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二）鐵拳肅貪，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可否認，朱元璋是一個政治天才，他有極敏感的政治天賦。他也許不是通過學習（從小窮得沒讀過書），而是在潛意識裏就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出身貧苦，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沒有孔子儒學、老子莊子、韓非墨子那一套，反而有失而有得，得到的比他想象的還要多。

北伐大軍在攻占河南後，沿運河由山東北上，直逼通州。大明開國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徐達率部進入元大都，樹倒猢猻散的元順帝逃往上都，正式宣告統治中國98年的元朝的終結。

如果硬要給朱元璋劃成分——這個詞現在有點陌生，但在20世紀的毛澤東時代，這是烙在每一個中國人頭上永遠取之不去的枷鎖和緊箍咒，誰也擺脫不了——他肯定隻能劃貧農或者雇農，是典型的農村無產階級。這從他用一塊白布包裹，近乎“裸埋”父母兄長的事情上，就得到證實。一個從和尚廟裏跑出來鬧革命的朱元璋，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亂世中，在開始數股比他勢力強大得多的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義軍中，以小製大，小魚吃大魚，最終取得勝利，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現在，能夠從他身上品出一點成功“貓膩”的是：他有很好的機遇。他的第一個上司郭子興父子剛好病死或者戰死，騰出位子讓他成了一支不小的義軍的主帥，有了革命本錢。除此之外，他又有足夠的心狠手辣。他的第二個上司小明王韓林兒，在沒有了利用價值以後，他能像丟掉一塊無用的破抹布那樣果斷地將其除掉。他還有識人的本領，用人的氣度，運用筆杆子造勢的謀略。包括劉基、朱升、陶安在內的“四先生”幫了他的大忙。

不可否認，朱元璋是一個政治天才，他有極敏感的政治天賦。他也許不是通過學習（從小窮得沒讀過書），而是在潛意識裏就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出身貧苦，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沒有孔子儒學、老子莊子、韓非墨子那一套，反而有失而有得，得到的比他想象的還要多。正於《太祖本紀》最後的讚詞：“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誌，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馳，治尚嚴峻，而能致禮耆儒，考禮定樂，昭招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幹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於雅尚誌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嚐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這樣的評價，不能算是史官一味地拍馬屁。

朱元璋剛投身革命時，他的愛民惜民之舉，應該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那時他還沒想到自己能當皇帝，所以不會是實用主義或深藏計謀的做秀，因為那時他還不會超前地想到“得民心者得天下。”郭子興與孫德崖在濠州起兵時，元將徹裏不花憚不敢來攻打，卻俘虜大批良民來威脅。當年25歲的朱元璋在皇覺寺，為了躲避兵禍，向神靈求了一卦，結果去留都不吉利。他又問神靈：“得毋當舉大事乎？”這時神靈回答一副吉卦，他是按照神靈的指引來到郭子興起義部隊的。郭子興見他的相貌長得“姿貌雄傑，奇骨貫頂，誌意廓然”，非常中意，於是收為親兵，還把養女馬氏下嫁他後來做了皇後。那時郭子興與孫德崖經常扯皮鬧磨擦，朱元璋從中作和事佬。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朱元璋剛取得滁州作根據地，元丞相脫脫率大軍攻克高郵，包圍了六合。朱元璋心想：“六合破，滁且不保。”於是與耿再成一起奔救六合，一麵力戰脫脫大軍，一麵保護六合的老弱鄉親退回滁州。這有點穿簑衣打火——惹火燒身，元軍隨即跟來，攻打滁州。朱元璋設伏，雖一時挫敗了脫脫的鋒芒，但他知道脫脫醒過神來，一定會以更瘋狂的手段教訓他，滁州百姓將因此遭殃。這叫樸素的階級感情也罷，潛意識裏的敏感性也罷。他在得勝之時，寧肯降低自己的人格，為了保護百姓他裝得像個失敗者低三下四：“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也，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賴以完。”就是說朱元璋降低身份做“巨寇”樣的孫子，讓脫脫要殺去殺“巨寇”，何必來殺戮良民。他又一次庇護了百姓鄉親，對百姓可謂鞠躬盡瘁！

