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飛揚

第1章 蘇聯解體前夕訪俄(1)

　　1990年5月，隨作家代表團訪問前蘇聯。因為文革中在北京何光嶽有過蘇聯20年後將解體的預言，我們到達西伯利亞重鎮伊爾庫茨克，便有種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布爾什維克黨員紛紛退黨，領導幹部也毫不避諱談論這點。後來到莫斯科、聖彼得堡（列寧格勒），所見所聞，令我對後來成為史學大家的何光嶽的神秘預言，大惑不解。回國後第二年夏天，前蘇聯果然解體；在解體後的日子裏，我寫下了那次訪俄的印象。

　　莉莉婭

　　莉莉婭，是我們來到伊爾庫茨克結識的第一位文藝界朋友，她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市歌舞團的一名主要演員。

　　下午五點，我們乘坐的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正點到達伊爾庫茨克站。當地文化協會主席達吉雅娜和老朋友謝爾蓋，彼得羅維奇等人已在車站月台迎候。賓主分乘四輛小轎車，一輛拉行李的麵包車，逕直抵達市中心下榻的俄羅斯賓館。在賓館吃過午飯，立即去市文藝家協會與本市文藝家們見麵，參觀他們的展覽。

　　藝術家們手捧鮮花，一位女士用金屬盤托著半尺高的麵包，一小碟鹽，旁邊的人輕輕把白布帕掀開，請我們每人嚐一口醮著鹽的鹽麵包——這是俄羅斯人民接待貴賓的最高禮儀。

　　下午七點多，在會議室同文藝家們坐談。飲一種名叫“沙棘”的飲料，還有一種淡淡的清茶。座談是無拘無束的，但隻有一名翻譯，所談內容就十分有限。還有美中不足之處是，這裏的文藝創作隊伍偏於老化，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很少有年輕人。

　　十點回到賓館吃飯。這時，夕陽還明晃晃地映照在飯廳高大的玻璃窗上。莫斯科與北京時差5個鍾頭，按莫斯科時間，這裏剛好下午5點鍾，正是吃飯的時候。坐了兩天兩晚的車，到達伊爾庫茨克以後，又是緊張的見麵座談活動，晚上我們都很疲倦了。在房間裏正準備躺下休息，有人輕輕敲門。

　　“請進！”我們以為是翻譯或陪同的俄羅斯朋友。

　　“斯得拉夫斯都以吉！”(你好)

　　拉開門，擁進來的是一群金發碧眼的陌生年輕男女。

　　“哈拉旭，哈拉旭，”(好，好，)我們一邊招呼，一邊打量著這些穿運動裝的人。他們，嘰哩咕嚕，打著手勢，那模樣就象馬上要脫下我們身上的皮夾克，牛仔褲。

　　弄不清他們是波蘭的國際倒爺，還是當地的俄式“造仔”，我們趕緊把翻譯找來。

　　原來他們是伊爾庫茨克的運動員，他們想找我們買皮夾克、牛仔褲、旅遊鞋。據說，這些東西是當前俄羅斯年輕男女最向往的，出得起好價錢。一件皮夾克，在北京隻需花180元人民幣，在這邊可賣2000多盧布。盧布雖然貶值，但在這裏買一套毛料西裝，隻要100多盧布，而從莫斯科到伊爾庫茨克飛7個鍾頭的機票，也隻需200盧布。

　　我們通過翻譯告訴這些年輕運動員，我們是中國來的作家訪問團，非常抱歉，沒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可賣。

　　好不容易打發走一批運動員，沒過多久，又是輕輕地敲門聲，又是“斯得拉夫斯都以吉”。這回走進來的是一群年輕漂亮的歌舞團演員，其中就有後來成為了我們的朋友的莉莉婭。

　　翻譯告訴我們，剛走的運動員和這些演員，都住在同一個賓館的同一層樓房，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想來搶購你們手裏的中國貨。

　　我們哈哈大笑。

　　誰叫你是“窮清高”的文人，而不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呢？見我們身上確實沒有多少“油水”，幾名妖冶但不失端莊的女演員，一個個怏怏地走了，唯有莉莉婭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通過翻譯，莉莉婭對我們說：

　　“我叫莉莉婭，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市的歌舞團演員，我們正在伊爾庫茨克演出……”

　　“斯得，嗬慶卡拉細哇！”我們中的一位，用火車上剛學會的蹩腳的俄語，開玩笑地讚美莉莉婭“你長得很漂亮”。

　　“斯巴細巴，斯巴細巴……”(謝謝，謝謝)接著她又微笑地說，“我來中國明友這裏，不是要買皮夾克、牛仔褲什麽的；要買中國貨，我的盧布不夠。我來，是向往中國，希望了解中國……”

