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七）大一統遺傳基因基本固定

中國之所以形成大一統的慣性，自秦統一中國以後到大漢固定大一統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一是沒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王朝；二是在漢武帝時代，孔子開創的儒學便由漢武帝、董仲舒十分聰明理智地推到了獨尊地位。這兩條可以說是中國大一統基因的內核，兩者缺一不可。

我們說大漢王朝，大一統的遺傳基因基本固定，是因為在漢武帝時代確立了儒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獨尊”的地位。中原大地華胥氏的子孫們，到了漢代，在民族形態上有了一個固定下來再也沒有更改的名字：漢族。由於周邊少數民族的不斷融合和溶入，使漢民族逐漸強大，人數越來越多，成為華夏民族的主體民族。在大漢朝，漢族、漢語、漢字、漢文、漢文化、漢風俗，這些對於一個民族生死存亡致命攸關的“形而上”的東西一經確立，加上朝廷對孔孟儒學始終如一的推崇，對於此後中國兩千餘年來的大一統的意義之重大，是怎麽去說也不為過的。

漢民族是一個沒有全民信仰某一種宗教的民族，這一點也極為重要。五千年文明的初始階段，炎黃子孫的各部族，也有圖騰崇拜，圖騰信仰，也有宗教迷信，但並未形成全民信仰的某一種宗教，這是華夏民族的幸運。宗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宗教通過教規教義和戒律，控製人的思想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肉體。如果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有某種強烈的頑固的宗教信仰，這個主體民族就很難去融合其他少數民族，形成一個牢固的大一統的國家。這樣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數不勝數。曾經創造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印度，埃及，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就地域、版圖、王朝政權更迭的形態來說，形成兩千多年大一統格局不變的，也就隻有中國。

曾經創立過影響巨大的佛教的印度，除了佛經，幾乎沒留下文字曆史，要說曆史多存在於傳說之中。馬克思曾經感歎，“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曆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曆史。”印度的曆史是一部“不斷為異民族征服的曆史”，一次次異族的入侵帶來了印度種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對立、衝突。入侵印度有較大影響的遊牧民族有雅利安人、鮮卑人、貴霜人、土耳其人、匈奴人、蒙古人等。印度曆史上極少出現過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國家，公元 16世紀中葉，潘地亞王國滅亡後，婆羅門教、耆那教和佛教這三大宗教紛爭不斷。白種雅利安人帶著強烈的種族優越感，極力阻止與受他們鄙視的土著融合，從而發展起四大世襲種姓的製度。宗教成了壓迫、統治其他民族的工具，高貴的婆羅門教徒與低種姓的達塞人水火不能相融，達塞人連宗教儀式都不能參加。佛陀教義不能容納種姓或婆羅門，新教徒更是用恒河平原的方言傳教，對敵對宗教森嚴壁壘。宗教和種姓製度，造成了民族分裂，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1757年，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由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長期對立，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實行印、巴分治，直到1950年印度才成為一個“英聯邦”成員的共和國。1956年宣布成立的巴基斯坦共和國，也由於宗教原因，分裂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

埃及在古代和近代曾多次被古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征服，公元640年又被阿拉伯遊牧民族征服。12世紀，本土閃米特人與阿拉伯人融合成信仰伊斯蘭教的埃及阿拉伯人。這些世居尼羅河流域的埃及阿拉伯人，由於教派戰爭分裂成埃及、利比亞、蘇丹三個國家。1517年埃及淪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行省，1798年被法軍占領，188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1952年發生伊斯蘭革命，廢除君主製建立埃及共和國，1956年英國殖民者最後撤離，埃及才成為獨立統一的國家。

曾經創造過輝煌的古巴比倫文明的兩河流域，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的發祥地。不同的宗教信仰，極端的宗教意識，使同為信仰某一種宗教的阿拉伯人，由於教派不同，也相互火並不息，使中東兩河流域這一塊本來十分神聖富饒的土地上，兩千多年來幾乎沒有停止過戰火。基督教十字軍打過來，阿拉伯拜占庭軍打過去，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又插進來，外戰內耗不斷，自然很難奢望出現一個穩定的大統一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

