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繁華鼎盛的大宋因何苟且偷安

社會的中興，也挽救不了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對南宋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官場的腐敗產生致命的影響。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間天堂的蘇杭，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官場造成的強大衝擊，使官吏經商成為風氣，賄賂公行，貪贓枉法，吏治更為腐敗。宋代的右文政策本來就造成了一支龐大的文官隊伍，文官乃至整個士大夫階層在價值觀上發生變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膨脹，傳統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會精英階層淪為物質享受的奴隸，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了。

陳寅恪先生曾稱頌大宋王朝是“中華文明造極的盛世”！從種種數據資料來看，宋朝的確是一個當時走在世界先進行列的社會最文明、科技最先進、經濟最發達、人文最鼎盛繁華的國家，領先發展高於其他世界各地數百年。其文明程度，湯因比認為它是最接近於近代文明的古代社會。其繁榮是以發達的經濟作為基礎的，用現時流行的GDP（國民生產總值）作標準，一位經濟學家曾在鳳凰衛視節目中稱：“唐朝時中國GDP約占世界的1/3，宋朝最高時在51%至53%之間；而現時即使按購買力標準就高計算也僅占7%。”正是因為宋代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造就了陳先生所說的“盛世”。

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分裂局麵的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盡管他們統一之後的江山，在中國曆朝曆代中是比較狹小的，國防力量也最弱，但開國兩代君主都把解決民生問題擺在第一位。他們多次下詔，招集流民，獎勵墾荒，盡快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太祖乾德四年的詔令規定：“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隻納舊租，永不通檢。”至道元年的詔書曾說，各州軍的曠土，允許農民請佃，“便為永業”並可以免除三年租稅，三年以外輸稅十之三。（《大宋詔令集》卷一八二，《募民耕曠田詔》）與此同時，朝廷對地方官也采取獎勵政策，以各地墾田及戶口增加的多少進行獎賞。此後幾位北宋皇帝：祥瑞天子宋真宗，仁德天子宋仁宗，承平天子宋英宗，革新之主宋神宗，直到宋哲宗，北宋的帝王大都繼承了太祖寬厚仁愛的性格，吸取了五代之亂的教訓，治政寬鬆，少有用兵，予民休養生息，大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據王安石在《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新田詩序》中說：“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蘇軾在《東坡集·前集·新渠詩》中也說：“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司馬光在《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寄唐放吳辨叔二兄》一詩中說：“方城古稱險，遠在豫州南。近歲汙萊辟，新民秦晉參。”當時唐州的全民墾荒更是熱火朝天，鄭獬在《論河北流民劄子》中記載，唐州官吏到河北招民墾荒，前後十餘年。河北流民到唐州的不知有幾萬戶，不單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進行遷移，甚至連河北地區的中戶以上的人家，也有趕著牛車，“驅仆躍馬”，“隨眾而遷”的。唐州外來墾荒的農民包括兩淮、湖南、陝西、山西、河北等地之人，簡直就是全國大墾荒。

在開墾荒地的同時，朝廷和各級郡縣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疏浚水路交通河道和挖掘灌溉河渠，北宋都是中國曆史上各封建朝代成就最為突出的，超過了大唐。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就搞了超前的南水北調的偉大工程，自南陽下向口堵堰，引白河入石塘沙河，合蔡河以達開封，準備溝通襄陽、潭州（長沙）的漕運。宋朝廷征調各州農民及部分州兵共數萬人，嶄山填穀，開挖運河一百餘公裏，到達方城。後因方城地勢太高，難以逾越而中途作罷。但宋人的這富有理想的超前計劃，對千餘年後今天的南水北調工程都有啟發和參考價值。宋代每年都要抽調數十萬民工修治黃河，淮南、江浙、江南以及以太湖為中心的農田灌溉水利工程，基本上形成了灌溉網絡。

與發展經濟相適應的是，宋朝廷在行政上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為限製唐、五代以來的節度使權力，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將全國分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再改全國為十五路，相當於後來的行省。中央設立漕司和倉司。漕司長官為轉運使，主要掌管一路財賦，運往京師及其他指定地點，同時督察地方官吏。倉司長官為提舉常平，主管地方常平倉、義倉及賑災等民生問題。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處在轉型期的社會，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和發展，帶來了商品經濟的繁榮。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又帶來了人口的急速增加，為發展農業、手工業生產提供了大量必須的勞動力，社會進入了一個良性發展。《宋史·地理誌》上有這樣一組數字：太宗至道二年，全國主客戶總數還隻3574257戶，按每戶以5口計算，也就1800萬人口。到徽宗大觀四年，全國主客戶已達20882258戶，還是以每戶5口計，全國人口猛增到了1億左右。