在鄱陽湖與陳友諒生死決戰時，就可以看出朱元璋與陳友諒兩個農民起義軍領袖不同的人品和素質了。陳友諒做了漢王以後，生活日漸腐化，舊部紛紛離去。在鄱陽湖打了敗仗，“友諒勢益蹙，忿盛，盡殺所獲將士。”朱元璋呢，恰恰相反，“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陣亡者。”

這就是得民心（軍心）盡得天下的致勝法寶了。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他隨得勝之師回了一次濠州（鳳陽）老家，去拜祭父母墳塋。當然早有人把他父母重新安葬，修起了高大陵墓。他命20家農戶看守陵園，賜故人汪文、劉英粟帛，還大辦酒席請來父老鄉親一同飲酒。這就大有漢劉邦“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回故鄉”的味道了。在歡樂的酒席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對鄉親們說：“吾去鄉十有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複相見，今苦不得久留歡聚為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濱淮郡縣尚苦寇掠，父老善自愛。”朱元璋令有司減免家鄉租賦，也算是回報。

在登基前夕給中書省的諭旨中，也表達了朱元璋濃濃的愛民之情：“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憐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利，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如此減免租賦，對兵戎戰火十多年的江南百姓，無疑是雪中送炭。難怪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皇帝，南京城裏徹夜歡慶，盛況空前。

據明代張岱所著《陶庵夢憶》所記，朱元璋做了皇帝，想要將家天下傳之萬世，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選一塊好墓地，得王氣，馭龍脈，才能萬世永昌。張岱記載：“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意誠（劉基）、徐中山（徐達）、湯東甌（湯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為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爪指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田莊三百六十奉香火，舁靈穀寺塔之。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

朱元璋對那位“梁誌公”大和尚，也算是禮貌周全，別人請不動，他能請動。登基前朱元璋請“老先生”劉伯溫為皇宮選址。劉伯溫走遍虎踞龍盤的金陵，看中有一個叫燕尾湖的水泊。新宮正好建在這座燕尾湖上，因此必須先填湖，後造宮。皇宮地址既定，朱元璋也無異議，隨即動工填湖。但是開工多日之後，奠基的木樁已經打下，朱元璋忽然覺得宮址有些偏前，宮前的地方不夠寬闊，便將宮址向後移了一些，重新下樁奠基。劉伯溫得知此事後很不讚成，因朱元璋已經決定，也不好多嘴，隻是心中悶悶不樂。朱元璋聽說劉伯溫不讚成，便找劉伯溫詢問道理。

劉伯溫歎了口氣，答道：“新宮後移一些，倒也很好。隻是新址剛定，又作遷移，征兆不吉，將來難免有遷都之舉呀！”

朱元璋沒有吱聲。後來，新宮建好，新城也築成了，朱元璋領著群臣查看城垣的氣勢，見城牆高大，規模宏偉，心中十分高興。恰在這時，劉伯溫來到他的身邊，便又問劉伯溫道：“這樣高大的城牆，你看將來誰能越過它呢？”

劉伯溫眨了眨眼睛，未卜先知地道：“除非燕子能過，別的是沒有能越過的了。”後來燕王朱棣奪位，人們就說，劉伯溫所說的燕子，就是暗指燕王，這也是有先見之明的例子。

朱元璋登基不久，官場腐敗之風漸起，到洪武六年(1373年)，官吏貪贓枉法、官逼民反之事時有發生。朱元璋知道，如果不嚴懲貪吏，大明江山就會動搖。因此，他親自主持修訂《大明律》，製《大誥》，加大對貪官汙吏的懲治力度。出身貧苦的朱元璋對貪官汙吏有天生的恨，是不言而喻的。鐵拳懲腐，手段之嚴酷，態度之堅決，可說前無古人。《大明律》規定，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八十貫以上則處以絞刑。受財不枉法，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放三千裏，後改為受四十貫就流放。成了貪贓六十兩以上官吏，均處以梟首示眾，並剝皮食草等等。在他的毫不手軟的鐵拳打擊下，一顆顆貪官人頭落地，一個個汙吏被充軍流放。當時，僅發往朱元璋老家鳳陽種田的官吏就達上萬人。

