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篡位的朱棣是又一盛世梟雄

曆史上不是所有政變、篡位都是可怕的、反動的。李世民、朱棣對皇權政治提出了有利於中國大一統曆史慣性和基因發展的挑戰。貞觀盛世和永樂盛世的出現，向曆史證明皇帝不是隻有長子才能做。長子如若軟弱無能，就是冊立為了皇太子，也可以造反、篡位奪權。在封建帝王時代，讓強悍之主登上皇位，把國家帶向大一統繁榮盛世，又何樂而不為？

弄不清朱元璋在太子朱標死後，為什麽一定要把皇位傳給懦弱的皇長孫朱允炆，而不傳給他的明顯比所有兒孫都要強悍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也許這位開國皇帝受中國皇權觀念影響太深，恪守“立長不立幼”的正統觀念。朱元璋犯了兩大錯誤：一是既然要讓皇太孫允炆繼位，就應該為他留下可靠且有幹才的顧命大臣，特別是開邊武將，不該在晚年濫殺名將功臣；二是明知老四燕王棣要造反，他生前為什麽不采取防患措施，卻消極地給皇長孫建文帝留下“逃生”的錦囊，這實在可笑。

根據太祖皇帝遺詔，皇太孫朱允炆登基做了皇帝，年號建文，史稱建文皇帝。這一切看起來都是最順利不過了。像朱元璋這樣死後六天就安葬的，在曆朝曆代皇帝中恐怕是絕無僅有。按照劉伯溫給他選定的陵址，六天後安葬在紫金山孝陵，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朱允炆16歲被立皇太孫，21歲即位。他雖然年輕，但從小受到宋濂、劉伯溫等明初大儒的影響和教誨，信奉儒家以仁義治國的那套學說。他即位之初，就委派幾位儒家大臣共同處理國政，改變了太祖時期大權獨攬的專政局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洪武朝遺留下來的嚴密的高壓政策。接著，他又重新審查《大明律》，改變嚴酷的刑法，推行禮教，並且糾正了許多洪武年間的冤案、錯案，赦免許多被流放的官員回京，還大量錄用被殺的官員子弟。跟著，他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租稅，賑濟災荒，下詔優養老人，命令官府為民間賣子為奴者贖身，並限製僧道占田畝數，將田均分給平民。他還一反洪武時期抑製江浙的規定，減免江浙田賦，錄用江浙人為戶部官。

建文帝來勢很好，看起來是個年輕有為的“改革派”皇帝。建文年間，社會安定，民風淳厚。一時間士大夫崇尚禮儀，百姓安於生業，家給人足，外不閉戶，路不拾遺，很少有人犯法。這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大肆殺戮造成的恐怖氣氛之後，短時間就能出現如此升平景象，這不能不說是國家和庶民百姓的福氣。然而，建文帝“板凳”還沒坐熱，由於太祖“分封諸王”留下的麻煩，致使朱允炆一上台就麵臨諸王謀反的危險。當時，秦王、晉王都已死去，實力最雄厚的燕王朱棣對朝廷威脅最大。建文帝接受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削藩的建議，匆匆忙忙與大臣們商討如何處置藩王問題。先後廢除周王、岷王、齊王、代王為庶人，降旨嚴厲申斥湘王，使湘王闔宮自焚，進而下令不準親王節製文武吏士。當然，削王之舉皆有不法事實被告發，似乎名正言順。結果，燕王就在建文元年七月，以討伐齊、黃“清君側”為名，在北平起兵反叛，號稱“靖難之師”。事實證明，建文帝及其謀臣們的削藩順序及方法錯了。

