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 拾回曆史記憶的民族大融合

明太祖朱元璋那時的思想不可能超前，認識到蒙古族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和政治顧問提出的“驅除胡虜，恢複中華”其實也隻可能驅除“胡虜”——也就是元朝蒙古族的上層統治者。他不可能也無必要將在大江南北生活融入了漢族人群中的所有蒙古人驅逐出去，他沒有這樣做。朱元璋采取了開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對待所有民族，不搞民族歧視。尤其對曾經殘酷壓迫漢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統治者，可以說做到了以德報怨，仁至義盡。

朱元璋和他的政治顧問提出“驅除胡虜，恢複中華”的目的，通過戰爭達到了。由北方蒙古人統治華夏的曆史宣告結束，明太祖對元朝廷將百姓分為四等，大搞民族壓迫、民族剝削極為反感。在他的家鄉，當時鄉下20戶百姓一組，供養一個蒙古“管家公”吃用。這個監督漢人的“管家公”，每年夏至都要稱一稱體重，如果供養他的20戶漢人家將他養瘦了，就要遭官府重罰。元朝廷如此倒行逆施，是為了防止占絕大多數的漢人和其他民族反抗，於是派遣“管家公”這樣的特務，對百姓進行全麵監視。隻準3戶人家共用一把菜刀，不準3人以上聚會說話，說抓就抓，想殺就殺。這樣嚴厲的控製沒有作用，反而加快了元王朝的覆滅。

朱元璋及其政治顧問，從正麵吸取元政權滅亡的經驗教訓。中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是經曆幾千年漫長曲折的道路形成的，以共同語言、共同風俗習慣、共同文化為背景，形成不同的民族，以地域版圖和多民族為基礎而形成國家。早在春秋前，曆夏、商、周三代，通過戰爭和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中原地區幾十上百個大小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華夏族（或叫諸夏族）。經過戰國之亂，到秦始皇統一中國，華夏族又融合了山東萊夷，河北孤竹、令支，河南西部赤狄、白狄、長狄，長江以南的南蠻、百越，西南諸夷。秦王朝的版圖擴展到北起蒙古沙漠，東南抵海，西至今甘肅、四川、雲南的廣大地區，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疆域。到漢代，經過曆代大融合的華夏諸族，成為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漢族。

朱元璋最佩服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李善長曾建議他以漢高祖劉邦為榜樣，行仁義得人心。朱元璋那時的思想不可能超前，認識到蒙古族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和政治顧問提出的“驅除胡虜，恢複中華”其實也隻可能驅除“胡虜”——也就是元朝蒙古族的上層統治者。他不可能也無必要將在大江南北生活融入了漢族人群中的所有蒙古人驅逐出去，他沒有這樣做。朱元璋采取了開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對待所有民族，不搞民族歧視。尤其對曾經殘酷壓迫漢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統治者，可以說是以德報怨。

朱元璋采納李善長的建議，學習漢高祖不嗜殺以取信於天下。早在他攻下應天府（南京）時，就“揭榜禁剽掠，有卒違令，斬以徇軍”，可謂秋毫無犯。據他自己的表白，是“元政瀆擾，幹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朱元璋對被俘、投降的元軍將士都非常禮遇，還把被俘的萬戶納哈吉放歸北方。北伐時，朱元璋在由宋濂起草的著名檄文中宣布：“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這就明白地告訴天下人，不管是胡人還是漢人，隻要願意歸降，則一視同仁，明朝廷不會像元朝廷那樣搞民族歧視和壓迫。北伐大軍勢如破竹，檄文功不可沒，因為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因一紙檄文而土崩瓦解了。

當北伐軍即將打到元大都前夕，朱元璋還怕諸將胡來，特地親自趕到汴梁，告諭徐達諸將：“昔元祖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親如仇讎，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徐達攻入大都，對元朝的王公貴族也沒有采取清洗政策，隻殺了幾個不願投降的元廷高官，還派人守衛宮殿，確實做到了“市不易肆”，城中居民生活如常，商店照常營業。

