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遠歌

第82章 訪成都杜甫草堂

　　一

　　春來惆悵浣花鄉，無限江山一草堂。

　　細雨酥泥紅滿路，竹籬楠影綠盈窗。

　　每因戰亂傷襟抱，曆盡滄桑壯酒腸。

　　流寓錦城聽杜宇，詩人獨自話淒涼。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館裏，我寫下這首詩。數年來借助銀翼，頻到成都，也曾抽空三訪杜甫草堂。詩人出身的我，一直想為這草堂寫點什麽，但不知為何，總找不到感覺。此番從峨嵋山歸來，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還航行在盛唐的煙雨裏。再來到這成都的杜甫草堂，細細瀏覽柴門花徑，穿過一叢叢凝煙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樹把四月的煙雨中的春光，撐了一個滿庭，心中便突然生起無盡的惆悵。於是，就有了上麵這首詩。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詩人是繞舌的一群。中國以詩國著稱，詩歌在中國，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一種生存狀態。在古代，中國的為官者，幾乎沒有誰不會寫詩，他們中產生了許多大詩人，像屈原、宋玉、鮑照、庾信等等。這情形在唐宋兩代尤為突出。在唐有張九齡、王維、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歐陽修、範仲淹、蘇東坡、辛棄疾、陸遊等等，都是詩壇中雄視千古的人物，同時又都是高官。同以上這些人相比，杜甫官職卑微，所謂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個處長級別。但論詩不論官，何足掛齒的小官並不妨礙他獲得“詩聖”的地位。

　　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十分優秀，但同時又極盡虛榮之能事，凡事都要誇張。譬如聖人，全世界獲此封號的，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咱中國多。周公旦是中國政治家中的第一位聖人，孔夫子是中國文化的第一位聖人，有“萬世宗師”之美譽。另外，諸如書聖、草聖、詩聖、棋聖、藝聖、畫聖、歌聖等等，不一而足。發展到當世，愈演愈烈。這種現象的產生，實乃是遠古生民圖騰崇拜的餘緒。聖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輩仰望，竊竊慚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這杜甫草堂中，馬上就想到一個問題：為何這草堂，從來沒人稱它為“詩聖草堂”而要直稱為“工部草堂”？難道聖人的頭銜，還敵不過一個級別卑下的工部員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從華州司功參軍任上棄官流浪的杜甫，攜家帶口來到成都，借寓於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資助下，在浣花溪上遊選了一塊地，蓋起了幾間茅屋。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這裏住了三年零九個月，寫下了兩百四十多首詩。在他死後，草堂數度易主終成廢墟。直到一百多年後，來成都做官的晚唐詩人韋莊，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遺址。緬懷先賢，他在遺址上頭蓋了一間茅屋，這是後人紀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築。又一百七十年過去，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有一位名叫呂大防的進士仕宦錦城，在再度傾圯的韋莊版的草堂遺址上又一次重建。這一次規模略大，其壁間繪有杜甫遺像，供人瞻拜。半個世紀後，已是南宋初年，時任成都知府的張燾來到浣花溪邊，麵對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詩一千四百多首，曆時四月而成。經過這次修葺，草堂漸有氣勢，大殊於從前。元明改朝換代之際，草堂毀於戰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這次規模更為宏大。自此，終明一朝，草堂修葺擴建了七次，亭館祠堂，曲水園囿，草堂已成勝景。明末，張獻忠入蜀，殺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總督蔡毓榮履任成都，聯絡四川布政使金淩、成都知府冀應熊倡儀重修。清代曆朝擴建五次。民國期間，地方人士籌款對草堂中的工部祠與詩史堂進行了重建。新中國成立後，草堂成了杜甫紀念館，成立了管理處，向遊人開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我們所見的草堂建築群，為清嘉慶十六年重修所留下。這穿逗式的民居建築，典型的川西風格，層軒累閣，華堂麗廡，清流散綺，雨浥紅蕖。此般景象，華貴有如王府，與詩人的故居相去甚遠。