　　二十七八歲的莉莉婭，一頭金發，一雙美麗的藍眼睛，象芭蕾舞演員一樣身材苗條，亭亭玉立。我們請她吃中國帶去的口香糖，她則象老朋友同我們熱烈交談，談她們的歌舞團，談她們演員的工資待遇和生活。還介紹了她們市裏的四位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創作情況。直到當地時間午夜12點，我們興趣盎然的交談才結束。臨走時，莉莉婭餘興未盡地說：

　　“明天，我送8張歌舞票來，一定請中國朋友去看我主演的節目。”

　　這天剛吃過早飯，莉莉婭果然送來了8張伊爾庫茨克劇院的歌舞票。

　　遺憾的是，這晚上，因我們臨時決定會見俄羅斯的著名詩人、作家弗拉基米爾·斯季夫，沒有能去劇院欣賞莉莉婭主演的節目。可憐這位真情的女演員，吃過晚飯就一直站在劇院門口等我們，快要開演，她才匆匆忙忙進去化妝上台。演出結束後，她又來到我們房間，那時斯季夫還沒有走。我們正同他商量第二天約會他的連襟、著名作家瓦連金·拉斯普京的事。斯季夫剛向莫斯科掛過電話，得知拉斯普京碰巧今天從莫斯科飛回伊爾庫茨克來了。斯季夫答應第二天上午10點，拉他的連襟一道來賓館同我們見麵……

　　莉莉婭知道了這一切，不僅沒有抱怨我們，反而天真而又興奮地說：

　　“明天下午，我們團就要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了，明天上午，我能不能跟你們一道見見瓦·拉斯普京這位‘大人物’？”

　　我們當然歡迎，並一再向她表示晚上沒有來得及去欣賞她的演出的歉意。

　　她卻莞爾一笑，樂不可支地說：“已經得到補償——明天我能同你們一起會見拉斯普京！”

　　莉莉婭象一隻嘰嘰喳喳的喜鵲；很快跟斯季夫也混熟了。我們在一塊聊天，一直聊到當地時間淩晨一點多。

　　斯季夫起身告辭了，莉莉婭突然想起什麽似地說：

　　“明天我要回去了，歡迎中國朋友去我們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市訪問，我一定在家裏招待你們。”

　　第二天，我們會見瓦·拉斯普京這位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時，不知為什麽莉莉婭沒有如期趕來。是她在團裏有事把她纏住了，還是她們團提前上了火車，抑或是發生什麽意外？前蘇聯“革命”半個多世紀，弄得國內物資饋泛，演員、運動員為買皮夾克、牛仔褲、運動鞋，不惜“掉價”找門路，這大概也是蘇聯解體的征兆吧……

　　結束伊爾庫茨克的訪問，登上西去莫斯科的火車，我們還在談論著莉莉婭這位純真而又重情的俄羅斯姑娘。唯願她沒有發生什麽意外，一切平安。然而，沒有見到她所崇拜的拉斯普京，對於她已是莫大的遺憾！

　　列車飛速駛過西伯利亞廣袤的原始森林，駛過一座又一座城市，我們在地圖上尋找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市。我們沒有時間和機會訪問那裏了，也不能向莉莉婭道—聲“多斯維達尼亞”(再見)了。我們隻留下這位俄羅斯姑娘美好的形象，和她用俄文簽名的名片。

　　（19922年10月追記於金鶚書齋）

　　瓦·拉斯普京

　　春末的西伯利亞，並不象我們想象的那麽寒冷。茫茫的原始森林中雖然還有殘留的積雪，但貝加爾湖的伊爾庫茨克城，已是和煦溫潤，生趣盎然。潔白的白樺林一片新綠，大樹大樹的沙棘花如我們的故鄉江南梨花帶雨，煙花映眼。

　　應俄羅斯朋友的邀請，我們5名作家來俄進行為期20餘天的訪問，伊爾庫茨克是訪問的第一站。在這裏隻作兩天短暫的停留，我們參觀訪問了州博物館、少年藝術學校、貝加爾湖風景區、科學院貝加爾湖博物館、以及西伯利亞庫特爾人的木頭城。第三天上午當我們將要啟程去莫斯科的前—個鍾頭，俄羅斯當代最著名的作家瓦連金·拉斯普京，自己開車來到我們下榻的俄羅斯賓館看望我們。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在北京，我去看望湖南藉的方強將軍，碰巧將軍夫人薛君智是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她在北京接待過拉斯普京和艾特馬托夫。薛大姐說：拉斯普京的家就在我們要去的頭一個城市——伊爾庫茨克。在我們臨走那天上午，薛大姐用俄文給拉斯普京寫了一封短信，並備了一份小禮物，要我帶交給拉斯普京。

