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毛澤東再度成為“遊擊專家”
當蔣介石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正麵的正規戰”的時候，毛澤東如他自己所言，“擔任敵後的遊擊戰”。
毛澤東可以說是世界上屆指可數的遊擊戰專家。他在井岡山上打遊擊，打得蔣介石焦頭爛額。他的那遊擊戰十六字訣，被世界軍事專家們奉為遊擊戰經典：“敵迸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眼下，這位從未進過軍事學院大門的遊擊專家，把槍口掉向日軍，又打起神出鬼沒的遊擊戰來。毛澤東可謂“文人武將”，他一生幾乎從不佩槍，卻筆不離手。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裏，他寫下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成為他關於遊擊戰爭的又一理論力作。
毛澤東以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如今，“小而強”進攻“大而弱”，中國隻能采取“又廣大又持久的遊擊戰爭”：中國之弱，決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拚；中國之大，又為遊擊戰爭提供了廣闊回旋的餘地。
毛澤東繪聲繪色地在他的論文中論述抗日遊擊戰略，日：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這一論文，不時閃耀著這位詩人的睿智：“遊擊戰爭是一般地用襲擊的形式表現其進攻的。”“‘走’是必須的。遊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複主動的主要方法。”“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遊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如果敵情特別嚴重，遊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地移動其位置。兵力轉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經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騙、引誘和迷惑敵人，例如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即打即離、夜間行動等。”
正是在“遊擊專家”毛澤東的這一整套遊擊戰略指導下，朱德率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進入華北，開展遊擊戰。
毛澤東在9月25日給朱德的電報中，說得非常明白：“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
毛澤東手下的軍隊，隻有蔣介石的百分之幾，隻能打遊擊戰。八路軍進入山西時，那裏的正規戰是由閻錫山負責的。閻錫山比蔣介石年長四歲，乃山西五台人，早年畢業於山西武備學堂，辛亥革命後任山西都督。此後，他一直盤踞在山西，號稱“山西王”。眼下，他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這位“山西王”並非蔣介石嫡係，他力圖保存自己的實力。毛澤東在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生動地勾畫了閻錫山的心態：“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複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
就在日軍進攻上海的時候，華北的日軍攻下了山西大同，進逼“山西王”的老窩——太原。太原的門戶雁門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不得不改向蔚縣、淶源等地進軍，企圖奪下平型關，以求抄雁門關的後路，直取太原。
平型關的正麵，由閻錫山的晉綏軍防守，而側翼則是八路軍一一五師。毛澤東在9月17日給朱德的電報中，便作出判斷：日軍“向靈丘、平型關進攻，係向晉綏軍右翼迂回”。
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乃毛澤東手下虎將林彪。林彪籌劃著在平型關打一大仗。
毛澤東在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這樣寫及：“林彪同誌來電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斷和部署，他隻想以陳光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
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於24日調集三個團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必經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這類戰術，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對付蔣介石軍隊時，多次嫻熟地使用過。日軍沒有領教過毛澤東“口袋”的滋味，這一回算是嚐到了。
23日，林彪在上寨召開了全師幹部會議。林彪在會上作了戰鬥動員：“在華北前線，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後，恐日情緒正在迅速蔓延。為了振奮全體軍民的抗戰信心，必須發揮我軍的特長，以有力的戰術手段，出奇製勝，打出軍威！”
在25日淩晨，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在向平型關進軍時，進入了“口袋”。
筆者查到參加戰鬥的八路軍團長楊得誌、副團長陳正湘當時所寫的《平型關戰鬥詳報》，這一原始文獻，十分真實地描述了平型關戰鬥的經過：“我軍參加作戰部隊……均歸林師長指揮。”“平型關戰鬥的前一天，旅團首長親到關溝以西北高地直接詳細偵察，已確知敵約一個旅團的兵力（兩千餘人）沿東跑池老爺廟馬路一帶溝內向平型關之鞋襪口推進，先頭部隊已於24日前進東西跑池地區（但未進到鞋襪口）。”戰鬥的這一天是9月25日，在拂曉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後才逐漸晴朗。在接敵中動作迅速、隱蔽秘密很好，未受遠火器的殺傷。在進攻中的猛打猛衝的動作是繼續了過去的傳統精神……
楊得誌等的報告，還寫及：“該敵驕傲自大，根本沒有土工作業，對警戒更為疏忽。”
正因為這樣，日軍進入“口袋”，突遭伏擊，傷亡是慘重的。但日軍“能各自為戰，最後一個人也能進行戰鬥”，而且“由於語言不通”，“死不投降”。經過一天激戰，殲滅日軍一千多人，繳獲大量武器，是八路軍第一次大捷。
南京陷落於一片血海之中
在華東，上海陷落之後，日軍撲向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於是，第二次“正麵的正規戰”，即南京會戰已迫在眉睫了。
首都得失，事關重大。蔣介石必死守，日軍必猛攻，雙方必定大戰一番。
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率十三個師組成南京衛戍軍。
11月16日，中山艦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氣氛之中，徐徐駛離南京。中山艦是一艘著名的軍艦。它原名永豐艦。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之際，孫中山便是在這艘軍艦上避難，蔣介石也正是在這艘軍艦上護衛孫中山。1926年3月，著名的“中山艦事件”又成了國共分裂的訊號。這一回，中山艦再一次擔負曆史性的使命，它載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離開首都，沿著長江，朝重慶迸發。
