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的痛

（三）諸子百家為大一統搖唇鼓舌

春秋時期兩位最了不起的智慧大師，一個道學的創始人老子，一個儒學的開山鼻祖孔子，就這樣第一次握手了。從孔子對老子的評價，“吾所見老子也，其猶龍乎”，“老聃，真吾師也”，足見老子的智慧無與倫比。

孔子比老子高明的地方是：他也看到了春秋動蕩，戰國爭雄，但他沒有像老子一樣退縮隱居去著書立說，而是積極去各國遊說，希望施行他的仁政，讓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一點，進而實現國家的大一統。

春秋末年，公元前500年左右，某一天，一個白胡子老頭騎著青牛，沿著山道朝函穀關走來。守關的關令尹喜遠遠看去，大吃一驚，那仙風道骨的老頭，不正是在東周列國久聞大名的大學者、大哲人老聃先生嗎？他立即讓關役敞開關門，讓騎青牛的老聃進到關內，尹喜親自攙扶老子下了青牛，然後請老子到關樓上設宴長談。交談中，老聃流露出周室衰微，列國爭霸戰火不斷，他想去秦國隱居的意思。關令尹喜請求地說：“老先生就要去秦地隱居了，請在這裏多住些日子為我著書吧！”

老聃捋著把白胡子，瞅著頗有學問的尹喜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矝，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尹喜連連點頭說：“老先生的慧語哲言，正是濟世之方。天下庶民百姓盼和平，盼統一，請老先生快快寫下來吧！”

老聃遇到了知音，他在函穀關滯留下來，寫下《道德經》上、下卷五千言。寫下這部空前絕後充滿哲理妙思的偉大著作後，他還是走了，西出函穀關，到了秦國。老聃在秦地隱居下來，沒人知道他，竟不知所終。

尹喜拜讀了老聃的《道德經》，辭官不做了。

老聃姓李，名耳，字聃，生於公元前571年，楚國苦縣（現在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裏人。年輕的時候，老聃來到東周國都洛邑求學，拜見博士，入太學堂學習。凡天文、地理、典籍、人倫，無所不學，無所不覽。經過苦鑽勤學，對周代文物、典章、史書無所不精，三年大有長進。博士推薦他進入守藏室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文明典籍，收天下之書，汗牛充棟。老聃如饑似渴，博覽群典，漸臻佳境。以至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竅，三年後遷任守藏室柱下史，名聞遐邇，聲播海內。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富哲理的語錄流傳開來，廣受稱頌，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春秋時稱學識淵博者為“子”，以示尊敬，人們皆稱老聃為“老子”。

公元前516年，周王朝內亂，王子朝兵敗被逐。老子帶著周代典籍奔楚。《莊子·天道》記載：老子“被免而歸居”，回到陳國。他看到天下大亂，不得其時，乃蓬蒿而行，要到深山老林去修道養性。這才有騎著青牛，西出函穀關的故事。把關的關令尹喜會見了老子，就辭官不幹，拜老子為師。老子從東方而來，去西方隱居，這就是“紫氣東來”的典故。老子鑒於尹喜的誠意懇請，便將自己一生積累的知識、修道的心得和古代流傳下來的哲思妙想，以及我國曆代盛衰存亡、世人禍福壽夭的經驗教訓，融合當時已掌握的科學知識，以人之道較之天之道，綜合考察，總結寫出《道德經》。司馬遷說：“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兩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記·老子列傳》）後人尊老子為百家之祖，道家則尊奉他為創始人，現當代學術界則稱老子為“雙父”——中國哲學之父、世界哲學之父。

老子的道學，乃宇宙中自然之道，上古流傳迄今之道。它細究天人之際，察萬物之情，通古今之變，對應人生之事，證大道之真，是世人修真成聖之道。它概括天之道——宇宙自然之道和人之道——攝生之道、真人之道、聖人之道和玄妙之道。舉凡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無所不包，囊括無遺。可以入世，可以出世，可以超世，而將玄之又玄、深不可測的大道，以明白曉暢的文字予以科學的總結，體現了中華民族高度的理性思維和超前智慧。《道德經》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老子的《道德經》並不是空穴來風，它是在繼承古代智慧和伏羲的《易經》基礎上創新。在老子之前（公元前5世紀），早就有夏朝的《連山易》和殷商朝的《歸藏易》。連山、歸藏、周易合稱“三易”，它的源頭是“三墳”：即天皇伏羲《山墳》、人皇神農《氣墳》、地皇黃帝《形墳》。老子是史官，有條件看到春秋以後失傳了的《三墳》《連山易》《歸藏易》等洪古典籍，他從中吸取了古人的智慧。“萬物負陰而抱陽”就是《歸藏易》的第一卦。但是“陰”與“陽”是從哪裏來的，並沒有講，隻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論述。莊子說：“易以道陰陽。”