近幾個世紀，兩河流域、中東和所有阿拉伯世界，大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20世紀初，中東各國紛紛脫離殖民統治，先後建立了伊斯蘭國家、猶太教國家。但由於內部或與鄰國仍然教派紛爭，不少國家的統一十分脆弱。信奉猶太教的以色列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為爭奪領土爭奪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幾十年來戰火不息。同為伊斯蘭教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因為教派不同，20世紀的兩伊戰爭、入侵阿富汗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使中東地區成為20世紀以來東西方兩大陣營及冷戰結束以來的新霸權主義爭奪的焦點，給這一地區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人民乞求和平，乞求國家的統一，他們厭倦了無休無止的教派戰爭。自古以來，宗教如果不能寬容，特別是國家的主體民族信奉某一種宗教，而宗教與政治合一，出現所謂“政教合一”的統治形式，這是很危險而可怕的災難。

美國好萊塢拍攝的故事片《亞瑟王》，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亞瑟出生在政教合一的羅馬，15歲被教廷強征入騎士團，遠赴不列顛征戰，15年後回到故鄉。他和他的夥伴們厭倦了血腥的戰爭，按原來的約定他們回來可以贖回自由民的身份，回家鄉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主教出爾反爾，命令亞瑟率騎士團再度出征北方迎回教廷家族的一位繼承人，方能解除奴隸般的身份。亞瑟和他的武士們遭遇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美夢破滅，不得已再次走向戰場，走向死亡。經曆一係列悲慘的浴血奮戰，波瀾壯闊的生死情仇，亞瑟在原敵人梅林的指引和美麗堅強的奎妮文的陪伴下，率英格蘭人打退了薩克遜人的入侵，最後贏得了勝利，成為英國的開國之王。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時的羅馬帝國崩潰，政教合一的製度走到了盡頭。

從反麵的例證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之所以形成大一統慣性，自秦統一中國後到大漢固定大一統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一是沒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王朝；二是在漢武帝時代，孔子開創的儒學便由漢武帝、董仲舒十分聰明理智地推到了獨尊地位。這兩條可以說是中國大一統基因的內核，兩者缺一不可。中國曆史上不是完全沒有宗教，也不是沒有宗教自由。

淵源於古代的巫術、秦漢時的神仙方術所謂黃老道是早期道教的前身。東漢順帝時代，由張道陵開創的五鬥米道，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道德經》為教義經典，逐漸形成了後來的道教。產生於印度的佛教，於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中國內地，魏晉南北朝時得到發展，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形成了天台、法相、華嚴、律、禪、密等佛教宗派。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中國的道教、佛教等宗教，時起時衰，有的王朝也進入宮廷，但從來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就是說宗教不能控製王權。英明之主唐太宗，開始滅佛，後來由於唐僧西天取經回來而尊佛，也不過是給信佛自由而已。武則天有點出格，做大周皇帝時，把個和尚弄到朝廷參政，還封為大將軍、元帥，但還是遭到宰相、大臣們的抵製，最後由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聰明地將不可一世的大和尚整死了。

道教、佛教也從來沒有成為中國曆史上全民的信仰，隻是有少數人信教。你有信教的自由，我有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不能幹預王權，不能幹預政治，所以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純宗教戰爭。朝代盡管更迭，但從未有因宗教而引起的國家分裂。原因何在呢？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有世界各國都有的宗教，西藏有藏傳佛教，新疆維吾爾人信奉伊斯蘭教，蒙古人信奉薩滿教，漢族人有的信天主教、佛教，一些邊疆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幾乎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然而至今的56個民族能和諧共處兩千多年，和衷共濟形成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這一大一統的基因裏，有一特殊的凝集因子，這就是從漢代推到了獨尊地位的此後兩千年長盛不衰的儒學。

