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六）儒學——兩千年大一統的凝合劑

沒有全麵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儒學，輔佐和規範曆代帝皇的治國思想和行為，熏陶世世代代的華夏民族，秦始皇開創的大一統國家，恐怕很難延續兩千多年。中國的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應握有一統天下的權威，所謂“禮征樂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潛藏著大一統的身影。不斷發展的儒家思想，集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於一爐，成為了兩千多年中國大一統的凝合劑。

中國的大一統理念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時代。古代的“王”和“皇”都有大、美好的意思。《廣韻》解釋：大也，君也，天下所法。《洪範》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說文》解釋：大也。《尚書序疏》說：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

古人認為，有德行的人才能稱王。如果說夏啟是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奪取政權的話，那麽商湯滅掉夏時，人們對王則作了德行方麵的規定。即王的行為不合理時，人們有權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湯起兵反夏時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為號召的，而且曆數夏王罪行“率遏眾力，率割夏邑”，以至“有眾率怠弗協”。正是基於這一原因，商湯在《湯誓》裏才振臂高呼：“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周朝的建立也同商朝代夏一樣，商王帝辛（即商紂王）的“暴虐”成為他失去帝位的原因。對地方勢力，商紂王濫加殺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對王室成員和貴族也肆意迫害，如殺比幹、囚箕子、廢商容。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紂王眾叛親離，如紂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滅商時便降周了，太師疵、少師彊、內史向摯則直接投奔了周人。這表明統一天下的君王，必須有嚴格的道德規範，否則你統治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

中國古代正式提出“大一統”概念的是《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人顏師古注釋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係統於一，不得自專也。”疏曰：“王者受命，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老子在《道德經》裏，提出他的哲學思想，主張以“一”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在談論國家政治秩序的統一問題。孔子針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和“陪臣執國命”的混亂局麵，響亮地提出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時對大一統封建皇權秩序的確立，做出了影響兩千多年的規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實現“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的組織保證。此後，孟子對孔子的學說又作了補充，在《梁惠王章句上》說：“君仁臣義，君民同樂，風尚淳樸，百姓親睦，天下定於一。” 在《萬章章句》上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呂氏春秋》言：“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則治，兩則亂。”

春秋諸子百家以及戰國以後的思想家，盡管學術思想各不相同，治理國家的理念和手段不同，但在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及大一統的皇權政治這一點上，幾乎是一致的。齊桓公的上卿（宰相）管仲說：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堯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紂之民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管仲甚至還提出了具體製度上的大一統措施：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綧製，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法家的墨子也說：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秦宰相李斯更是明確提出：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漢書·王吉傳》中稱：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顯然，盡管對“大一統”皇權政治的表述各不相同，目標所指卻是一致的：強調自上而下的政令統一。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不是政治家，哲學家們對政治問題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極大的關注。特別是號稱入世之學的儒家，談天論道都是以人道、人類社會為目的，其理論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孔子的“德治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帶領弟子在各國遊學時，每到一處總是規勸君王“施仁政”。就是韓非的“法治論”，老子的“無為而治論”和墨子的“兼愛論”，無一不是達到大一統治世的“濟世良方”。同時，他們又都是各自理想的偉大的實踐家，如孔子聲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在孔孟儒學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大一統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曆史演變，最終表現為政治上的高度統一。即使在分裂時期，割據政權的統治者，也多視大一統為己任而為之作不懈的努力。就是秦末農民起義，農民出身的劉邦建立大漢政權以後，他也孜孜以求，誌在統一全國。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繼承和發揚了儒學精神。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大一統是他所述《春秋繁露》的根本含義。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他認為《春秋》最重“元”，“謂一元者，大始也。”“元”是大一統的開始，並且還認為“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係之元”。因此他希望漢武帝是聖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功業。大一統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統一。董仲舒在他的賢良文學對策中，向漢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於是儒學便從此成為官學，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從曆史上看，秦統一中國後，本應及時放棄戰時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和社會安定的儒家思想，但秦始皇沒有這樣做，相反卻焚書坑儒。秦始皇相信法家，法家是反對言論教化的，因其會使“其君惑於說，其官亂於言”（《商君書·農戰》）。但法家沒有想到，果真言論一律，就可避免君臣之亂，莫衷一是以及百姓不知所措的情況嗎？法家看不到的疵漏儒家看到了。秦未能解決鞏固統一封建國家、建立穩定社會秩序的曆史任務，終於二世而亡。董仲舒總結了這一深刻曆史教訓，常用類似於“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誌》）這種委婉言辭，提醒漢武帝。從現實情況來看，正如他所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於思想理論基礎不統一，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上亡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如此下去，社會怎能安定，政權怎能鞏固？因此，治國之君掌握大一統學說，使“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言，而法變可明，民之所從矣”（《董仲舒傳》）。經過董仲舒的不懈努力，終於實現了儒學獨尊的局麵。

