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飛揚

第37章 文壇擷英(1)

　　我與蔣子龍的半世情誼

　　金秋九月，我偕夫人有山東之行。出發前，我給天津蔣子龍電話，結束山東之行轉道天津與他見麵。我倆年輕時相識相交，各忙各的瑣務，平均五六年一聚，此刻卻是十年久違。不巧，子龍說接完電話第二天，要去大連、浙江，9月20日才能回津門。

　　我們安排好時間，先遊曲阜，後登泰山。從泰山步行下來，腿腳還很靈便，可是在泰安住了一晚，第二天起床便成了瘸子，走路一跛一跛的。我們“跛”上開往天津的快車，正好19日，我在車上好笑地想：難道又要像第一次與子龍相逢一樣，兩人都帶著累累傷痕嗎？這一次傷在腿腳，那次卻是傷在心靈。

　　關在人文社的兩個月

　　那是曆史學家難以忽視的1975年，由那個三起三落的人“複出”臨時掌政，十年動亂，十年災難，仿佛就要提前結束。文藝界的“劫餘遺老”（當時被稱之為牛鬼蛇神）蠢蠢欲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李季、嚴文井、葛洛等人牽頭，準備恢複停辦了十年的《人民文學》。我就是在那年5月，莫名其妙地走進了朝陽門外大街的人文社大院。接待我的是責任編章崔道怡和吳芝蘭女士。吳女士把我送到大院旁古色古香的一個小院，那是人文社的招待所，就一排四五間房。我走進其中一間，那裏已住進一個穿工作服的北方高個大漢，吳女士介紹說：“蔣子龍，這是湖南來的羅石賢。”蔣子龍大大咧咧地過來握手，我感覺他的手結實有力，不像個玩筆杆子的。過後他自我介紹：“我是天津重型機器廠工人，職務是車間連長。”

　　在那個顛來倒去的年代，車間不是班組長，而是軍事化建製的連長，真荒唐！荒唐的還有《人民文學》要隆重複刊，從全國自然投稿中選取了三篇三人，集中來北京加工修改。選擇標準竟以題材劃線：寫內蒙古草原生活的宮克一，寫工業題材的蔣子龍，寫洞庭湖題材的我。宮克一也早已報到，住隔壁房子。宮比我和子龍年紀大一點，也才40多歲，是個憨厚樸實的蒙古漢子，之前發表過中篇小說《駿馬奔騰》，是個老牌業餘作者了。我和子龍同年，都是30多歲，之前我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過小說、散文，還被英法文版《中國文學》（文革中唯一保留下來的英法文學雜誌）轉載，也算小有名氣了。唯獨蔣子龍，何方神聖？名不見經傳沒看到他的作品，卻一步登天選拔來人文社改稿。見麵會上，嚴文井、葛洛和藹親切卻又拉長臉嚴肅地對我們三個無名小卒說，你們三位的任務很繁重，一定要把稿子修改好，這關係複刊號的質量。人民文學停刊十年了，文藝界翹首以待，複刊要有個新麵貌。稿子改完通過三審，你們才能離開這裏。

　　從此，我們三個難兄難弟，被“關”在人文社，一關兩個月。一篇一兩萬字的稿子，白天黑夜地改，改完一次送責任編章初審，打回來再改。改個三五回，時間耗去半月二十天，再送二審、三審，最後大概要請葛洛、嚴文井和李季親自過目。李季當時剛從日本訪問歸來，在大禮堂作國外文學發展方麵的報告，我們和人文社編章員工和北京一些作家一起聽，恍如聽天方夜譚。送去的稿子打回來的間隔越來越長，李季們自然很忙，有時三五天等待，無所事事，我們就關起門談禪。宮克一說起內蒙古清洗“人民黨”，頭發胡子一把抓，駭人聽聞。蔣子龍講天津抓意識形態的書記、國務院文化組成員王曼恬（毛澤東親戚）逸聞，老作家孫犁的遭遇，細節生動，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晚餐後，我們給自己“放風”，有時三人一起沿朝陽門外大街散步，多數時間是我與子龍瞎轉悠。一則年齡相仿，二則我笑稱虛心接受他工人階級再教育。

