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毛澤東以“齒病”婉拒蔣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後，一時間，地處長江中遊的武漢，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
蔣介石長駐武漢。毛澤東派出王明、周恩來、博古、鄧穎超組成中共代表團，於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漢。
麵對向著武漢推進的日軍，國共兩黨在武漢又開始新的會談，這一回，國共會談的主題，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麽樣的組織形式合作，周恩來以為，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無非以下三種：
A。恢複十三年前（即1924年國民黨“一全”大會時）的形式，使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聯盟，允許其他黨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員會，在中央、各級共同討論；
C。現在這種形武，遇事協商。
周恩來認為，第三種隻是臨時辦法。
蔣介石呢？他以為眼下隻能用這臨時辦法。
國共談判，依然進展維艱。不久，蔣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種方案：國共“溶成一體”。
周恩來當即表示反對，說道：“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取消，隻能從聯合中找出路。”
周恩來明白，國民黨大，共產黨小，一旦“溶成一體”，結果必是國民黨“溶”掉了共產黨！
蔣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過他所控製的報紙透露出來。1938年初，武漢的一些報紙開始鼓吹“三個一”，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指“三民主義”，“一個政黨”指國民黨，“一個領袖”指蔣介石。
這“三個一”的另一含義是“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意思差不多。
武漢的《掃蕩報》還說出了蔣介石的“溶共”之意：“統一的團結方式，是用以大並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合而為一。”
這就是說，國民黨要“溶”掉、“並”掉中共！
毛澤東憤憤然，他理所當然反對“三個一”。
2月12日，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及《群眾》周刊第1卷第10期，還有許多報紙發表了萬言長文《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在武漢引起了頗大的震動！
這篇長文，是2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采訪時所作的談話。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三個一”，稱之為“一黨專政”。
蔣介石也很仔細地看了此文。
其實，那記者“其光”純係子虛烏有，毛澤東也無此談話！
此事內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為之捉刀！
當時，王明以及周恩來、博古共同署名於2月11日致電毛澤東：
關於一個黨一個主義問題，已成街談巷議之資料，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已到了不能不答複之地步。我們決定，對於黨和主義問題，用澤東同誌名義發表一篇2月2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此稿由紹禹起草，經過長江局（引者注：當時駐武漢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中共長江局）全體同誌校閱和修正，現用油印發各報館及通訊社，明日《新華日報》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澤東名義發表者，一方麵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麵避免此地負責同誌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麵衝突，不過因時間倉促及文長約萬字，不及事先征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請原諒。
原來，王明來了個“先斬後奏”，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批駁蔣介石的談話！雖然蔣介石那“三個一”對於中共來說，不能不批，但王明這種做法卻惹怒了毛澤東！毛澤東後來說，事情並非緊急到來不及經他過目的地步。
其實，說穿了，王明並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王明在共產國際當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向來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何況王明原是博古的後台，與毛澤東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緊張。
當然，對於蔣介石的“三個一”，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曾這樣批評蔣介石道：“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違背一致團結抗日建國的大目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蔣介石對於來自中共的抨擊，曾向周恩來解釋道：《掃蕩報》的言論並不代表國民黨，也不代表他自己。
陳立夫也告訴周恩來：蔣總裁已批評了《掃蕩報》，並要各報以後不再刊登這類文章。
其實，《掃蕩報》所說，倒是蔣介石心中的話！
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臨全大會”，那基調便是“三個一”。
為了加強領袖的權威，“臨全大會”根據蔣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實行總裁製。大會修改了黨章，規定“確立領袖製度”，增設了第五章“總裁”，賦予了總裁以“總攬一切事務”的權力。蔣介石被選為首任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從此，蔣介石除了“蔣委員長”、“蔣總司令”、“蔣大元帥”之類榮稱外，又多了“蔣總裁”這一尊稱。
總裁成了獨裁的同義語。蔣總裁成了一個領袖的同義語。蔣介石強調了戰時需要加強領袖的權力，實行了“總而裁之”、“獨而裁之”。
“臨全大會”又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以代表國民共同參政，算是在蔣介石“總而裁之”之下的一點民主。
國民參政員共二百名，其中國民黨員八十八名。中共是作為“文化團體”參加的。
毛澤東笑了，他稱中共乃“武化團體”，並非“文化團體”！
不過，既然分配了七個名額給中共，毛澤東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黨員作為參政員。
毛澤東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澤東、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照理周恩來應在其中，可能考慮到女性參議員非鄧穎超莫屬，而夫婦同為參議員又太顯眼，所以沒有列入周恩來。
