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四）董仲舒為大漢帝國構建儒學脊梁

董仲舒恰逢其時地給漢武帝締造的大漢帝國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力，似乎超越時空，超越階級局限和階級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穿透曆史的巨大凝聚力和永不枯竭的精神財富。

漢承秦製，自漢高祖劉邦，經惠、文、景三帝到漢武帝，都認為秦代的郡縣製對加強大一統的皇權有利，但為什麽秦王朝會如此短命崩潰呢？秦製還存在哪些方麵的缺陷呢？劉邦及其子孫自然要總結秦亡的慘痛教訓。漢文帝時代的大臣、政論家賈誼寫的《過秦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賈誼在《過秦論》裏說：秦皇“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萬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粹，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戍卒叫，函穀舉。楚人一炬，化為焦土”，秦始皇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賈誼最後反問：“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焚書坑儒，想采用暴力手段統一思想、消滅思想的辦法鞏固封建專製統治，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秦二世的滅國，證明此路不通。

賈誼得出的結論是：“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

賈誼道出了一條真理：用殺戮對付思想不行，思想隻能用新的思想解決。他的“觀之上古”，與孔子的“克己複禮”，恢複周代的禮製與仁政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文、景二帝時代，朝廷占統治地位的還是黃老之術，即算是申、韓的法家、術學，都還有相當的市場。賈誼20歲就以文才出名，被漢文帝招為博士，一年後晉升太中大夫。但他的政治改革主張遭到朝廷守舊勢力的反對與毀謗，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梁懷王太傅。他還是多次上書，《陳政事疏》《論積貯疏》，仍然不為所用。因政治抱負無從施展，過湘水時曾作《吊屈原賦》，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

賈誼33歲憂鬱而死，就像秦始皇並沒能徹底滅絕儒學一樣，賈誼英年早逝並不影響儒學繼續廣為傳播。早在先秦，儒生到處活動，並且加入到反對秦王朝的農民起義軍當中。陳勝手下的孔鮒，劉邦手下的陸賈就是當時儒生的代表人物。前麵講過，陸賈經常在劉邦麵前稱頌和引用儒家經典，陸賈說：“在馬上憑借武力固然可以奪得天下，但是憑借武力就能治理好天下嗎？商朝國君成湯、周朝國君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奪取天下的，得天下後，他們又順應民心用仁政治理天下，文治武功並用，才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良策。假如秦王朝能懂得效仿古代的聖主，陛下又怎麽能夠奪得天下呢·”劉邦聽了這番話，覺得有道理，便讓陸賈寫成《新語》一書。

此外，當時任博士的叔孫通，通曉儒學，他也對劉邦說：“儒生雖然不能參與打天下，但是治理天下是絕對用得著的。”漢朝剛建立，劉邦也在尋求鞏固皇權統治的法寶，他讓叔孫通征集儒生三十人和他的弟子們，參照周禮，製訂了漢王朝的禮儀製度。有了君臣禮儀，劉邦感到了當皇帝的尊貴。儒學有了新的發展，逐漸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然而劉邦死得太快，隻做了七年皇帝，探索未能進行下去。漢武帝繼位，一改文、景二代“無為而治”的政策，主動出擊，北逐匈奴，南拓領地，對內削弱諸侯，開疆擴土締造了大一統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必有後憂，由於大量移民，增加人民的賦稅，致使人民起義不斷發生。此時，作為統治者，迫切感到需要一個新的思想體係，來維護統一的皇權，加強對人民的防範和控製。在這種情況下，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就完全符合了當時的統治階級的需要，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和采納。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97年，卒於前104年，活到93歲，相對於劉邦三代子孫都隻活到40多歲，他是很長壽的了。他出生在廣川（今河北棗強東北），經曆了大漢文、景和漢武帝三代君主。在呂後專權誅殺義帝，分封呂氏王侯，最後周勃、陳平誅呂王，扶劉邦中子劉桓繼位為文帝時，他17歲。董仲舒自小攻讀《春秋》，是西漢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著有《春秋繁露》等書，景帝時做過儒學博士。漢武帝即位，時年56歲的董仲舒，學術地位已經確立，名滿學界。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學大師身份應召。從此，他多次給武帝上書、對策。他在《舉賢良對策》疏中，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揚經過孔子繼承改造的儒家學說，實際上是夏、商、周三朝鞏固各有幾百年運祚的指導思想；抨擊法家理論是導致秦二世而亡的錯誤主張。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就是說為了鞏固王朝的統一，應尊崇儒家學說，把它作為唯一的指導理論，罷黜其他各家異說，以求統一人民思想，維護王朝的皇權統治。這一建議得到漢武帝的讚賞。

根據董仲舒建議，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設太學，置五經博士。博士以儒家經典“五經”在太學教授弟子。前124年，漢武帝采納公孫弘的建議，為博士置弟子生員50人，每年考試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級官職。並命令各郡國建立學校，講習儒家經典，選拔優秀者擔任地方各級官吏。學習儒學的人越來越多。秦始皇和李斯也曾打算統一思想以鞏固封建專製統治，但是他們采用的暴力鎮壓的方法，留下了失敗的教訓。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同樣運用了政權的強製力量得以推行。這項措施當然不像焚書坑儒那樣殘酷，但強行統一思想的做法與目標，與秦始皇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擊對象不同，秦始皇打擊的是儒家，漢武帝打擊的卻是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了。而且采取的是比較溫和的手法，既沒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也沒消滅百家之人。