　　三

　　唐代詩人中，最窮的有兩個，一個是杜甫，另一個是杜荀鶇。如果給他們劃成份，都是貧農。在新中國，他們可算是無產階級詩人。宋代，曾主持過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礪，為這草堂寫了十二首詩，第一首頭兩句“燦燦詩翁錦城西，隻緣詩好合窮棲。”開宗明義就點明了杜甫的身份，這個“燦燦詩翁”窮棲於人世。同時表述了一個觀點：唯其窮棲，才能寫出好詩。杜甫自己也說過“文章憎命達”。這無異於告訴人們：文學是窮人的事業，這觀點與孔夫子的“倉廩實然後知禮節”顯然違背。文學與財富的關係，也就是說杜甫的立論是否正確，值得另寫一篇文章探討，這裏略下不表。在這裏，我想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詩聖，一個瘦骨嶙嶙的窮老頭子，生前顛沛流離，為五鬥米折腰尚嫌不能，強抑嗽齒的窮愁，在達官貴人麵前強顏歡笑的這位在大熱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詩人，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麗？在這草堂裏，杜甫寫下了那首呼天愴地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這般氣象，杜甫會如此痛哉惜哉，捎帶著還把搶走茅草的鄰家的孩子咒罵一番？

　　答案隻有一個：這座草堂是後人蓋的。從第二節裏列舉的曆代重修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為。這樣就引出了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的官府，為什麽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嗇，任其窮愁潦倒。但在他死後，又要如此大費財力，不厭其煩的修繕、擴建這一座已沒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窮愁死後榮耀都達到了極致，這究竟是荒誕的黑色幽默呢，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

　　前麵已經講過，詩在中國，首先是一種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藝術。且不說官場的附庸風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龍種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兒，同樣也要往詩人堆中湊。漢高祖劉邦與明太祖朱元璋，幾乎是兩個文盲，然而都有詩傳世，劉邦的《大風歌》寫得還不賴。禦製詩應算是中國詩歌中特殊的一種。乾隆皇帝禦製詩一萬多首，這數量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位大詩人。盡管中國的統治階級愛好詩歌，但愛詩與愛詩人是兩碼事。曆史上，愛詩人的皇帝不多，但給詩人製造苦難的皇帝卻枚不勝舉。遠的不說，就說開創新中國的毛澤東，他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無情打擊胡風、艾青等數以萬計的詩人、作家。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殘酷迫害手無寸鐵的文人，從來都不會有道德上的障礙。

　　基於以上考慮，漫步在這杜甫草堂中，我的確產生了“詩人獨自話淒涼”的感覺。

　　四

　　僅就園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稱西南勝景。鄧小平以八十高齡來遊草堂時，說：“來成都沒到杜甫草堂，就等於沒來成都。”我不知道這句話確切的含義是什麽。既可以理解成對杜甫的推崇，提示國人不可丟掉了憂患意識。又可理解為對這一片園林建築的讚美。是的，田舍農居風格的草堂，如含蓄淡遠的水墨畫，有著閑逸的韻致。特別是1996年動工興建的茅屋景區，曲水林塘，莫不充滿杜詩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絕對想不到，他靠友人讚助而建起的流寓蝸居，竟然被改造成錦城佳構，從而吸引了八方權貴，萬國衣冠。僅從這一點看，詩人的榮幸，此地可稱為“海內孤本”。

　　我在草堂中時，正值暮春，煙雨濛濛，園中遊人熙攘。我細心觀察，遊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詩碑林。啊，他們並不為尋詩而來，像遊魚唼喋浮萍，他們需要的是這裏春光的溪流，娛情的小徑。細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國曆史中，詩人是一種時尚。而在當今，在利益追逐成為社會首選的今天，詩人早已變成了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再沒有人願意欣賞鏗鏘的音韻，更沒有閑人來傾聽詩人的訴求。盡管這訴求發自心靈，注滿憂患，也不借助於語言暴力，但是，仍不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因為，產生於情感的詩，畢竟離銅臭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