朱允炆不能不欽佩太祖高皇帝的英明和高瞻遠矚。太祖臨終時，特地把朱允炆和駙馬都尉梅殷叫到床前，囑咐後事，指出燕王不可不慮，真是一針見血呀。現在燕王以“清君側”之名起兵，太祖能製他，卻又撒手去了。如今燕王不聽令，該怎麽辦？當時朝廷文官勢力比燕王強大，能夠調用的軍隊遠遠超過燕王，但是能夠總攬全軍指揮作戰打仗的帥才，都被太祖殺光了。再加上朱允炆遵循儒家孝悌仁慈之德，加上柔弱的性格使他遲疑不決。他曾對出征的將領們說：“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必體此朕意，無使讓朕負殺叔父之名。”這是虎豹與綿羊的對壘，燕王朱棣比虎豹還要驍悍，偏偏碰上像綿羊一樣優柔寡斷的侄子皇帝朱允炆，這場搏殺一開始就鑄定了結局。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五，燕王朱棣正式起兵於北平。朝廷軍隊的北平防線迅速土崩瓦解，消息傳到南京皇宮，建文帝立即在禦膳房召見大臣商議對策。先是派開國元勳老將長興侯耿炳文，率30萬大軍北上。八月十二日進駐真定，結果被燕軍打敗。隨後派太祖外甥李文忠之子李景隆為大將，率師50萬北伐。據說燕王聽到是派李景隆帶大軍來征戰時，高興異常。因為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對手，簡直就是給自己送軍隊來了，帶的軍隊越多越好。他知道李景隆是趙恬式的人物，於是他就采用看似冒險的戰術，在50萬南軍北上之際，東援永平，擊退遼東的朝廷軍；並順勢突襲大寧，挾持寧王，得蒙古騎兵勁旅然後才從容回師北平。此時李景隆已經圍城。燕王在京郊大敗南軍，李景隆率南軍逃到了德州，北平解圍。

燕王取得了北平保衛戰的勝利。

建文二年（1400年），在白溝河發生了燕軍與南軍主力會戰的惡戰，南軍再次失利。建文三年三月，夾河大戰（夾河乃漳水支流，今河北武邑南），燕軍再次擊敗南軍。建文四年四月，燕王攻打靈璧，遇南軍將帥徐輝祖頑強抵抗。朱允炆偏聽偏信，臨陣易將，把徐輝祖調回。結果南軍士氣隨之瓦解，降者數萬人，燕軍大勝。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役，燕軍從此乘勝南下，勢如破竹。同年五月，燕軍渡過長江，兵臨京城。京城內一片恐慌，兩位丞相齊泰、黃子澄借募兵為名，離開京城奔往廣德、蘇州。左都督徐增壽密謀私通朱棣作為內應，被朱允炆察知，親手處死。六月十三日燕兵入南京城。靖難之役終以燕王的勝利而告結束。

《明史· 恭閔帝本紀》記載，在燕軍攻入皇城後，“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死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雲帝由地道出亡”。總之，建文帝朱允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留下一大曆史疑謎。朱允炆沒有了，建文一朝結束。靖難之役後，燕王朱棣在南京登基，成為了明朝第三個皇帝明成祖，年號永樂。

永樂帝朱棣有本事篡位，就有本事開創出永樂盛世，事實證明他做到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一類的雄強之主，李世民屠兄殺弟，而後開創了貞觀盛世。朱棣他沒有直接殺死他的侄子朱允炆，同樣開創了永樂盛世。然而，曆史在大歌大頌唐太宗李世民的同時，卻對明成祖朱棣多有非議。為什麽？因為中國人同情弱者，朱允炆並不像李世民的兄長太子李承乾和弟弟李元吉那樣強悍，揚言要除掉秦王李世民。這位皇帝處處表現出他對四叔朱棣的寬容和退讓，他賺到了後人對他同情的眼淚。

然而，對鞏固大明皇朝大一統政權來說，朱棣篡位是有功無罪，至少是功大於過。朱棣是明代曆史上最有建樹的皇帝。他接過削藩政策，正式建立內閣製度。他遷都北京，使北京成為此後明、清兩代政治經濟中心，其影響直達今天。在大明朝，北京還成為抵禦北方少數民族侵略的前沿陣地和指揮部。他五次率軍北征，取得了重大勝利。他在東北地區設立奴兒幹都司，使滿族人的強大發展趨勢延緩了一兩百年。也就是說，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僅僅給朱棣提供了一個施展身手的舞台，而朱棣開創的永樂盛世，他對東北滿族發展的抑製，卻對大明朝兩百餘年大一統提供了可能。

曆史上不是所有政變、篡位都是可怕的、反動的。李世民、朱棣對皇權政治提出了有利於中國大一統曆史慣性和基因發展的挑戰。貞觀盛世和永樂盛世的出現，向曆史證明皇帝不是隻有長子才能做。長子如若軟弱無能，就是冊立為了皇太子，也可以造反、篡位奪權。在封建帝王時代，讓強悍之主登上皇位，把國家帶向大一統繁榮盛世，又何樂而不為？總比讓窩囊的皇太子繼位，將國家弄得一塌糊塗要好。如若趙匡胤不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代柴世宗年幼的皇太子，就不可能出現大一統的宋朝。曆史也可能在五代混亂貧弱中再蹉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