為對付官場腐敗，朱元璋可謂挖空心思，出新招狠治貪賄。其用刑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如剝皮、食草、淩遲、刷洗、梟首。還有什麽“秤竿”“抽腸”“斷舌”“挑筋”等等酷刑，讓人毛骨悚然，慘不忍睹。刑罰是殘酷了一點，都為嚇退官吏的貪婪。朱元璋並非不教而誅，他一直注重對官吏廉潔的教育。登基伊始，他就諄諄告誡官吏:“現天下剛定，百姓財力乏困，比如初飛之鳥不能拔其羽毛。”“關鍵是要讓百姓安養生息，隻有廉潔的人才能約束自己讓利他人，貪婪者必剝削他人而肥自己，爾等千萬警惕啊!”他還屢次召集群臣告誡說:“朕過去在民間，曾見到縣官儒生們多因闊而廢事，當胥吏的多因奸詐而弄法，導致百姓無法生存。貪贓枉法之弊不除，要想成善政，那是萬萬不能的。卿等要體察朕言:若守己廉而奉公，有如人行坦途，從容自在；如貪贓枉法有如在荊棘叢中穿行，寸步難行，縱使能僥幸逃出，也會體無完膚。卿等切切牢記。”

為喚醒官吏的良心，他還把農民的痛苦編成一本書，叫《醒貪簡要錄》，賜給官吏，人手一冊。書中記載大小文武官員的品級、俸祿，折合稻穀多少，再折合成平均畝產多少，農民需種多少田畝才能種出這些糧食。書中還寫出農民種田的種種辛苦狀，令所有官吏熟讀。他在序中寫道: “四民之中土最貴，民最苦。最苦者是什麽哩？每當春耕之時，雞鳴而起，驅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種，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無幾。要是遇上水災蟲災，則全家遑遑，毫無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有刻剝而虐待他們的人，真是太沒有心肝了。今頒書於中外，望做官的懂得體恤吾民!”其言詞之切切，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見一斑。

朱元璋肅貪親廉，對廉吏他是不吝賞賜的。一次，他穿便服到弘文館學士羅複仁家私訪，恰逢羅站在一張折了一條腿的木梯上填補一塊剝落的粉壁，見皇上駕到，腿一哆嗦，從梯上摔了下來。朱元璋素知羅為人清廉，剛直不阿，環視一下他那破破爛爛的房子，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再見他老妻身上，衣衫破舊，連忙扶起他，感慨地說:“‘老實羅’啊，你不用再修房子了，朕就賞你一套新住宅吧。”回宮即賜給他一套宅院，另加黃金百兩。洪武三年，河南嵩縣劉典史入京朝覲。朱元璋見他衣服破舊，撩起袍子一看，裏麵衣服補丁打補丁，甚為感動，賜他坐在自己身邊說話。待他人一走，立即派官員去調查他的廉潔情況，經查，此人為官十分清廉，家中負擔很重，故入不敷出。朱元璋立即賞他銀兩布帛，並加官晉級。對於廉吏，朱元璋不僅恩賜，還專命鼓樂為他們開道，在家鄉為其建牌立碑，使他們光宗耀祖，遠近馳名。廉吏即使在其他方麵犯了罪，他也往往因此網開一麵，從輕或免於處罰他們，以教育他人。