有人把儒學也稱為“儒教”，有所謂“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說法，我以為將儒學稱之為“儒教”欠妥。宗教有嚴格的教義、教規、戒律，入了佛門必須剃度出家，在寺廟裏終身當和尚，連結婚生子傳宗接代這樣被孔子稱之為“人之不孝，無後為大”的事都被禁止。即使在家為居士，也有諸多禁忌。進入道觀修道的道姑、道士，也是不允許食人間煙火的，而儒學不是這麽回事。儒學受到曆代王朝的推崇，天下到處立有孔廟、文廟、亞聖廟，接受香火祭拜。但由孔子創立的私塾、學堂，僅僅是作為傳授儒家學識的場所，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課堂，完成學業後，走進社會，你又是自由人。或通過科舉走進仕途，當官作吏為國家效力，或做個有學識的布衣，耕躬田畝，著書立說，毫無宗教的羈絆。儒學教育熏陶下的華夏子孫，正如於丹在《論語心得》裏所闡釋的，孔子首先在教你如何做人，所謂“仁、義、禮、智、信”，一個人要講仁愛，要愛所有的人，這是一種最徹底的“博愛”精神。

南宋儒學大師朱熹在《朱子家訓》裏，說得更為透徹：“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兄之所貴者，友也。弟之所貴者，恭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長。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隨所遇而安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以如此儒學熏陶出來的炎黃子孫，向往“正君心，立綱紀，明人倫”的理想境界，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融合，凝集還會有什麽問題呢？

正因為儒學成為大統一的基因因子，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號召力，所以後來的蒙古人、滿人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滿清王朝，無一不是向漢文化頂禮膜拜，最後融入漢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圈子裏。就連在宋遼時代，在寧夏建立過西夏王朝的李元昊，他也將儒學列入他治國的根本大法。一種文化既軟又硬，說它軟，柔能克剛，不管多麽剛強的匈奴人、蒙古人還是吐番人，在大漢儒家文化的軟包裝下，都一一折服。說它硬，儒家文化像百煉成鋼的堡壘，任外來文化一次次衝擊，它兀自巋然不動。

開創東漢時代的漢光武帝劉秀，在王莽篡政、民生凋敝、農民起義蜂起的危局下，經過12年征討重新統一了大漢天下。光武繼承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誌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光武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從而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光武帝才兼文武，豁達大度，對待臣僚“開心見誠”，不念舊惡，但賞罰嚴明，雖仇必賞，雖親必罰，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鮪。所以，《後漢書》的作者範曄如此評論說：“雖身濟大業，競競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馬光也說：“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複前烈，身致太平。”

東漢名將馬援，留下“馬革裹屍”的豪言壯語，不知激勵了多少代兵卒為捍衛國家的統一舍身赴死、為國捐軀。馬援為隴西太守時，曾大敗先零作亂的羌人，在當地設置官吏、安置流民、修繕城郭、開挖溝渠、鼓勵農牧，同時招撫塞外的羌人，讓他們前來歸附。公元36年，參狼地方的羌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聯合侵犯武都，馬援再次大敗羌軍，一次降服上萬人。隴右安定，王莽末年以來興起的羌族之亂至此平息。公元40年，征側、征二姐妹倆在交趾反叛，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蠻族群起響應，整個交趾地區有脫離漢帝國的危險。劉秀封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伐交趾。經過兩年征戰，馬援大破征氏姐妹。公元43年，馬援誅滅二征，傳首洛陽，受封為新息侯。之後，馬援繼續追擊征側餘黨，全部平定交趾地區。戰事平息後，馬援又果斷地采用了民族和解政策，以原有的製度約束越人，自此以後，南越土著一直奉行馬援的規定。

一個極有意思的事情是：湖南湘西的五溪蠻作亂，如今成為舉世矚目的旅遊熱點的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那時有個自封“向王天子”的土家族漢子，率土家、苗人一夥百姓反叛朝廷，自不量力地企圖取代漢王朝建立土家天下。這一次光武帝還是派遣伏波將軍馬援前來平息禍亂。馬援統帥部卒，循沅水溯江而上，到達距張家界不遠的洞庭溪，被三十六裏青浪灘所阻。青浪灘是千裏沅江上最險惡的急流險灘，一千多年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招撫湘西土著，將自己的妹妹朱仕芳下嫁給湘西崇山衛指揮使楊二。她後來對皇兄哀歎說：“烏沉烏沉不見天，通油不通鹽，通水不通船。”《後漢書·馬援傳》上說“水疾船不得上，士卒多瘁死。”結果伏波將軍馬援也病死在這裏。民間傳說他不是病死的，而是為了同向王天子、苗人土司搞“和談”，誤喝鳩酒中毒而死。臨死前因第二天向王、土司按協議就要來漢軍營帳正式簽訂和約，馬援擔心自己的死會動搖向王、土司在和約上簽字的決心，吩咐部將在他死後封鎖消息，在營帳前搭一高台，上置主帥虎皮太師椅，讓他的遺體坐在太師椅上，做出捧讀兵書之狀。