宋代在大隋運河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浚溝通黃河、淮河、長江和江南運河。宋王朝每年通過南北交通大動脈，從江南把六百萬石糧食和大批物資，運送到京城汴梁，造就了汴梁城的空前繁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宋王朝首都汴梁的繁華景象：郊外的穀場上，遠處槐、椿林樹依稀。樹木有的剛剛吐綠，有的一芽未發寂然而立，點名了早春的時節。春柳初綠的道上，富戶人家十數人外出歸來，在街口與一對夫妻相遇。披鬥篷的女人騎公驢在前，男人頭纏柳枝，趕驢在後，多麽愜意的踏春野遊。汴河碼頭上停泊的運糧船、搬運工，繁忙地運糧。虹橋碼頭是汴京東南糧物集散地，河中的船隻多種多樣。船上的工人有的在賣力掌舵，有的在淘米、舀水，生活氣息迎麵撲來。岸上有五位纖夫在拖船。全畫的高潮部分，描繪了一艘正準備鑽橋洞的大船，由於桅杆還沒完全放下，有掛壞橋洞的危險。船頭將要與一艘順水而下的船相撞，情勢危急，引起橋上岸邊圍觀群眾不小的騷動。橋上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接著，展現的是幾艘沿汴河而上的船隻及岸上的客棧。由於清明時節，一些房屋中空無一人。臨河的客棧，搭有彩樓。街道上店鋪林立，店家在招攬生意，行人或行或立或坐下休息。出城的人群和車隊，人與牲畜神形兼備，造型極為生動。護城河橋上有百姓休憩賞景。氣勢雄偉的城樓，有回廊露台馬道，建築精美，半開的城門下有駝隊經過。十字路口，摩肩接踵的人群和滿是商業廣告的店鋪，如現代都市般繁華熱鬧。

看了這一幅國寶級的畫圖，說大宋是當時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應該說是沒有什麽人會有太大異議的。在蒙古人的鐵騎一路踐踏過來，導致當時的中國經濟大幅度倒退的元朝初期，那已是大宋朝的明日黃花，可在馬可波羅這位沒有真正見過世麵的老外眼中——依然還是被看作是天堂一般的奢華。由此可見，鼎盛時期的宋朝真正的繁華景象是多麽讓世人難以想象，多麽不可思議！

兩宋時期是繼唐之後中華文化的又一個新的高峰，在經濟、文化、科技、藝術等方麵都取得了極大成就，很多領域已經對唐朝有了全麵的超越，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品經濟水平更是超越以往，城市、市鎮極其繁榮。而在技術改進與租佃製的推動下，農業生產獲得顯著發展；手工業分工細密，工藝先進，產品聞名於史。宋瓷、宋版書、宋代絲綢遠銷海內外，僥幸存留至今的，都成了稀世寶貝。在科學技術領域更是碩果累累，而活字印刷、指南針及火藥的發明和應用，更對人類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宋朝雖然是馬上得來的天下，但多數皇帝生性寬厚仁德，質樸自然，缺乏梟雄的霸氣，能夠體諒勞動人民的疾苦，希望能建立一個理想的“仁治”社會。這就可以解釋宋朝為什麽社會環境寬鬆，人民安居樂業，從而開創了一個昌明繁華的太平盛世。

宋代的文學藝術發展超越了漢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次難以逾越的高峰。我們所說的“唐宋八大家”，其實唐代的隻有兩家：韓愈、柳宗元，其餘六大家都是生活在宋代，他們是“三蘇父子”蘇洵、蘇軾、蘇轍，此外是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宋代詞家更是群星燦爛，可以列出一長串響當當的名字：宴殊、柳永、黃庭堅、秦觀、周邦彥、李清照、陸遊、範成大、楊萬裏、辛棄疾、薑夔等等。唐詩宋詞，成為中國文學的紀念碑。哲學思想上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礎。南宋的朱熹更是將儒家的理學思想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不僅對中國，而且在世界很多國家，至今都仍在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宋代名人輩出，抗金、抗元名將楊繼業、嶽飛、陸秀夫、文天祥，無數小說戲劇中的包公形象、楊家將形象，農民起義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將，千百年來流傳至今，家喻戶曉，成為國人的精神食糧。

