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六）儒家仁政帶來民族大融合

這種具有“世界文化”意義的由民族融合帶來的盛唐文化的繁榮，使儒家仁政思想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漢代形成的大漢儒家文化，在唐代漸趨成熟。成熟的儒家文化對中國大一統的鞏固，無疑是功在千秋，蔭及後世。

唐太宗李世民締造了貞觀盛世，同時也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在記錄他與大臣政事對話的《貞觀政要》一書中，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種“愛之如一”的思想，無疑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凝固劑。加上唐太宗羈縻州府政策的推行，進一步促進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團結和鞏固。

盛唐的民族大融合，首先從理論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朝廷官至宰相兼淮南節度使的杜佑，寫了一本典製體史書《通典》，廣泛、生動地反映了民族觀念在過去以及當時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在製度上的延續性作了如實的記載。杜佑對“古之中華”與“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較後，提出：“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屍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據此，他得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的卓識。在解釋中華與夷狄發展的不同狀況時，杜佑提出，地理位置的“偏”與“正”，及其“氣”的差異導致了這種情況：“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狹，則多仍舊。”這說明不同民族在最初的發展狀況是相同或相通的，“中華”並不比“諸夷”先進，並進一步得出 “上古之時‘中華’與‘夷狄’本是一家” 的結論。

杜佑《通典》提出“中華與夷狄同”，“本是一家”，說明 “中華”與“夷狄”是可以相互轉變的。既然華夏族與夷狄在上古時期沒有差別，隻是因為物質條件的差異，導致了他們之間在文化發展程度上的差異，那麽，隻要物質條件許可，“夷狄”也可以“生聖哲”“革舊風”，這一理論是從唐太宗的民族融合實踐中得出來的。唐太宗重用蕃臣蕃將是出了名的，甚至禁軍中也用蕃卒。此後唐代宰相世係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為西域少數民族（所謂異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時人有“近日中書，盡是蕃人”之說。

在唐太宗貞觀時代，就解決了民族融合的理論問題，此後便出現了大唐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融合的鼎盛局麵。所謂盛唐文化，源於貞觀，而以玄宗朝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憲朝，空間分布涵蓋貞觀至元和十五年（627～820）將近兩個世紀。玄宗開元天寶間（713～755），為曆代史家所稱頌的文化“盛世”，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超過前期，政治上實行較開明的統治，而且在文化的各個層麵上也都表現出諸多史無前例的高峰。如詩歌，有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壯誌酬國的邊塞詩，以及王維等融於自然的田園山水詩，合奏出唐代的最強音，此後綿延千古，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食糧。當時以西安、洛陽為中心向外呈輻射狀的文化光芒，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態變遷的時代特征，又有繼承古老的傳統以通變求新意的民族特質。曆史地理學的發達，藝術形式的多樣化，代表民間文化的傳奇、變文、俗講百戲，以及具有起承轉合功能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漸趨融入並中國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大加總結提煉的時期，大量綜合性著述的出現反映了唐人總體智力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同樣達到了空前的規模。長安已成為國際的大都會，不同區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服飾等紛紛湧來，在長安這個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現。波斯的歌舞，胡人的樂器，“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馳使，絕不介懷。”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唐人廣泛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華，予以再現和創造。玄宗朝，由於前代的積累和玄宗本人的愛好，音樂、舞蹈格外發達。廣泛吸收各族樂曲和樂器，並設左、右教坊和梨園，掌樂舞之事。當時樂師有一萬餘人，民間藝人更多。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等舞蹈所表現的內容，可以看出盛唐安定祥和的氣氛，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至於盛唐的書畫藝術，“亦一變陳、隋、初唐細潤之風尚，以成雄渾正大之盛唐風格，而見空前之偉觀。”玄宗本人擅畫墨竹，也為一時之勝。盛唐繪畫中的佛教繪畫，脫去外來影響，漸具民族風格，以“吳帶當風”為其代表，偏重寫實，向風俗畫發展。被當時譽為“畫聖”的吳道子、閻立本的人物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大書法家顏真卿、褚遂良、張旭的書法，影響直達今天。

由於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也由於科舉製盛行而帶來的廣大知識分子的仕進願望十分強烈，唐人的心理狀態、精神風貌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表現在盛唐知識分子都把帝國的命運同自身的前途視為一體，普遍地眷戀世俗生活。《太平廣記》中有關李林甫不願放棄富貴享受去學仙道，秀才李俊二十餘年科舉失利仍不肯放棄仕途追求，就是對唐風的生動寫照。《太平廣記》及唐人各種筆記小說，為我們展示了唐代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種場麵：如嗜酒豪飲、挾妓歌吟、郊遊遠行、蹴鞠下棋、占卜相麵、品茗賞花、鬥雞走馬、雜耍百戲等不勝枚舉。

封建社會鼎盛時代的唐朝，以它特有的開放風氣著稱。在那一段相當長的曆史時期的太平盛世，社會比較富裕，人們普遍追求生活中的享受與快樂。而唐代的民族大融合，也將少數民族女性地位較高、性生活比較自由等文化習俗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力地衝擊了中原漢族的禮教觀念。從宮廷到民間，人們性禁忌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當大，主要表現在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比較常見，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較多，離婚和再嫁比較普遍。尤其在唐室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為典型：唐嫡親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1/4多。

盛唐文化的發展，同封建政治經濟在唐中葉的變化同頻共振，創造了封建時代豐富多彩的燦爛文化高峰。唐朝作為東方文化中心，深深影響著周邊各國的政治製度和文化的發展。如當時日本、朝鮮的學校教育，從課程到考試內容和教材，都與唐代相同。日本當代史學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書中頗為中肯地寫道：“唐代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學習唐朝也就間接地學習了世界文化。”

這種具有“世界文化”意義的由民族融合帶來的盛唐文化繁榮，使漢代形成的儒文化，在唐代得到極大豐富和發展，漸趨成熟。成熟的儒文化對中國大一統的鞏固，無疑功在千秋，澤被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