四川省主席劉湘發表致林森電報，表示“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
林森此行，為何如此隆重？
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從此，重慶這座山城成了“陪都”——戰時首都。
不過，最初隻是林森作為國家元首，先遷往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機關，則就近遷往武漢。
就在日軍重兵壓境、三麵包圍南京之際，那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求見蔣介石。他再度充當日、華之間的幕後斡旋人。
12月2日，躊躇再三的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時表示退讓：“中國政府願以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
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亦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條。
蔣介石“降價”，日本卻“加價”了！日本於七條之外，又另加了四條“亡人之國的新條件”！
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德國駐日大使的公文中稱：“如中國方麵總的承認這樣一個媾和原則，向帝國政府表示乞和態度，則帝國準備答應開始進行日、華直接談判。”
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氣淩人的態度，他們要蔣介石“乞和”！自然，這是蔣介石所無法接受的。
蔣介石明確地拒絕了日本的條件。蔣介石說：“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這樣，南京一戰已無可避免。12月5日，日軍兵臨石頭城下，蔣介石飛離南京，前往武漢。翌日，日軍的飛機便大批飛向南京，狂轟濫炸，一場惡戰開始了。
唐生智率眾奮力抵抗，無奈不是日軍的對手。12月12日——一年前的這一天，正是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敗退。翌日，日軍湧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場空前的浩劫，在南京進行：日軍慘無人道地施行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血染南京！日軍甚至進行“殺人比賽”……
12月17日，蔣介石在武漢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
中共立即對蔣介石的文告作出反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於12月25日發表，指出：
蔣介石先生本年12月17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堅決地相信國共兩黨同誌和全國同胞，定能本此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鬥。
國共之間，你呼我應，互相支持，同仇敵愾。這是過去十年中所從未有過的。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中敲響了警鍾，提醒全黨，要牢記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1927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該忘記這個曆史上的血的教訓。”
值得順便提到的是，正是由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南京獄中被關押了三年的陳獨秀，於1937年8月23日獲釋。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始人，曾連任中共五屆總書記。不過，此時他已離開中共達十年之久了……
毛澤東可以說是世界上屆指可數的遊擊戰專家。他在井岡山上打遊擊，打得蔣介石焦頭爛額。他的那遊擊戰十六字訣，被世界軍事專家們奉為遊擊戰經典：“敵迸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眼下，這位從未進過軍事學院大門的遊擊專家，把槍口掉向日軍，又打起神出鬼沒的遊擊戰來。毛澤東可謂“文人武將”，他一生幾乎從不佩槍，卻筆不離手。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裏，他寫下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成為他關於遊擊戰爭的又一理論力作。
毛澤東以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國家，如今，“小而強”進攻“大而弱”，中國隻能采取“又廣大又持久的遊擊戰爭”：中國之弱，決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拚；中國之大，又為遊擊戰爭提供了廣闊回旋的餘地。
毛澤東繪聲繪色地在他的論文中論述抗日遊擊戰略，日：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這一論文，不時閃耀著這位詩人的睿智：“遊擊戰爭是一般地用襲擊的形式表現其進攻的。”“‘走’是必須的。遊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複主動的主要方法。”“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遊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如果敵情特別嚴重，遊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地移動其位置。兵力轉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經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騙、引誘和迷惑敵人，例如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即打即離、夜間行動等。”
正是在“遊擊專家”毛澤東的這一整套遊擊戰略指導下，朱德率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進入華北，開展遊擊戰。
毛澤東在9月25日給朱德的電報中，說得非常明白：“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遊擊戰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
毛澤東手下的軍隊，隻有蔣介石的百分之幾，隻能打遊擊戰。八路軍進入山西時，那裏的正規戰是由閻錫山負責的。閻錫山比蔣介石年長四歲，乃山西五台人，早年畢業於山西武備學堂，辛亥革命後任山西都督。此後，他一直盤踞在山西，號稱“山西王”。眼下，他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這位“山西王”並非蔣介石嫡係，他力圖保存自己的實力。毛澤東在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生動地勾畫了閻錫山的心態：“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複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這種矛盾是不能解決的。”
就在日軍進攻上海的時候，華北的日軍攻下了山西大同，進逼“山西王”的老窩——太原。太原的門戶雁門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不得不改向蔚縣、淶源等地進軍，企圖奪下平型關，以求抄雁門關的後路，直取太原。