由於朱元璋的一時糊塗，使他本應做皇帝的第四子朱棣，未能名正言順登基，而采取靖難奪位的特殊手段。這給朱棣留下了刻骨的內傷，使他在登基做皇帝的道路上和當上皇帝以後，始終被靖難奪位的陰影籠罩著，揮之不去。這給朱棣增加了多少工作難道和精神負擔，分散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朱棣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創出永樂盛世，更可以看出他的非凡才能和忍辱負重的可貴。

朱棣以祖製維護者的麵貌出現，登基以後便著力恢複祖製，“凡皇考法製更改者，悉複其舊。”建文年間被廢親王王位，一律恢複並大量賞賜，以拉攏皇室人心，然而卻剝奪了他們的軍權，親王成了擺設。接著重新推行《大明律》，設詔獄，設特務組織東廠，使用宦官偵緝查訪密謀反叛、言語不服的大奸大惡之徒。這是鞏固王朝政權的殺手鐧。朱棣接著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詔令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組織近一萬人的浩大編輯隊伍，編撰《永樂大典》；二是派遣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規模空前龐大的船隊下南洋、西洋，昭顯大明的國力；三是在北平元大都東北大興土木，修建史無前例的新皇宮。

早在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便要翰林侍講學士解縉，以《韻府群玉》《回溪史韻》二書為例，采集各書所載事物，按類編排，而統之以韻。解縉等在第二年十一月完成編纂進呈，朱棣賜名《文獻大成》。後來，朱棣認為此書所收錄事物多有遺漏，又責令解縉與智囊姚廣孝、劉季篪等重新編輯，並專門任命王景、王達等5人為總裁，鄒輯、梁潛等20人為副總裁，陳濟等為都總裁，征調中外史官和各方文學之士為纂修，選書法頗好的國子監及郡縣生員為繕寫，由光祿寺供應，最後集中編撰人員多達9669人。同時，還分別派官員前往全國各地，搜求遺書，以備收錄。

最後曆時五年，於永樂五年（1407年）一月修成，朱棣親自為此書寫序，改名《永樂大典》，全書共22937卷，11095冊。

《永樂大典》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亦是為世界所公認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朱棣編這部大型類書的初衷，是為了張揚他的文治精神，洗濯他“靖難之役”的不良印象。朱棣無疑是抓意識形態的高手，修典可謂一箭雙雕：一是張顯他的文治精神，用筆杆子洗刷他的負麵記憶；一是用修典籠絡知識分子，讓秀才為他的新朝賣力。他的目的達到了，《永樂大典》不僅成為當朝知識界的盛事，凡是參與“大典”編修的人都感到無比驕傲自豪。《永樂大典》所保存的中國傳統文化、文獻之豐富，空前絕後，不僅成為中國的國寶，也成了世界各國求之不得的館藏。

朱棣表現出一個才智過人、心思縝密的策略家的氣魄。他取得皇位後，經過短時期一番動蕩，勵精圖治，大明的天下很快安穩下來。開國皇帝的文治武功，已經給明朝的繁榮和興盛做好了準備。永樂朝，每年輸往京師的米粟達數百萬石，府縣倉庫充實，國力已相當富足。朱棣想樹立大國形象，期望在海外有所作為，十分重視船隊建設。史料記載：1420年時的明朝海軍擁有各類大小艦船3800多艘，其中較大型主力艦船400多艘，巡邏艦1300多艘，還有眾多的補給船，堪稱當時世界上頭號海上強國。這使朱棣有了足夠的力量組織大規模的遠航，大開海禁實行對外開放，同亞非各國開展貿易活動和經濟文化交流。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就是他一係列手段中的重要一環。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曆來有很多說法。最主流的史學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外交，建立和鄰邦的友好關係。但有部分學者認為是朱棣在“靖難之役”後為了絕後患，派鄭和尋找在“靖難之役”中失蹤的建文帝朱允炆。另一些學者根據《鄭和傳》中的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耀兵”，“不服，則以武懾之”。但也附帶有尋找建文帝的任務，總的看來，鄭和下西洋，是為清除海上幹擾（包括尋覓建文帝及其餘部、海盜、倭寇以及其他勢力），通西南海道朝貢，“宣德化而柔遠人”，保證中國有一個和平環境，以達國泰民安的內政目標。戴裔煊所著《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說，自鄭和下西洋以後，到明代中晚期，海禁一開，遠至葡萄牙、法蘭西都與中國有了海上貿易交往。遠航南洋，不但促成了南洋地區的開發與開化，也使鄭和博得了後世梁啟超先生的歌功頌德：“偉哉鄭和”“壯哉鄭和”，造就了鄭和這位偉大航海家。

