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四）大一統與帝王獨裁的二律背反

大一統與帝王獨裁是二律背反，皇權與相權又何嚐不是二律背反？皇帝太強，強到獨裁偏執，宰相遭殃；宰相太強，強到可以任意廢立皇帝，皇權政治下的大一統國家也就岌岌可危。朱元璋正是陷入了這種二律背反的泥沼。他自斷其臂，剿殺功臣後，自以為從此國泰民安。沒想到他剛入墳墓，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便舉兵造反，開始了宗族血親間的自相殘殺。

中國大統一的曆史，是封建帝王搞獨裁專政的曆史。沒有皇帝裝神弄鬼的“君權神授”的家天下，沒有皇帝毋庸置疑的獨裁專政，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慣性和基因，可能要大打折扣。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奧古斯都，是古羅馬“無冕之王”凱撒的後裔，然而他是在羅馬共和國元老院政治基礎上建立的帝國。元老院雖然授予他“奧古斯都”的稱號（意為神聖的、至尊的），但他終究不是中國式的皇帝，國家更非皇帝的家天下。他那神聖的、至尊的“奧古斯都”，僅僅是稱號而已，是當不得真的。他處處受到元老院立法的牽製，也受到古羅馬共和製培養的羅馬人的共和思想、民主思想的製約，不可能搞徹底的中國式的專製獨裁，其結果是帝國的崩潰分裂。

如此看來，中國式的帝皇專製獨裁，保證了中國的大一統延續兩千多年之久。這也是中國大一統曆史慣性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基因。大一統下的帝皇獨裁專製當然不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庶民百姓不可能有共和思想的奢望，更何況民主自由的概念，永遠隻能做皇帝的家奴和壓迫剝削的對象。中國人在這種封建帝製下做了兩千多年奴隸，就算是做到了宰相大臣，見了皇帝也要下跪。小吏見了大官也要跪，老百姓更是隻有跪的份兒。這麽說，中國的皇權政治一定是世界曆史上最壞的政治了，從人性角度可以這樣說。但是，從人權角度來看，這又是二律背反的悖論了。古人雲：“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臣。”就是說，在皇權政治下，隻要國家的大一統穩定，如果再碰上個開明皇帝，在這樣的太平盛世，就是當牛作馬，也比在四分五裂的亂世做個臣子強。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權，生存下來才能去講共和，講自由民主。在國家統一的太平歲月，雖然要為皇帝一家作貢獻，你至少可以生存下來。

中國與歐洲的中世紀，與同樣產生過偉大文明的中東、印度、埃及相比是幸運的。因為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皇權政治避免了中國的分裂。自秦以後，中國大一統皇朝延續有2013年，而分裂割據僅有282年。這個統計不一定很精確，中間銜接的年份可能有重複。但總的來說，大一統達十之八九，而分裂戰亂僅十之一二。這就是皇權政治帶來的好處，二律背反嘛，有得必有失。

中國的大一統政治，或者說皇權政治，中央集權政治，經過兩千多年的探求，加上有孔孟儒學的導引，其實在人性化方麵也有所進步，有了不少遊戲規則。譬如要求帝皇“施仁政”，“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孟子則進一步提出“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思想。皇權與相權的並列，相互製約。到了明代，進入封建皇權成熟的頂峰時期，事實上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他要受到宰相大臣們的牽製。到明晚期，連皇帝廢立太子的私家事，也不能皇帝說了算。

說朱元璋是政治天才，雄峙之主，一點沒錯。他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善於吸取曆史經驗教訓，東漢朝廷曾經一度被宦官把持，由宦官廢立皇帝，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在他的大明王朝發生。於是他登基以後，在宮門前樹立一塊鐵牌，明確規定宦官不能幹預朝政，隻能在宮內做些打掃衛生，侍奉帝、妃的服務性勞動。為了把政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實現獨裁專製，在挑選宰相人才時，他也別出心裁，不是矮子裏麵挑長子，而是長子裏麵挑矮子。