　　蔣子龍大大咧咧，不熟悉的人稱他是冷麵殺手，不好接近。熟悉了，其實他外冷內熱，非常健談，也會聰明機智地吹牛。有天散步時，他繪聲繪色地給我講天津一位小子一舉成名的故事。說那小子最近幾年頭腦發熱，沒日沒夜埋頭寫作，向報紙刊物投稿。稿子一次次被無情地退了回來，就在他接近崩潰砸了鋼筆燒了稿紙的時候，市裏晚報副刊發表了他不知牛年馬月寄去的一個短篇小說。這個占了整版的作品，竟引起管意識形態的王曼恬的重視，她作批示，要報社和正在鬥批改的文聯、作協組織文藝家評論。評論文章發了幾十篇，延續兩個月，那臭小子從無名小卒，一夜成名。王曼恬在全市宣傳係統大會上點名表彰，高度評價。封那小子是最了不起最有前途的工人作家，要文聯作協重點培養……

　　聽到這裏我忍耐不住地問：“那小子是誰？”

　　“蔣子龍！”

　　他不笑，我也不笑，隻是對他的狡黠忍俊不禁。關在同一間屋子裏兩個月，像難友知己知彼，成了無話不談的兄弟。我和老宮改稿非常刻苦認真，到兩個月頭上終於三審定稿，而子龍大大咧咧得有點逗兒郎當，他的稿子還沒一錘定音。我們為他著急，他卻像嗅到了一點什麽似地說別急，《人民文學》還難以複刊。兩個月過去，我們三人獲得“解放”，允許回家。複刊的事果然如子龍預言，一推再推，最終流產。那年年底，形勢大變，“三起三落”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反複辟，反回潮，文藝界的祖師爺又要作檢討，李季也不能幸免，誰還有心去複刊。

　　四年後的再次聚首

　　1979年11月，我和子龍都有幸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我曾寫過一篇散文《生死一聚》（收入《百年煙雨圖》），記敘那次因十年文革而延誤了十六年才召開的文代會的盛況：“那是1979年10月30日下午2時，三千多名‘脫胎換骨’的文藝人，懷著悲喜交集的心緒，步入無比莊嚴神聖的人民大會堂。我從後麵望去，隻見前麵湧動著的人頭，像一群剛掙紮出蛋殼的雛禿鷹，又似剛出土的木乃伊，毛稀皮皺，塵封已久。一幅幅似曾相識的麵孔，或白發寥寥，或兩鬢如雪，或傴腰僂背，或傷骨斷腿，走路靠木棍支撐。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被人背著，架著，仿佛是二戰結束後被遣返的鬼子俘虜。在休息廳裏相互見麵時，你抱著我痛哭失聲，恍如隔世；我望著你呆若木雞，老友相見難相認。十年‘文革’噩夢，仿佛凝固在這生死聚首之間。多少人含恨死去，多少人蒙受沉冤，多少人音訊全無啊！交談內容大都是打聽某某人是死是活……”

　　我和子龍無疑都是見證者，見證了十年災難給文藝界前輩帶來的殘酷，見證了相隔十六年召開的四次文代會的無比悲壯。我們以青年作家身份出席，在白發幡幡的傷殘文藝家裏算是另類。子龍比我有出席，別後的短短四年間，以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在最終複刊的《人民文學》連續發表了《機電局長的一天》和《喬廠長上任記》。他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全國文壇一舉成名，成了風雲人物。周揚在文代會、劉白羽在作代會的兩個工作報告，在回顧十六年來的創作成果時，都用相當大的篇幅，評價了蔣子龍的傑作《喬廠長上任記》。這篇作品似乎成了改革開放的先聲和號角，據說有的市組織幹部閱讀討論。

　　在作代會上，與紅得發紫的子龍再次見麵，我對他取得的成績表示衷心祝賀。他還是那樣大大咧咧地說，我是重型機器廠的，要扔就扔個重磅炸彈嘛！私下裏，他卻對我一臉無奈地講，其實別後這四年來，他在天津的生存環境並不好。這也許叫有利必有弊，禍福相倚。當年由一個臭小子工人，因王曼恬的賞識，在天津一夜成名。那年月時興劃線站隊，粉碎四人幫，王曼恬有瓜葛下台，子龍受到一些人的排斥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幸而小子是工人，根紅苗正，在四次文代會上，又有周揚、劉白羽的報告對他的“喬廠長”高度肯定，我想他此後在天津的生存環境一定有所改善，至少可以減少某些壓力。