還有一件事，足以證明朱元璋對執行民族和解政策的堅決。大將軍藍玉追剿北元殘餘勢力，九死一生追到漠北荒漠的捕魚兒海。戰役結束，徹底殲滅了北元武裝力量，俘獲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並公主內眷等100餘人，王公貴族3000餘人，士兵7萬餘人，牛羊10餘萬頭，繳獲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印璽。可說藍玉功比天高，可是在凱旋歸途中，他幹出了一件影響極壞的事情。他欺負了元主的老婆，而這位女性性情極為剛烈，竟然自殺身亡（“私元主妃，妃慚自盡死”）。藍玉的行為違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憤怒。藍玉率部回到喜峰關口時，已經是黑夜，守關的官員休息了，聽到有人叫關就立刻跑去開門，而藍玉卻幹出了誰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士兵攻關，打破城牆強行闖入。這兩件事讓朱元璋十分惱火，為了警告，朱元璋將封藍玉梁國公的“梁”字改成了“涼”字，這是後來藍玉遭死的導火索。

朱元璋統一全國之後，對滯留境內的元裔、元宗室貴族，更是禮待有加。如洪武三年，封元宗室密迪裏巴拉為崇禮侯，賜予龍光山宅第。洪武七年，朱元璋對廷臣說：“崇禮侯密迪裏巴拉南來已五載，今已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送他北歸。對於蒙古宗王貴族，給予優厚的賞賜，往往封賜高官厚祿。蒙古族文人則安排在鴻臚寺、四夷館等機構從事翻譯和教習。對於一般的蒙古軍民，則分別編入軍籍和戶籍，或參加軍屯和民屯，給予田地、牛羊，令其耕種，自食其力。

明朝廷的這些寬厚政策，吸引了不堪顛沛流離之苦的塞外蒙古人大量來歸。據專家統計，僅洪武、永樂兩朝，從塞外遷入內地的蒙古軍民就不下70萬人。很難想象，如果此時明廷在境內壓迫、屠殺蒙古人，他們會來自投羅網。

朱元璋對以回民為主的色目人，也一視同仁。華夏民族本來就是個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長期融合的大家庭。元帝國時期，北方胡人、回民大舉進入中原和江南一帶，更加快了少數民族融入華夏的步伐。在朱元璋的故鄉濠州各縣，都有回民聚居區。在朱元璋的起義隊伍裏，有不少名將就是在鳳陽或準北混熟了的回民，這很能說明問題。起義造反，是全民族包括漢族也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所有受壓迫受剝削的底層人民對腐朽沒落統治者的反抗。

朱元璋手下回民將領之多，是其他開國領袖不能比擬的。他的夫人馬皇後是回民。十個回民九個馬。民間還有“十回保一朱”的說法，那是指常遇春、胡大海、馮國勇、馮勝、丁德興、藍玉、沐英、華雲、李文忠等回民將領。民間文學《大明英烈傳》宣揚他們的武功，形容“剛烈之回民”。在戰亂的情況下，一個回教色彩濃厚的集團卻衷心拱衛一個漢族皇帝朱元璋登基，說明華夏民族的融合已經達到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的程度。自明清以來在中國民間，尤其回族聚居區，流傳著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在馬皇後及一大批回族文臣武將的扶助下獲得成功的。朱元璋跟這些回民兄弟，在起義前不但彼此相識，而且多數都是拜把兄弟。貧窮和飽受壓迫使他們結成了兄弟情誼。近年來，穆斯林史學家從他們的出身、思想言論和行為以及他們的後裔中，考證出他們的族屬和宗教信仰，確定他們是元代來自西域的色目人，其中多數為回紇的後裔。