老子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把“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認識往前推進了一步，揭示了宇宙萬物的本體是“道之為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並且用最簡潔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之相生”的宇宙生化發展的公式加以表達，把陰陽之“二”推到太極之“一”，又將太極之“一”推到無極之“道”。其境界與理論之高度是前無古人的，將華夏先祖從太古洪荒時代流傳至春秋的大道學說發揚光大，推進到一個劃時代的水平，這是一次偉大的超越。

關於老子的記載很多，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儒家鼻祖孔子曾經向老子問禮。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對弟子南宮敬叔說：“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禮樂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願同去否？”南宮敬叔欣然同意，隨即報請魯國國君批準。魯君派遣一車二馬一童一禦，由南宮敬叔陪同孔子前往。老子見孔丘遠道而來，非常高興。教授之後，又引孔丘訪大夫萇弘。萇弘善樂，授孔丘樂律、樂理；領孔丘參觀祭神典、廟會禮儀等宣教之地。孔丘感歎不已，獲益匪淺。

回到魯國，眾弟子問孔子：“先生拜訪老子，可得見乎？”孔子道：“見之！”弟子問“老子何樣？”孔子道：“鳥，我知它能飛；魚，吾知它能遊；獸，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網縛之，遊者可用鉤釣之，飛者可用箭取之，至於龍，吾不知其何以？龍乘風雲而上九天也！吾所見老子也，其猶龍乎？學識淵深而莫測，誌趣高邈而難知；如蛇之隨時屈伸，如龍之應時變化。老聃，真吾師也！”

春秋時期兩位最了不起的智慧大師，一個道學的創始人老子，一個儒學的開山鼻祖孔子，就這樣第一次握手了。從孔子對老子的評價，“吾所見老子也，其猶龍乎”，“老聃，真吾師也”，足見老子的智慧無與倫比。

據有關史料記載，這兩個春秋末期的文化巨人有過五次曆史性的會麵。儒家學派的鼻祖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今曲阜東南），比老子小20歲。孔子先祖為宋國貴族，因遭遇家難，遷居魯國。父親早逝，家境貧苦，少年做過看管牛羊的“乘田”和主管會計的“委吏”。在母親家教的影響下，潛心學習。據《史記》和有關史料記載，孔子曾遠道求師向老子求教過五次之多。老子告誡孔子說：“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孔子很謙虛，一些不太清楚的重要觀點請教於老子；老子也把孔子當做朋友，很尊重孔子；固然他們意見不一樣，但師生情誼是真摯感人的。老子認為周守藏室裏的典籍對學問的增長是有好處的，但是無益於消除動亂。因為動亂的產生不是周禮所能夠解決的，其根源在於人心的私欲，並告誡主張“克己複禮”的孔子說：“你的前景暗淡難料啊。”所以著名哲學家張岱年說：“道家，其理論之湛深，思想之縝密，實在超過儒墨兩家。”著名學者蕭焜燾說：“李耳的思想意境之高超，洞意世情之深邃，遠遠超過孔丘。老子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道德經》是一部不朽的哲學全書。”

孔子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富有一種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進取精神，是唯意誌論者。老子則是“道法自然”、輔其自然、順其自然，是一種立天道推人道高度理性自覺意識的能動性者，是我命由天亦由我的天人合一的“配天觀”。老子說：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蒿而行；“動善時”——行動善於把握時機。

《道德經》中一些耳熟能詳的句子，已經融入東周列國華夏民族人的生活和思想骨髓之中。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上善若水；天長地久；以百姓之心為心；以柔克剛，柔弱勝剛強；無為而治；尊道貴德；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反者，道之動；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將欲奪之，必固予之；獨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清靜可以為天下正；無為而無不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治大邦，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不敢為天下先；哀兵必勝；善勝敵者，不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等，都出自老子這位智慧老人。