對劉伯溫的態度就這是樣。劉伯溫充任軍師參與軍機八年，為朱元璋謀劃製定北伐滅元方略並得以實現。他籌劃全局，有定策之功，何況他還在戰場上救過老朱的性命。盡管他對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絲毫不亞於廝殺戰場的武將，但劉伯溫的最高官銜是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大明開國之初“封公”的六人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隨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戰疆場的“哥們”。盡管朱元璋對劉伯溫“每恭己以聽，常呼為老先生而不呼其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劉基列傳》），但那是有所請教，是一種姿態而已。可能是出於一種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對文化人有一種內心的反感。盡管劉伯溫以及陶安、秦從龍、朱升、範常等文人按運籌帷幄的功績，劉伯溫理當入公，然而他沒有。受到“一心之獨決”“使天下倍畏”啟迪的朱元璋，會讓身邊睡著這麽一個功高震主、咄咄逼人的劉伯溫？當然，補償還是有的。為安撫劉伯溫，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賦稅，“令伯溫鄉裏世世為美談也”，後來又“累欲進其封爵，基固辭不受”。

劉伯溫雖才華蓋世，胸有韜略，卻不是政治家。如果他專注於學問，成就必定會不遜於任何一代宗師。但他是性情中人，決不會為逃避亂世紛爭，躲起來一門心思做個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誠，性格正直剛烈，嫉惡如仇，天下太平之後，根本不適合混跡於官場，這一點他自己也明白。一天，朱元璋詢問劉基，誰可以做丞相？朱元璋壓根不會讓劉基當丞相，這隻不過考驗劉基罷了。劉基回答“現在的這些人，在我看來，全沒有合適的”，又補充說“皇上自己慢慢挑選吧”。洪武三年，朱元璋又舊事重提，劉伯溫婉謝說：“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可惜一入侯門深如海，已沒有了退出的餘地了。

劉基精通權謀之策，用來搞陰謀政變十分有用。想當年，劉基勸朱元璋擺脫韓林兒牽製，自成大業，誰能保證回鄉後的劉基不會對朱元璋也來這麽一手？朱元璋心意已決，除非劉基死去，這天下哪容得了你劉基去當百姓？洪武七年（1375年），劉基死了。史書上說吃了胡惟庸送去的藥，病情越發嚴重而死去的。

朱元璋錯誤地接受了元朝弊政的教訓，他多次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太祖實錄》卷五九）所以，他決心打破皇帝與宰相分權的遊戲規則，要搞一人獨裁。還在稱吳王時期，李善長、徐達就是中書省的右左丞相。到了開國後的洪武四年，他讓李善長致仕。徐達雖然還一直兼任著中書省的丞相，因徐達長年領兵在外，並不參與朝政。這時，朱元璋的丞相是汪廣洋、楊憲二人。隨後，由淮西集團的人構陷，楊憲被殺頭，汪廣洋成為朱元璋的實際辦事的丞相。朱元璋能暫時容忍汪廣洋，是因為汪廣洋比較聰明，從不攬權。

楊憲死後，胡惟庸進入丞相行列。胡惟庸雖也是淮西人，但既無功績可言，也無黨援可引，朱元璋放心。可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長在內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實早就不想設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讓李善長罷相，貶逐汪廣洋，並不是為了給胡惟庸騰出丞相空間，而是給自己兼任宰相獨攬大權製造口實。這點隻有聰明的汪廣洋讀懂了。所以，當不知天高地厚的胡惟庸開始結黨營私，伸手攬權，朱元璋又讓汪廣洋回來做右丞相以鉗製胡惟庸的時候，汪廣洋隻是喝茶喝酒，不問政務。聯係到汪廣洋之前的“屢獻忠謀”，幾乎很難令人理解。而實際上，汪廣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為此，朱元璋後來才下決心整死窺視到他內心的汪廣洋。