回族不完全等於回紇，或者又叫回鶻的，其中隻有少部分成了後來的回族。回族起源於唐宋時期的西北“大食”。在唐朝，回紇是和唐朝並列的一個國家。回紇、吐蕃、突厥都並不屬於唐朝，隻是通過戰爭與和親手段，曾經和唐朝建立過友好關係。回族是因信奉伊斯蘭教而形成的民族，不像其他民族之間那樣有血緣基因上的區別。公元651年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當時信奉此教的人不多。回紇人不都是回民，信奉伊斯蘭教的才是回民。元初大量被迫遷來中國的中亞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斷同漢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融合，逐漸形成了回教民族。在元朝，回民人數眾多，遍布全國各地，在農、工、商、學、兵等各階層都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力量。他們雖然社會地位、職業身份各不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融入了華夏民族。明朝是回族穆斯林發展最快速的時期。這大概也是大明開國皇帝和他的繼任者，始終如一地貫徹民族融合、民族共榮政策的結果吧！

我們不能因為朱元璋專橫殘暴，屠戮百官，就想當然地認為他也會對異族進行滅絕性的屠殺。實際上，對異族反叛者殘暴，對異族百姓寬厚，往往是封建帝王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就史書記載，朱元璋屠殺反叛者最多的一次是平定滇、黔時，殺了六七萬“苗蠻”。但一則是為了平叛，二則與蒙古、色目人無關，不能說是階級報複。朱元璋奉行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對緩和國內民族矛盾，加強明中央對民族地區的統治，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朱元璋對蒙古族、南方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中，其民族政策都體現出“威德兼施”的思想。

朱元璋麵對遼、宋、夏、金、元以來的民族大融合趨勢，吸收元朝統治者推行歧視和壓迫漢族的政策加速其滅亡的教訓，繼承唐太宗等開明君主“以文德綏海內” “愛之如一”的進步思想，強調“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明太祖實錄》卷五三），要把“以德懷之”放在“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首位。但是，由於朱元璋是漢族人，作為最高的封建統治者，他仍未能擺脫曆代漢族王朝統治者的“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束縛，避免不了對少數民族的曖昧態度。洪武元年二月，他下詔恢複唐式衣冠，即禁用“胡服、胡語、胡姓”。

許多蒙古、色目人入仕，紛紛改用漢姓漢名。後來，他覺得此舉有悖“先王致謹氏族之道”，才又下令“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朱元璋還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內部自相嫁娶。《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指漢族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這樣的規定，不能籠統斥之為民族歧視。從政治角度考慮，采取這種“漢化”少數民族的做法，其目的是為了民族融合，從而鞏固大明政權。這從朱元璋的“洪武開滇”就能說明這一點。他從江蘇、江西、安徽等地派駐30萬大軍至雲南平亂，並開明地實行彝漢通婚“就地落籍”的民族政策。這帶來攀枝花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在一個叫“迤沙拉”的村子裏，由彝、漢通婚帶來崇文重道、能耕善織、精於工巧的習俗。600年來，江南移民在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休養生息。本地彝人和東部移民完全水乳交融，迤沙拉也就形成了傳承至今彝漢融合的獨特民族曆史文化。

汴梁（今開封）一支猶太人後裔融合的過程，也得益於朱元璋寬容的民族政策。10世紀末期，中國的北宋初年，一個不少於百人的完整的猶太社團從布哈拉取道絲綢之路進入了中原，停留在汴梁附近。當時的汴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過百萬。為生意往來和企圖定居的中亞人，多到汴梁百姓見怪不怪的地步。高鼻深目，滿麵胡須，人們難分彼此，猶太人也就被混稱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了。宋王室崇尚道教，對外來宗教雖然容納但也有所防備，況且朝廷的敵人蒙古人和契丹人都來自西北，對同樣來自這些地區的外國人，他們隻有謹慎地將其安置在首都邊緣，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200年後，金朝的軍隊攻入中原，猶太人不願隨北宋皇室南遷。此時開封幾乎成為一座空城，100萬的人口隻剩下5萬，昔日的喧嘩一去不返。猶太人就是此時在開封城內得到了永久的安居地，並建立起猶太會堂。然而在現存最早的猶太人立的石碑上，開封猶太人用南宋的年號記錄了他們建堂的時間，有意掩蓋他們在金朝存在過的事實。不難理解，當朱元璋重新恢複了漢人的統治政權後，當年沒有南逃的猶太人唯恐自己臣服金人的舉動，會遭受朱明王朝的報複。