　　10年前，我曾讀過拉斯普京獲他國家文學獎的名著《活著，可要記住》。這是一部蘊含著憾人心魄的愛國主義情懷和道德審判的作品，後來又陸續讀到他的《最後的期限》、《告別馬焦拉島》。1987年當他50大壽時，他的又一部力作《失火》再次獲國家文學獎。作曲家基·沃爾科夫為《失火》所作的管風琴奏鳴曲，1988年1月14日在伊爾庫茨克首次公演，引起轟動。由於他使保衛貝加爾湖生態環境的鬥爭，發展成一種國際性運動，1988年聯合國環境保護計劃署擬訂的最積極的自然保護者名單，共列入來自59個國家的9 4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其中包括瓦連金·拉斯普京，這是一位作家難得的殊榮。

　　這樣地位的大作家，我們當然願意借“鴻雁傳書”的機會見一見麵，通過他了解一些俄羅斯文學的新情況。到達伊爾庫茨克的頭一天，我就向接待我們的文化機關協會主席，後來全程陪同我們的達吉雅娜提到：拉斯普京的一位中國朋友給他捎來了一封信和一份小禮物。請她打聽一下拉斯普京最近是否在伊爾庫茨克，如果在家，希望安排一次見麵。

　　達吉雅娜是一位年輕優雅不急不緩的女士，她攤攤兩手，聳聳肩膀微笑著說：

　　“哦，拉斯普京，現在可是個社會活動家，大人物，大忙人，經常在莫斯科，很少在家。”待了一會兒她又說，“不過他的家眷還在伊爾庫茨克，一年前他當上總統府委員，就他一人去了莫斯科，他離不開養育他的貝加爾湖。”

　　滿滿的一天訪問結束，當地時間下午7點，我們回到賓館，稍事休息，達吉雅娜和翻譯陪同一位“北極熊”大個子進來了。那是個標準的俄羅斯漢子，看去50多歲年紀，手裏拎個公文包，滿有作家風度。我們立即起身迎了上去，達吉雅娜介紹說：這是全俄作協會員、著名詩人、作家弗拉基米爾·斯季夫，他是拉斯普京的連襟。拉斯普京不在家，所以把他的親戚請來了。斯季夫非常熱情，相互認識，互換名片後，他隨我們到賓館餐廳共進晚餐。在餐桌上邊吃邊談。

　　吃過飯回到房間繼續閑聊，斯季夫非常健談，一直談到午夜一點多，他才告辭。

　　斯季夫談得最多的話題，是俄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俄羅斯當代文壇的狀況和他與拉斯普京的家庭。他說：多年前我們之間割斷了聯係，現在恢複了，能在家門口見到來訪的中國作家，他十分高興。他回憶了與黑龍江某大學一位女教師的友誼後，接著說：

　　“俄羅斯象中國一樣天才很多。莫期科有全俄作協會員5000名，列寧格勒500名，伊爾庫茨克45名，在全國排列第三位。”他說：在他們那裏凡是拿到了全俄作協會員卡的，便成為了靠稿費維持生活的專業作家。

　　伊爾庫茨克市的45名專業作家，素質很高，其中拉斯普京、班碧洛夫、赫留索夫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斯季夫懷著惋惜之情，回憶了班碧洛夫之死。

　　35歲那年，班碧洛夫同巴枯洛夫兩個作家去貝加爾湖劃船。就在我們白天去過的貝加爾湖風景點賓館下的湖麵上，碧綠的湖水中浮著一座名叫“巫石”的巨礁。自古來“巫石”不知撞沉過多少船隻，留下了多少可怕的傳說！那次班碧洛夫和巴枯洛夫遇難，卻與“巫石”無關，是被上遊衝下的木排將小船撞沉的。天才的班碧洛夫當即遇難身亡，巴枯洛夫被一名1 4歲擅長遊泳的少年搭救上岸，僥幸活了下來。

　　白天，我們站在岸邊，麵對神秘的“巫石”，朝清澈見底的湖水，拋去一把把中國鎳幣、俄羅斯戈比，如東道主說的那樣去祈求幸運！全然不知平靜溫柔的湖水，曾吞噬過我們年輕的異國同行的生命！