　　然而事情遠非如此。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結束，我回到嶽陽，忙於籌備本地的文代會、創辦《洞庭湖》雜誌。文代會剛開完，1980年1月22日，收到子龍的來信，他在天津的處境越來越不妙：“我在天津處境越來越艱難，去部隊沒有辦成，而湖南的同誌卻對我如此關心，我很想遠離天津，但要做家屬的工作。她怕到外地生活不習慣。待我拿定主意一定請你幫忙。”

　　在嶽陽的文代會上，我被選為文聯負責人，同時兼任新創辦的《洞庭湖》文學雜誌主編。我給子龍寫信，邀他擔任《洞庭湖》雜誌編委，順便跟他說，如果你在天津呆不下去，就來嶽陽，可以選上文聯主席。沒想到子龍在同一封信裏說：“您提的編委一事，千萬不要掛上我的名，那樣會加重我的罪過，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人家不知又會造我什麽謠。我不算編委，但一定會給您寄稿，而且遵囑就在近兩個月內給您一個短篇。”

　　這就叫樹大招風。一個天津的工廠小子，沒幾年混得在全國出名，橫掃的“文風”自然要搖晃樹根。過了兩個月，子龍幹脆暫時離開天津，到北京中國作協的文學講習所“避風”去了。1980年5月4日，同在文學講習所學習的湖南作家古華，在給我來信的信套裏，夾了子龍的一頁信：“石賢兄：好！借古華同誌給您寫信的機會，特附筆問候……我們這兒學習並不算很緊張，可條件不大好，寫作的時間不多。四個人一個房間，互相幹擾，很著急。您能在近幾個月內進京來嗎？很想和您暢談一番。”

　　第三次見麵暢談，不是我去北京，而是子龍隨北京一大幫子作家來到了嶽陽。

　　相聚在嶽陽樓上

　　1983年秋天，湖南文藝出版社出麵邀請北京作家劉紹棠、林芹瀾、鄧友梅、叢維熙，天津作家蔣子龍，部隊作家梁信和電影表演藝術家白楊等人，來到旅遊聖地嶽陽參觀訪問。我和文聯的同誌出麵接待這一批尊貴客人，曾假借軍分區大禮堂，請這些名人名作家，與嶽陽的作家與文藝愛好者乃至機關幹部見麵。能容納千多人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這成了嶽陽建市以來的第一次文藝盛會。白楊和劉紹棠、蔣子龍、鄧友梅、叢維熙等人，都在大會上作了精彩發言，給嶽陽留下美好印象。

　　改革開放之初的那幾年，來嶽陽的人特別多，也許因為嶽陽定為湖南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首先是二戰結束從嶽陽遣返回去的日本戰俘，時過境遷，他們如過江之鯽一批批來嶽陽故地重遊。嶽陽與日本沼津結為了友好城市。接著，是禁錮了十年，飽嚐鐵窗冷宮之苦的文藝界老前輩，如丁玲、姚雪痕、曹禺、王蒙、楊沫、魏巍、蔣兆和等等，在省文聯主席康濯陪同下，來嶽陽樓登臨一嘯，或臨風賦詩，或舒展胸懷，滌蕩一身的黴氣晦氣。我在接待陪同這些“大家”中，似乎也感受到嶽陽樓“憂樂”而字的無窮魅力。世道滄桑，盡在不言中。

　　陪同子龍兄一行十餘人，遊嶽陽樓、洞庭湖、君山以及汩羅屈子祠，因為客人眾多，沒有時間與子龍暢談。那天在嶽陽樓呂仙亭設茶座品茗，我記起去年正月收到子龍的那封信：“今天是大年初一，向兄及嫂夫人拜年！去年屢見兄之大作，是兄豐收的一年，祝您今年取得更大的豐收。81年我隻寫了兩個小中篇，回頭一看甚覺慚愧。市委又通知我到中央黨校學習五個月，今年看來又不妙，十分焦慮。作家不能下生活，不能寫作，苦不堪言。我已搬家，來信來刊請寄——”我坐到子龍一旁，說起了悄悄話。我關心的當然還是他的生存環境，他從中央學校學習回去後，離開重型機器廠，調入了天津作協，擔任《新港》文學雜誌主編。他苦笑地搖頭說他信裏說過的那些話，沒有多少時間寫作，苦不堪言。

