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收獲台灣是康熙的盛世之舉

大清朝皇權鞏固，康熙重用漢臣，繼熊履賜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後，初設南書房，將江南桐城進士張英首選入值，一時製誥多出其手。張英後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兒子張廷玉曆任文淵閣、文華殿、保和殿大學士，成為康、雍、乾三朝宰相。而滿宰相明珠、索額圖等相繼落馬。在漢大臣、理學家李光地蠟丸密報鄭經進據泉州，保舉施琅解放台灣時，康熙果斷出兵收獲台灣，乃是康熙大帝的盛世之舉。

台灣古稱夷州，很早就和中國大一統國家有密切聯係。《三國誌·孫權傳》載，吳黃龍二年（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求夷州及澶州……但得夷州數千人還。”這是我國古代史上明確記載的，大陸人民與台灣大規模接觸的開始。吳人沈瑩所著的《臨海水土誌》中，對當時台灣的社會情況有生動翔實的描寫。

到了隋代，稱台灣為流求。《隋書·流求傳》記載，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遣羽騎尉朱寬為使者，渡海“求訪異俗”。海師何蠻也一同前往，到了台灣。因語言不通，隻帶了一個當地土著人回來。第二年，隋煬帝再次派朱寬到流求“撫慰”，並“取其布甲而還”。到大業六年，虎賁中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從義安（今廣東潮州）出發，途經高華嶼、奎辟嶼（今屬澎湖）到達流求。陳稜等人“撫慰”當地居民，當地人初見船艦以為是商旅，經常來到軍營與之貿易。這說明早在隋代，大陸與台灣就有了貿易往來。

台灣進入中國大一統封建皇朝的行政區域，早在宋朝就開始了。北宋以來，由大陸移居台灣、澎湖的人越來越多。大陸與台灣、澎湖之間，每年有幾十艘船隻往來穿梭，相互之間的經濟聯係更緊密了。到南宋時期，澎湖甚至被稱為“泉州外府”。南宋趙汝適所著《諸蕃誌》中說：“泉（即泉州）有海島，曰澎湖，隸江縣。”說明澎湖當時已成為南宋行政區劃中的一員。到元朝至正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廷在澎湖島上設立“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隸屬於福建省泉州的同安縣。

明朝初年，明朝廷與琉球中山王確立了臣屬關係，也就是中山王每年向明朝廷朝貢以示尊重。曆史上為了區別台灣曾經有過琉球的稱呼，通常稱中山王的琉球為大琉球，稱台灣為小琉球。當時台灣還有雞籠、北港、東蕃等稱謂。正式以台灣相稱，是明朝末年的事情了，而且開始僅指台南一隅之地。直到後來設立台灣府，台灣才成為台灣島以及所屬係列島嶼的整體名稱。

明末清初，荷蘭殖民主義者通過堅船利炮，將魔爪伸進了台灣。他們先在安平地方築赤嵌城（又名熱蘭遮城），又在台南築赤嵌樓，中國人稱紅毛樓。接著，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灣北部的雞籠港（今基隆），築雞籠城；又占領淡水，築淡水城。清崇德六年（1642年），荷蘭殖民者打敗了占據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占領了整個台灣島。自此，台灣淪為外國殖民地達半個世紀之久。

明清交際，忠於明王朝堅持抗清自稱招討大元帥的鄭成功，聯合張名振、張煌言，多次出擊浙閩粵沿海清軍。南明永曆政權封他為延平郡王。永曆十六年，他與張煌言聯師北伐，自崇明溯江西上，據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曾一度震動東南。後因未采納張煌言的建議，孤軍深入，兵力分散，被清軍擊敗，退回沿海。永曆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鄭成功統帥二萬五千大軍，戰船百餘艘，從金門料羅灣出發，三十日在台南鹿耳門內禾寮港登陸。在鄭成功致荷蘭總督揆一的“諭降書”中說：“台灣省，早為中國人民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據；今予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汝歸。”這充分表明了鄭成功收獲台灣的決心。但荷蘭侵略者妄圖據險頑抗，鄭成功遂命大軍將赤嵌城團團包圍，一連圍困了八個多月，城內水斷糧絕，揆一隻得扯起白旗，宣布投降。