馬援去世後，果然如他生前的神機妙算：苗人土司應約前來，而號稱“向王天子”的土家頭領率土軍而來，他不想和解，漢軍部將追擊土軍至張家界天子山，砍下“向王天子”的頭顱，丟下神堂坑，土軍平息。苗人土司走進漢軍營帳，被高台上捧讀兵書的伏波將軍的虎氣神威震懾住了，乖乖地在和約上簽了字。這才有後來頌揚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和平相處的“溪州銅柱”的銘文垂世。

20年前，為了寫作長篇小說《荒涼河穀》，我曾去湘西千裏沅江體驗生活，在洞庭溪、張家界待過一段時間，采訪過不少沅江上的老纖夫老船工。洞庭溪那時在沅江岸的懸崖峭壁上還有一小鎮，全是淩空飛架的吊腳樓，在我的小說裏形容為“天街”。那是名符其實的天街，從那裏沿山崖上的小路往上遊走半裏地，在青浪灘最險惡的山嘴拐角處，有用石條磚建造的爬滿青藤綠苔的伏波廟，廟裏供奉的便是伏波將軍馬援，船工們稱之為“伏波宮”。老船工說，千百年來，凡是經過這裏的船家、纖夫、排客，在衝灘前都要來伏波宮，總要用豬頭、雄雞、血酒祭奠伏波將軍，求將軍保佑衝灘平安。老船工領我去看伏波宮外的岩磡下，那裏有一塊桌麵大小的岩板，名叫“雞血石”，不知多少年來，那裏總豎著一把殺雞用的刀子。據說紅瑪瑙一樣的雞血石，就是被長年累月涓涓不絕的雞血染紅的。飽吃了豬頭，飽飲了雄雞血酒的伏波將軍因此大受感動，他同情和憐憫在青浪灘九死一生的駕船人，於是差遣七千“瘁死”的將士，變成七千紅腳紅嘴烏鴉，在青浪灘上護送隨時都有船覆人亡險情的船隻過灘。

在我出版的小說（《荒涼河穀》人民文學出版社）裏，有這樣一段文字：“不知從哪朝哪代開始，青浪灘河穀便真的出現了成千上萬的烏鴉。人們便真正相信，在青浪灘要免於一死，隻有遮天蔽日而來的紅腳紅嘴烏鴉，能夠護送船隻安全闖險。到了灘口，船主人就把事先捏成團的三斤米飯，備置的糕餅，朝咿咿呀呀飛來的烏鴉拋去。船在險灘上踽踽而行，烏鴉在頭頂隨著船隊翩翩翻飛。趕來就食和‘護航’的烏鴉越來越多了。河的上空，盤旋著黑色的‘烏雲’；河水咆哮，烏鴉哀鳴，船在波濤中顫栗，纖夫水手在絕望地歌呼呐喊！直到靈柩一樣船隻駛出‘陰司岩’，過了青浪灘，船主家，水手和纖夫這才透出一口長氣，一齊跪倒在船頭上，岩岸上，向漸漸飛離的烏鴉磕頭長拜。這是一幅多麽悲壯雄奇的圖畫啊！”

伏波將軍馬援、伏波宮、七千將士死後化變為七千烏鴉，為沅水上往來的少數民族船家護航的故事，說明中國曆史上那些受到儒家思想教育的精英人物——不管是皇帝還是將軍大臣，隻要心裏裝著“仁、義、禮、智、信”，他們就能正確處理好複雜的民族問題。他們平亂也好，招撫也好，都能捍衛國家的統一，為國家帶來和平安定的生活，受到各族人民的愛戴和擁護。

這就是最根本的大統一的慣性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