然而，隨著一次又一次遠航，鄭和回來報告，始終不見朱允炆的蹤影。這位另有遠大誌向的三寶太監鄭和，有了新的說法，鄭和一再呈奏，認為耀兵於異邦可以“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初期尋找宿敵建文帝的動機漸漸冷卻，後期的朱棣則明顯是為了實現其開疆拓土的野心。元朝廣通四海後眼界開闊，而到了明初，西向的貿易之路被蒙古人帖木爾阻絕，失去了經濟來源，必須另外開辟一條海上出路。前代元朝幅員遼闊，也在一定程度激發了朱棣、鄭和下西洋，現在宣稱為顯示明王朝的皇恩浩蕩，實際上鄭和出行，是帶重兵準備搞“綏靖”的。朱棣自知得位不正，為了造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盛世，他需要以“文治武功”來樹立權威，鞏固統治。

鄭和下西洋，是典型的大棒加胡蘿卜。對南洋小國敢於忤逆者，明王朝可謂武功卓絕；對友好稱臣的，明皇賞賜有加。南洋各國華僑，從鄭和的船隊找到了自尊，更有的為鄭和塑像以為保佑。明王朝挾推翻蒙元之磅礴氣勢，自認為“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明史·敖英傳》）。實質上，明王朝是建立在蒙元自身貪婪腐敗而瓦解的基礎上的，國力並非他們自己想象的那麽強，形勢逼迫他們隻能下海另辟蹊徑，去尋求良馬寶刀、瓜果珍禽和珍奇異寶。那些主動或被動來朝的南洋小國，也僅僅是看在金錢的麵上，到中國換得錢財，進貢之事偶一為之，此後再沒有了音信。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外交經費耗銀六百餘萬兩。明史雲：“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曆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

梁章钜在《浪跡叢談·續談·三談》中，詳細記載了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獲：永樂三年六月第一次，“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戮之”；永樂六年九月第二次，“再駛往錫蘭山，截破其城，擒其王……赦不誅，釋歸國”；永樂十年十一月第三次，“再駛往蘇門答喇，擒其偽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永樂十四年第四次，“滿刺加、古裏等十九國鹹譴使朝貢”；永樂十九年春第五次；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第六次，“冬還，成祖已宴駕”。最後兩次似乎都沒有多大收獲。永樂皇帝朱棣看不到第七次下西洋，就一命嗚呼了。第七次推遲到了宣德年間。

鄭和下西洋真正的意義，在於促成更多的中國人前往南洋等地經商和謀生，促進了中國向海外移民，在海外生存和發展以及形成海外華人社會。東南亞華僑華人普遍崇拜鄭和並把這種崇拜延續至今。鄭和下西洋曆時28年，前後有12萬多人參與其事。當時就有不少華人是隨鄭和船隊出去，久居不返成為早期華僑的。如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歸來時人數就少了6000多人。顯然有部分人成了“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鄭和下西洋還有它悠久的後續效應，打通了海外通道，開辟了多條航線，促進了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聯係，吸引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大量聚居而形成較為穩定、完整的華僑社會。梁啟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說：“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上與土著人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

鄭和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航海家，而且也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當時條件下，海上船隊能夠運載將士之眾、配備武器之精、專業人員之廣、航海技術之先進及後勤補給之完善，都為鄭和下西洋搭起了一個施展才華的舞台。但“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沒有像鄭和這樣卓越的統帥與領航者，七次出巡南中國海，經中南半島沿岸，穿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遠抵波斯灣與非洲東海岸，每次航程十餘萬裏，遍訪亞非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曆經千難萬險，而又都能平安回來，也是難以想象的。然而，中國人的航海事業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結束畫上了句號，阿拉伯人的航海天賦也未能結出曆史碩果。而位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哥倫布與麥哲倫，則摘得了世界航海史上發現新大陸、環球航行的桂冠。

