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長著一個高鼻梁,一雙長眼睛,胸脯像鷲鳥朝前挺突,性格悍勇,說話的聲音如豺狼嗥叫,少恩寡義虎狼之心,未得誌時還能謙卑待人,一旦得了天下,就能把人生吞活剝。這種狂妄的野心和個性,證明他的確是個曆史的畸形兒,卻又是中國大一統的天才。
秦始皇嬴政,也許由於他非比尋常的出生,連他自己究竟是父親莊襄王的兒子,還是大商人呂不韋在母親懷裏留下的孽種都分不清,所以他以自己輝煌的、功勞卓絕卻又陰暗暴戾的一生,證明他的確是一個曆史的畸形兒。當他誅殺母親的情人繆毐,把母親宣太後幽禁於雍,呂不韋免職,與繆毐有關的高官梟首20餘人,奪爵流放巴蜀4000多家的時候,這個未來的始皇帝心裏一定也不好受。
嬴政的“仲父”呂不韋,是衛國濮陽人,原是陽翟的巨商大賈,也是中國曆史上通過經商成億萬富豪而走上政界的第一人。他在河北邯鄲經商時,偶爾遇到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子楚,認為奇貨可居,是個投資的極好機會。他主動西去鹹陽,遊說華陽夫人(孝文王的夫人)把子楚立為太子。孝文王在位一年就死了,子楚回國即位,這就是秦始皇的父親莊襄王。一說呂不韋是主動將懷了他兒子的美姬獻給莊襄王子楚的,另一說是子楚在做人質期間花天酒地,奪取朋友之愛。總之,在趙國邯鄲出生的這個既叫嬴政,又叫趙政的小子,父親回國即位三年就死了,他就名正言順地做了秦王。
呂不韋也因投資獲得巨額回報,做了秦國的宰相。食邑十萬戶,家僮多達萬人,被封為文信侯。秦王政即位初年,呂不韋與自己的前妻宣太後的情人繆毐,狼狽為奸,相互羽翼,控製朝廷。呂不韋同樣是個曆史的畸形兒,他不僅擅長經商,且會領兵打仗,還會著書立說,是個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著作家。他做宰相期間,曾指揮東征拔衛,又略取趙、魏等地,置三川(今河南洛陽西南一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東郡(今河南濮陽西南),為秦國開疆拓地立下汗馬功勞。他曾羅致遊士賓客,著書《呂氏春秋》(又名《呂覽》)二十六卷,成為雜家的代表作,名垂青史。他被也許是兒子也許是繼子的嬴政免職後,開始貶河南,再貶蜀郡,在途中憂懼自殺。
秦王政幽禁母太後,有人勸他說:“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後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覺得人家說得有道理,畢竟是生身之母,況且母親的情人繆毐集團根除殆盡,乃從鳳翔迎太後回鹹陽,仍居甘泉宮。
不久,秦王室貴族中出現了嚴重的排外情緒,秦王下了逐客令,就是要把在秦國服務的客卿(外國專家)逐出國門。在秦國做了長吏、客卿的楚國上蔡人李斯,極有才華且有高遠抱負,他向秦王上《諫逐客令》說:“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李斯的一紙奏書打動了秦王,他的進一步“開放搞活”的主張被采納,並被擢升為廷尉。李斯曾從師荀子學帝王之術,而他的同窗學友韓非子,在批判繼承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學習吸收了法家前輩和道家前輩的思想,將法家思想發展到了一個巔峰,把法家推向獨尊地位。 韓非原是韓國的國姓爺,可是沒有機會被君王看中,於是他出了一本十幾萬字的書,以抒抱負。這書很快流傳到秦國,被秦王看到了。
秦王政極為欣賞韓非,一次跟李斯閑談時說:“但恨不見古人。”李斯說:“韓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學。”於是,秦王就令李斯向韓國發兵搶人。就這樣,韓非到了秦國。為了得到一個人才而專門發動一場戰爭,這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秦王嬴政是多麽重視韓非的法家理論。