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在漢口上海大戲院召開。
毛澤東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他，究竟會不會從延安來漢口出席會議？毛澤東如果來漢口，則意味著國共兩黨將舉行最高級會談。
張學良事件給人們留下的印象畢竟太深了！一年前，當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時，葉劍英馬上從西安發電報給毛澤東：“毛不必去。”這樣，那一回蔣介石和毛澤東沒有晤麵。
這一回，毛澤東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個借口。毛澤東的借口頗為有趣，他在致參政會的電報中稱“因齒病及瑣務羈身”！
毛澤東在說罷不去的原因之後，言歸正傳：
寇深禍亟，神州有陸沉之憂；民眾發舒，大有轉旋之望。轉旋之術多端，竊謂以三言為最切：一日堅持抗戰，二日堅持統一戰線，三日堅持持久戰。誠能循是猛進，勿餒勿輟，則勝利屬我，決然無疑。
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議長。這時的汪精衛集國民黨副總裁和國民參政會議長於一身，其地位僅次子蔣介石。
在中共黨內，張國燾此時已被開除，王明成了毛澤東的政敵。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多年，與共產國際關係很深，常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他在武漢除了以毛澤東名義發表那次批駁蔣介石“三個一”的談話外，還多次以中共中央名義，也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聲明、談話，卻不事先報告毛澤東，如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漢發表的《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在報送毛澤東的同時，已送交國民黨了！
毛澤東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達武漢時，王明居然複電中共中央書記處：
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王明目中無毛澤東，竟然達到這等地步！
中共內部王明和毛澤東的關係日益緊張，如同國民黨內汪精衛和蔣介石的關係日益緊張。毛澤東致信蔣介石盛讚其抗日精神日本首相近衛手下有一個智囊團，即昭和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所。1938年6月，這個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絕密的報告，叫《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辦法》。報告一開頭，便這麽寫道：殘敗的國民政府現在還在叫喊堅決抗日，毫無投降之意……對國民政府，必須以擊潰為根本方針，明確除此以外別無有效的解決辦法。
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明，蔣介石自“七七事變”以來，實行抗日，就連日本也以為對其除了“擊潰”，別無選擇。
這份報告也強調了必須“摧毀”國共合作；首先為了摧毀抗日戰爭的最大因素——國共合作勢力，攻下漢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占領了漢口，才能切斷國共統治區的聯係，並可能促使兩黨產生分裂。
這表明，連日本也意識到國共合作的威力。
日軍為了“擊潰”蔣介石政府，為了“摧毀”國共合作，把攻擊的目標指向武漢。
6月12日，日軍在安徽當時的省會安慶登陸，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
蔣介石坐鎮武漢指揮，調集了十四個集團軍和一個江防軍，迎戰日軍。日軍則調集了十二個師團，前後投入了四十萬兵力。比起上海、南京來，武漢有大別山脈、幕阜山脈以及鄱陽湖作為屏障，再說國民黨軍隊也有了跟日軍作戰的經驗，日軍想速戰速決就不那麽容易了。戰鬥打得十分艱難。日軍從三麵包圍武漢，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隊奮力抵抗，大小戰鬥不下數百次之多。
宋美齡則在武漢成立了“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組織婦女參加抗戰，她自任指導長。她還用一口流利的英語，通過美國廣播網，呼籲世界各國支援中國抗日。
對於蔣介石的英勇抗戰，毛澤東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當麵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此信，極為熱情地讚揚了蔣介石。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政治對手之間，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頗為罕見。這是一封難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於台灣，現全文照錄於下，以饗讀者：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誌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麵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麵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誌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麵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終必能幹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誌，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
並致
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此信，表明國共合作正處於最佳狀態。
不僅毛澤東在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中讚揚了蔣介石，而且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中共中央代表團也讚揚了蔣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發表聲明：“蔣介石，政府，及國民黨，沒有投降，他們出來保護自己的國家以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中國人民則起來進行偉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鬥爭。”“在蔣介石統率之下，中國全部國家政權，與一切軍隊之統一，亦正在完成中。”“我們的黨，並不把自己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首領蔣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準備在戰爭之後，還繼續與他們共同工作，以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則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這就是說，毛澤東所實行的國共合作路線，得到了作為中共上級的共產國際的批準。