　　我低聲對他道，作品少而精不是壞事。誰叫你是重型機器廠出來的，一扔就是重磅炸彈！的確，子龍繼1979年的《喬廠長上任繼》，1980年扔出的中篇《開拓者》、1981年的《赤橙黃綠青藍紫》，都是一個個重型武器，一個個叫響，連續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子龍和“大部隊”就要離開嶽陽的前夜，我到他們下榻的賓館，鑽進子龍的房間，開懷暢談。我問他現在的處境怎麽樣，率真而豪爽的他打著哈哈反問一句：泰山上的迎客鬆為什麽千年不倒？言外之意是頂住了風雨雷電，深深地紮下根了。我為朋友高興。他說，夫人孩子不願離開天津。我說嫂夫人幫了你的忙，天津毗鄰首都，更好施展你的才華。那晚上，談京津文壇上的人和事，幾乎無所顧忌，無所不談。深夜告別時，我說這次來的人多，不好單獨請你去我家做客。下次來湖南，我再陪你去張家界住幾天，重溫在人文社“關禁閉”的滋味。

　　津門二度重逢

　　在天津下了快車，朋友開車將我們接到他家住下，第二天起床，我們夫婦仍然患登山“後遺症”。子龍應該回到天津，但我忍耐著一上午沒給他打電話。下午兩點，我把電話打過去，子龍急風挾火地喊：“哈哈，你到了天津？我也剛從北京回來，進門沒多久。”原打算在天津住三天，我說：“明天，或者後天來你家？”子龍卻說：“不，如果方便，現在就過來。”他問我住哪兒？我又問他你家又搬到了什麽地方？他說南開區紅旗路水上溫泉花園，聽說朋友開車送我們去，他又詳細叮囑怎麽走。朋友上網弄清子龍家準確地址，我們上車出發了。

　　這是第二次來天津與子龍相聚。第一次是1987年夏天，我應邀去北戴河中國作協休養所休養。特地從北京到天津下車，下榻在天津勸業場附近一家賓館。那年我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在賓館午休前我給子龍和出版社的責任編章顏廷奎撥了電話。下午兩點來鍾，我還半睡半醒，猛聽得房門砰砰砰敲響。我趿上拖鞋拉開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被推了進來，後麵是風風火火用網兜提個大西瓜的子龍，人還沒進屋，他的大嗓門就響了：“嘿哈，臭小子耽誤了我的時間！”丟下大西瓜，在椅子上坐下，我笑問怎麽回事。

　　他先要寶貝女兒叫我羅叔叔，而後才講他臭小子的驚險故事。子龍就一兒一女，大小子正逢高考。接過我的電話，夫婦倆手忙腳亂整好午飯讓大少爺吃飽喝足，送出門去考場參加下午考試。子龍再給顏廷奎電話約飯局，而後拉著寶貝女兒，從容出門來賓館。卻不料小子急電：準考證丟在家裏了，他被攔在門外。子龍又氣又急，拿了準考證蹬單車趕到考場，再蹬回家。提著大西瓜晃晃蕩蕩進來隻是表麵現象，坐在那兒還在喘粗氣，口裏還在罵罵咧咧地數落他的“臭小子”：“簡直是個逗兒浪當慣了的公子哥兒，連準考證都丟了！考試前要他複習，哈，他寧肯到外麵玩桌球。他道，高考考的是真才實學。到了高考，臨時抱佛腳，那是孬種！你說氣不氣！”

　　一陣哈哈過後，言歸正傳。談的當然還是文學，文壇近些年的風雲變幻，奇聞逸事。直談到下午五點多鍾，出版社顏廷奎來了，一起步行去一家酒店。包廂裏已經坐了一位與我們年齡不差上下的壯漢，老顏介紹說：“老羅，這是你的同鄉、部隊作家張廷竹。”廷竹與我和子龍一一握手。原來，廷竹也剛在百花文藝社出了一本書。席間，我和子龍的交談熱點已過，主要聽廷竹說他的經曆，創作和生活。廷竹是湖南常德人，從小跟父母在軍隊度過。他父親是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抗日時期，跟李彌在雲南、中緬邊境，與日寇作過艱苦卓絕的抗爭。廷竹準備以此為素材，寫作一部紀實性的長篇小說。

