承認和肯定的。但是，正如我國的一句老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所以我認為你在華工作期間，也是有過錯誤的，其主要問題已在遵義會議上談過了，大家的意見也寫在會議決議中。當時你思想不太通，從組織原則上講，以可以保留個人意見。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你現在同我們大家一樣，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分子，希望我們都能實事求是和客觀公正地，對過去的問題重新認識，做出必要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國際執委會也需要進一步了解你的情況和你對自己問題的態度，我今天來找你，就是請你考慮寫一份材料，報告給國際執委會和我們中央，作為你對以前工作的一個小結。我的這個建議，已經同毛澤東同誌、張聞天同誌和博古同誌談過，他們都表示同意，並且認為，你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有不少是我們自己，是中共中央本身造成的，不能全由你負責。”

　　李德忽然感到自己的腦子亂了起來，但最終表示願意寫個材料。

　　王稼祥安慰他說：“你也別著急，慢慢來，考慮好再寫，今天你先休息吧！”

　　由於種種原因，李德給國際執委會、中共中央寫的檢討錯誤材料，到現在都沒有公開過。

　　1939年8月27日，李德忽然接到要他返回蘇聯的通知。事情來得突然，李德回憶道：

　　1939年仲夏的一個星期日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住在我窯洞裏的一名中央委員會通訊員把我叫醒，遞給我一張洛甫寫的紙條，上麵寫道：“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此外什麽也沒寫。六年了，與世隔絕，與共產國際沒有任何聯係，突然接到這個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到的。我匆忙穿好衣服，匆匆與李麗蓮告別，她是周末從藝術學院回來的，接著匆匆向同院的鄰居告別，跳上我那匹察哈爾矮馬，向機場飛奔而去。

　　機場上已經聚集了將近100人，其中有許多高級幹部，毛澤東也在場。他們正向周恩來告別，周偕同妻子和養女也是要飛往莫斯科的。蔣介石給周送來了他的專機，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飛機已經作好了起飛的準備，但起飛的時間推遲了。我同那些老熟人，當他們知道我要離開中國時，都同我來話別，甚至毛澤東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別時，流露出一種有節製的禮貌，但沒有一句感謝和認可之詞。這時，李麗蓮也到機場來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去請毛同意，毛讓我找洛甫，洛甫說，李麗蓮沒有到莫斯科的入境簽證，周恩來在一旁插話，他答應到莫斯科爭取一下，李可以隨後再來。

　　此時李德去蘇聯也確實有點偶然，原來這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同時處理一些與共產國際和蘇聯之間的事情。在與蘇聯聯係此事時，共產國際表示可以召回李德，並囑咐與周恩來同機返蘇。就這樣李德與周恩來同機前往莫斯科。

　　李德結束了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也沒有見到李麗蓮。

　　回到蘇聯後，由於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犯有錯誤，李德被進行了審查。但他並沒有受到殘酷迫害，隻是喪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

　　師哲對此回憶道：

　　國際監委佛羅林主席負責處理此事，他是德國人。共產國際是根據中國黨的意見對李德進行審查的。劉亞樓等出場作證。

　　國際給李德作的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從此，國際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李德先是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1941年至1948年，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的國際國內政策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李德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回國後的李德成了德共中央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他除了編書、譯書外，自己也寫作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關於出版德文列寧著作問題》、《列寧與軍事科學》、《列寧著作〈戰爭與革命〉的序言和注釋》、《軍事專家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社會主義百科全書》、《自由與社會主義》等，還將蘇聯“解凍文學”的代表作《一個人的遭遇》等文學名著譯為德文。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就在這個時候，1964年5 月27 日，他在民主德國黨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在文中，他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其代表作是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隨後又對其作了大量補充修訂，於1973 年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成為了當時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歪曲和攻擊的主要文章。對此，曾作為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專門寫了文章對其書進行了還擊，以澄清曆史真相。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民主德國逝世，終年73歲。

　　§§三 張國燾儼如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