國家的大一統，首先是思想文化和語言文字的統一，而後才有疆域的統一和政令的統一。前者是決定性的前提，後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儒學責無旁貸地擔當起了解決前者的問題。孔子開創的儒學，全麵繼承了自商周以來的學術傳統，使中國古代文化的不間斷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有了可靠保證。作為中國文化學術思想之根源的《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經過孔子的整理和在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中的傳播，得以後世成書，用文字保留下來，對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審美情趣、思維定勢造成深遠而又巨大的影響，成為華夏思想文化的核心。春秋戰國之後，華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但其核心內容都沒有變。它像滾雪球一樣，曆時愈久，愈顯博大，愈益精深。如，漢儒經學日趨僵化之時，隨之興盛起來的魏晉玄學和外來佛學大有取而代之之勢，但儒學並沒有在這場文化碰撞中消聲匿跡，而是煥發了新的生機，形成體係更加完備的宋明“理學”。朱熹成為古今儒學之集大成者，影響不僅達於此後中國曆朝曆代，還廣泛影響到華語圈外的日本、東南亞各國。

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在國家大一統發展進程中也是至關重要的。歐洲古代出現的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西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最終不能形成一個大一統國家，這跟他們打著羅馬的旗號掌控帝國的統治者，分屬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也有異族入主中原掌控國家建立的元、清兩朝，但外族人當了皇帝，他不可能強製推行他們的語言文字。相反，身為君主，他還得學習儒家文化，使用漢語語言文字。元、清兩朝，雖然在宮廷搞過“雙語”製，也就是說皇帝發布詔書、聖旨時，有蒙漢、滿漢兩種文字的版本。但那純粹是官樣文章，滿足他們的自卑心理而已。因為蒙、滿文稿走出紫禁城便成了廢紙，沒有老百姓認識和接受。中國的語言文字自古以來，一直保持著平穩發展狀態，在發展過程中從未發生斷裂。而在應用範圍上隨曆史演進不斷擴展，由漢族地區發展到少數民族地區。從甲骨文到現代簡化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變化，構字和字義基本原則是不變的，即所謂“六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中國自三皇五帝晚期，便基本上統一了文字。到漢武統一華夏以後，漢語和漢字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中國的幾十個不同民族雖然還保持著各自不同語言，但漢語成為了普遍的交際工具，通過漢語相互交流。

孔子創立的儒學，也唯有儒學，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適應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也順應了曆代封建帝皇鞏固封建國家政權、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學作為安邦定國的理論基礎，從此儒學奠定了大一統國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統一。儒家的社會理想不獨為君，不獨為民，而是為天下的。在這種理想和諧的大一統社會中，統治階級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爭，共處於一種和平安定的禮製狀態中。儒家提出的“春秋大一統”，首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迎合了封建帝皇“君權神授”的心理，當然，百姓也能從中受益。因為儒家同時勸導帝皇要施仁政，要愛民，要實行人性化人本化的國家管理。

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跟我們今天所提倡的以德立國，建設民本民生的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孔子曾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儒家為之努力的是要建立一個大同社會，也即孔子說的“小康”。孟子對宋句踐說：“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宋句踐問：“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孟子回答說：“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是儒家的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如果得誌，我要造福於天下百姓；即使不得誌，我也要潔身自好，絕不與腐敗勢力同流合汙。所謂“獨善其身”就是要“窮不失義”，在貧困潦倒的情況下都能保持品德操守，“修身見於世”才是真君子。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機會均等”的科舉取士的考試，是在大一統國家最大限度地擴大統治基礎的有效辦法。大一統政權用科舉考試來壟斷官員的來源，培養為大一統服務的統治工具。漢代已有考試取士之法，但還是臨時措施，並未形成定製。隋朝以後，曆代封建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稱為科舉考試。隋文帝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製，於開皇七年（587年）設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隋煬帝開始設置進士科。唐代於進士外，複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吏、三吏、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諸科之中，惟進士科為常設，最為重要。宋以後各朝科舉製僅有進士科。唐宋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宋神宗熙寧時，王安石改用經義，也就是以引伸解釋“六經”經義取士。元、明、清三朝沿用此法，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科舉考試製度。明清兩朝的經義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規定文章的格式為八股文，解釋須依據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一度廢止八股，變法失敗後複舊。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學校教育，科舉製度被廢除。

中國的科舉製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通過科舉，使儒學得到官方一以貫之的提倡和推廣 。曆代生員讀的是孔孟之書，知識精英階層稱之為儒生。儒生研究和剖析孔孟之學的學術著作連篇累牘，汗牛充棟，像西方的《聖經》一樣普及到華夏民族的血液中，成為大一統皇權政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通過科舉選拔的各級官員，大都是孔子門生。他們實行孔子的治國方略和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使“春秋大一統”“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微言大義政治綱領，深入人心，竟變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巨大凝聚力，至今還對中華民族的政治統一起著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環視全球，“大一統”皇權政治顯然是中國一大特色。“大一統”在疆域統一方麵總是維持了動態平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亂交替，輪回往複。而在權力壟斷上則不斷拓展深化，諸侯封建太危險，設郡縣、削藩國。每次分裂之後總是頑強地重新統一，並逐漸形成一整套龐大而嚴密的專製集權製度。洋人對此自愧弗如，困惑不已。因為在東西方曆史上，隨著地域遼闊的帝國的建立，都曾產生過“大一統”的理念，但各自的發展結果則不盡相同。中國的“大一統”不僅變成了無數次的事實，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國家處於政治分裂之時，地不分南北，人不論民族，人們都以實現政治統一為己任。相比之下，歐洲的“大一統”，始終處於理念思維的階段，極少變成政治現實。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人們在曆史上同樣懷抱著“大一統”的觀念，但結果卻是如此之不同，確實值得深思。原因何在？蓋因為西方沒有大一統凝合劑的儒學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