蔣介石長駐武漢。毛澤東派出王明、周恩來、博古、鄧穎超組成中共代表團，於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漢。
麵對向著武漢推進的日軍，國共兩黨在武漢又開始新的會談，這一回，國共會談的主題，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麽樣的組織形式合作，周恩來以為，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無非以下三種：
A。恢複十三年前（即1924年國民黨“一全”大會時）的形式，使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聯盟，允許其他黨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員會，在中央、各級共同討論；
C。現在這種形武，遇事協商。
周恩來認為，第三種隻是臨時辦法。
蔣介石呢？他以為眼下隻能用這臨時辦法。
國共談判，依然進展維艱。不久，蔣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種方案：國共“溶成一體”。
周恩來當即表示反對，說道：“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取消，隻能從聯合中找出路。”
周恩來明白，國民黨大，共產黨小，一旦“溶成一體”，結果必是國民黨“溶”掉了共產黨！
蔣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過他所控製的報紙透露出來。1938年初，武漢的一些報紙開始鼓吹“三個一”，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指“三民主義”，“一個政黨”指國民黨，“一個領袖”指蔣介石。
這“三個一”的另一含義是“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意思差不多。
武漢的《掃蕩報》還說出了蔣介石的“溶共”之意：“統一的團結方式，是用以大並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合而為一。”
這就是說，國民黨要“溶”掉、“並”掉中共！
毛澤東憤憤然，他理所當然反對“三個一”。
2月12日，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及《群眾》周刊第1卷第10期，還有許多報紙發表了萬言長文《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在武漢引起了頗大的震動！
這篇長文，是2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采訪時所作的談話。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三個一”，稱之為“一黨專政”。
蔣介石也很仔細地看了此文。
其實，那記者“其光”純係子虛烏有，毛澤東也無此談話！
此事內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為之捉刀！
當時，王明以及周恩來、博古共同署名於2月11日致電毛澤東：
關於一個黨一個主義問題，已成街談巷議之資料，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已到了不能不答複之地步。我們決定，對於黨和主義問題，用澤東同誌名義發表一篇2月2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此稿由紹禹起草，經過長江局（引者注：當時駐武漢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中共長江局）全體同誌校閱和修正，現用油印發各報館及通訊社，明日《新華日報》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澤東名義發表者，一方麵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麵避免此地負責同誌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麵衝突，不過因時間倉促及文長約萬字，不及事先征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請原諒。
原來，王明來了個“先斬後奏”，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批駁蔣介石的談話！雖然蔣介石那“三個一”對於中共來說，不能不批，但王明這種做法卻惹怒了毛澤東！毛澤東後來說，事情並非緊急到來不及經他過目的地步。
其實，說穿了，王明並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王明在共產國際當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向來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何況王明原是博古的後台，與毛澤東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緊張。
當然，對於蔣介石的“三個一”，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曾這樣批評蔣介石道：“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違背一致團結抗日建國的大目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蔣介石對於來自中共的抨擊，曾向周恩來解釋道：《掃蕩報》的言論並不代表國民黨，也不代表他自己。
陳立夫也告訴周恩來：蔣總裁已批評了《掃蕩報》，並要各報以後不再刊登這類文章。
其實，《掃蕩報》所說，倒是蔣介石心中的話！
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臨全大會”，那基調便是“三個一”。
為了加強領袖的權威，“臨全大會”根據蔣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實行總裁製。大會修改了黨章，規定“確立領袖製度”，增設了第五章“總裁”，賦予了總裁以“總攬一切事務”的權力。蔣介石被選為首任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從此，蔣介石除了“蔣委員長”、“蔣總司令”、“蔣大元帥”之類榮稱外，又多了“蔣總裁”這一尊稱。
總裁成了獨裁的同義語。蔣總裁成了一個領袖的同義語。蔣介石強調了戰時需要加強領袖的權力，實行了“總而裁之”、“獨而裁之”。
“臨全大會”又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以代表國民共同參政，算是在蔣介石“總而裁之”之下的一點民主。
國民參政員共二百名，其中國民黨員八十八名。中共是作為“文化團體”參加的。
毛澤東笑了，他稱中共乃“武化團體”，並非“文化團體”！
不過，既然分配了七個名額給中共，毛澤東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黨員作為參政員。
毛澤東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澤東、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照理周恩來應在其中，可能考慮到女性參議員非鄧穎超莫屬，而夫婦同為參議員又太顯眼，所以沒有列入周恩來。