　　天津那次與子龍相聚，一晃過去了二十餘年。後來雖書信不斷，也曾見麵，但久別十多年了。我們也由青年作家，變成了“老作家”。子龍老了沒有？我的小夫人（子龍見過的那位已病逝）更是好奇。在水上溫泉花園下車，按響門鈴，門開了，走上二樓，子龍就在三樓敝開門高喊“再上層樓”。走進子龍搬了六年的新居，這位不修邊幅的老兄還是背心短褲，他沒料到我帶去小我20歲的夫人，連茶水也忘了張羅。連說失敬失敬，忙退到臥房整裝去了。他再次走進客廳，忙叫寶貝女兒，出來見羅叔叔。我很難把眼前亭亭玉立的成熟女性，跟當年拖著兩根羊角辮的小女孩聯係起來。女兒回房後，子龍嘻哈地道：“一晃二十多年了，兒女都成家了，我們哪有不老的？”他又側過臉，衝我夫人，似乎怕剛才聽錯了地說：“這位是嫂夫人？”我點頭稱是，說他見過的那位病逝的往事。子龍感歎說：“看你的身體保養得很好，有什麽秘訣？”我說早晨爬山，下午五點打羽毛球。“跟誰打？”我指著坐在一旁，很少插話的夫人道：“當然跟她打囉”。子龍哈哈開玩笑：

　　“還是找個小老婆好啊！”

　　我問當年丟準考證的小子，他說在珠海工作了。怎麽不見嫂夫人？小子又生了小子，她去珠海帶孫子去了。子龍接著又說：他現在一人在家，成了孤家寡人。我從浙江回來，路過北京，把女兒接回來，明天、後天為女兒私事都安排了活動。我這才明白，電話裏為什麽他風忙火急要我下午就來他家。他家的客廳寬敞，博物架上擺滿真假古董瓶罐，與他大作家身份相符。我記起三個月前，中國文聯出版社在嶽陽為我的兩本書搞首發式，出版社副社長王利明在君山給子龍家裏撥過電話，嫂夫人說子龍到外麵寫長篇去了。我問：你寫作都得到外麵去嗎？他苦笑著兩手一攤，在家裏什麽也幹不成，找的人太多。你還沒退？他說還掛著作協的法人代表。

　　子龍在他的遠離城市的兄弟家裏，有間房，既安靜又無吃食之虞。故他要拉開架勢寫長篇，必定躲到“世外桃源”去。何況他夫人遠在珠海，也管不上他的吃喝拉撒睡了。他問過我的家庭、生活、寫作情況，我說每年外出旅遊一兩次，每年寫一本書，高興就寫，心煩就玩。他說他身體、氣色不如我，我鼓吹我的養生之道：人過半世，養身為主，寫作次之。他點頭稱是，說他其實寫得並不多，五年前出過一部長篇，今年應人民文學社約，才寫了一部新長篇。邊說邊引我走進他的書房。書櫃一格是他的獨立作品，另一格是重複印的集子或選集，亦是洋洋大觀。他拿起最近出版的散文隨筆《一瞬集》，簽名題字送我。我伸手去接，他又縮回去道：“別背著四處跑，明天我要作協的同誌給你寄去多省事。”

　　子龍不僅義氣，且會體貼人。我臨離開家時，也簽名題字新出版的“鏡鑒叢書”兩本書，原打算放進行囊。一想到要背著爬泰山，膽怯了，隻好從郵局匯寄。當我從天津回到家，子龍的書已收到。他在《一瞬集》自序中說：“人之百年，猶如一瞬。”而我與子龍的半世交往，連一瞬都不夠，恍惚是一刹那間的事。

　　天人相隔思紹棠

　　紹棠辭世不覺有12年了，我對這位老友的懷念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裏，不敢輕易訴諸筆端。他13歲就開始文學創作，15歲的青澀少年就發表成名作《青枝綠葉》，被選入中學課本。一個中學生上學讀自己寫的作品，這在近現代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被稱為神童。我到讀中學時才讀到他的作品，由於愛好文學而對他頂禮膜拜。我讀師範時，劉紹棠因1957年發表小說《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論文，被錯劃為“右派”。害怕扣上“隻專不紅”帽子緊跟形勢圖個“進步”的我，漸漸把劉紹棠淡忘了。