這不能不說是漢武帝對大一統中國形成的又一大貢獻。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孔子和儒學的地位，隨著曆史朝代的更替，雖有不同程度的尊寵與疏離，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高。孔子被曆代皇帝尊封為至聖先師，儒學繼承者孟子被尊為亞聖，就連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賢也各有封賞。儒學成了漢文化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核和精髓，以德育人，以禮待人溶入了民族文化的細胞和百姓日常生活中。施仁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曆代有作為的君王的衡量尺度。董仲舒恰逢其時地給漢武帝締造的大漢帝國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力，似乎超越時空，超越階級局限和階級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穿透曆史的巨大的凝聚力。

近代五四運動以來的批孔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也好，都不能斬斷儒學和新儒學對中國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德治國，建設和諧社會，都離不開兩千多年前孔子在《論語》《春秋》《詩經》《四書》中很多有益的教誨。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故漢興於五世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孔子撰《春秋》，經公羊作注的《公羊春秋》，成為儒家經典。《公羊傳》的宗旨是“當新王”，自然與“大統一”聯係在一起。隻有統一中央集權製才能叫“大一統”，分封製則“統”不起來。“大一統”為“新王”所締造，因此要“尊新王”，這裏隱含“郡縣製”與“君權至上”。公羊“郡縣製”與“君權至上”吸收了先秦韓非、李斯等法家的有益成分。

董仲舒在繼承公羊傳的基礎上，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要用儒家學說實現“大一統”“撥亂反正”。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這裏的“亂”，是分封製造成的；“撥亂反正”就是要鏟除分封製，實現統一中央集權製的太平盛世。要做到“撥亂反正”，就要“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總括為“譏世卿”。這裏所“貶”的天子，是分封製下不能控製政局的天子——即諸侯王；“退諸侯，討大夫”，就是堅決反對“世卿世祿”，從根本上鏟除領主政治，廢除分封製。

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大一統是他所述《公羊春秋》的根本要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公羊傳》的概括是：“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又說：“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製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之患。”在這裏，孔子明白無誤地提出了君權至上與統一中央集權製。

董仲舒一生的重要著作《春秋繁露》，其宗旨在於闡發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其精髓就是後來褒貶不一的“三綱五常”學說。“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近代五四運動反孔，即把矛頭指向“三綱五常”學說。孔子講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講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中庸》篇中說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把孔子說過的話和《中庸》裏的思想，更向前向深裏推進了一步。現在看這三綱學說，當然違背民主、自由和公平、平等的人道主義原則，但在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方麵，兩千多年來的確發揮過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求全責備地去挑剔古人。

董仲舒不僅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綱領，他還在經濟思想上有三個重要論述：義利論、等級經濟關係論、仁政思想。在義利論方麵，董仲舒所言的“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質利益，且有公私之分，並重義輕利；在等級經濟關係方麵，董仲舒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合”不是“爭”，用現代語言，即是“合作共贏”，這實在是有相當的超前意識，並通過“三綱”的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那些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為；在仁政思想方麵，董仲舒主張“不與民爭利”，他係統論述了政府及其官員“與民爭利”的各種表現和反對“與民爭利”的經濟原因、道德依據，並提出了“行仁政”的具體辦法。看看，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倒像是今天國務院裏的高級智囊。我們現在的政府反對“與民爭利”，講究“讓利於民”，與董老人家的經濟主張竟不謀而合。

董仲舒理論都是圍繞著“大一統”社會理想而展開的，大一統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統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儒家倫理經濟思想史上，孔子第一個談論義利問題，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做出了貴義賤利的結論。孔子的“義利”思想而今在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得到了科學的闡釋和評價。在儒家學者中，董仲舒最為全麵和深入地論述過義利問題，他有一句名言，“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傳》），其知名度不亞於他的另一句名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誌上》）。董仲舒的“義利”觀在孔子思想上又進了一步。

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司馬遷也認為人性是好利的。董仲舒說萬民求利“如水之走下”，司馬遷也說人們追求財富“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二者有一個區別，這就是，司馬遷直接賦予求利行為道德上的合理性，認為是有道德的表現，“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好行其德”（《史記·貨殖列傳》）。而董仲舒則不是這樣，他認為必須把人們的求利行為置於等級製的規範之中，隻有符合等級規範的——即按等級製規定所應有和許可的求利行為才是道德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求利行為，必然是對社會和諧秩序的破壞，造成動亂和紛爭。遵守等級之禮的遊戲規則，被他提升到了“義”的高度，且認為是最大的“義”，“大義不越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等級製度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特征，董仲舒把“義”與“等級”聯係在一起，不足為怪。如果把“等級製”換成今天的“法製”，董仲舒的所有論述也都順理成章了。至少比太史公的“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好行其德”進了一步。因為無論從曆史還是現實角度來看，為富不仁、為政不仁者比比皆是。所以，董仲舒的“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認為“禮重於身”，都說明他提倡義重於利。因為利是養身的，而義是養心的。曆史上提倡遵守等級禮製重於求利，與今天遵守法製重於求利，如出一轍，對規範社會行為、人際交往行為都具有積極意義。特別是他的“不與民爭利”“合作共贏”、施仁政的思想，至今都放射出人性化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