事實證明朱元璋沒有報複猶太人。明代是開封猶太社團人丁興旺的時代，人數發展過千，而且多生活富庶。他們精通生意之道，又重視教育。據史書記載，在開封考取進士的猶太人就有20多位，當地大宗的商業更是少不了他們。然而猶太人被漢民族同化也恰恰發生在這個時候。在移居開封的幾百年間，他們一直嚴格遵從自己的宗教和生活習俗，守安息日，守禁食，守割禮，禁食豬肉，每日三次到會堂禱告。朱元璋強製猶太人不僅要說漢語，學習漢文化，還要與漢族女子通婚，同化進程的迅速可想而知了。

為了適應生存的環境，這些亞當的後人紛紛改取漢族姓氏：“列維”改為“李”，“示巴”改為“石”，“亞當”改為“艾”。其中一名叫俺三（實為錦衣衛特務）的猶太人，因為告發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橚謀反有功，被賜以開封為都的宋王室的姓氏——“趙”。這說明猶太人在明王朝並沒有遭遇到任何歧視。朱元璋在製訂新的民族政策時，特對開封猶太人下了一道“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的聖旨。也許正是這種平等寬容的環境一點點消融了他們的民族性，再加之社團本身就十分弱小，血統的逐漸淡化使得百年之後從外貌上看，開封猶太人與漢人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了，他們沿用了千年的波斯語也漸漸被淡忘。

從開封猶太人與漢族融合的曆史，漢族本身在曆史進程中不斷吸納外來民族，難尋純粹。也許，人類最高的境界就是心靈上的無種族與無貧富的差異吧。

朱元璋在大力提倡尊儒，確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學統治地位的同時，更是大搞神道設教，扶植佛教和道教。他不僅撥出巨資，修繕、重建一批寺院和宮觀，授予寺觀田土、蘆蕩，免除其稅糧和差役，還多次召集名僧舉辦法會。他自己頭戴皮弁，腰插玉圭，親率群臣頂禮膜拜。或征召道士，舉辦祈雨齋醮，自己“設槁席露坐，晝曝於日中，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明太祖實錄》卷五三）。他還應僧道之請，設立善世院、玄教院，後改為僧錄司、道錄司，以名僧、道徒總領全國佛、道事務。為了擴大佛、道的影響，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點校《大藏經》，令宗泐等僧人重新箋釋《般若心經》《金剛經》和《楞伽經》，親自為《心經》作序。他仿效唐宋君主，親為《道德經》寫序，撰成《禦注道德經》二卷，還撰寫《周顛仙人傳》，廣行刊布。正是由於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眾多子孫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為此，明朝官方還多次組織刊刻卷帙浩繁的佛藏與道藏。

當然，在大力扶植佛、道的同時，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及西北、閩粵等地敕建一些清真寺，並禦書《至聖百字讚》，稱頌伊斯蘭教有“協助天運，保庇國民”（劉智《至聖天方實錄》卷二十）之功用。這並不是由於朱元璋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出於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因為當時不僅明王朝的轄境內居住有回族，明朝的軍隊中有眾多的回民將士，而且諸多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包括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區尚待統一。他實施這種“因俗而治”的政策，目的在於爭取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支持，以推進全國的統一大業，鞏固明王朝的統治。

朱元璋寬容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這不僅促進了元朝民族敵對情緒的消失，而且大大加快了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步伐。大融合鞏固了大明江山，使明王朝延續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