　　想不到，1979年11月我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卻見到了那年被平反昭雪選為北京市作協副主席的劉紹棠。《十月》創刊不久的1980年第4期，我在那兒發表中篇小說《鴛鴦》，同時發表了與紹棠一同平反的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於是北京有人說是“新鴛鴦蝴蝶派”，引起了紹棠的注意。此後他與我建立了書信聯係，直到他辭世。紹棠對提攜文學後來者，可說不遺餘力。1984年我在群眾出版社出版第一個中篇小說集《野人哀史》，是紹棠推薦到出版社。1985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雁門開》是紹棠寫的序。此前，大約是1983年，紹棠和我的另一好友蔣子龍同來嶽陽，他們為嶽陽的業餘作者講課，推薦作品。1981年四五月，我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修改劇本，5月16日，紹棠給我寫信說：“信收到，打了兩次電話，未通。現寫此短信，歡迎你下星期任何一天的上午，或下午四點以後，光臨舍下暢敘。今年我忙得焦頭爛額，五個月寫了五個中篇，還寫了一些短文，身體有所損傷。中篇發獎在即，湖南出版社負責同誌要求開座談會，你要參加，可見到很多文學界的同誌……”接信後翌日上午，我來到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紹棠的居所。那是他年輕時用稿費購買的一個四合院，院中有一棵枝葉繁茂的栆樹，他在座北朝南的正房客廳接待我。一見麵，如久別重逢的老友——其實我們相識不到三年。他熱熱呼呼拉我在沙發上坐下，夫人倒茶退下後，他便跟我無所不談。談北京文藝界的新鮮事兒，談他“還債式”不要命的寫作。他的身體發胖發虛，一臉倦容，寫作真的損害了他的身體。他說他平時就是窩在沙發上，伏在茶幾上寫作，沙發的彈簧都被他壓榻了。我為他的身體擔心，因為肥胖，長期壓迫腹部寫作，對身體是極為不利的。我建議他在書桌上寫，紹棠笑笑說，二十多年流放運河畔農村，哪有書齋書桌寫作，有時在田頭擱在大腿上寫，回家摸塊砧板往凳子上一擱寫，形成了習慣。好象在書案上再也寫不出文章了，現在有沙發坐著，有茶幾擱著就是最好的條件了。

　　嗚呼！一個少年神童，一個倡導鄉土文學的著名作家，在曆經二十多年才昭雪平反的錯誤“反右”鬥爭迫害下，最後竟成了書齋書案也不能適應的寫作狂。紹棠在他61歲——那正是他寫作日臻成熟，多產的中年遽然離世，實在令人歎惜！

　　紹棠五個月寫的五個中篇，《運河的槳聲》、《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風》、《小荷才露尖尖角》，其中《蒲柳人家》獲當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蛾眉》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此後出版的長篇小說《春草》、《地火》、《狼煙》、《京門臉子》，《豆棚瓜架雨如絲》等，大都題贈給我。現在，我在書房裏偶然翻閱紹棠送給我的這些書，便悵然若失。他要活著，還隻有70出頭，再活一二十年，也不算特別長壽。如今卻天人相隔，隻能寄情於筆端了。

　　鏡鑒銘（鏡鑒叢書自序）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鏡鑒叢書，即秉此意。屈原狂歌，癲狂的不是三閭大夫，而是戰國爭雄的癲狂騷亂的時世。楚辭離騷，杜鵑啼血，哀民生之多艱；披發仗劍，行吟澤畔，求索救世之道；匡扶君王，導夫先路，卻遭遺老屑小之讒。大詩人成就千古鑒人的明鏡：誰忠誰奸，誰美誰醜，誰善誰惡，何許人靈魂亮麗高潔，何許人內心卑劣穢濁，何為名垂千古，何為遺臭萬年，以屈子為鏡，原形畢露，涇渭分明。

　　尊儒的痛，痛不在創立儒學的至聖先師，痛在兩千餘年對儒學的獨尊，對孔子的閹割。漢武以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得有失，有憂有樂。得到的是封建王朝大一統超穩定的基因和慣性，失去的是創新變革，人性的張揚和回歸。戍卒叫，函穀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曆史迤邐迂回兩千有年，帶到積貧積弱的清末，最終免不了那一叫，一炬，方有今日華夏複興，繁榮昌盛。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俗語雲：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史事漫漫真如鐵，鏡鑒燭亮的是煌煌大國途！斯為俗語，惟命是從。湖南屈子祠，山東先師陵。小子曰：何俗之有？