鄭成功收獲台灣後，將台灣改名為東都，設承天府，北路一帶設天興縣，南路一帶置萬年縣，在澎湖設安撫司。他整頓法紀，安定社會，實行軍屯，又大力推廣大陸先進生產技術，促進了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不久，鄭成功病死，由他兒子鄭經繼承。鄭成功收複和經營台灣，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此舉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促進了台灣的開發。鄭成功不愧為中國曆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

鄭成功死後，鄭成功的兒子鄭經繼位，他憑借台灣，長期抗清。為了打擊鄭氏政權，清朝實行沿海遷界，強製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這使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在沒有任何預兆準備的情況下，限期三天遷離故土。遷的時候，為“無資寇用”，燒掉房子草木，致使百姓顛沛流離，沿海居民差不多死了一半。史載：“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海岸封鎖也阻擋不了兩岸的聯係。

消滅台灣島內明政權的殘餘勢力，始終是康熙帝的一大心病。康熙派姚啟勝擔任福建總督領兵部尚書銜（相當於今國防部長）。康熙是平台的真正決策者，姚啟聖是平台的策劃者，全權負責平台事務。康熙曾多次招撫，出於客觀強弱形勢，台灣鄭氏不得不與清廷談判，與之周旋。最後談判破裂的原因是鄭經不願意割斷台灣與大陸的聯係，堅持要求保留福建廈門附近的海澄為鄭氏屬地，保留台灣在大陸附近島嶼的存在。這是一條台灣與大陸聯係的紐帶。鄭經是鄭成功的繼承人，即便是觸怒強敵，他也不放棄在大陸的據點，保留重返大陸的希望，“無墮先王之誌”。因為鄭氏政權到最後也決不肯割斷與大陸的聯係，這才讓康熙如鯁在喉，最終下定消滅鄭氏政權的決心。

康熙十九年（1680年），鄭經突然病故，台灣島內部發生內訌。由於姚啟聖的舉薦，康熙決定起用從台灣投降過來的施琅。施琅曾是鄭成功的得意愛將，後來背鄭降清。康熙命其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征討台灣。施琅兩次率兵出海，均遭遇台風，無功而返，朝內一些大臣對他產生懷疑。二十二年，康熙力排眾議，仍然對施琅委以軍政全權。施琅終不負聖恩，取得海戰大捷。當時鄭氏家族在台灣已曆三代，正是鄭成功之孫鄭克塽當政。鄭克塽戰敗投降後，台灣收歸清朝所有，設置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派兵戍守。至此，大清終於統一了台灣。

在統一台灣的海戰中，福建總督領兵部尚書銜姚啟聖發揮了關鍵作用。姚啟聖主張平台20 餘年，沒有他的後勤支援和行政上提供方便，施琅也難以奏效。況且，施琅前有叛明底案，後有平台首功，半斤八兩，難分伯仲。由於施琅身為漢人，按中華傳統道德，他的忠節難說。要說收複台灣的民族英雄，還是明朝的鄭成功，因為他是從荷蘭侵略者手裏收複台灣。而清朝廷的收獲台灣，隻不過是從前明政權的手中奪回台灣的統治權，是一場中國改朝換代的內戰。施琅原本是明政權鄭成功手下的部將，他背叛鄭氏家族投降清廷，再為清政權去攻打台灣，因此隻能說他幫助清王朝完成了對台灣的統一，而不能說他是民族英雄。

如果說蒙古人、滿族人入主中原建立的大元、大清帝國，是北方少數民族對大漢民族的侵略和殖民，那也是不妥的。因為蒙古族、滿族早已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員，你漢族老大可以建立王朝，他老二、老三何嚐不可以建立王朝？曆代漢族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對少數民族，開明君主有過撫慰，有過和親，而殘暴的皇帝對少數民族也有過鎮壓和血腥屠殺。所以元、清兩代開國之初，對漢族人中的反抗勢力甚至普通百姓有過鎮壓，有過強製性的為滿足統治者自卑心理的過火行動，也是情理中之事，不必大驚小怪。唐太宗命李靖西征突厥，也是殺人如麻。戰爭是殺人機器，在奪取政權或開拓疆土的戰爭中殺人，似乎難以避免。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後，怎樣統治國家和人民，是像秦始皇那樣用戰爭用暴力的手段統治百姓，還是如孔子所說施仁政，像康熙一樣讓子民百姓休養生息。