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在漢口上海大戲院召開。
毛澤東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他，究竟會不會從延安來漢口出席會議？毛澤東如果來漢口，則意味著國共兩黨將舉行最高級會談。
張學良事件給人們留下的印象畢竟太深了！一年前，當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時，葉劍英馬上從西安發電報給毛澤東：“毛不必去。”這樣，那一回蔣介石和毛澤東沒有晤麵。
這一回，毛澤東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個借口。毛澤東的借口頗為有趣，他在致參政會的電報中稱“因齒病及瑣務羈身”！
毛澤東在說罷不去的原因之後，言歸正傳：
寇深禍亟，神州有陸沉之憂；民眾發舒，大有轉旋之望。轉旋之術多端，竊謂以三言為最切：一日堅持抗戰，二日堅持統一戰線，三日堅持持久戰。誠能循是猛進，勿餒勿輟，則勝利屬我，決然無疑。
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議長。這時的汪精衛集國民黨副總裁和國民參政會議長於一身，其地位僅次子蔣介石。
在中共黨內，張國燾此時已被開除，王明成了毛澤東的政敵。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多年，與共產國際關係很深，常以毛澤東的“上級”自居。他在武漢除了以毛澤東名義發表那次批駁蔣介石“三個一”的談話外，還多次以中共中央名義，也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聲明、談話，卻不事先報告毛澤東，如1937年12月25日王明在武漢發表的《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在報送毛澤東的同時，已送交國民黨了！
毛澤東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達武漢時，王明居然複電中共中央書記處：
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王明目中無毛澤東，竟然達到這等地步！
中共內部王明和毛澤東的關係日益緊張，如同國民黨內汪精衛和蔣介石的關係日益緊張。毛澤東致信蔣介石盛讚其抗日精神日本首相近衛手下有一個智囊團，即昭和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所。1938年6月，這個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絕密的報告，叫《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辦法》。報告一開頭，便這麽寫道：殘敗的國民政府現在還在叫喊堅決抗日，毫無投降之意……對國民政府，必須以擊潰為根本方針，明確除此以外別無有效的解決辦法。
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明，蔣介石自“七七事變”以來，實行抗日，就連日本也以為對其除了“擊潰”，別無選擇。
這份報告也強調了必須“摧毀”國共合作；首先為了摧毀抗日戰爭的最大因素——國共合作勢力，攻下漢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占領了漢口，才能切斷國共統治區的聯係，並可能促使兩黨產生分裂。
這表明，連日本也意識到國共合作的威力。
日軍為了“擊潰”蔣介石政府，為了“摧毀”國共合作，把攻擊的目標指向武漢。
6月12日，日軍在安徽當時的省會安慶登陸，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
蔣介石坐鎮武漢指揮，調集了十四個集團軍和一個江防軍，迎戰日軍。日軍則調集了十二個師團，前後投入了四十萬兵力。比起上海、南京來，武漢有大別山脈、幕阜山脈以及鄱陽湖作為屏障，再說國民黨軍隊也有了跟日軍作戰的經驗，日軍想速戰速決就不那麽容易了。戰鬥打得十分艱難。日軍從三麵包圍武漢，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隊奮力抵抗，大小戰鬥不下數百次之多。
宋美齡則在武漢成立了“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組織婦女參加抗戰，她自任指導長。她還用一口流利的英語，通過美國廣播網，呼籲世界各國支援中國抗日。
對於蔣介石的英勇抗戰，毛澤東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當麵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此信，極為熱情地讚揚了蔣介石。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政治對手之間，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頗為罕見。這是一封難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於台灣，現全文照錄於下，以饗讀者：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誌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麵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麵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誌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麵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終必能幹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誌，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
並致
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此信，表明國共合作正處於最佳狀態。
不僅毛澤東在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中讚揚了蔣介石，而且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中共中央代表團也讚揚了蔣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發表聲明：“蔣介石，政府，及國民黨，沒有投降，他們出來保護自己的國家以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中國人民則起來進行偉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鬥爭。”“在蔣介石統率之下，中國全部國家政權，與一切軍隊之統一，亦正在完成中。”“我們的黨，並不把自己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首領蔣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準備在戰爭之後，還繼續與他們共同工作，以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則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這就是說，毛澤東所實行的國共合作路線，得到了作為中共上級的共產國際的批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