有了李斯和法家人物韓非子的捧場,秦王政十一年,大將王翦、桓齮、楊端和攻打鄴(今河南安陽北),奪取九城。十三年,桓齮攻破趙國平陽,殺趙主將扈輒,斬首十萬。秦王親自到河南督軍。十四年,攻取趙國宜安、武城。也就在這一年,被秦王捧了一陣的韓非子,因為李斯的嫉妒,冤陷而死於甘泉宮。韓非死後十二年,秦王統一了天下。這是法家思想勝利而提出者亡的曆史大諷刺。
接下來還是連年征戰,“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俘虜了韓王安,“盡納其地”。十九年,又攻打東陽,俘虜了趙王。秦軍準備攻打北方的燕國,暫屯兵中山。秦王政來到邯鄲故地,這是他父親子楚做趙國人質,他少年成長的地方,也算故地重遊。然而受法家思想影響和從他陰鷙的本性出發,他把少年時跟他有過仇怨的王家,全家坑殺。懷著複仇的快感回到鹹陽,他的生母宣太後死了。
二十年,發生了中國曆史上最悲壯的“荊軻刺秦”的故事。這是弱國對於強秦的最後一次不計後果的舍身一搏。
燕太子丹在秦滅韓國前夕,被當做燕國的人質羈押在秦都鹹陽,因受不到禮遇,怨憤地逃回燕國。鑒於秦國大軍壓境的嚴峻態勢,前227年,他派義士荊軻,假借進獻督亢(今河北涿縣、易縣、固安一帶)地圖,交驗逃亡在燕的秦將樊於期的頭顱為名,企圖刺殺秦王政。荊軻是衛國人,好讀書擊劍,是個遊俠之士。遊曆到燕國後,由田光推薦給燕太子丹,拜為上卿。及至秦軍滅趙、衛,太子丹震懾,派他入秦。可以想見,一幅義肝俠膽的荊軻,正為失去祖國悲憤不已,更加上叛逃的秦將樊於期,為報答收留他的燕國,主動割下自己尊貴的頭顱,作為荊軻麵見秦王的信物,這一切都被後世作家編排得氣壯山河。“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將荊軻推向了舍生取義的極致,而秦王政活該倒黴。荊軻的“刺秦計劃”,雖然被秦王最終於千鈞一發時識破,徒然留下“圖窮匕現”的典故。
荊軻被殺了,但荊軻成了千古英雄。秦王勝利了,但也因此留下多少詬罵。“刺秦”英雄還有一個高漸離,他是燕國人,以擅長擊築(古代樂器)出名,是荊軻的摯友。荊軻去秦國執行行刺任務時,他送荊軻至易水,彈奏了著名的“風蕭蕭兮”的歌曲,以壯行色。秦滅燕國後,他隱姓埋名,逃到宋子(今河北趙縣一帶)給人當傭人,以逃避搜捕。秦王愛好他的擊築,召他來鹹陽宮,用煙火熏瞎了他的雙眼,才讓他進入宮殿。高漸離在他的樂器內暗藏鉛丸,企圖就近擊殺秦王。由於雙目失明,鉛丸並沒有擊中,就被秦王腰斬而死。愛國分子的燕太子丹,結果也很不幸,秦軍攻破燕都城後,他率部東走遼東,但被甘願做亡國奴的燕王喜斬首,獻給了秦國。
經過這一番折騰,秦軍最後消滅了山東的齊國,這正是公元前221年,中原六國滅亡,華夏大地歸於統一,大秦帝國橫空出世了。此時的嬴政39歲,而他即位26個年頭。他無比驕傲,目中無人,他成就了這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霸業。那一天,秦王君臣在鹹陽宮廷議,討論立國的問題。宰相王綰、禦使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拍馬屁地道:“昔者五帝地方千裏,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冒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
眾臣竊以為尊秦王為“泰皇”,這位39歲的獨裁者一定骨頭縫裏都舒服透了。誰知這家夥並不買賬,大言不慚地道:“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自以為功勞高過三皇五帝的秦王嬴政,他要成為曆史上第一個集三皇五帝之尊於一身的人。他的地位至高無上,他的皇權不容逾越,於是他自封為“皇帝”,而且要把嬴姓秦國這個天下,這份家業,“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理所當然,他被稱之為“秦始皇帝”,俗稱“秦始皇”。他當了皇帝後,追尊自己的父親莊襄王為太上皇,至於死了的仲父、又叫“相父”的呂不韋,究竟是否親生父親,不管這些了,做皇帝要有龍根龍脈才能號令天下。