　　再版序

　　《何光嶽傳奇》這本書，由新華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當時出版時的書名叫《史學奇才何光嶽》。問世以來又過去了13年有餘，這期間，何光嶽又創造出了三項世界吉尼斯紀錄：他一生堅持不用電腦代筆，創造了筆寫紙載出版史學著述2680多萬字、單部專著705萬字、一年出版866萬字這一無人比肩的紀錄。他的五層古色古香的光嶽藏書樓，現藏各種古籍族譜達13.9萬餘冊，他成為我國最大的私人藏書家，族譜珍藏地。

　　作者跟光嶽兄（互稱夫子）交往大半輩子，曾是文革中的難兄難弟，在混亂1967年的北京滯留三個多月。那時正年輕氣盛，雄姿英發，“革命”不成便逍遙於北京的名勝古跡之間，流連於八達嶺、十三陵、西山的荒草野嶺之上。天天聽何夫子大侃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裏的古今中外曆史、人物、地理。何光嶽不是讀書“破萬卷”，恐怕是讀書“破十萬卷”，而他的記憶力驚人，真正做到了過目不忘。所以他知識的淵博令人吃驚，令人匝舌。他又自稱有特異功能，精通周易，窮天地之秘，通陰陽之變。他在北京閑聊時曾經預測說：蘇聯不出二十年將解體分裂，巴基斯坦將分裂出一個孟加拉國……當時以為他是瘋人說胡話，不當一會事兒。但從北京“流浪”回到嶽陽，此後便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文革接近尾聲，我在地區文化部門，何光嶽也按排到嶽陽縣文化館上班。有次在他家裏，無意中說起了華國鋒，何光嶽出語驚人地道：“我在1959年，就對時任縣委副書記的李啟發說過，‘華書記是個天子相，將來有天子之份。’”我想起他對蘇聯和巴基斯坦的預測，頂了一句，你別胡編瞎說了。時任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到嶽陽視察鐵山水庫工程，榮家灣區農林畜牧站長何光嶽與縣委副書記李啟發在榮站大隊辦點。李乃山西人，與華是老鄉。他要何光嶽同去榮灣火車站迎接華書記，在華視察期間，還要他當華書記的臨時秘書，幫他提公文袋，充當農林漁牧副水利谘詢。第一次見到華國鋒，何光嶽看到他的麵相，便悄悄對李啟發說了上麵那些話。李書記便嚴厲而小聲批評他：

　　“小何，你別的都好，就是有一點不好。開口便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今後不能亂說啊！”

　　粉碎四人邦，文革結束，雖然驗證了何光嶽的所謂預言，但是他究竟說過沒說過，我不好去找李啟發求證。但是1990年7月我以作家身份訪問蘇聯，到了伊爾庫茨克，便聽接待我們的伊市文化部門的頭頭，毫無顧忌地說：“我們都脫離了布爾什維克黨，參加社會民主黨了。”到了莫斯科、聖彼得堡（那時叫列寧格勒），更加明顯感到蘇聯山雨欲來風滿樓，搖搖欲墜。想起何光嶽23年前的預言，我感到脊背發涼，簡直太可怕了。回國後不到一年，前蘇聯果然解體了，分裂出16國，變成了俄羅斯。

　　接著，巴基斯坦分裂出孟加拉國。我對何夫子算是服了，這也是後來成立“湖南省何光嶽研究會”，要我寫一本介紹何光嶽自學成才傳奇生活的書，我欣然從命的緣由。何光嶽的浩瀚史學著作特別是1000多萬字的炎黃源流史，1000多萬字的中國姓史，13.9萬冊的藏書，已為世人所知。但是，還有很多“特異功能”或者說術數易學，陰陽心轉，神秘預測的小故事，當年寫書不便披露，在這裏再記敘幾個，以享讀者：