　　安靜，象一根遊絲，

　　我用嘴唇將它連結……

　　斯季夫隨口念了兩句詩，他說，他很喜歡中國的韻律詩，喜歡李白、杜甫的詩。俄羅斯有些譯本，但為數很少。談到近年來流行歌舞與現代文藝思潮對傳統俄羅斯文化的衝擊，他回憶了他的連襟拉斯普京的一些往事：

　　拉斯普京出生在西北利亞安加拉河上的烏斯特——烏達小鎮，一個農民的家庭。他曾夢想做一名教師，在伊爾庫茨克大學曆史語文係念過書，在青年報紙上發表過一些新聞稿子。l 9 6 1年西北利亞文學叢刊《安加拉河》發表了他的小說處女作，作家弗·奇維利欣對他發生了興趣，成了他文學上的“教父”。1 9 6 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陰府來人》。

　　十年之後，他便是名揚全國的作家了。他被評論界稱譽為“西北利亞的契可夫”，甚至有人把他的創作同肖洛霍夫、福克納、托爾斯泰相媲美。這種類比在文學評論中是罕見的！由於他筆下的大多數主人公是農民，最早的評論文章稱他為“農村散文”的代表。不過另外一些評論家絕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拉斯普京通過自己的作品加入世界文學早就進行的關於生死問題的談話，”——斯季夫用南斯拉夫文學家利·紹普的評論說。“他所推出的各種問題，已經超越了地理的、民族的或者階級的界線，”——這是加拿大評論家諾·施奈德曼指出的。

　　拉斯普京開始出名於對俄羅斯任何—位作家都不輕鬆的時期。十分自然的自由感，外部的和內心的自由感，被“誇誇其談的沉默”時期的局麵所扼殺。不過他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題材，而且更主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特有的詞匯和思想，找到了簡樸的外表下深刻的靈魂。他，這位對讀者思想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同時是自然保護問題的絕大權威。在全國第八次作家代表大會上，他曾就當時爭論很大的“北水南調”的問題，直接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戈爾巴喬夫慷慨陳言。他說：

　　俄羅斯的北方有古老的文化，有自己的傳統，“北水南調”的結果會使北方大片沃土淹沒，使北方人煙稀少變得貧窮。毀了俄羅斯北方，將意味著最終毀了自古以來蘊含著極大凝聚力的俄羅斯文化。他請求戈爾巴喬夫幹預這“得不償失”之舉。戈氏聽取了他的意見，不久《真理報》上公布了政府停止“北水南調”工程的決議。

　　拉斯普京說：

　　“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有西伯利亞的各種問題。我們非常希望西伯利亞保留本色，保留它的特點，保留它在天然組織性和保護自然方麵的特色。非常想使人去關心這些問題。”

　　他是一位作家，俄羅斯的作家。他的故鄉是西伯利亞，他為西伯利亞貢獻了他的才華。談到這裏，斯季夫停下來問道：“你們想見他嗎？”我把薛君智捎信的事告訴他，他當即起身在房間裏拔電話。先直撥莫斯科，接著又拔拉斯普京家裏。放下電話時他聳聳肩膀，無可奈何地攤開兩手說：

　　“碰巧他今天從莫斯科飛回伊爾庫茨克來了，可他沒回家裏，我姨姐一家都還不知他回來了。這家夥可能直接住到離城幾十公裏的森林別墅去了。”他兩手一甩，玩笑地說，

　　“嘿，我這連襟也成了一個神秘人物。其實他去莫斯科之前，他什麽也不是，沒擔任任何職務，就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專業作家。這樣吧，我估計明天上午9點，他很可能回家裏看看。如果回來了我一定拉了他9點半鍾來賓館看望你們。”

　　第二天上午，9點半前，我們上街轉了一圈，買了一些飲料、黃瓜、西紅柿、蘋果，因為去莫斯科還得坐三天三晚火車，我們準備一些車上的“輔助食品”。

　　回到賓館，拉斯普京沒有來，我們估計來不了了。達吉雅娜告訴我們：l 1點1 o分在賓館門口上車去火車站。我們回到各自的房間裏清檢整理行李。

　　忽地，斯季夫出現在我的臥房門口，他後麵跟著走進來一位看上去比他還要高大魁梧的俄羅斯大漢。斯季夫隨隨便便指指身後的大漢說：

　　“嗬嗯，瓦連金·拉斯普京！”

　　我丟下剛清理好的行李，立即迎了上去，緊緊握住拉斯普京的手，用蹩腳的俄語說：

　　“達瓦裏西拉斯普京，斯得拉夫斯都以吉！”(拉斯普京同誌，你好！)