平型關的正麵，由閻錫山的晉綏軍防守，而側翼則是八路軍一一五師。毛澤東在9月17日給朱德的電報中，便作出判斷：日軍“向靈丘、平型關進攻，係向晉綏軍右翼迂回”。
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乃毛澤東手下虎將林彪。林彪籌劃著在平型關打一大仗。
毛澤東在9月21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這樣寫及：“林彪同誌來電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斷和部署，他隻想以陳光旅集中相機給敵人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
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於24日調集三個團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必經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這類戰術，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對付蔣介石軍隊時，多次嫻熟地使用過。日軍沒有領教過毛澤東“口袋”的滋味，這一回算是嚐到了。
23日，林彪在上寨召開了全師幹部會議。林彪在會上作了戰鬥動員：“在華北前線，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後，恐日情緒正在迅速蔓延。為了振奮全體軍民的抗戰信心，必須發揮我軍的特長，以有力的戰術手段，出奇製勝，打出軍威！”
在25日淩晨，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在向平型關進軍時，進入了“口袋”。
筆者查到參加戰鬥的八路軍團長楊得誌、副團長陳正湘當時所寫的《平型關戰鬥詳報》，這一原始文獻，十分真實地描述了平型關戰鬥的經過：“我軍參加作戰部隊……均歸林師長指揮。”“平型關戰鬥的前一天，旅團首長親到關溝以西北高地直接詳細偵察，已確知敵約一個旅團的兵力（兩千餘人）沿東跑池老爺廟馬路一帶溝內向平型關之鞋襪口推進，先頭部隊已於24日前進東西跑池地區（但未進到鞋襪口）。”戰鬥的這一天是9月25日，在拂曉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後才逐漸晴朗。在接敵中動作迅速、隱蔽秘密很好，未受遠火器的殺傷。在進攻中的猛打猛衝的動作是繼續了過去的傳統精神……
楊得誌等的報告，還寫及：“該敵驕傲自大，根本沒有土工作業，對警戒更為疏忽。”
正因為這樣，日軍進入“口袋”，突遭伏擊，傷亡是慘重的。但日軍“能各自為戰，最後一個人也能進行戰鬥”，而且“由於語言不通”，“死不投降”。經過一天激戰，殲滅日軍一千多人，繳獲大量武器，是八路軍第一次大捷。
南京陷落於一片血海之中
在華東，上海陷落之後，日軍撲向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於是，第二次“正麵的正規戰”，即南京會戰已迫在眉睫了。
首都得失，事關重大。蔣介石必死守，日軍必猛攻，雙方必定大戰一番。
日軍分三路進攻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率十三個師組成南京衛戍軍。
11月16日，中山艦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氣氛之中，徐徐駛離南京。中山艦是一艘著名的軍艦。它原名永豐艦。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之際，孫中山便是在這艘軍艦上避難，蔣介石也正是在這艘軍艦上護衛孫中山。1926年3月，著名的“中山艦事件”又成了國共分裂的訊號。這一回，中山艦再一次擔負曆史性的使命，它載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離開首都，沿著長江，朝重慶迸發。
四川省主席劉湘發表致林森電報，表示“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
林森此行，為何如此隆重？
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從此，重慶這座山城成了“陪都”——戰時首都。
不過，最初隻是林森作為國家元首，先遷往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機關，則就近遷往武漢。
就在日軍重兵壓境、三麵包圍南京之際，那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求見蔣介石。他再度充當日、華之間的幕後斡旋人。
12月2日，躊躇再三的蔣介石，在會見陶德曼時表示退讓：“中國政府願以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
德國所提出的“各點”，亦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條。
蔣介石“降價”，日本卻“加價”了！日本於七條之外，又另加了四條“亡人之國的新條件”！
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德國駐日大使的公文中稱：“如中國方麵總的承認這樣一個媾和原則，向帝國政府表示乞和態度，則帝國準備答應開始進行日、華直接談判。”
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氣淩人的態度，他們要蔣介石“乞和”！自然，這是蔣介石所無法接受的。
蔣介石明確地拒絕了日本的條件。蔣介石說：“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這樣，南京一戰已無可避免。12月5日，日軍兵臨石頭城下，蔣介石飛離南京，前往武漢。翌日，日軍的飛機便大批飛向南京，狂轟濫炸，一場惡戰開始了。
唐生智率眾奮力抵抗，無奈不是日軍的對手。12月12日——一年前的這一天，正是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敗退。翌日，日軍湧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場空前的浩劫，在南京進行：日軍慘無人道地施行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血染南京！日軍甚至進行“殺人比賽”……
12月17日，蔣介石在武漢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
中共立即對蔣介石的文告作出反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於12月25日發表，指出：
蔣介石先生本年12月17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堅決地相信國共兩黨同誌和全國同胞，定能本此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鬥。
國共之間，你呼我應，互相支持，同仇敵愾。這是過去十年中所從未有過的。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講話中敲響了警鍾，提醒全黨，要牢記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1927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該忘記這個曆史上的血的教訓。”
值得順便提到的是，正是由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南京獄中被關押了三年的陳獨秀，於1937年8月23日獲釋。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始人，曾連任中共五屆總書記。不過，此時他已離開中共達十年之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