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五）內圓外方的漢文化黑洞

我們把漢代奠定的以儒學為主、兼收並蓄各家的內圓外方的漢文化，比喻為“黑洞”，是因為這種內圓外方的漢文化同宇宙黑洞一樣具有吸收、包融、消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的功能。在這種吸收、包融、消化的漫漫曆史過程中，形成了大一統的漢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漢代是繼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第一個學術文化高峰後，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又一次學術文化的複興時期。雖然比不上西方晚了幾百年的文藝複興，但是中國在經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重創和秦末戰亂後，不到幾十年又出現大漢經濟盛世和學術的複興，這不能不歸功於漢武帝劉徹的個人魅力。“秦王漢武，略輸文采”，略輸文采用在秦始皇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漢武帝身上就值得重新審視了。

漢武帝劉徹從小喜愛文學，能詩善賦，長於音律。他登基即皇帝位後，於元光五年（前130年），親自撰寫了《策問賢良文學》。這篇“聖喻”寫得文采四溢：“蓋問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鹹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其蔫？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蔫，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蔫，靡有所隱！”

漢武帝求賢若渴之情，溢於言表。他不僅自己喜歡文辭歌賦，他有個叔父劉安，好讀書，善鼓琴，才思敏捷，尤工詞賦。文帝時世襲父職封為淮南王。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他本想跟著兄弟們一道造反，後來被家臣們勸阻，所以平亂後未予追究，僥幸逃過了一劫。到他侄子劉徹做了皇帝，因文才出眾，得到漢武帝賞識恩寵。這位大侄子皇帝曾命他作《離騷傳》（一說《離騷賦》），他清晨受命，不到吃早飯時就寫完了。大有後來魏公子曹植七步成詩的才華。漢武帝讓這位叔父羅致賓客方士數千人，編成《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中篇》八卷，後世稱之為《淮南子》，《漢書·藝文誌》列為雜家。漢武帝東征西討時，他曾上書《諫伐閩越書》，主張對越人以德懷遠，不必用兵。“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他的儒家仁政思想，昭然若揭。在曾國藩編纂的《經史百家雜抄》裏，放在董仲舒《對賢良策一》之前。由此可見，後世儒家對這位《淮南子》作家思想的重視了。

漢武帝尊崇儒術，號召在全國各郡縣辦學校，普及儒學教育，提攜學有所成的儒生到各級政府當官。他身體力行，鼓勵儒家著作，故漢代自武帝以後文人會集，大辭賦家群起，形成了漢上繁華的文化盛世。西漢最負盛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從小好讀書，有點口吃卻攘長著書，還擅長擊劍，彈琴，他寫的《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詞藻瑰麗，氣勢非凡。

有這樣一個故事，足以說明司馬相如辭賦名氣之大：漢武帝的陳皇後一時失寵，獨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聽說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善為辭賦，且與卓文君的浪漫愛情天下聞名，於是陳皇後派人攜黃金百斤送到成都，給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做酒錢，求一首辭賦解悲愁之悶。司馬相如為皇後寫了首《長門賦》，風傳天下。漢武帝讀了《長門賦》深有所悟，陳皇後也因此再度受到武帝的親幸。

《長門賦》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變得意而相親。伊予誌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台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回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

…………

這首賦寫了六段，文辭纏綿淒切，感人至深，能夠打動鐵石心腸的皇帝使陳皇後重新獲得恩寵，其藝術魅力之大可以想見一斑。司馬相如在景帝時就很出名，官至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他辭官離去。在梁王郡國遊曆多年，受到梁王敬重，梁孝王死後他回到蜀郡臨邛。40多歲的司馬相如，在臨邛大富豪卓王孫家赴宴，卓王孫年僅17歲的女兒卓文君成了新寡。卓文君美貌嬌容，善鼓瑟彈琴。在酒宴上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鼓瑟相知，文君更愛這位大作家的才華，老少相戀，卻遭到父母反對。卓文君勇敢地隨司馬相如離開父母家，來到成都。因無以為生，又回到臨邛，在大富豪父母眼鼻子下開了家小酒店，當壚賣酒。父親卓王孫看不過眼了，同時也為女兒與大作家真摯的愛情所感動，遂給女兒女婿家僮百人，錢百萬，以及嫁妝財物。相如帶著文君再回成都買田置業，夫妻恩愛如初。司馬相如無後顧之憂，潛心寫作，文如泉湧。武帝拜讀了《長門賦》，欽慕其辭賦才華，召至長安，任為侍郎。後來因奉命出使西南夷有功，遷任孝文園令。