西方國家把農業與商業結合，依托海洋，向外發展，較早地實現了資本轉化。而中國雖也出現了大量的資本主義萌芽，但卻遭到了封建製度的重重壓抑，未形成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必要條件，反而慢慢地落伍了，最後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有人說，倘若朱棣能從陶醉“地大物博”自然經濟中清醒過來，鄭和到海外去不是進行賞賜，而是發展互惠互利貿易，開展經濟交流、科技交流與文化交流，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壯舉一定能獲得更多收獲。

永樂皇帝的第三大功績，就是修建北京城。以紫禁城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設，反映了當時國力的強盛和建築技術的高超。明代還大規模地興修長城，今存長城多為永樂年間重建。由於移民、軍戶等對郊區進行屯田墾荒，北京的農業生產有很大的發展。除種植雜糧外，水稻的種植開始普及。京郊的園藝業發展更快。海澱一帶農民以種菜為業，有的菜農還發展了“穴地籠火”種植法，在冬天也能種出新鮮蔬菜。與此同時，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工匠輪班來京服役，還有數萬戶長住工匠從南京等地搬來。全國各地能工巧匠聚集北京，促進了北京手工業的發展。其中特別是建築、木製、鑿石、燒灰、琉璃等行業，為建造北京宮殿、城垣、壇廟、苑囿等做出了貢獻。兵仗工匠（如弓箭匠、火藥匠）和軍器工匠，製造各種軍械、火器，變化百出。手工業中的特種工藝，景泰藍製品，到明景泰年間的產品極為精美，幾百年來一直馳譽中外。北京的商業區位於正陽門外和東四牌樓、西四牌樓。正陽門大街東有果子市、鮮魚口、瓜子店，西有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錢市胡同等。東四牌樓有豬市大街、小羊市、驢市胡同 (禮士胡同)，西四牌樓附近有馬市大街、羊市大街、缸瓦市、粉子胡同等， 都是熱鬧的商業區。除商業市場外還有集市，東安門的內市、城隍廟的廟會、東四牌樓以南的燈市等，都定期開市。

從此，北京成為北方繁華的大都市。

朱棣遷都北京，是明王朝維持近三百年江山很重要的一步棋。以管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言，南京確實不如北京。這就好比美國的首都隻適合華盛頓，不適合作為金融中心的紐約，更不適合有好萊塢的洛杉磯。朱棣遷都北京，遠離東南萎靡的民風，是一個朝廷穩定的法寶。同時，還有利於防止北方少數民族入侵。

早在永樂七年（1409年）七月，朱棣命令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精騎10萬出征漠北蒙古韃靼。 臨行前，朱棣擔心丘福會以兵力強盛而輕敵，特地告誡說：“毋失機，毋輕犯敵，毋為所治，一舉未捷俟再舉。”八月，丘福率軍出塞，前鋒抵達臚朐河（今克魯倫河）南岸，殲滅了靼韃的遊兵，乘勝過河，俘敵官員一人。丘福不顧諸將勸阻，對俘虜的話信以為真，讓其為向導。結果孤軍深入，中了本雅失裏的埋伏，五將軍皆亡，全軍覆滅。

敗訊傳至朝廷，朱棣大為惱怒。為了消除邊患，決計禦駕親征。永樂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親率50萬大軍親征，並調用武剛車3萬輛，運糧20萬石，隨軍行動。沿途每十天行程存一批糧，以備回返時食用。三月出塞，抵淩霄峰（今河北張北東北），四月抵闊灤海（今內蒙古呼倫湖），五月初，進至臚朐河（今克魯倫河）流域，朱棣更名為“飲馬河”。本雅失裏聞訊明軍大舉進攻，盡棄輜重孳畜，僅率七騎西逃瓦刺部。太師阿魯台則東逃。朱棣打敗本雅失裏，揮師攻擊阿魯台，雙方在飛雲壑和靜虜鎮（今哈拉哈河南岸）打了一場惡仗。朱棣親率精騎直衝敵陣，阿魯台墜馬，然後逃遁。朱棣乘機追擊，因明軍食糧已盡，朱棣命停止進攻。這回打了勝仗，凱旋還師。韃靼部經過這次打擊，降服明朝，每年向朝進貢馬匹。朝廷也給予優厚的賞賜，阿魯台得到朝廷賞賜的和寧王的封號。