大宋朝如此繁華鼎盛，為什麽到徽、欽二宗時代，突然來了個靖康之恥？北宋覆亡南宋興起，且又有南宋中興的盛況呢？宋朝人為什麽P股上坐著無與倫比的財富（看GDP）和盛世的榮華，而情願偏安東南一隅呢？

在宋代這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北宋幾位皇帝重視墾荒發展經濟，但是在農村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刺激商業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政治體製的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創新嚴重滯後，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也就是物質財富突然增加以後，如何平衡各階層特別是農民階層的利益，沒有找出更多更好的辦法。所以大宋一朝，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北宋開始有王小波、李順起義，接著有著名的方臘、宋江起義，南宋又有鍾相、楊麽起義。宋神宗時代，雖然有過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但是這場流產的改革，對於宋王朝的官場、文人學士無疑是一場大地震般的災難。

宋神宗即位後，曾與侍臣議論天下大事，很讚賞王安石的《言事書》。年青的宋神宗是個非常好學的人，經常不斷向大臣征詢改革的意見，比起前朝宋英宗，“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他想改變真宗、仁宗、英宗以來政治上鬆弛的狀態，想學唐太宗，希望有一個像魏征那樣的宰相去輔佐他。神宗第一次召見王安石，就問：“為治所先？”王安石答：“擇術為先。”又問：“唐太宗如何？”回答：“陛下當法堯舜。”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與韓維同時做了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便開始雄心勃勃的變法改革。但是變法改革遭到官僚階層的強烈反對，蘇東坡就站出來反對王安石變法。後來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盡廢新法。經過這一折騰，農民不僅沒有得到實惠，而官場早搞得分崩離析，知識精英們更是黨派林立，貶謫的貶謫，流放的流放。

由王安石變法引出的黨派之爭，到哲宗、徽宗時期，已完全失去政見分歧的意義，成為權力場上的勾心鬥角。而最終是一批心胸狹窄、善於逢迎的官僚把持了朝政，政治的腐敗日漸嚴重起來。但在北宋後期直到金人入侵之前，卻有一番歌舞升平的氣氛。特別是愛好書畫遊樂宋徽宗，比前朝各代都更寬鬆，民間雖發生過方臘、宋江等人領導的反抗活動，也很快被鎮壓下去。從《清明上河圖》到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可以看到當時北宋大都市的繁華與熱鬧。

可以說，在徽宗時期，這種基礎虛弱的繁榮達到了頂峰。《東京夢華錄》如此描寫汴京的奢華：徽宗被高俅等人引出皇宮，一路穿大街，過小巷，但見到處是歌台舞榭，酒市花樓，看得徽宗皇帝好不高興。天色將暮的時候，來到金環巷。這裏的風趣又與他處不同，戶戶家家，簾兒底笑語喧嘩，門兒裏簫管嗷嘈，是汴京城有名的妓院所在地。原來高俅常常在這裏出入，尤其認得名妓李師師，特地把徽宗引來。有詩一首形容李師師的美貌：嚲眉鸞髻垂雲碧，眼入明眸秋水溢。鳳鞋半折小弓弓，鶯語一聲嬌滴滴。裁雲剪霧製衫穿，束素纖腰恰一搦。桃花為臉玉為肌，費盡丹青描不得。

紙醉金迷的生活，也影響著這一時代的文人的生活與創作。北宋後期文壇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於蘇軾門下，因此都不免一度受到排擠甚至迫害。他們的性格比蘇軾要顯得軟弱，他們的創作也少有蘇軾那種自由奔放的氣質和恢宏開朗的精神。而在形式與語言技巧方麵，他們卻更為講究，抒情內涵便深藏這種講究之下。而詞作為一種與都市生活及士大夫的享樂需求密切關聯的文學體裁，在當時繁榮而浮靡的社會風氣刺激下得以進一步的發展，語言和技巧也更加圓熟與精美。但其基本格調卻不是沿著蘇軾所開啟的方向，而更多地沉醉在花街煙柳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禪宗在當時很興盛。佛學的發展無疑引人逃避現實，走向紅塵之外的超脫與虛無。

到了南宋時代，抗爭與消極並存，偏安一隅的思想大行其道。社會的中興，也挽救不了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對南宋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官場的腐敗產生致命的影響。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間天堂的蘇杭，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官場造成的強大衝擊，使官吏經商成為風氣，賄賂公行，貪贓枉法，吏治更為腐敗。宋代的右文政策本來就造成了一支龐大的文官隊伍，文官乃至整個士大夫階層在價值觀上發生變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膨脹，傳統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會精英階層淪為物質享受的奴隸，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