　　之一：1981年4月，何光嶽與楊樂主持全國青聯大會，與國家主席李先念坐在主席台上。會議間隙與李瑞環、胡啟立、王兆國、胡錦濤、範曾、陶斯亮、韓美林等人在一起閑聊，他指著李、王和二胡對大家說：“他們幾個將來都是要做大事為國家作主爭光的人物，你們信不信？”範曾說：“光嶽兄學富五車，懂陰陽術數，我是相信的。”胡啟立隻微笑。李瑞環說：“他們三個我相信，我一個木匠出身的人，我有多大的能耐？”其他人或說信，或者隻大笑並不當回事。沒想到曆史卻跟著何夫子預言走。這事他跟我說過不止一次，而且他翻出當年青聯常委的合照給我看，何光嶽站在前排最中間，他後麵第二排左側正是胡錦濤，右側是範曾，自稱木匠的李瑞環不知站到什麽地方去了。

　　之二：1982年春，前蘇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各民族曆史、考古、民族學研究所的戈洛瓦嬌娃·麗·伊女研究員，到湖南社科院訪問何光嶽。何請她在酒店午宴，談蘇中友好及曆史文化交流問題。戈洛瓦嬌娃提出，不到十年，中國將分裂出西藏、新疆、內蒙古。何光嶽進行全麵否定，並說：“我預測到十年，蘇聯會分裂出16個國家。第一批是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第二批是外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亞塞爾拜疆。第三批是中亞五國——塔吉克、烏茲伯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第四批是西邊三國——摩爾多瓦、烏克蘭、白俄羅斯。將來還有車臣、格旦斯坦、薩哈亦會獨立。”當時，他倆人打了賭。此後何光嶽多次在社科院、省委宣傳部與各講堂，說到過他的預測和與戈洛瓦嬌娃打賭之事。

　　結果，才八年半，都是一一兌現。2010年10月11日，戈洛瓦嬌娃再一次來到長沙，何光嶽當麵說：“戈女士，你賭輸了。”戈洛瓦嬌娃心服口服地道：

　　“我是輸了，何先生，佩服，佩服！”

　　之三：1987年10月，範曾由北京來何光嶽家住了兩天，給他送詩與字畫。閑聊時何夫子對他說：“中國逢九必出大事。過兩年就是1989年，國家會出大麻煩，你與我都將卷入。但我有‘金蟬脫殼’之計能逃過這場劫難。你呢？不懂陰陽術數，將會出大事，如果到了危險關頭，你可呼喚‘何老夫子’三聲，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我信道教華山派陳摶老祖，又學得茅山法和嶗山法，會解救自己。你是我的好友，我會幫你躲過災難的。”結果，1989年範曾果然惹了大麻煩，被有關部門追捕，他遵夫子之言而順利逃到香港避難，躲過了一劫。（引自《何光嶽詩文集》任國瑞文，這事他也跟我說過，並拿出範曾贈的詩文字畫給我看，以資證明。但我未親曆，尚且牽涉範曾這樣的大名人，所以在這裏我還是以他自己詩文集中任國瑞引文為據）

　　之四：1992年農曆臘月二十四日，何光嶽隨湖南社科院院長禹舜等人一道，去長沙五一路玉東樓酒店設宴，宴請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鬆和湖南電視台王誌。白岩鬆是專程來長沙采訪何光嶽錄製《東方之子訪談》節目的，席間，王誌憂心忡忡，說他正為選擇調動單位舉棋不定：去深圳有正編，去北京沒有正式編製，他要請何博士給他算一算。何夫子皺著眉毛掐指算了好一陣，然後眉毛一展若有其事地道：“宜北不宜南。如向北，三個月將轉正，而且將來會名滿天下。”當時大家一笑了之。沒想到王誌真還聽了何夫子的指點，去了北京中央電視台，三個月後如期轉正定編。王誌滿懷感激給何光嶽寄來一箱書，信上寫道：

　　“何博士，真神人，謝謝你了！”

　　何光嶽當然不是神，也未必能通神。他的那些預測、預言幾乎無不應驗，我懷疑跟他的所謂“特異功能”，術數易學，什麽茅山法、嶗山法和陳摶也無太多關係。不過是他耍的障眼法，真正有關的是他的博學雜學，超人的記憶，頭腦像一台超級計算機，知識和信息交叉融匯，觸類旁通。曆史，考古，天文，地理，人事，無所不精，無類不通。比如預言蘇聯解體，孟加拉國獨立，這都基於對前蘇聯、巴基斯坦的民族史，政治史，風土民情有深刻的了解和獨到的分析判斷，這才作出不可思議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