司馬相如的辭賦，對漢、魏、六朝文人影響極大。

漢代大文化人還有史學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班彪、班固父子，文學家劉向、東方朔、楊惲、許慎、王逸、荀悅，小說家虞初，音樂家李延年，舞蹈家趙飛燕，散文家桓寬，著名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楊雄、劉歆，思想家、經學家、文學家王充、馬融、鄭玄、蔡邕，“毛詩學”開創者毛亨，詩人秦嘉、徐淑、蔡文姬，還有文壇上的所謂“建安七子”陳琳、王粲、孔融等等，還有發明造紙術的蔡倫，科學家張衡，醫學家張仲景、華陀，還有和番的王昭君，大隱士嚴光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都在漢代閃閃發光，群星燦爛。正是這些大家巨擘，締造了大一統的漢文化，漢文明。

公元前2世紀西漢灞橋紙的出現，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書寫方便的紙張的出現，結束了幾千年以來古奧的甲骨，笨重的鍾鼎、金石，體積龐大不便攜帶的竹簡、木簡。紙書給文化發展交流，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正是在漢代，確立了漢字、漢語和漢民族、漢文化在中國的主導地位。這種地位經曆兩千多年至今都沒有動搖，沒有改變，成為了大一統的慣性和基因的基本要素。

漢文化是一種內圓外方的文化。用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是一種華夏古代先民就崇拜信仰的“玉琮”文化。玉琮最早出現在公元前3000至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大概也就在五千年文明史源頭的伏羲造《易經》的時代。玉琮，是一種古代祭器和王權的象征。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紋大玉琮，江蘇武進寺墩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獸麵紋玉琮，通高達33.5厘米，外方內圓。外方淺刻橫道分為15節，用精美青白玉琢成，琮體中間鏤空成圓筒，它象征天圓地方，通過內圓筒可達天庭，實現人與天的信息交流。

原始時代，有巢氏在樹上構木為巢，燧人氏發明鑽木取火，伏羲教人製造網具漁獵，飼養牲畜，發明竹桴、八卦。此後，黃帝軒轅氏發明指南針，造宮室，命倉頡造字，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書，隸首定算數，伶倫作律呂，帝妃嫘祖養蠶作衣裳，歧伯作醫書內經，慢慢形成了易經的文化主軸。這一點，在人類記載學和考古學上，都得到了相同的看法。據傳，最古老的易經叫做“傳山易”，這是古人以山中的洞窟生活為主的時代，也就是狩獵生活時代。到了漢民族在黃河流域一帶過著農耕生活時代，便衍生出“歸藏易”。歸藏的含意是“萬物歸土”的意思。周朝再演變成現在大家所熟知的《周易》。到了這時不但有了文字，而且思想的體係也漸趨成熟。

從五六千年前伏羲創“易”之後，每個時代的偉大人物，總是配合當時社會的情勢，對易經給予適當的改變或進一步完善。伏羲畫八卦，文王演易做六十四卦及卦辭，周公繼而做爻辭，孔子及其弟子做“十翼”，《周易》到此基本成形。

易經是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經數千年文化智慧而成。漢文化的發展就是這樣日積月累，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沉澱、洗禮、運用、調整、記錄而積累起來的。

易經是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源頭。儒道兩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上有較大的區別，儒家主張濟世，道家主張無為，而易經作為行動指南正是二者的統一。天道循環是自然常理，君子效法天道，就應當崇尚易理，不能違天逆常，要順時適變。老子哲學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古代智者相信，天是個大宇宙，人是個小宇宙。天人關係是我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我國傳統哲學的精髓。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要和諧，天道與人道要統一。所謂道法自然，可理解為規律是客觀的、自然的，是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人類尊重自然，認識自然，不違背自然規律做事，這才是明智的行為。“天地固有常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 按照天地本來的狀態生存，天地日月星辰萬物，才能處在一個和諧的統一的整體之中。老子提出“量腹為食，度形而衣”，要“知足”“知止”，才“可以長”。“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五次登門拜訪老子為師的至聖先師孔子，在繼承周易、老子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創立的儒學，著重解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問題。

獨尊儒術，為漢文化又增添了“三綱五常”的內容。三綱五常側重要解決的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問題。一個人在尊重固有的等級關係下，要努力做到仁、義、禮、智、信。三綱是調和解決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關係，五常則是講個人的修養品德。

儒學和三綱五常，都指向一個目標：那就是無論國家、君臣，還是平民百姓，都要內圓外方，像古人崇拜的玉琮那樣實現人與天的信息交流，效法天道，做到天人合一。這就是在漢朝興起並確立的漢文化的實質與內核。一個人，要內圓外方，一個君主要內圓外方，一個國家同樣要內圓外方。所謂內圓，依照孔子在《論語》《中庸》《春秋》等中的教誨，就是做人要講品德（仁、義、禮、智、信），做皇帝要施仁政，要愛民如子，國家統治者要“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孟子說得更徹底，“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內圓對應著天圓，符合天道。符合天道的內圓才能至柔若水，渾然一體，和諧共贏，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漢書》雲：“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的這一論述是非常恰當的。