老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魅力，還可以從它的後來的命運中清楚地看到。人們都知道，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學術思想十分活躍，當時著名的顯學有所謂儒、墨、法、道等等，這些派別各執其說，互不相讓。但就是這些各不相同的學派，卻都受到過老子《道德經》的影響。儒家的後學雖然無法親身聆聽老子的諄諄教誨，但受到《老子》思想的熏陶是顯而易見的。為儒家本體論奠定基礎的《周易大傳》是這樣，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荀子亦是這樣，其思想體係的建構明顯受到《老子》的影響，以天道言人事，在孔子那裏難於找到，而在《老子》中則清清楚楚。

莊子稱頌老子是“古之博大真人”。

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受《老子》影響最大的當數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韓非都“本於黃老”。對此，司馬遷有一段評語，他說：“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雖然申、韓的境界，遠不如老子，但他們也是“原於道德”的。韓非為人口吃，說話不利落，但善於著書，在《韓非子》一書中有兩篇是直接關於《老子》的，這就是《解老》和《喻老》，這是最早解釋《老子》的文字。

受《老子》影響的遠不止以上幾家，還有諸如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在宇宙萬物本體意義上、大全意義上，“道”的理念為兵家提供了武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與孫子“攻心為上”一脈相承。稷下學派的代表慎到、天駢、環淵等都受《老子》的影響。另有一說，是環淵將老子流傳於世的語錄整理成《道德經》，使後來的《老子》一書得以流傳於世，對先秦學術思想產生巨大影響。

《漢書·藝文誌》中將諸子分為一百八十九家，但“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觀此九家之言，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道家作為九家之一，《漢書·藝文誌》中對其概括為：“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

老子與孔子一樣希望人道本於天道，但他主張天道自然，“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他認為禮教觀念是自然之道墮落的結果，應該將道作為人類終極信仰的根本，由無而至道。孔子創立的儒學，則反對苛政濫刑，主張“為政以德”，做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對“犯上作亂”的則必須“糾之以猛”。在做人修養上注重發揚“仁”的品德，講究“忠恕之道”。孔子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跟他的個人經曆分不開的。他中年開始授徒講學，五十多歲時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參與國家管理。但因政見不合，魯君不能實行他的仁政，憤然離開魯國，帶著學生曆遊齊、衛、宋、陳、蔡、楚，向各國君王推銷他的仁政思想。

當時各國為爭霸打得不可開交，當然沒有哪個國君會實行他的仁政。晚年他帶著學生回到魯國，繼續“開門辦學”，公開提出“有教無類”，不管貴族、平民，不管有錢人、貧苦人，都應該有讀書學習的機會。他在中國曆史上首創私人辦學，及門弟子三千人，其中“受業身通者”的博士生、“博士後”達七十二賢人。

孔子比老子高明的地方是：他也看到了春秋動蕩，戰國爭雄，但他沒有像老子一樣退縮隱居去著書立說，而是積極去各國遊說，希望施行他的仁政，讓老百姓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進而實現國家的大統一。孔子是親身經曆過春秋時代的亂世，諸侯永無休止爭戰稱霸的苦難的，在孔子遺書《四書·大學·九章釋齊家治國》裏，他有一段論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這裏說的“一人”，當然是專指一國之君。這個人如果有仁愛之心，像堯舜那樣愛護百姓，國家也就興旺發達。反之，因君主一人貪戾，如桀紂之流，國家就會作亂，覆亡。

孔子沒有隱退去著書，但他把他的所有智慧和哲學思想，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他的學生。他的七十二賢“博士”生們都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學問家。他生前的語錄，在他死後由學生編撰成堪與老子《道德經》相媲美的《論語》，得以流傳於世，成為儒學學派的經典。他利用教學之餘編輯的《詩經》《春秋》，也都成了後世必讀的典籍。孔子之後，儒學繼承者人才輩出，如顏回、子路、子貢、卜商、荀子、孟子。孔子被後世稱之為至聖，孟子稱為亞聖。不太出名的卜商（子夏）學識淵博，文采飛揚，是孔子七十二賢之一，晚年講學於西河（今陝西合陽一帶），主張為人君者必讀《春秋》。魏國國君魏文侯親政，師之以禮。他培養的學生李俚、吳起，均是戰國末期的風雲人物。李俚做了魏國宰相，吳起做了楚國令尹。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都像孔子、老子這樣以自己的方式發表著對當時社會政治倫理的見解。問題是：誰的見解會為後來大一統帝國的君主所看重呢？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諸子百家，百家爭鳴，那時的學術氣氛是相當自由的。諸子百家不僅可以在各諸侯國間自由來去，還可以與國君、士大夫討論政治、哲學、思想意識形態各個方麵的問題。一方麵列國之間在不停地爭戰，一方麵學者們在彌漫著戰火硝煙的各國間穿梭往複，探討學術上的問題。這種近乎滑稽的寬鬆的學術環境，大概也是春秋戰國之所以能出現中國第一次文化學術高峰的原因之一吧！

