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一）秦漢、隋唐的興替何其相似

唐太宗李世民征戰一生，締造了與如今中國版圖大體相同的大唐帝國。他是中國曆史上愛民惜財、納諫如流、兼聽則明的具有人格魅力的皇帝。他與貞觀朝的幾位名相創造的國富民強、文化繁榮、萬國來朝的貞觀和諧盛世，像一顆燦爛的明星永遠懸掛在中國大一統曆史的天空。

劉邦創立了漢朝，但將大漢帶入盛世的不是漢高祖，而是劉邦的第四世孫漢武帝劉徹。同樣，李淵開創了大唐，但將大唐帶入貞觀盛世的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唐太宗李世民。這樣多的巧合說明秦漢、隋唐的興替，的確有相似之處。是不是有某種內在的不為人知的規律在起作用呢？

中國經曆秦始皇的大統一，大漢朝以漢武帝、漢光武帝為代表的卓越君主的文治武功，已經形成了以伏羲太極八卦為起點，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道家思想為輔助，以百家為補充，以曆代聖賢忠烈為楷模的一整套文明體係。這種華夏文明體係——或說大漢體係，一經形成，便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是難以摧毀的。這種文明體係，鑄造了大一統的曆史慣性和基因，此後的朝代興替，都是在這一文明體係的圈子內進行。就像中國古代的踢馬球的遊戲，球場一經劃定，遊戲規則一旦創立，盡管踢馬球的遊戲一場接著一場，“你方踢罷我登場”，但總不能越出紅線。

我們看看隋唐的興替，與秦漢何其相似。漢朝到東漢獻帝劉協衰敗後，在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勢力風起雲湧的硝煙下，魏、蜀、吳三國並起。曹魏“挾天子以令諸侯”，幾乎重演了春秋戰國時 “挾周天子以令諸侯”的那一幕。建立蜀國的劉備，更是打著漢朝劉姓後裔的招牌，自稱為“劉皇叔”。可見在英雄輩出、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無論是曹操還是劉備、孫權，他們胸中仍然裝著秦漢以來中國這個完整的天下，他們打來打去不是永遠為了割據，偏安一隅。這就像戰國時七國爭雄一樣，他們誰都想吃掉誰由自己來統一天下，做中國的新一代皇帝。曹操手下的大將司馬懿的兒子司馬炎，成了最後的贏家，先後滅蜀、吳，篡魏，一統歸晉。晉又重複漢朝的變遷，分西晉、東晉，到東晉恭帝司馬德文，因“失德”而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出現了69年的南北朝割據局麵。隋文帝楊堅於581年建立隋朝，589年最後滅陳國，完成統一。然而隋朝的統一與秦始皇的統一驚人地相似，隻維係了短短的29年。自詡要傳萬世的秦始皇，傳到秦二世就滅亡，而隋文帝在不肖子楊廣弑父殺兄後，就被唐王朝取代。

仿佛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短暫的秦統一，為大漢426年的大一統奠定了基礎；同樣短暫的隋統一，又為298年的大一統唐朝盛世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秦漢更替的原動力來自於秦末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首領劉邦在中國曆史上建立了第一個由布衣登上皇帝寶座的大漢王朝；同樣，隋唐的更替也是源自於隋末風風火火的農民起義，不同的是大唐的開國之君李淵來自於隋代隴西貴族、隋朝地方高官太原太守。劉邦創立了漢朝，但將大漢帶入盛世的不是漢高祖，而是劉邦的第四世孫漢武帝劉徹；同樣，李淵開創了大唐，但將大唐帶入貞觀盛世的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唐太宗李世民。這樣多的巧合說明秦漢、隋唐的興替，的確有相似之處。是不是有某種內在的不為人知的規律在起作用呢？羅貫中老先生在仔細審視了三國時期戰亂的曆史以後，他在經典曆史小說《三國演義》中，得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結論。開卷語便道：“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雖然墮入了曆史循環論的泥淖，卻也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世人：天下大勢，並不是那麽容易說得清楚的。不過，越是說不清的事，就越會引起人的興趣，其間似乎有一種司芬克斯之謎的效應。

