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唐詩,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許多詩篇,都把鳥與僧對舉,試舉幾例:
賈 島: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姚 合:露寒僧出梵,
林靜鳥巢枝。
杜荀鶴:沙鳥多翹足,
岩僧半露肩。
陸龜蒙:煙徑水涯多好鳥,
竹床蒲板但高僧。
司空曙:講席舊逢山鳥至,
梵經初向竺僧求。
隋唐五代,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亦是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被廣大士人所欣然接受的時代。如此情形,詩人們創作不可能不顧及到宗教領域。但詩人們為何偏偏選擇鳥而不選擇花、雪或別的什麽來作為僧的對應物呢?弄清這個問題,不得不把唐代的宗教做一點兒說明。
僧,作為一種宗教職業,在唐代,已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那時候,全民敬佛,與當今中國的全民經商,在其聲勢上,庶幾近之。那時候僧人在老百姓中受到尊重的程度,不亞於今天的經理老板們。不同的是,經理老板們受到尊重,是因為他們有錢。而僧人在一千多年前受到尊重,是因為他們都是高蹈之士,手中握有通向極樂世界的通行證。那時候,想去天國的人,就像今天那些想得到美國綠卡的人一樣多。對於持有這種發卡權利的人,他們怎能不頂禮膜拜。
這樣就決定了僧人的身份。
可以說,佛教成了唐代中國的國教。皇帝老兒崇尚佛教,是想把佛教勢力網羅到政治權勢之下,成為穩定統治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出家當和尚,自然也就成了一種沽名釣譽的手段。那時的確有不少所謂的“名僧”,並不把隱居山林、禮佛誦經看成是份內事。他們更熱衷於結交權貴,出入雕梁畫棟,把違悖佛理的權名交易看成是賞心樂事。
佛的產生,是以否定世俗生活作為前提。僧人作為抗拒誘惑的職業,必定應該棄鬧市而進山林,從紛擾逃向孤獨。這一點,正好吻合了力圖保持自己獨立人格而不肯趨炎附勢的這一部分文人的心境。他們羨慕山林中的僧所占據的自在無為的生命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可以自由地開掘人類偉大神秘的生存意識。詩人們把這種自在生存的渴望訴諸情感,於是,真正的僧(而非沽名釣譽的偽僧)就成了他們歌詠的對象。
至於把鳥作為僧的對應物,我猜度是這樣的原因:
在文人的眼中,鳥是最自由的。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何時歌唱,何時斂翅於一棵樹上,都不必看別人的眼色作事。大概芸芸眾生中,隻有僧在這一點上與鳥相似。
其次,僧居山林,鳥亦居山林。僧是山林的遷居者,而鳥卻是山林的土著。與鳥為鄰的人,必定是閉門避俗的世外高人。空山不見人,唯聞鳥語響。可見,鳥的天空是在人跡罕至的空山。那地方沒有聲色犬馬,沒有朱梁畫棟,沒有喧囂市聲。沒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尤物。住在那兒修行的僧人,他的鄰居隻有兩個:一個是鳥,一個是孤獨。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麽唐代詩人要把鳥與僧對舉了。鳥與僧,實乃是紅塵外的一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