　　“好，好！”他高興地連連搖著手。

　　我注視和打量著這位具有國際影響的俄羅斯作家。瓦·拉斯普京沒有斯季夫的漂亮胡須，瀟灑的文人風度。長長臉，兩層下巴，下巴刮得泛出青光。穿一件束腰青灰色長風衣，顯得—分隨和，淳樸。一點不象大作家，大名人，倒象一個身強力壯、披風瀝雨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的西伯利亞農民。使人聯想起年輕時在高加索當大兵的、尚未留大胡子的托爾斯泰的形象！是的，他是熱愛俄羅斯大地的不蓄胡子的托爾斯泰，他象托爾斯泰具有俄羅斯的淳樸堅定的普通人的氣質。

　　我請拉斯普京、斯季夫坐下。這時，翻譯和其他幾位作家，達吉雅娜陸續進來見過麵了。因為都在清檢行李，一個鍾頭後我們將去趕火車，我匆匆忙忙從提包中找出薛君智的信，但薛君智的名片不知夾在哪個本子裏了。我將信遞給拉斯普京，通過翻譯說：

　　“在北京薛君智要我帶信給你，她在北京接待過你和艾特馬托夫，後來她來莫斯科沒見到你，但一直想你。”

　　“打打打(是是是)，”拉斯普京站起身接過信仔細看了一遍，然後說：“薛君智是個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專家，為我們兩國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北京有幸結識了她。”

　　“薛大姐的丈夫是位老將軍，”我說，“當過海軍司令，是湖南人。湖南是毛澤東，劉少奇的故鄉，有個洞庭湖，我們就住在洞庭湖邊，歡迎拉斯普京下次去中國時到洞庭湖邊做客！”

　　拉斯普京十分高興，連聲說：

　　“一定一定。你們有洞庭湖，我的家鄉有貝加爾湖，俄中人民的友誼象湖水源遠流長。我和艾特馬托夫去過一趟北京，後來隨戈爾巴喬夫又去過一次，下次再去中國時希望能去看看你們的那個湖，我對湖總是很有感情！”

　　這時有人問他：“如果不做文學家的話，您將幹哪一行？”

　　“也許會成為一個護林員。”他回答說。

　　“您最喜愛的作家是誰？”

　　“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習慣用哪種語言寫作？”

　　“西伯利亞方言，純粹的俄羅斯方言，”他笑了笑說，“我同我的作家朋友瓦·別洛夫一樣，出身農村，我根本不熟悉別的語言。我用兒時就學會的語言表達意思，我筆下的老婆子就用這種語言說話，如果這是一些老婆子。如果我描寫莫斯科的公眾，那就用另一種語言。”

　　“您相信自己是一個大作家嗎？”

　　“不相信……”他誠懇地說，“我想我是一個誠實的作家，這就很‘棒’了。因為做一個誠實的作家是很困難的。”

　　我把薛大姐托咐帶來的小禮物——仿馬王堆漆盤、漆茶杯、漆壺、漆煙灰缸，送給拉斯普京。他接過禮盒揭開來，拿起精巧的煙灰缸，嗬嗬大笑地說：

　　‘哈拉旭，嗬慶哈拉旭，(好，很好，)她居然還記得我是‘老煙民’……”

　　我突然想起給客人裝煙。我掏出湖南當年最高檔的“白沙煙”，輕輕彈出兩支，準備給兩姨夫作家各裝一支。拉斯普京一定以為我們有裝雙份煙的禮俗，他接過兩支煙，點然一支，將另一支珍重地放進煙盒。斯季夫依樣畫葫蘆，接過“雙煙”，點然一支抽了一口說：

　　“我這兄弟昨天剛從莫斯科飛回伊爾庫茨克，不出我所料，昨晚住在他的森林別墅，今天九點多才回家，讓你們久等了，很抱歉！你們就要去火車站，你們去莫斯科，有什麽要拉斯普京效勞的嗎？你們跟全俄作協有過聯係？”

　　我們搖了搖頭。拉斯普京沉吟了一會兒，站起來攤開雙手說：

　　“作協書記病了，剛去了療養地。這樣吧，我給作協外委多妮婭寫封信，你們在莫斯科有什麽要辦的事去找她吧！”

　　他隨即抽出圓珠筆，我從32K的日記本上撕下一頁紙遞給他，他躬身曲背站在桌旁給多妮婭寫了下麵這封信：

　　多妮婭：

　　非常可親的中國作家們，他們路過伊爾庫茨克，將去莫斯科訪問。他們也許願意會見作家協會的作家們。除了你之外，我沒有更多的人可求了。我很想通過你，給中國作家們提供幫助，到我回莫斯科的時侯，我再來當麵感謝你。

　　瓦·拉斯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