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武功超越秦漢，文治不如唐宋

元世祖忽必烈重新統一中國後建立的大元帝國，並沒有停止對外的軍事行動。他本人及子孫繼續東征日本，南伐安南、緬甸、台城等地，又多次西征太祖所封不聽話的四大汗國。顯然，忽必烈的武功超越秦王漢武，然而他在文治上煮的卻是一鍋“蒙漢雜燴”的夾生飯，遠不如唐宋的盛世繁華。

大元自成吉思汗立國，經太宗窩闊台、定宗貴由、憲宗蒙哥至世祖忽必烈，統一漠北諸部，定西域，平西、金、大理、南宋，降烏斯、藏、納裏（今西藏）等吐蕃和部，征服高麗，疆域東至大海，西有東歐和西亞，北到北冰洋，南達今越南、泰國北部，是中國曆史上版圖最大的一個朝代。這隻是從表麵現象來看，而其骨子了裏，這個其大無比的帝國實際上是一個不很鞏固的軍事聯盟。正因為如此，忽必烈在帝國的統一完成建立大元王朝之後，一如既往南征北討，並沒停止對外的軍事行動。

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續資治鑒·元紀二》）南宋降元將領、兩浙大都督範文虎，奉詔率海軍遠征日本。範文虎派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在中國的僧人為使者，一道前往日本，帶去忽必烈令其投降的詔書。結果大元招降使被日本國殺害。第二年，範文虎統率十萬大軍乘高麗造的海船，攻打日本，次年無功而返。此後，元朝廷又一次大規模征討日本，都因為馬背上打天下的將士不適應海戰，失敗而歸。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又令雲南行省右丞尼雅斯拉鼎征伐緬甸，丞相托裏圖哈報告說：“陛下初命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雅斯拉鼎止欲得萬人。”忽必烈道：“足矣。”遂詔尼雅斯拉鼎將精兵萬人征之。由此可見，這位右丞將軍和忽必烈一樣有一股子豪氣，敢於率一萬精兵出征緬甸。且原來皇命發六萬，他隻要一萬，氣貫長虹。兩次攻打緬甸，兩次遠征安南（今越南北部）先後得手，使緬甸、台城和安南等地擴充為大元帝國的屬國。

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已是73歲高齡的忽必烈，還親自統軍平定李璮、海都、乃顏的叛亂，鞏固了國家的統一。由此可見，忽必烈的一生是在馬背上征戰的一生，他在位做了36年皇帝，建立大元王朝後也在位23年，他的大半輩是在金戈鐵馬的血腥戰場上度過的。由忽必烈重新統一中國後建立的大元帝國，以其國土之廣袤，出征之頻繁，兵鋒之銳利，手段之凶狠，多次西征太祖所封不聽話的四大汗國，就是對同宗同族兄弟也毫不手軟。顯然，忽必烈的武功超越秦王漢武，然而他在文治上煮的卻是一鍋“蒙漢雜燴”的夾生飯，遠不如唐宋的盛世繁華。

南宋滅亡以後，有著強烈的大漢正統觀念的漢族人民，特別是原來南宋統治地區的漢族知識分子和百姓，以及邊疆少數民族，反對大元朝廷殘暴統治的鬥爭，在元朝統治初年此起彼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忽必烈總是揮起鐵拳鎮壓。反抗蒙古人的暴政的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民族矛盾並未解決。

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第一百八十三卷》裏記錄著這樣一件事：至元十五年，也就是滅亡南宋後第二年，“戊申，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伯夷、叔齊的故事在中國不少人都知道，這兩兄弟出生於商朝後期一個貴族的家庭，很有德行。我們知道商朝是一個奴隸製的國家，商的後期商紂王極為殘暴。伯夷和叔齊就生活在這一時代，父王將國君的位置傳與叔齊，叔齊讓與伯夷，伯夷叔齊都不做，一起逃入深山隱居起來。後來他們又聽說西伯侯姬昌善於養老，因此活得有滋有味，於是便一起去拜訪西伯侯姬昌。誰知走到半路上得知西伯侯業已去世，他的兒子武王姬發正率領軍隊攻打商紂王。他們很是氣憤，並用仁孝教育了一下姬發。太公稱這種行為為“義”。後來姬發戰勝了商紂王,滅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躲入了首陽山，不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不食周粟，寧肯餓死，張顯的是仁義的骨氣。