而對皇親國戚，他又秉公執法，從不徇私。朱元璋義子朱文正，官至大都督，跟隨他南征北戰數十年，為建國立下蓋世功勳。朱文正在鎮守江西期間，因驕奢淫逸，強搶民間未婚女子陪睡，被人告發。朱元璋聞訊後大怒，立即召回問罪，雖然馬皇後親自求情，朱元璋仍然將其一撤到底，放黜鳳陽守陵，後因逃跑，將其處死。

朱元璋深知官場官官相護的黑暗。為使下情能上達，民苦能盡知，他廣開言路，在午門外設立“鳴冤鼓”。民間若有冤屈，在地方無法討個公道，就可以擊鼓鳴冤，向他直接申訴，他親自審理過問案情。他打破隻有大員才能上早朝的規矩，規定不論朝廷官員品級、隸屬，均可參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隱情還可單獨召見。為打消老百姓怕舉報遭報複，破天荒地準許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等問題即可隨時上奏，哪怕是深更半夜，他也立即起來接見。因此，有的貪官晚上受賄，第二天早晨就遭到查辦，動作神速，讓人咋舌。連遠離京師的窮鄉僻壤之地，郡縣官吏也提心吊膽，不敢稍有放肆，以免被人舉報而遭製裁。

當了皇帝而鼓動老百姓當造反派的，大概朱元璋是第一個。他在發布的《大誥·鄉民除患第四十九》中這樣說：“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滑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裏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民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首。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之所以說這是鼓動老百姓造反，因為它明顯違反了大明會典第一一三的規定：“若軍民出百裏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渡關津論。”這裏所謂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發給的路引——也即通行證。“凡無文引私渡關津者杖八十。”朱元璋建立了一套非常類似於今天戶籍管理的裏甲製度。這個製度除了規定老百姓互相檢舉的義務，還規定地方軍民無路引不得出境百裏之外。

若說古往今來最高統治者痛恨貪官汙吏之最，當非朱皇帝莫屬。他是急得不行，常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他覺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監察係統殺不過來，就要求老百姓幫他扭送京師。如果朱元璋動員能力再強一點，組織係統再嚴密一點，宣傳機器再高效一點，上述《大誥》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並非不可能。也多虧朱皇帝把官吏廉潔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鐵腕肅貪，雷厲風行，一抓到底，故明朝初期官場風氣為之一新，百姓樂業，河清海晏，官擾民事件十分罕見。就是那些被誅殺、流放貪吏，也大多贓款不過百十貫而已，絕沒有今天的億萬“巨貪”，也少見“窩鼠”，倒是廉吏清官隨處可見。

朱元璋還有個好老婆，馬皇後的文化比老公高。《明史·後妃列傳》說：“後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太祖有雜記，輒命後掌之倉卒未嚐忘。”朱元璋對馬氏很愛也很尊重。他常將馬氏比之為 “滹沱麥飯”，還對大臣說，皇後堪比唐太宗的長孫皇後。退朝後回來對馬氏說，大腳馬皇後道：“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群臣同艱難。且妾何敢比長孫皇後也。”這位貧賤出身、謙恭仁慈的皇後形象，躍然於紙上。還在爭奪天下時，馬氏大腳常勸丈夫：“定天下以不殺人為本。”當年的朱元璋對此還能聽得進去。大明開國初的繁榮，大概跟馬氏分不開。

朱元璋出身農民，就特別想討好農民。他總是說：“四民之中，農民最勞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還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陽裏曬得汗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納稅之外，剩不下一丁點兒。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荒，全家著急，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役工也是農民的事。”（《明太祖實錄》）

“盡管想討好農民，但賦稅是一分不能少的，……無疑是如沐春風，如得夏雨。”

唐太宗說：“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朱元璋得民心而得天下，又以鐵拳懲貪而使吏治清明。大明王朝的大一統國運能延祚二百多年之久，也都得益於民心歸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