朱元璋雖然依靠淮西集團起家，而一旦大功告成，這個羽翼豐滿的政治軍事集團就成為他背上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文臣頭子，多年經營地盤，已形成危險的政治勢力。朱元璋口頭上說善長“功甚大，宜進封大國”，暗中卻指使汪廣洋、陳寧彈劾他，敗壞其政治聲譽。胡惟庸不過是朱元璋原來帳下的一個文書，朱元璋正是看中他並無黨羽而又是李善長陣營的人，才決定把胡惟庸抬起來以製約李善長。然而，他沒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體會朕躬本意——把宰相變成高級秘書、幫辦的戰略意圖，反而加緊和李善長搞好個人關係。這讓朱元璋不能不提防，不能不惱火。史稱胡惟庸“嚐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胡惟庸的所作所為，觸犯了朱元璋 “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的地位，朱元璋不殺他已經不行了。

朱元璋“殺雞嚇猴”的步驟加快了，先是殺了他一直覺得窺視朕意的汪廣洋，然後指使塗節上表告變，說胡惟庸聯絡陳寧等人準備謀反。有了口實，就此殺掉了胡惟庸及其所謂“胡黨”的一大批功臣宿舊，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被處死者多至15000餘人。而後在洪武十九年，竟然編造出胡惟庸通倭的證據，就此又殺了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最後連李善長也成了胡黨最後的黨徒。

對付李善長這樣的第一功臣，自然不能像對付胡惟庸那樣簡單。李善長偏偏為建造府邸，向湯和借了300人役使，讓湯和給告發了。他又給丁斌求情，這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嚴刑逼供丁斌，得出奉胡惟庸口信請李善長加入謀反同盟的證據。再加上李善長不舉報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證，李府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內說的話都舉報到了禦前。朱元璋這樣才從容下旨：“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然而，還是沒有立即殺李善長，僅將妻女弟侄家口70多人殺了。直到有司說星變，要殺大臣才能消災，這才借李善長的人頭，為朝廷做了最後一次貢獻。李善長時年已是77歲的老人了，賜死給予全屍，算是朱元璋對這位開國“賽蕭何”的最大功臣的酬勞。李善長冤死之後，郎中王國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性格也竟然是理屈詞窮。胡惟庸一案到李善長全族誅滅，標誌淮西集團文官勢力基本鏟除殆盡。

下麵的目標就是對武將勢力動刀了——這已經大大超過了皇權與相權之爭，這隻能歸咎於獨裁專製皇帝偏執狂的個性。

明初武將的首領是徐達、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後，經常統兵在外，剿滅北元勢力的也就是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勝等人。洪武十八年，徐達、李文忠死後，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馮勝、傅友德、藍玉三人了。其中，藍玉成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軍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衛青，可見信任之專，寵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為這個開平王常遇春的內弟、淮西集團軍事首領，在朱元璋臨死前的幾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謀殺案。

藍玉本人是一介赳赳武夫，對朱元璋的寵信顯然估計不足，經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驕縱來，“浸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黜陟將校，進止自專”，早有人告發藍玉逼奸元主妃，又闖喜峰口，縱兵毀關。藍玉以軍功最大，封為太傅，他居然說：難道我不配做太師？藍玉的幹兒子實在太多，這和元末的起義軍的傳統有關，朱元璋的幹兒子就有數十人之多。但關鍵是藍玉的這些義子平素狗仗人勢，四處惹是生非。禦史告發，藍玉一怒之下把禦史給趕跑了。朱元璋在頒發給藍玉的免死鐵券中，就曾經寫進了藍玉的不法之事，在於警告藍玉安守人臣之分，然而藍玉並沒有重視起來。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死，皇長孫朱允炆孱弱，朱元璋開始對功臣的存在倍感不安起來。而這時候，一貫幹犯法度的藍玉成為首當其衝的靶子。