我在曆史小說《屈原狂歌》中，寫到屈原出使齊國，到齊國都城外的稷下去參加一次稷下學派百家爭鳴的情況。小說雖不無誇張，但通過那場麵，足可見當時學術爭鳴的自由與激烈。

臨淄西城門附近的稷山腳下，遍布齊威王、齊宣王兩代君王興建的學宮，形成了當時七國最大的各派學術交流的中心。輕悠悠的馬車駛進巍峨的“稷門”，一座座學宮精舍整齊排列。大道盡頭，層層玉階之上聳立著大屋頂的巍峨宮殿。宮殿外，穿著各國官袍學服的鴻儒學子進進出出，熙熙攘攘。

屈原和弟子下車，擠在學人中朝大殿上走去。

大殿裏正在舉行學術辯論。

講台上，坐著“上大夫”一級的鴻儒巨擘。講壇下麵的學人年齡不一，有的探頭站立，有的席地而坐。自由爭鳴的氣氛十分濃烈，辯論的各方發言都很隨意。有的即興而發，有的手舞足蹈，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怒發衝冠。屈原和宋玉、景差選一僻靜處，席地而坐。這時，一青年學子站立起來，衝坐在講壇上的一年逾古稀的長者問道：“請問慎太傅，你的黃老之術，能強齊弱楚而西抗暴秦嗎？”

慎到欠身倚在講壇上，撫著一大把胡子說：“慎到本學黃老道德之術，兼容法家。以道變法，因法重勢，此為立法的要義。如人君不能以道變法，也就不能要求臣民‘以死守法’‘以力役法’。如果人君能充分發揮君主權利，強調‘抱法處勢’之必要，齊國自然能強大，達到弱楚拒秦之目的。”

講壇上一個年近半百，頭纏方巾，身穿布衣的鴻儒站立起來，毫不客氣地打斷慎太傅的話道：“慎太傅的以道變法之術休矣！真正要弱楚拒秦，必須施仁政。各國君王如果都施行仁政……”他稍微停頓了一下又說：“如果都施仁政，則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下麵一個年青學子站起來打斷他的話：

“如果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等到楚國或秦國打進來，我們就隻能坐以待斃，把我齊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讓得了。”另一學子馬上反對：“不對，先生所講的施仁政乃是天下人的事，而不單指齊國。隻要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都做到仁治，都施行先生的仁政，天下也就太平了。”

一老鴻儒插言：“秦乃虎狼之邦，楚乃反複無常之輩，我們不能把和平昌盛建立在別人施仁政的基礎之上，我們必須探求強齊的良方。”

“對，”一青年學子在下麵叫道，“聽說楚大夫屈原已經到了臨淄，我們必須警惕楚人的陰謀詭計。”

台上那位老儒附和：“據說屈原至此已半月有餘，見不到大王急於熱鍋上的螞蟻。隻要大王堅持不見他，也就悻悻而去，這是上策。”慎太傅立即反對：“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避而不見不是道理，何況屈原是一位名滿天下的詩人，齊國當以大禮迎見，還要邀他到稷下學宮來講學。這才是廣開言路，百家爭鳴。”

聽到此，屈原不得不站了起來，朝前走了幾步，衝講壇上大聲質問道：“為什麽一定要弱楚拒秦，而不是聯楚抗秦呢？後學之輩早聽說稷門學子，人才濟濟，鴻儒巨擘，不可一世。原來諸子百家，爭長論短，都在爭論一個如何‘弱楚拒秦’的話題。剛才尊敬的慎太傅宣示了他的以道變法之術，這位先生──敢問這位先生就是名滿天下的孟軻先生嗎？”

台上的孟子說：“在下是孟軻，請問閣下是──”

“在下就是楚國來的屈原。”

“屈原？”