忽必烈在滅南宋以後，匆匆忙忙來加封商周時代的伯夷叔齊，是為了表彰文天祥那樣不肯食“元粟”的民族氣節，還是為了表示蒙古人也像孔夫子說的“求仁得仁”尊重大漢民族的氣節？顯然都不是。隻要看看出於同一年的另一條記載就明白：蒙古宗室都信奉佛教，他們稱為釋教。《續資治通鑒·元紀二》這樣載：“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怙恩橫肆，窮驕極淫，以是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寧宗、理宗、度宗、楊後四陵。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爭，凶徒痛捶銑，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截理宗頂為飲器，棄骨草莽間。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這個故事記述還很長，為了閱讀方便，下麵用白話文續述：

山背後有個叫唐玨的聽到這件事，極為氣憤。他典賣了家產，得到一筆錢財，置辦酒席，邀請鄉鄰中一批有血性的男子來狂飲。酒酣耳熱之時，他說：“你們都是讀過孔孟之書有知識的人，你們看到蒙古惡僧挖掘宋陵這事該怎麽辦？”他說出自己的打算，願出資收集皇陵遺骨重新掩埋。”眾人都異口同聲讚成。其中有一少年擔心地道：“惡僧虎視眈眈，事情敗露了怎麽辦？”羅玨說這些我都想好了，四野裏都有皇帝遺骨，偷偷收集起來埋了，沒人會知道。於是，做了好幾個木棺，上麵刻字紀年為號，分給來的好漢帶走。入夜，這些人分頭行動，撿拾遺骸重新安葬，還發給一些報酬。

可是，嘉木揚喇勒智那個蒙古惡僧，接著又挖掘了宋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四陵及諸皇後陵寢。挖掘出的徽宗靈柩中隻有朽木一段，邢皇後靈柩中隻有鐵神燈一枚而已。南宋太學生東嘉的林景熙，是羅玨的朋友，他化裝成乞丐，背一個竹籮，手拿竹夾，到挖毀的陵寢周圍，拾到遺骨，便投進竹籮裏。他還鑄了些銀器，掛在腰上，碰到蒙古僧人，就拿銀器進行賄賂，對他們說：“餘不敢望，得高宗、孝宗（遺骨）足矣。”在拿了手軟的蒙古僧人指點下，果然得到了兩朝遺骨，放置在兩個木匣中，托言是佛經，與羅玨先前收集的皇陵遺骨一道，重新埋葬在蘭亭山，並移植冬青樹做標誌。

沒有多久，江南釋教總統蒙古惡僧嘉木揚喇勒智下令，將收集的南宋皇陵骸骨，混雜在牛馬枯骨裏麵，在杭州南宋故宮裏建一座白塔，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基座，這件事遭到杭州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的堅決抵製，方才作罷。白塔還是建成了，名曰鎮南厭勝塔。杭州人悲憤不已，不忍仰視那塔。

從上麵一段記述，足可以看出忽必烈的大元朝廷，雖然用武力消滅了南宋，但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南宋亡靈的恐怖達到何種程度。即使再多造幾座“鎮南厭勝塔”，恐怕也鎮不住南方漢民族的反抗情緒，鎮不住漢族和少數民族反抗暴政的起義烽火。血腥鎮壓雖然往往能夠奏效，但也把忽必烈弄得神經兮兮的了。

至正二十年（1283年），正是元朝滅亡南宋統一中國的第五年。有一天，有人直接向宮廷告發，原南宋宗室中某人圖謀不軌，要在江南造反。元世祖大怒，馬上飛速派人去抓被告發之人。事情迫在眉睫，執行逮捕命令的使者已經出發。