近年，由易中天《品三國》而掀起一股鋪天蓋地的“三國熱”，有關三國的電視、電影、書籍乃至電子遊戲不亦而足。然而有誰對羅貫中提出的“天下大勢” 研究得透呢？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國大曆史》，可算是以大曆史觀說天下大勢的書。黃仁宇一向自我標榜的大曆史觀，當然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他有一本作品集《放寬曆史的視界》，對他的大曆史觀作過自我詮釋。所謂“放寬曆史的視界”，一是在曆史的年代縱坐標上拉長審視曆史的時段，把曆史對象放到因果性的長鏈中去追問；二是在曆史的空間橫坐標上拓展考察曆史的範圍，把中國曆史放到世界性的背景中去探究。以這樣的廣闊視野所做出的思考，庶幾才能洞察天下大勢。

黃仁宇把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截分為三個階段：稱秦漢為第一帝國，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為第三帝國，將中國傳統君主專製的功過是非、得失利弊作為評論的主題，揭明其大勢與走向。眾所周知，自秦朝開創大一統局麵以後，曆兩千餘年，統一始終是人心所向與大勢所趨，而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便成為統一帝國的必然模式，這是曆史的慣性與基因。黃先生對第一帝國的秦漢，也頗為高興地讚歎為“一大成就”，然而，他緊接著指出：其後中國兩千年曆史卻“要對這成就付出相當的代價”。成就與代價並存，曆史辯證法似乎在這裏體現得淋漓盡致。但其本意不在讚歎，而在對“代價”的鞭撻：“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即便是最成功的開明君王，給予人民的，“頂多也不過民享，而不是民治”，例如文景之治與貞觀之治；至於執政者做得糟糕的，結局不堪回想，例如八王之亂與安史之亂。

在這種模式下，“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地方的政治、經濟、法製等因素不能走上自由長足的發展道路。黃仁宇認為傳統官僚政治“隻能控製一個簡單的社會”，卻“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複的多變動的社會”。

對黃仁宇如此鞭打“代價”，筆者不敢苟同，這是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去要求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羅馬帝國之前的羅馬共和國，他也有分權，有所謂元老院會議、平民會議，與今天西方分權政治中的上院、下院有相同之處。然而在兩千年前文明程度和曆史條件並不具備的情況下，共和政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元首”專製的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元首們也想搞中央集權，但他們城邦小國散漫的傳統和曾經有過的“共和”的影響，元首終於不能升格為中國式的皇帝，更不能世襲。結果羅馬帝國的瓦解便是大統一國家的永遠消亡。難道他們付出的代價還小嗎？

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分權”，周天子分封諸侯，那時諸侯王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大到跟今天鬆散的聯邦製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分封製帶來的是春秋戰國的殺伐混亂。我們不能責怪春秋時代的諸侯王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幾千年奴隸製剛剛解體的封建社會初期，他們不可能聰明到如像今天的西方社會，充分調動分權的積極性，一步跨越兩千年建設起民主、自由的經濟發達社會。縱觀中國曆史，“分久必合”就是曆史的鍾擺回歸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曆史慣性和基因。自然，大一統的基因也有負麵的影響，隨著秦漢第一帝國向明清第三帝國（我在後麵將提出第四帝國之說）的曆史推移，中央集權在螺旋式的發展軌道上最終扼製了地方分權的可能，曆史的天平無可挽回地倒向了“集中”一邊。當然，從社會結構分層原理來看，健全成熟的地方分權自治，恰恰是整個社會穩定繁榮所必不可少的環節。這是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摸索出來的經驗。