孟子立馬離座，走下台來到屈原身邊施禮，連聲地說：“幸會，幸會。屈大夫你的詩辭歌賦天下少有，稱得上是天堂仙樂，人間絕響。你雖說年紀不大，但在楚國乃至在華夏都算得上文學泰鬥了。不過，不過到了齊國稷下這樣的學術殿堂，詩詞歌賦同哲學畢竟是兩碼子事啊！”

“孟軻先生，”屈原也先禮後兵，“你的仁政之學同樣偉大，高超，但隻有在堯舜之時方可實行。當年你遊說到魏國，魏惠王聽了先生的‘仁政’，為什麽不置一詞，讓先生吃了閉門羹？這說明當今之世，決不是實行‘仁政’的時候。先生在魏國推行不了，你才又跑回齊國來了。”

孟子瞠目結舌。

屈原向台上台下略施一禮，披瀝而談：“其實剛才慎太傅的以道變法之術，比孟軻先生從孔子那兒承接下來的儒學仁政，不知高明到哪兒去了。試問，當今七國爭雄，天下大亂，戰事頻仍，民不聊生，官吏腐敗，有哪個人君又能真正施行仁政呢？施仁政必得四海和睦，天下一統；隻有太平盛世才可能講仁政。天下怎樣才會太平？隻有齊楚聯合六國合縱，把暴秦打下去，天下才會獲得真正的太平……”

台上孟軻進行反擊道：“屈大夫，我倒聽說楚國政治黑暗，貴族腐敗。一個去過楚國遊說的朋友告訴我，說：‘楚國的飲食比玉還貴，燒的柴火比桂樹還貴，被謁見的貴族難見像鬼，要見國王比見上帝還難。’”

屈原以退為進地說：“齊國與楚國也有相同之處。孟夫子說楚國國王難見，貴國的齊王不同樣比見上帝還難嗎？屈原此次來齊都已逾半月，我連齊王的影子都還沒見到。我可是楚國派來的使齊大臣呀！楚國人才濟濟，但楚王並不自私，他希望六國聯盟共榮共強，他毫無保留地讓楚國人才流往各國。這裏成百上千稷下先生、稷下學子中，又有多少是楚國人？為齊國效力的農家許行先生、天文占星家甘德先生和思想家環淵、宋榮先生等等，不都是楚國人嗎？齊國在楚國千裏之外，兩國並無土地糾葛，此次大王派屈原出使齊國，楚王一片誠心，希望同齊國交好，楚王有給齊王的親筆簡書。如果齊楚能結盟，七國中兩個比較強大的國家能夠同心同德，再聯合四個較弱小的國家，一致抵抗一個強大的秦國；那秦國還敢輕舉妄動嗎？可惜齊王難見……”

講壇後麵布幔遮掩的“包廂”裏，響起一陣搖鈴般的哈哈大笑。一會兒，從那裏走出一個微服冠巾的中年人。那人走下台，一直走到屈原跟前，目光炯炯地打量著屈原道：“屈大夫，叫你久待了。”

“在下未曾與先生謀麵，”屈原見此人穿著隨便，但氣宇不凡，猜度道，“敢問先生尊姓大名？”

“我就是你比要見上帝還難的那個人呀！”

“您就是齊宣王？”屈原一驚，立即跪下施禮。

小說畢竟不是曆史，但透過稷下學派這場學術論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春秋戰國之時，諸子百家都在為爭得個太平盛世奔走呼號。各家學術思想不同，也許還各為其主，但無一不希望聯合起來，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和平的大一統國家。另外，從比較平民化的齊宣王，還可以看出列國君主對百家爭鳴的重視。正是因為各國有眼光的君主對學術爭鳴的提倡，才有當時學術文化的大繁榮。

繼承弘揚老子道家思想的莊子，名周，是戰國中期宋國蒙地（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大約生於公元前369年。莊子一生隱默無聞，卻著述甚豐，作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國哲學史、文學史以及各藝術領域都有極大的貢獻。老、莊與孔、孟，共同構成了國民精神的源頭。但是，莊子作為一個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隱士型思想家，他基本上沒參加過任何重大的曆史事件。