守衛宮廷的官吏阿魯渾薩裏聞訊，匆匆忙忙趕到元世祖身邊勸諫道：“那個告密者言不可信，其中必有欺詐，陛下千萬不能隨便去抓人哪！”元世祖發問道：“你怎麽會知道是誣告？”

阿魯渾薩裏不緊不慢地分析道：“真有謀反之舉，下麵郡縣官吏怎麽會不知道？告發者不通過郡縣報上來，而直接來宮廷密告，這大有陷害他的仇人、誣告報仇的嫌疑。”稍頓一頓，抬頭衝元世祖凝望，神色愈加凝重，語調愈加深沉：“現在江南剛剛平定，民心尚未完全歸附，如果隻聽信這一個人的告密而隨便抓人，必然會使民心浮動，人人自危，正中了小人的奸計。”聽完阿魯渾薩裏一席話，元世祖豁然明朗：寡人可沒想得這麽透啊！他馬上下令：急召那位使者回來。

同時，元世祖派人把告密者移交郡裏官吏審訊。經過審查，真相大白，果然是懷恨誣告。原來告密者曾經向被告者借錢，因未借成，他便誣告謀反，企圖陷害。案結報了上來後，元世祖看後，十分信任地對阿魯渾薩裏說：“要不是你，差一點誤了大事。咳！隻怪我沒有早發現你，早任用你啊！”

元朝的統治具有鮮明的殖民主義特征，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忽必烈時代，蒙古統治集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忽必烈在繼續重用蒙古族大臣的同時，開始任用漢族大臣劉秉忠、董文炳（中書左丞）、盧懋（中書右丞）等人，推行政治、行政、經濟方麵一些改革，戰爭破壞因而日益減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方針獲得部分實施。在中原漢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應措施來扭轉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殘破局麵。元朝社會經濟由戰時的衰敝狀態漸臻恢複，乃至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恢複乃至發展，在全國各地區呈現出頗為明顯的不平衡性。

忽必烈利用漢官，卻又不信任漢官。國師丹巴弟子桑哥，通各族語言，常為西蕃翻譯史籍，又善於理財，官至尚書平章政事（宰相）。由他推薦漢官盧懋到朝廷任中書右丞，主持財政，整治鈔法和鹽法，調整課稅，提出實行官營釀酒、製造鐵器、鑄錢等措施，為大元朝經濟恢複做出了貢獻。但是引起蒙古族同僚嫉妒彈劾，責怪他理財苛刻誅求，損害了蒙古貴族利益，使民間凋耗，天下空虛，還說他言行不一。總之加上莫須有罪名，最後忽必烈將其殺害，盧懋的經濟改革也至此為止。

元朝統治者為了鞏固王朝統治，借鑒金王朝在用人方麵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人的作法，將國民分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漢人、南方漢人。在這種製度下，南方漢人的地位極低，處於最底層，成為蒙古人與色目人驅使的奴隸。迄今所知，元朝政府並沒為四等人的劃分頒布過專門的法令。但它卻反映在有關他們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麵的諸多不平等規定中。儒生在參預國家治理方麵失去了宋金時那種優越的地位。再加上元政府在賦稅方麵優遇儒戶的規定經常不得貫徹，他們的社會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損害。元代雜劇盛行，以至當時戲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謔語。元王朝的統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會關係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種族屬性成為階級劃分的重要依據，民族矛盾突出。蒙古、色目貴族通過賜田、戰爭掠奪以及強占兼並等手段，成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漢人中的官僚、軍閥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勢力擴大自己的封建權益。