在朱元璋的老鄉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關係最好的是周德興和湯和。德興年長，朱元璋呼之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蠻亂，朱元璋不顧周德興年事已高，仍敕令德興出馬，還給他戴了一頂高帽子，說德興是馬伏波、趙充國。後來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周德興，說的更加懇切：“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尚勉為朕行。”結果，周德興仍然不免賜死的下場。即使是這樣，藍玉也沒有感覺到屠刀正在高高舉起，架到了他脖子上。朱元璋並不會為藍玉的渾然不覺而放下屠刀，相反更加快了屠殺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使蔣瓛受命告發藍玉在私第蓄養家奴，披甲，將有變。接著又突擊審訊元降將察罕，取得蒙古降將與藍玉來往的證據。朱元璋遂以謀反罪將藍玉拘捕審訊，起訴書如是說：“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籍田舉事。”有了這樣的罪證，藍玉處以磔刑，牽連到十三侯、二伯，前後誅殺20000餘人，一時間軍中為之一空。朱元璋手詔布告天下，還公布了所謂《逆臣錄》。詔書說：“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人都殺盡了，還有什麽“概赦不問”。在明末穀應泰所著《明史紀事本末》中，就公開懷疑藍玉一案乃 “疑尾大之圖”。

藍玉死後不久，定遠侯王弼就對傅友德說：“帝晚歲峻誅殺，我輩幾無噍類矣。”結果談話被朱元璋知道，王弼賜死。王弼人稱“雙刀王”，驍勇善戰，萬夫莫當，連常遇春都對他敬禮有加，女兒嫁給朱元璋的兒子楚王，以親家的身份猶不能免於一死。王弼死後，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最後的兩員功勳赫赫的名將馮勝和傅友德也給殺了。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內部也被視作是冤假錯案。後來，在明孝宗的時候，身為親王的晉王親自給皇帝上書要求為傅友德平反。馮勝和他的兄長馮國用跟隨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勇夫宿將，“詔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僅次於徐達、常遇春，後來因為在征討北元的過程中獲罪歸第。朱元璋大殺功臣時，馮勝不自安，來南京見朱元璋，朱元璋曾安慰過他。他哪裏想得到，轉過頭竟然也賜死。

明初開國的六位公爵，徐達、常遇春（實際是他兒子常茂）、鄧愈、馮勝、李文忠、李善長，如果徐達坐實被投毒暗殺的話，那麽這六個人除了鄧愈早死之外，可以說無一善終。而馮勝之死最為蹊蹺，就連《明史》那樣維護朱元璋形象的都不得不說：“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這樣看來，馮勝既不是陷於胡藍黨獄，也不是其他的驕橫不法，實在是朱元璋找茬殺人罷了。所以，談遷在談及馮勝之死時不無惋惜地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將盡矣獄。”馮勝和傅友德一樣直到南明時期才給予昭雪，其時已經兩百多年過去了。

此外，我們再來看看中山王徐達的下場。號稱“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驕不矝，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的徐達，是在朱元璋稱帝之後仍然呼之為兄的功臣。徐達本人一直非常謹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達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對他賞賜最厚，徐達三個女兒，長女為朱棣的皇後，次女一為代王妃，二為安王妃。長子輝祖封魏國公，襲爵，幼子增壽因為給朱棣通風報信死於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國公。一門二公，大明一代也就徐達一家。徐達死於洪武十八年。有一種一直以來流行的說法是徐達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明知這一點卻故意賜給徐達吃蒸鵝，結果，疽發身死。雖然，這個說法不見諸於正史，但是，曆來的明史專家對此都不敢輕易否定，包括吳晗在《朱元璋傳》中仍持此說。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對象，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兄弟。他們為朱元璋出生入死，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被朱元璋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並株連九族。這兩次大屠殺不過是成批的“幹活”，事實上每天都在屠殺前後屠殺了4萬多文臣武將。像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為出眾的人物，朱元璋尊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因他孫兒牽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便翻臉不認人，昔日的座上賓一眨眼成了階下囚。