莊子笑傲王侯，抨擊現實的個性，卻鮮明地留在曆史的記憶之中，在動蕩的戰國時代可算是個特例。寧靜的學術生涯給莊子帶來無限的樂趣，他為自己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人生、社會和自然而無限欣喜，而對權力、金錢抱著孤芳自傲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惠施在魏國做宰相時，有一次，莊子千裏迢迢來到了魏國，有人說他是來與惠施爭奪宰相職位的。惠施深知莊子之誌，完全不以為然。但他擔心莊子直接去見惠王，放蕩不羈的莊子與惠王爭辯起來，會招來殺身之禍，於是就讓人到處尋找莊子。莊子也聽到謠言，說惠施為了不讓他來爭奪相位，正在四處搜捕他。二人見麵後，莊子繞著圈兒說：“南方有一隻鳳鳥，非校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飲。這隻鳥飛向北方時，看到地上有一隻老鷹正在抓一隻死老鼠吃。老鷹看到鳳鳥飛來，嚇得‘唉喲’一聲，趕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麵，生怕被搶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個相位來嚇唬我呀！”

誤會消除了，莊子和惠施還是好朋友。

春秋以後的道家有老子、楊朱、莊子、稷下黃老等流派。老子雖然主張“守一、無為、清靜”，但卻具有鮮明的政治實踐傾向。《老子》所闡發的和平主義、清靜無為的思想對於處理戰國紛爭中列國的政治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具有可貴的啟迪意義。莊子及其後學者在自己學派的立場上，評論百家，綜合道家各派。《莊子》一書本身就是道家各派的總思想集。而《管子》一書中《白心》《內業》《心術》等篇都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廣泛吸收各派思想之集大成者。道教以道家學說為主，雜取儒、墨、醫、佛諸家思想資料，使得道教像一個大葫蘆似的把正統的儒教文化不收的許多文化要素都吸收進去，為保存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可說功不可沒。

當今世界性的“老子熱”“大道熱”，洶湧澎湃，非人力所為，乃是人類曆史命運所內蘊的自身要求。即從對自然、對自身本性的異化而複歸於自然、複歸於道的內在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蘇聯著名漢學家李謝維奇說：“老子是國際性的。”美國學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經》是未來大同世界家喻戶曉的一部書。《紐約時報》將老子列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在國外，《老子》被譯成多種文字（據克努特·沃爾夫《西文道教書目》），世界上譯本有260多種：德文有64種，英文83種，法文33種，荷蘭文19種，意大利文11種，日文10種，西班牙文10種，丹麥文6種，俄文、瑞典文、匈牙利文、波蘭文各4種，芬蘭文、捷克文各3種，冰島文2種，葡萄牙文、越南文、世界語各1種。《老子》海外發行量居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之首，堪與西方的《聖經》相比。甚至現在已超過《聖經》，居世界第一。

尼采稱讚《老子》是“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吸桶，唾手可得”。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在《哲學演講錄》中，稱讚老子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的創始人”，以其為首的道家則“是以思辨性作為它的特性”，“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兩個隔閡世界的矛盾怎樣解決？人類的出路在於和為貴的“三和方法論”的運用，以糾正武力解決的不幸。《易經》所蘊涵的若幹“宇宙最高原理”：對稱原理、平衡原理、和諧原理、循環原理、生生原理、穩定原理等等，這些用現代語言表述的原理在曆史上的老子道學和道家的著作中曾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闡發過。一位美國總統也曾在《國情谘文》中引用過老子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兩次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說，道家是“內在的而未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

實際上，老子大道科學是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是一切科學之母，隻不過難以被我們所認識。因此，老子深歎“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矣”。莊子也浩歎“萬世之後，而遇一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春秋時代誕生的道學、儒學，曆經兩千多年後，對當今世界還在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試想，在兩千多年前諸子百家為結束戰亂，為求得一個和平統一的堯舜之邦，四處講學，辯論，爭鳴，去列國奔走呼號，是一個多麽感人的情景。春秋的戰火硝煙漸漸散去，大國吞並小國，最後留下戰國七雄：齊、楚、秦、燕、趙、韓、魏。這七個國家都成了重量級大國，國力此起彼伏，各有消長，但大統一的曆史慣性不可阻擋，大統一的曆史基因將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此風雲際會曆史巨變之時，諸子百家，鴻儒巨擘，或朝秦暮楚，或鼓吹呼籲，搖動三寸不爛之舌，產生了一個新的職業——說客。說客中兩個在大一統中舉足輕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佼佼者，竟都來自一個名叫“鬼穀子”的縱橫家手下的高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