由漢武帝獨尊儒術形成的大漢文化，這種所謂內圓外方中的外方者，指做人要有氣節，要有原則，要“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內在的仁慈要用外在的剛強來包裹。帝王和國家的外方，漢武帝本人做了最好的注解。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的代表者，對外族的入侵和掠奪，決不能妥協，更不能舉手投降。漢武帝對北方匈奴的屢屢入侵，采取征伐手段，使其臣服，這是外方——也就是外交上堅持原則的突出表現。西漢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天漢二年（前99年）率5000步兵出居延關千餘裏征戰匈奴，遇敵騎10萬，陷入重圍，奮戰9天突圍失敗，糧盡矢絕，被迫投降。漢武帝株連他的老母親雖然有點過火，但以“氣節”而論，無可厚非。雖然大作家司馬遷因此遭受宮刑，但從捍衛國家氣節、尊嚴的角度來說，亦情有可原。正因為如此，才培養了漢文化中文人、武士外方的“名節”觀念。

西漢的蘇武牧羊，東漢末年的女詩人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悲憤詩》，就是大漢培養的這種民族精神、內圓外方的漢文化的最好證明。

漢武帝時，中郎將蘇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貴族囚禁冰窟逼降，他飲雪吞氈，堅決不從。後來又把他遣送到貝加爾湖邊牧放公羊，說要等公羊生子之後才能放他回大漢朝。蘇武不顧威脅利誘，不怕艱苦折磨，堅持十九年而終不屈服。《漢書·蘇武傳》裏說：“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盡白。”蘇武能文能武，辭賦寫得很好，他歸來後寫了一首《蘇武牧羊詞》：

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

羈留十九年，渴飲雪，饑吞氈。

野幕夜孤眠，心存漢社稷，夢想舊家山。

曆盡難中難，節落盡未還。

兀坐絕寒，時聽胡笳聲痛酸。

群雁卻南飛，家書欲寄誰？

白發娘，倚柴扉，紅妝守空幃。

三更徒入夢，未卜安與危。

心酸百念灰，大節仍不少虧。

羝羊未乳，不道終得生隨漢使歸。

蔡文姬名琰，是東漢著名文學家、書法家蔡邕的女兒。在《漢書·蔡琰別傳》裏有這樣一則故事：“文姬少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一弦’；邕故斷弦問之，琰曰：‘第四弦’”。文姬從小耳濡目染，對音樂的接受能力極強。在蔡邕的精心培育下，她成為當時優秀的女琴家、女詩人。但文姬生逢亂世，屢遭罹難，先是父親遭陷害死於獄中，母親也因悲傷過度而去世，接著便是新婚不久的丈夫也病故了。興平年間，匈奴入侵中原，文姬不幸被匈奴王擄去，納為王妃，育有一子一女。但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家鄉，盼望重歸漢邦。曹操得知蔡文姬的處境甚為同情，趁漢、匈和好之際，派專使帶重金請匈奴王放回文姬。在回歸的路上，文姬想到自己悲慘的遭遇，詩潮翻湧，用淚與血寫下了留傳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哀怨淒切、蒼涼深沉，郭沫若曾評價說：“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那種不羈而雄渾的氣魄，滾滾怒濤一樣不可遏抑的悲憤，絞腸滴血般的痛苦，決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辭曰：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幹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誌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胡笳十八拍》字字血淚，不忍卒讀，處處表現了她對大漢國邦和家鄉深深的懷念依戀之情。“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為得漢音。”“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遺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總之，《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蘇武牧羊詞》式的充滿愛國思鄉情懷的傑作，難怪兩千多年來盛傳不衰。《蘇武牧羊》也好，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也好，都反映了大漢獨尊儒術，普及儒學教育後，在人們心中留下的深深烙印。這種烙印潛移默化與儒學、漢文化混合成了漢民族精神。

宇宙之中有所謂宇宙黑洞，這種“黑洞”具有不可比擬的能量，不管什麽天體，何種物質，一旦掉入宇宙黑洞就要被吸收，被包融，被消化。我們把漢代奠定的以儒學為主、兼收並蓄各家的內圓外方的漢文化，比喻為“黑洞”，是因為這種內圓外方的漢文化同宇宙黑洞一樣具有吸收、包融、消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的功能。在這種吸收、包融、消化的漫漫曆史過程中，形成了大一統的漢文化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