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明朝不明白

第12章 讓曆史複活

　　——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創作談

　　熊召政

　　一 從皇帝與宰相談起

　　近些年，帝王小說興盛，甚至到了泛濫的地步。分析這一現象的產生，不能不看到這是中國的知識精英與一般民眾都對皇權充滿崇拜的結果。我們在批判極權統治的時候，往往會把這責任一古腦兒地推到統治階級本身，殊不知正是崇拜皇權的民族心理，構成了極權統治存在的土壤。

　　我曾對人講過，要想弄清兩千多年來中國曆代皇權統治或曰國務活動家的基本特征，應該著重關注兩個係列的人物，一是從秦始皇到光緒的皇帝係列，二是從李斯到翁同龢的宰相（或相當於宰相）係列。若將這兩個係列的人物作大致的分析比較，不難看出，優秀的宰相遠多於優秀的皇帝。其治國的能力，帝王係列的人物表現出的是一條一直向下的曲線，而宰相係列的人物則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高位的水平線上，細究個中原因，乃是因為皇帝是世襲製，而宰相則多半是憑著真才實學一步步攀上權力高峰。因此，除了改朝換代留下赫赫文治武功的開國皇帝以及為數不多的明君，更多的帝王都如過眼雲煙。雖然他們生前都擁有絕對的權力，但死後，他們的聲名，卻是比春花凋謝得更快。更有趣的是，一個暴君或一個庸君的身邊，往往都會有一個聰明的善於協調平衡各方麵關係的宰相。盡管這樣的宰相多半都會“以身殉職”，但正是由於他們的斡旋與努力，國家才不致於動蕩，世襲的皇權才得以延續。諸葛亮在他著名的《前出師表》中表述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應視作中國宰相們政治生涯的生動寫照。

　　恕我不敬，中國的皇帝除了屈指可數的英明君主外，更多的是荒唐與平庸的人物。宰相則不然，他們中產生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政治家，商鞅、蕭何、諸葛亮、魏征、趙普、王安石、劉伯溫等一些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人物，莫不都是宰相出身（即便沒有宰相的頭銜，也都幹著宰相的事業）。當然，宰相中也出過李林甫、秦檜、賈似道、嚴嵩之類的奸佞，透過他們，我們亦可了解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淫邪與殘暴，是怎樣在精心設計的權術中達到極致。中國有帝王術，專門研究如何當皇帝；中國卻沒有一部宰相學，來探討這一特定職位上人的領導藝術與政治智慧。勿庸諱言，是東方古國長達兩千多年的極權統治，導致了這種缺失。

　　比之皇帝，宰相這一階層的人格具有兩重性。一方麵，他們是“學而優則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著強烈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麵，他們崇尚的道德與殘酷的現實大相徑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們必須學會隱藏自己。宰相們如其說是為國服務，不如說是為皇帝效勞。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獨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須“枉顧左右而言它”；他既是帝師，又是奴仆；既為虎作倀，棄道德如敝履，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壇上的犧牲品。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對中國的宰相們產生了興趣。幾乎從一開始，這種興趣就給我帶來了創作上的衝動。我無意寫一部宰相學，但卻想尋找一位合適的宰相，通過他的政治生涯，來再現一段在中國文明進展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曆史。經過長達數年的研究，我才選取了明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作為我曆史小說中的主人公。

　　二 關於張居正的思考

　　選擇張居正，我基於三個考慮：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領導施行的“萬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國家體製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

　　說到明代，我不得不遺憾地說，與漢、唐、宋、元、清這些大一統的王朝相比，值得稱道的地方並不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後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權旁落而一連誅殺三位宰相，並從此永久廢除宰相製。終明一朝，冤獄盛行，動蕩不斷。由於對大臣們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創設東廠與錦衣衛兩大特務機構，實行恐怖鎮壓。另一方麵，由於皇室怙權而又貪圖享樂，導致宦官亂政。王振、劉瑾、魏忠賢三位司禮太監對朝政造成的傷害，恐怕為曆代宦官之最。特務與宦官，這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兩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為可怕的政治遺產。