黃仁宇的著作和大曆史觀，無疑值得尊重。但不能因為他是洋博士和近年炒得極為火熱的名人，他的某些觀點就沒有商榷的餘地。例如他從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中，把中國曆史劃分為秦漢第一帝國、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為第三帝國，我認為這種劃分缺乏可比性，有遺珠之憾。在中國曆史上開拓疆域最廣的元帝國，雖與滿清一樣是少數蒙古人統治多數漢人，既然滿清列入帝國，元朝自應入圍。第一帝國秦漢，第二帝國隋唐，第三帝國宋元，第四帝國明清，這樣的劃分比較妥當。我在本節前麵說到了秦漢、隋唐的興替，互為因果，有可比性。何以如此，還可以進行深入研究。

唐以後，經過57年的五代之亂，趙匡胤建立的宋朝，又使中國走向大一統。宋朝成為又一個漢文化和儒學發展的巔峰，某些方麵超越了唐朝。然而，物壯則老，興盛必衰，在宋帝國創造167年盛世繁榮的同時，北方的遼、金羽翼豐滿，悄悄坐大。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建國，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告定都北京，國號為元。第三帝國宋元、第四帝國明清的可比性，在於都是先由漢族為主體的融合了諸多少數民族的華夏族，創造了純漢文化的（儒家的）帝國盛世，而後北方相對落後的蒙古人、滿族人打進來，入主中原，開始以相對落後的文化為主體，而後融合漢文化建立蒙古人、滿人統治的帝國。元、清兩代，應該說是漢文化的一次次倒退，但因為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慣性和儒家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沒有像世界上其他被異族入侵的國家，如羅馬、印度、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一樣滅國，或將本土的漢文化掃地出門。我們應該感謝秦始皇統一後設計的政治體製，以伏羲太極八卦為起點，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道家思想為輔助，以百家為補充，以曆代聖賢忠烈為楷模的一整套文明體係，最終入侵者溶化在這一體製和體係中。

不能說皇權的體製和儒家的體係沒有弊端，也許黃仁宇說的那些問題都存在，但是大一統的慣性和基因，至少保證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沒有遭到羅馬帝國、巴比倫和古印度那樣的滅頂之災。古印度的曆史湮沒了，兩河流域巴比倫空中花園成了一片戰爭的廢墟，羅馬帝國宰割成了雞零狗碎的幾十個國家。惟有中國，大漢文化，兩千多年來甚至追溯到五千年來完整地保留至今。

在中國特色的體製和體係下，即便是最成功的開明君王，給予人民的“頂多也不過民享，而不是民治”。我們不能拿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甚至也不能拿中國改革開放後正在努力建設的“和諧”政治，過多地責備古代帝王，責備儒學。古人畢竟是古人，他們不能超越曆史，不能按今天的價值標準修正當初的缺失。世間沒有完美的政治，沒有完美的哲學思想體係。再說真正的“民治”，在西方也是近幾個世紀才有的事。羅馬共和時期，還是奴隸製社會，能有真正的“民治”？直到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在法國才出現伏爾泰、盧梭等一批啟蒙思想家，提出民約論、民治思想。1776年7月4日美國通過《獨立宣言》建立美利堅合眾國，才出現真正“民治”國家。

中國的皇帝當然不是民治。皇帝是家天下，他一家子“承包”了這個國家。兩千年來有儒學的教導，《大學》開宗明義“明明德”，對子民要施仁政，要愛民，孟子更是要求統治者“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所以中國的皇帝大都還是有責任心的，能夠做到“民享”盛世的成果，也是萬民的福分了。總比那些不負責任的“元首”，異族的這個王、那個王，屠城三日，變成一片廢墟要好。如果中國沒有儒學而代之以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戒律或“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那一套，兩千多年來中國的老百姓恐怕更不好受。

我們可以懷念唐宋的繁華，甚至魏晉時期和整個中國中世紀悠閑自在的生活。而歐洲人懷念什麽呢？歐洲的中世紀被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科學和文明統統被禁閉在宗教羈押所，像布魯諾、伽利略那樣的天才，不是被活活燒死，就是在羅馬遭到宗教法庭終身監禁。美國人更沒啥懷念的了，中世紀他們還在樹上搖風呢。我們應該深懷感恩之情，感激中國大一統的慣性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