但元朝作為一個蒙古族建立的政權，並經過對歐亞廣大地區的征服，在思想上是多種文明的雜合體，而在文化上形成了漢、蒙文化混合的大雜燴，這導致元朝的統治政策與漢族傳統王朝有很大區別。蒙古人在馬背上顛簸慣了，以畜牧業和長途販運為生的新主人，在統治中國以後，重視商業貿易，注重理財，但與中原的農本思想相偏離。歪打正著，商品經濟由此飛躍發展，出現了買辦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雛形，同時紙幣成為全國通用貨幣。因此，整個元朝統治時期出現了“漢法”與“色目法”的對立與排斥之爭。

元朝廷在行政區劃設置上，采取的也是與中國曆代迥異的“兩法”並立。要對所屬地區極其複雜，政治、經濟各異的遼闊領土進行管理，將全國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元朝皇帝（大汗）直接統治，這主要是原來的金、南宋、西夏、大理地區；另一部分則分給皇室的親王治理，這主要是西域地區。王朝直接統治的行政區劃，前期經常變動，直到忽必烈後第五代皇帝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才趨於完全穩定。其時全國劃分13個大行政區，在首都附近的山東、山西、河北地區稱“腹裏”，直屬於中書省，下轄29路、3府、99個州、346個縣。除直屬中書省的腹裏地區外，分置11個行省，1個由宣政院管轄的吐蕃地區。吐蕃地區包括今西藏、青海及四川雅安地區西部、甘孜、阿壩、甘肅、寧夏等地區，下轄1個路、7個州、3個宣府司都元帥府、2個都元帥府等。

11個行省首腦丞相總攬全省軍、政、財三方麵大權，主要是行政權。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每省設立行禦使台，下置肅政廉訪司22個，以監督官民，檢舉其犯罪行為，掌管司法工作。行省中有兩個比較特殊：一個是雲南行省，統轄今雲南及四川涼山、貴州西部，以及緬甸北部和老撾、越南萊州府等地區，省會在昆明。另一個是東征行省，統轄今朝鮮半島，省會在高麗京城（今朝鮮開城）。

元朝廷的中央機構：

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

樞密院，執掌軍事。

禦史台，負責督察。

地方行政機構，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的簡稱。

軍事機構：宿衛軍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製。擔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衛的軍隊是侍衛親軍。共30餘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隸屬於樞密院。鎮戍軍，負責鎮守全國各地。軍隊有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

元朝社會職業的等級分為十等：即所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這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這就是忽必烈創建的大元朝，文治上不如唐宋，甚至不如秦漢的地方。鄙視儒家，就是鄙視中國古老的文化，鄙視知識。沒有文化的朝代是難以讓人想像的。元王朝既然變成了以漢人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體製內部也免不了要開始走向漢化，這個和曆史上的遊牧民族創建的皇朝一樣。例如，鮮卑族當初也是很殘酷的，後來在北方突厥以及南朝的威脅下，才不得不實行由上至下的改革。女真人也同樣亦不例外。

但元朝由於北方沒有強悍民族，南方宋朝腐敗軟弱，滅宋後的元朝貴族目空一切，驕傲自大，而且殘暴。由此而引起了漢族人的反抗，遊牧民族漢化不可怕，但遊牧民族開倒車而拒絕漢化就是失敗。鮮卑族漢化了，消亡了，但起碼鮮卑族接受漢化，改革創新，民族可能消亡，但血統是不可能消亡的。鮮卑族滅亡了，但鮮卑族的貢獻和成就，就讓我們驕傲。沒有鮮卑族的改革，就沒有隋唐盛世。但蒙古人就沒有這麽做，而是分等級論，因此，隻會等著生活風俗和民族的衰亡。從曆史長河來看，俄羅斯人打算將蒙古變做他的殖民地，就是日本人也懷著同樣覬覦的目光。幸好，由於忽必烈入主中原，創建大元朝，把蒙古歸並為中華大地的一份子，經過此後97年大元王朝，在漢人與漢族文化的保護下，蒙古文化得以保存。古代的遊牧民族，無論經濟還是文化，都是相對落後的，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絕吸收先進民族的先進文化。從這一點上講，後來由滿人從東北入關建立的大清王朝，也許吸取了元朝的教訓，他們做得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