　　明朝初年朱元璋與朱棣父子兩位皇帝對功臣與士族大開殺戒，並未涉及到底層百姓。經過連年戰亂的庶民，因此獲得一個相對平穩的休養生息的時期，從洪武年間到仁宣之治大約一百五十年時間，老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裕，但從正德時期開始，由於武宗皇帝驕奢淫逸，接著是嘉靖皇帝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的局麵開始出現並日益嚴重。在城市裏，官僚權貴的享樂達到極致；在廣大鄉村，饑民揭竿起義的事情屢有發生。到了隆慶時代，朱明王朝明顯露出“下世的光景”，對國家的控製力已相當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搖搖欲墜之時，三十六歲的穆宗病逝，他的十歲的兒子朱翊鈞登基，是為萬曆皇帝。小皇帝啟用他的老師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由於曆史的機緣，四十八歲的張居正開始了他十年柄國的輝煌無比的政治生涯，給後世留下了一段風雷激蕩的“萬曆新政”，不過，這風雷激蕩，昭示的是萬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輔製，是一個相當古怪的政壇產物。宰相製廢除後，本是替皇上撰擬詔誥承製詞章的文淵閣大學士，便變成了皇上的秘書兼顧問。為首的大學士稱為首輔，相當於首席顧問。按朱元璋欽定，大學士們隻享受五品銜，相對於吏、戶、兵、禮、工、刑六部二品衙門，這級別實在太低，但經過一段時期的演變，閣臣們祿位漸隆。到了明中期，閣臣們幾乎都是從二品大員中選拔，而首輔則程度不同地行使著宰相的權力。

　　由於首輔名義上隻是顧問，因此他是否能順利擔當宰相的角色，則要取決於皇帝與首輔雙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麵前，首輔隻能是一個唯唯諾諾的顧問，而麵對穆宗朱載垕這樣的懦弱皇帝，首輔則實實在在擔當起宰相的職責。

　　通覽明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張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年間最有權勢，同時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輔。這不僅僅因為曆史給他提供的機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沒有哪一位首輔，登位之前，像他那樣作了如此充分的準備。

　　稍有政治經驗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國情民意的改革方案雖然不易，但比起將這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成果，則又要容易得多。舉凡思想家，都可以擔當設計師的角色，但擔任工程師的政治家們，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氣，更需要把藍圖變為現實的卓越智慧。我認為，張居正便屬於這樣的政治家。

　　隆慶元年，張居正剛入閣成為末輔，懷著對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歲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獻上了一道洋洋萬餘言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綱本、飭武備六個方麵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所涉內容，涉及吏治、綱教、經濟、軍事諸領域。胸無大誌的穆宗，隻願意沉湎酒色，哪願意如此大刀闊斧地重振乾綱。他隻是敷衍地讚揚了幾句，便擱置不管。張居正作此試探，知道時機並未成熟，於是繼續耐心等待，六年後他的這一份完備的改革文件，終於成了他實施“萬曆新政”的政治綱領。

　　關於“萬曆新政”的功績，已有不少海內外的曆史學家作了詳細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贅言。我要說明的是，正是張居正的改革，使本來氣數已盡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獲得了難得的“中興之象”。可是，正是這樣一個“宰相之傑”，死後卻遭到了最為殘酷的清算。萬曆皇帝一麵享受著張居正改革帶來的福惠，一麵下令把張居正的封贈全奪、家產盡抄、親人或死或謫。萬曆皇帝的這個態度，導致張居正死後半個世紀，滿朝文武竟無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張居正的功績，說明中國“士”階層在政治舞台上的獨特作用；而他的悲劇，又深刻揭示了極權統治的寡恩與殘忍。

　　1998年暮春，動筆寫《張居正》之前，我曾專程去了一趟張居正的故裏湖北省江陵縣，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絕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見鷓鴣飛。