韃靼敗後，瓦刺部逐漸強盛起來。瓦刺首領仗恃勢強，出兵襲擊本雅失裏，並一再聲稱要進攻韃靼。阿魯台多次請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刺，為其故主本雅失裏報仇。阿魯台還率餘部奔至明長城附近。與此同時，瓦刺部不斷要挾明朝厚賞，妄想占領明朝的寧夏、甘肅地區，屯兵邊境，向漠南進逼。明成祖朱棣為了滿足韃靼部的請求，也為了明朝邊境的安寧，決定親率30萬大軍征討瓦刺部。

永樂十二年（1414年）三月，車駕由京師出發，並讓皇太孫從行。四月，師至興和（今河北張北），舉行大規模閱兵式。六月初，前鋒在三峽口（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擊敗瓦刺部遊兵。朱棣乘勢向西北方向進攻，行至忽蘭忽失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遭瓦刺軍的依山阻抗。朱棣便以精騎引誘瓦刺軍，調虎離山尋找戰機，另外部署神機炮及時炮擊，自己率鐵騎衝入敵陣，殺敵無數。瓦刺軍大敗，朱棣順勢追擊，分兵三路夾擊瓦刺軍的反撲，親率一路精騎再一次衝入敵陣，瓦刺軍敗遁。瓦刺部受此重創，此後多年不敢犯邊。次年，瓦刺向明朝貢馬謝罪。

永樂十九年（1421年）十月，阿魯台又一次大舉圍攻明朝北方重鎮興和，擊殺明都指揮王祥。為了打擊韃靼的侵擾活動，朱棣決意第三次親征。永樂二十年二月，朱棣令調用驢34萬頭，車17萬多輛，挽車夫近40萬人，共運載糧食37萬石，隨大軍出征。三月，車駕出北京，主力仍沿故道北上。軍至宣府（河北宣化）東南之雞鳴山，阿魯台聞悉永樂大帝親證，乘夜從興和逃跑，避而不戰。諸將請求追擊，朱棣命暫緩追擊。五月，大軍過偏嶺（今河北沽源南），在此舉行閱兵式。朱棣告諭兵將：“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得勢者也。”為了鼓舞士氣，朱棣作《平虜曲》，供將士傳唱。七月，揮師至煞胡原，俘獲阿魯台部屬，得知阿魯台丟馬棄甲從闊灤海北遁。朱棣懼怕重蹈丘福深入陷敵之覆轍，下令停止追擊。回師途中，朱棣認為兀良哈部為阿魯台之羽翼，遂選派步騎2萬，五路並進攻打兀良哈部。大軍至屈裂兒河（今內蒙古洪兒河上遊支流），兀良哈部得知明軍來攻，倉皇西逃。朱棣親自指揮將士夾擊圍殲，大敗兀良哈部。九月初，回師北京。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韃靼首領阿魯台以為明朝放鬆了警惕，不會出征，決意率眾襲擾明朝邊境。朱棣聞悉，決定再次親征。八月初，朱棣宴請從征五軍將領，隨後舉行閱兵式。九月上旬，師至沙城（今河北張北）。阿魯台部眾阿失帖木兒率部眾投降。十月，明軍繼續北上。韃靼王子也先土幹率部眾來降。朱棣封其為忠勇王，賜名金忠，餘者皆有賞。十一月班師回京。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韃靼阿魯台出兵擾襲大同等地，朱棣決定第五次親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後，屢請出兵攻擊阿魯台，願作前鋒效力。朱棣批準了他的請求。四月，師出北京北上，進軍途中，命忠勇王所部捕獲阿魯台部屬，得知阿魯台遠遁，分兵搜抄，未見蹤影。朱棣遂令班師。七月，回師至榆木川（今內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皇帝病死在軍中。

朱棣五次出征有效地打擊了蒙古貴族勢力的侵擾破壞，保障了邊境的安寧，有利於促進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朱棣戰鬥一生，可說稱得上生命不止，戰鬥不息。公平公正地說，他雖然篡位了，但不是那種窩窩囊囊混日子的帝王，為了大明一統江山，他付出了很多，直到他的生命。

朱棣奮不顧身死在工作崗位上以後，隨軍大臣怕大軍嘩變，秘不發喪。八月初十，明成祖的靈樞運至京城，才將永樂帝的去世宣告天下。

朱棣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明史》讚曰：“躬行節儉，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略。六師屢出，漠北塵清。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近代史家也說：幅員遼闊，是把南洋（史書稱西洋）各國盡數羅列。“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