康熙收獲台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消滅前明政權在台灣的殘餘勢力，讓大清王朝一統江山。台灣的明政權鄭克塽投降後，由於當時台灣人煙稀少，生產力水平低下，土著人社會非常落後，所以攻下台灣後，是放棄還是駐守，曾引出一番爭執。多數廷臣認為，台灣“孤懸海外，無關緊要”，“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紋身之蕃，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建議“遷其人，棄其地”，將島上20萬軍民悉數遷徙大陸。就連一向支持施琅攻台的大學士李光地也主張“棄其地與紅毛”，“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為荷蘭有亦聽之”。康熙也認為“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這足以說明康熙平台的真正目的。

台灣在荷蘭人人侵之前，已有漢人來居住。清初雖頒布有禁海令，由於或緊或張，難阻偷渡者外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同時采納水師提督施琅的建議，渡台人民須領“照單”，經分巡台廈兵備道稽查，並征得台灣防海同知認可，始可放行，且均不準攜帶家眷。又以“粵地屢為海盜淵叢”為由，禁止潮、惠人來台。此禁令維持將近100年才解除，當時正值移民風潮最盛之際，此舉曾嚴重影響潮、惠兩府的客家人遷台。不過閩西、閩南及廣東嘉應州四縣的大量客家人，仍按照規定，順官道而來。康熙三十五年施琅死後，禁令漸鬆弛，粵籍客家人冒險偷渡來台者，為數眾多。古氏一姓遷台就有200多戶，對台灣的開發和繁榮，做出了很大貢獻。

施琅攻下台灣後，成為台灣、福建最大的貪官汙吏。他奪占田產收入幾乎占據台灣南部已開墾土地的一半多，名為“施侯租田園”，一直延續到日本侵占台灣。他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租的收納統歸清朝在台衙門代行，並解送至北京轉交施琅世襲業主。施琅如此猶嫌不足，還貪得無厭，連無田無地的漁民也不放過。施琅死後幾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自己發布的上諭中說，“昔年提臣施琅倚勢霸占，立為獨行，每年得規禮一千二百兩”，直到同治年間，根據大臣沈葆楨的建議，才徹底取消施琅這一掠奪性的規定。

康熙收獲台灣對滿清王朝的大一統無疑是有利的，但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的海洋貿易產生了不利影響。早在明朝中期，就達到了“窮洋竟同鬧市”的海洋貿易繁榮局麵。明朝末年的中國，來華的傳教士們無不驚歎手工業的發展，“僅在常州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曾德昭《大中國誌》）宋應星在他的書裏記載了各種火器的製造方法，西班牙人門多薩對此的評論是：“中國人使用著與我們同樣的武器。他們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們鑄造的更精致、更堅固。”（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明朝末年，思想家呂留良對君臣關係的看法，反映了當時朝政的現實，“君臣以義合，但誌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呂留良《四書講義》）後來的黃宗羲說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為君。”（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這說明到了明朝中晚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萌芽，適應生產關係的思想文化也有了長足進步。

對康熙朝的收獲台灣和海禁政策，我們應該辯證地來看，這對大一統是有利的，對國家發展是不利的。清王朝出於民族專製的私心，不準漢人練習武功，嚴格限製火器發展，從而維持了遊牧民族長於騎馬射箭的軍事優勢。清太祖努爾哈赤在攻城戰鬥中被明朝邊防軍的紅衣大炮炸死，這充當了滿清限製火器的托詞。對火器的限製，使得中國在明朝末年依然居於世界領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浙江慈溪守城軍民擊敗英法聯軍，所依仗的居然是當年吳三桂埋藏地下沉睡了200餘年的大炮。清政權消滅台灣鄭氏政權，把民間的海上力量連根拔除，摧毀了東南沿海強大的造船技術，也摧毀了海上貿易。

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對中國近代的落後挨打有著直接的關係，其影響蔓延到了兩三百年之後。清朝廷把鄭成功從殖民者手裏收複的台灣鄭氏政權稱之為“海賊”，可清廷對中國沿海經濟的破壞比所謂“海賊”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