他發出的第一個“製”說:“朕聞太古有號毌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為,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振振有詞,野心勃勃。在秦始皇的如意算盤裏,朕即是國,國即是朕,要把建築在白骨累累之上大一統的中國,永遠置於他的後世子孫絕對統治下,嬴家要當萬代皇帝,傳之無窮。大梁遊士尉繚,對秦始皇有過一幅畫像:“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胸,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誌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
秦始皇長著一個高鼻梁,一雙長眼睛,胸脯像鷲鳥朝前挺突,性格悍勇,說話的聲音如豺狼嗥叫,少恩寡義虎狼之心,未得誌時還能謙卑待人,一旦得了天下,就能把人生吞活剝。這種狂妄的野心和個性,也算史無前例。
秦始皇做了皇帝,封法家人物李斯為宰相。李斯雖師從儒家荀況,但骨子裏與申不害、韓非子一脈相承。他力主廢周公以來的分封製,在全國設郡縣,提議焚詩書,禁私學,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又以他一手漂亮的小篆為標準,統一文字,這些都被秦始皇毫無保留地采納。可以說沒有秦始皇就沒有李斯,沒有李斯也不會有秦始皇。這對既是君臣又是親家的法家人物,狼狽為奸,相得益彰,以殘暴凶狠的鐵血手腕,開創了中國一段曆史的大一統。權勢重如秦始皇,地位尊貴至李斯,仍然被命運的車輪無情地碾過。或許登上高位,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已經懸起。處在那樣的高位,如果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結局也許不一樣。
李斯的命運也早就注定了。他出身於閭裏,是一個聰明人,通過自我不息的奮鬥,一步步由弱變強,一生完成了三次飛躍:第一次是去荀子學習帝王之術,這為他後來的輝煌打下了基礎;第二次是成為呂不韋的門客,這使他就有了接近秦王的機會;第三次便是從呂不韋跳到秦始皇跟前,由客卿而廷尉,而左丞相,又被封為通侯,飛黃騰達。法家李斯的政治理想,是尋找一個具有“法治”思想的鐵血君王,讓他去收拾天下殘局。在李斯看來,一個平易近人、感情豐富或者一個慈悲為懷、懦弱無能的君王,根本無從承擔起推行“法治”的重任。鐵血君王應是這樣的英雄:他能夠用最強有力的手段去奴役民眾,然後使民眾獲得解放。李斯本人就是殘酷寡情之人,隻是他沒有做成君王。他把他的同窗韓非引到秦王跟前,一旦發現韓非威脅到他自己的地位,不惜誣陷將其除掉。
據法家說,寰宇要想“大定”,海內要想“清一”,蒼生要想“獲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救世主”的奴役。李斯為了製造這類英雄,拚命鼓吹“明君獨斷”、君主極權。秦始皇嗜權成癖的個性與攻擊型人格力量,與李斯“嚴而少恩”的法家理論一拍即合。秦始皇年輕時隨父當人質的特殊文化氛圍,把他熏陶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從而表現出極強的“法治主義”精神。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家理論,對法家大師韓非欽佩得五體投地,四處網羅各國的法家人物,堅決按照法家的“君主極權”和“暴力萬能”來建構新國家的模型,堅決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鐵血政策。
