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七）尊儒的利弊與大一統國家長存

有一位國內著名學者在鳳凰衛視做節目時說：“我們這代人，切身感受過‘大一統’的很多弊病。但是應該明白，如果一直沒有它，我們連切身感受的機會也沒有，因為整個族群很可能早就消失在地球上了。”這似乎有些危言聳聽，因為歐洲沒有實現大一統，但歐洲很多古老民族並未因此而“早就消失在地球上”。但他這一段話，也確乎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尊儒有利有弊，大一統同樣也有利有弊，但大一統國家將長存。

與上麵提到的這位學者相反的是，也有學者對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大加討伐，仿佛“大一統”成了萬惡之首，萬惡之源。他們的理由是，歐洲沒有實現“大一統”，保留了各個國家各個地區之間的相互競爭，因此歐洲近兩百年生產力飛躍發展。“歐洲發達起來的真正原因，就是沒有大一統，國家之間有競爭，政府之間有競爭。”而大一統的中國卻在近兩百年遠遠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中國成了落後挨打的對象，成了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樣的理由看似成立，仔細分析卻是漏洞百出，因為其立足點是近兩百年，而不是放在整個曆史長河中考察。

中國的大一統始於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統天下。秦始皇掃滅諸侯、並吞六國、一統天下以後，就廢除了長期沿用的封建諸侯製度，改行郡縣製度，實行由上至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秩序。自此以後，雖然後來中國的曆史分分合合，但是統治者對大一統的追求卻始終沒有絲毫的動搖。即使在衝突、交戰和紛爭的各方，也總是不擇手段、以實現以己方為中樞的大一統為終極目標。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學文化成為了中國大一統的凝合劑。自秦始皇以後，在所有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到日常生活細節，儒文化和大一統都從此揮之不去。故譚嗣同說：“兩千年實行秦政治。”

大一統的核心在不同曆史時代有不同的稱號。中央之邦、中央之國稱為“中國”，而中國的核心在古代被稱作“王”或皇帝。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強調“王”與“大一統”的邏輯聯係。他在解釋“王”字時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個統一體，而將他（它）們串聯、貫通起來的，就是“王”了。因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君是現實世界代替天統禦臣民和萬物的主宰。儒家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及其權力核心就有了宇宙論的基礎。大一統要求 “天無二日，土（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禮記·坊記》）。雙日當空不僅是不能想象的，更是難以接受的。大一統要求尊王攘夷，杜絕任何除“王”之外的權力中心。而“攘夷”與“平亂”是實現大一統的必經之途。政治上大一統的實現要借助征伐。征伐支撐的政治大一統是經濟和文化上大一統的前提，而經濟和文化上的大一統又反過來可以鞏固政治上的大一統。 大一統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置於天子的統治之下。天下，是天子的天下，隻要是太陽照耀的地方，疆土都是天子的疆土，人民都是天子的子民。如大一統的總設計師秦相李斯所言：“地無四方，民無異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個意思。

正因為大一統的頑強理念，秦漢以後，造就了隋文帝、隋煬帝、唐宗宋祖、明太祖及明成祖、康熙及乾隆一代又一代雄峙之主。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景泰之治、康乾之，治的盛世。特別在唐宋之時，元明之際，中國建立在儒學基礎上的帝皇施行比較開明的政治，調整生產關係，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大繁榮時期。唐朝的京都長安，北宋的京城汴梁，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吸引了西方政界和商業人士的目光，形成了所謂“萬國來朝”的強盛局麵。

元末明初，馬可波羅來到元大都和原來做過南宋首都的臨安（杭州）時，他也被中國領先世界的繁華景象驚得目瞪口呆，讚不絕口。而那時的歐洲是什麽情況呢？古羅馬的藝術高峰已經成了廢墟，正在經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或政教合一，或教權與王權爭奪領地。禁欲主義宗教剝奪了人的基本生存權力，歐洲陷於四分五裂的宗教戰爭或民族戰爭。十字軍東征、百年戰爭、玫瑰戰爭、德國農民起義、三十年戰爭等等，用一句曾經流行的套話：歐洲人民正處在萬劫不複的水深火熱之中。