　　杜鵑舌上煙波裏，立盡斜陽是布衣。

　　中國的與官場無涉的知識分子，常以布衣自謂。至今，我這個布衣還記得，那一縷慘淡的夕陽，是如何陪伴著我，在張居正的雜草叢生的墓地上作孤獨的徘徊。偉人們死後的蕭條本屬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從商鞅的被車裂到張居正的滅門之禍，果真是中國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麽？張居正推行改革之時，也曾下定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決心。可是，如果真的給他第二次生命，他還會有那挽狂瀾於既倒的幹雲豪氣嗎？

　　張居正的悲劇，不僅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僅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國的政治生活，曆來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靈動的生氣與恒久的激情。張居正正是想把靈氣與激情引入政壇，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慘性結局。

　　三 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我一向固執地認為：讓曆史複活，使今天的人們能夠從遙遠的過去審視當下，洞察未來，這不僅僅是曆史學家的責任，同時也是作家的責任。

　　與現實小說相比，曆史小說更能體現作家創作上的自覺。因為，曆史小說要兼顧曆史與小說兩個方麵。其作者首先應該是史學家，然後才是小說家。這要求也許苛刻，但我認為這是寫好曆史小說的關鍵。時下一些流行的曆史小說，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忽略了曆史的真實，這是作家沒有認真研究曆史的後果。

　　所謂曆史的真實，簡單地說，有三個方麵：一，典章製度的真實；二，風俗民情的真實；三，文化的真實。前兩個真實是形而下的，比較容易做到，第三個真實是形而上的，最難做到。前兩個形似，第三個是神似。形神兼備，才可算是曆史小說的上乘之作。

　　我曾對張居正及嘉隆萬三朝的曆史作了數年的研究。自認為占據了豐富翔實的史料，完全可以寫出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曆史小說了。可是當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時間寫出第一卷時，才發覺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它既不是史學著作，作為小說又顯得幹巴。這才意識到，曆史的真實並不等同於文學的真實。從曆史到文學，有一個艱難的轉化過程。小說中的張居正，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曆史中的張居正。它既要忠實於曆史，更要忠實於文學。他既是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學中的典型。這一點至為關鍵，如果處理不好，文學的價值便蕩然無存。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舍棄了這三十多萬字的第一稿，於1999年春節之後，又從頭開始。現在讀者看到的《張居正》的第一卷《木蘭歌》，便是與第一稿了無關涉的第二稿。這本書屬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讀者可以從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為曆史小說的作者，還有一點尤其重要，那就是憂患意識。我曾在一篇《登鬱孤台》短文中評價辛棄疾“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其實，古代士子，窮者如杜甫，達者如張居正，有誰不是這樣？一個不具備憂患意識的作家，又怎能與筆下的曆史人物作穿越時空的心靈溝通？不過，在當下商品經濟的衝擊下，作家們似乎已喪失了為民族思考的責任。文學的視野日漸轉向個人的隱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學的陽剛之氣、厚重之感正在喪失，代之而起的是輕佻與浮滑。一個民族的文學心誌一旦走向頹廢，則預示著一個時代的文學的終結。我在前麵已講過，曆史小說作家更具有文學的自覺。這自覺，便緣於他的憂患意識。他不會無緣無故地選取一段曆史，一個人物，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曆史觀。作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創新，或滿足於編造精巧的故事，這實際上是在浪費自己的聰明才智。寫什麽和怎麽寫的問題，前者永遠是主要的。這一點，對曆史小說的創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雜雜，寫下的是我創作《張居正》的動機，以及對曆史小說的思考。我不是清流，無意對張居正作道德上的評判。在嚴肅的曆史麵前，個人的愛憎，往往會導致低級的錯誤。四卷本的《張居正》已經問世，創作這部書，我前後花去了十年時間。真正的十年磨一劍，但是，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劍，則需要廣大的讀者來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