李斯崇尚統一,即“法令由一統”“政令皆出於上”。這種大一統的思想與秦始皇的專斷獨裁不謀而合。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在李斯提議下,統一了貨幣,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文字。李斯侍駕秦始皇巡行天下,每到一處,秦始皇要樹碑勒石,宣揚他的豐功偉績。無數留存至今的秦皇刻石,無一不是由文學家兼書法家的李斯代筆。可見君臣幾乎到了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在《泰山刻石》中說:“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願事業,祗頌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在《碣石》中李斯道:“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複無罪,庶心鹹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並諸侯,初一太平。”
李斯處處宣揚的法家“法治”,重刑罰,寡賞賜,與秦始皇“治亂世用重典”的信念不謀而合。在統一國家草創之初,基於六國初定、人心未穩的局麵,為確保大一統局麵而嚴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誅叛逆,當然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那麽,法家的遺憾又在哪裏?關鍵在於,秦始皇和李斯對於法家的理解與篡改。換句話說,法家從來都沒有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被秦代采用過。
似乎還可以上溯到秦孝公時代的商鞅變法。公孫鞅在主張“重刑”的同時,沒有忘記“去刑”“重賞”。公孫鞅的“重刑主義”在秦國後來的政治實踐中很快就發生了扭曲,他的“重罰厚賞”逐漸演變成“重罰輕賞”。韓非也極力鼓吹“重罰少賞”,他說:“重罰少賞,上愛民,民死賞;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李斯更是在堅持恩威並施的“賞罰論”的前提下,把重點有意轉移到突出“罰”的作用上。韓非保留警告:“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不過,秦始皇和李斯的作法更為幹脆,認為“法治主義”的最大威力就在於它的“重刑主義”,主張“專任刑罰”的“重刑不賞”。李斯說得更為露骨:“名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秦始皇、李斯式的法家另一個致命缺陷是,隻能嚴厲處罰違法的臣民,卻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傷害。換句話說,法治對於臣民來說隻會受其害不會受其惠。連商鞅、韓非本人都無法依法保護自己的生命,難免會受到臣民的反對。為了落實被精簡為重刑的法治,秦帝國製定出了名目繁多、讓人毛骨悚然的“法”條。以死刑為例,有戮刑、磔刑、棄市、定殺、生埋、賜死、梟首、腰斬、鑿顛、抽肋、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法治主義”徹底成了血腥的統治工具,秦始皇揮舞著它,鞭笞著他的還沒有完全脫離奴隸命運的子民,按照他的絕對意誌,去建造宏偉的宮殿,修築豪華的驪山墓,趕築舉世震驚的萬裏長城,鋪築四通八達的馳道,遠征匈奴和南越,巡遊全國,尋找長生不老藥,去妄殺無辜和焚書坑儒……
然而,嚴刑峻法隻可當一時而不能持久,把在戰場上用來對付敵人的辦法拿來對付自己統治下的民眾,勢必會導致“民不堪命”的後果,這無異於自掘墳墓。
似乎是一種曆史的宿命,法家的商鞅、韓非子死於非命,就連飛黃騰達已至人臣之極的李斯,也沒有好結果。年逾古稀的李斯,如果隨秦始皇一起去了也好,他沒有。他活到了秦二世時代,死於一種慘烈的酷刑——腰斬!他在獄中向秦二世上過一次書,這也成了他文學家書法家最後一次上書。可惜這篇用工整漂亮的小篆寫成的如泣似訴的文章,沒有送到秦二世手中,就被趙高“腰斬”了。篇中李斯列舉了自己的七條大罪,條條大罪都是大功。倘若秦二世能看到,或許李斯還不至於會有如此下場吧?辛勤耕耘了一生的李斯,最後隻落得身首不全地離去,命耶?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