顯然，那種以為歐洲的分裂比中國的大一統優越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相對於歐洲黑暗漫長的中世紀（一般指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至14、15世紀文藝複興運動興起這段曆史時期），中國在大一統皇權統治下的子民，卻享受著盛唐（618年～907年）、大宋（906年～1279年）相對物質財富豐富、精神生活比較自由的生活，百姓安居樂業。唐宋絕無歐洲中世紀禁欲主義橫行，王室貴族和平民百姓都可以追求物質與精神生活享受。專製的皇權政治其實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度空間。要不，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也不可能“采菊東籬下”，去過自己想過的舒心適意的日子。

實際上，中國的中世紀，是文化人和所有知識分子最美好的年代。隻要看看唐宋詩詞和唐宋八大家的傑出文稿，唐宋時期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達到的空前的高度，就令人懷念不已。

歐洲近兩百年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經濟高速發展，決不是歐洲長期分裂的回報和所贈送的禮物。同樣，中國近兩百年的落後挨打，也決不能簡單認為是中國大一統皇權政治結出的惡果和罪孽之花。歐洲的覺醒始於14世紀初，到16世紀才漸趨成熟的文藝複興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歐洲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走出黑暗的中世紀以後，由於商品經濟開始發展，日常生活日趨世俗化的意大利諸城市國家，新興的資產階級通過尋古、仿古和對古典學術的研究，來表述對人生的理解。這股潮流逐漸向整個西歐擴展，人文主義成為主要潮流，從而造就了如恩格斯所說的：“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麵，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麵的巨人的時代。”

直到18世紀初，經過英國哲學家休謨的《人性論》《人類理解力研究》和法國啟蒙運動開創者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社會契約論》以及伏爾泰、狄德羅一大批啟蒙思想家的鼓與呼，歐洲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麵貌才為之一變，為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作好思想準備。

相反，歐洲文藝複興運動成熟的時期，大約正是中國明神宗（1573～1619），那個著名的萬曆皇帝鬧小孩子脾氣，與大臣們鬥狠罷朝30年的時代，也正是中國的大一統王朝由盛轉衰的時候。史家稱“明亡，亡於萬曆”，明晚期的衰敗，不是大一統皇權的過錯，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曆史活累了，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但是，不幸的是，準備醖釀結束封建大一統皇權的最後一朝——大清朝，並沒有像歐洲文藝複興運動後期的哲學家思想家那樣，從黑暗中世紀總結推演出閃耀人性光輝的啟蒙思想和政治製度。相反，大清朝倒行逆施，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內實行民族歧視，對外向西方列強屈膝投降，這才帶來中國近兩百年落後挨打的嚴重後果。

所以說，中國大一統皇權政治，不是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列強欺淩的根本原因。中國的大一統皇權政治，在曆史上起過進步的積極作用，至少保證泱泱大中國沒有分裂成無數小國，捍衛了五千年古老華夏文明，也捍衛了以漢族為主的華夏多民族的團結。在曆史上，大一統之於中國，應當是利多弊少，或者說有利有弊。但是，早在孫中山革命推翻帝製以後，大一統皇權政治便從中國消逝了，而且永遠也不能讓其複辟了。

今天再搞大一統政治，不管采用什麽樣的名號，肯定是利少弊多，有害無益。因為大一統再也不能適應現代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更違背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與生俱來的人性化要求。

儒家的大一統政治不能搞了，但是大一統國家還將永存。這並不矛盾。大一統的本質是高度一元化的秩序，建立大一統的過程是在地域、權力、政策、思想、秩序、信仰、人倫等等方麵，滅“多”樹“一”，再反過來以“一”強行貫穿天下的過程。實行大一統要求取締任何對“一統”構成競爭與挑戰的東西：要求消滅對手，消滅差異，以實現權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與壟斷。為了一統天下，必須統一法令，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在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下，統治權不容受到批評、置疑、挑戰，不容受到競爭、製約、分割，不容讓渡，不容躲避；統治者不許被統治者獨立、自治，不允許被統治者將自己置身於權力範圍之外。對一統者的不滿，即使是和平的，也被視為“犯上作亂”，因此需要使用武力來平息。一切對“大一統”政治秩序構成挑戰的思想言論與製度、觀念都在禁止之列。如此種種，都已經是明日黃花，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了。

大一統可以使自己民族強大，避免外族侵略和內亂，但儒家的強權統治又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近兩百年落後於歐洲文明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民族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這一點是中華民族的共識，但我們不能重複過去。我們呼喚新的政治管理模式。民族的曆史中沒有先例，我們可以向其他先進的文明學習，找出一種既能維護民族統一，又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社會秩序管理模式。

也許，這對於我們民族的複興才是至關重要的。

2007-12-14

於金鶚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