宋濂被貶到窮困的蠻荒，沒幾年就死在那裏。

屠殺的手段，令人發指。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綁赴刑場腰斬。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慘死在鋼鞭之下。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辭職，朱元璋認為是看不起他這個皇帝，當即命武士將李仕魯摔下殿堂，腦漿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難的朋友中，隻有三個人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天下還沒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達的死和處決沒啥分別；隻有湯和一人壽終正寢，因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備承載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時每刻都擔心飛來橫禍。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歸來，合家才有笑容。朱元璋是個特例，是誅殺功臣的典型。

朱元璋為什麽喪失理智，如此瘋狂地屠殺功臣元勳呢？後世學者史家從他的出身、文化素養、傳統痼疾乃至心理、神經等方麵進行過諸多探討，有不同的解釋。最有代表性的解釋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擔心他死後強臣壓主，所以事先消除隱患。這種解釋有一則宮廷逸聞可為佐證：有一天皇太子勸說父親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長滿了刺的棍子丟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來。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結果給紮破了手掌並連聲呼痛。朱元璋說：我事先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難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嗎！這則逸聞很能說明問題。如此，被殺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謀反”是莫須有的罪名，而在屠殺功臣的同時也助長了司法製度的黑暗。

皇太子懦弱早死而皇太孫年幼，恐怕還不是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恐怕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朱元璋出生於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父母雙雙死於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兒。他放過牛，當過幹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亂時又被迫落草為寇，在底層社會受盡欺淩。因為出身過於卑賤的緣故，朱元璋對上流社會既羨慕又仇恨，既想拚命擠進去又恨不得把上層人士踩在腳下報複蹂躪。他沒有機會接受係統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貴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難身世演變為改造社會普濟天下蒼生的動力，相反因為自己沒有學問，便對有學問有才能的人嫉妒得發狂。像胡惟庸、李善長、劉基、宋濂等人，都是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們智慧的結晶。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領袖跟有才幹的部屬不能並存，因此這些智囊人物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夠強大時還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識到自己沒有他們也有足夠的安全保障時，他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宋濂也是出身貧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說同病相憐應能長久，但宋濂太有學問，朱元璋最終還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的身世跟劉邦大同小異，可劉邦沒有那麽濃烈的自卑心理，對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並蓄，依其才能和特長分別委以重任。劉邦的智囊張良、陳平、蕭何與朱元璋的智囊劉基、胡惟庸、李善長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命運有天壤之別。前者一直得到劉邦的禮敬，壽終正寢，後者則被朱元璋處以極刑且殺滅三族。朱元璋屠殺功臣，不僅對當世的社會和國家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而且把人們的曆史觀導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誤區。有人認為皇帝屠殺功臣是迫不得已的，是為國家的千秋大業和王朝的長治久安，不殺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難兄弟，他們就會造反作亂。唐太宗對此做出了回答，趙匡胤也做出了回答：怕造反，杯酒釋兵權，何必殺？

大一統與帝王獨裁是二律背反，皇權與相權又何嚐不是二律背反？皇帝太強，強到獨裁偏執，宰相遭殃；宰相太強，強到可以任意廢立皇帝，皇權政治下的大一統國家也就岌岌可危。朱元璋正是陷入了這種二律背反的泥沼。他自斷其臂，剿殺功臣後，自以為從此國泰民安。沒想到他剛入墳墓，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便舉兵造反，開始了宗族血親間的自相殘殺。朱棣打出的旗號是“清君側”，其實建文帝身邊已經無“側”可清了。因為功臣被屠殺罄盡，中央軍沒有傑出的統帥，也沒有了智囊人物，叛軍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勝利，皇帝朱允炆在都城陷落之時失蹤了。

其實，開國皇帝殺功臣，本是帝王之術，不足為奇。但像朱元璋這樣濫殺功臣，且數以萬計則完全是喪心病狂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