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狂季節

第十六章

　　直到列車在長長的站台全部停穩，我仍不能確定這個城市是不是我要去的那個城市，盡管它們很相似。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紅火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就把莫利森電腦公司那份秘書工作給辭掉了。她現在換工作就像換雙襪子，有種輕輕鬆鬆的感覺。不知為什麽，再好的工作她也做不長，頂多三四個月便要折騰一下，紅火周圍的幾個朋友也全是像她這樣，躁動不安，毫無責任感。

　　王安琪也辭職了。她認為公司不是久留之地，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省得被人把血汗給榨幹了，到時後悔都來不及。

　　安琪用男朋友給的錢在一處並不很繁華的地方開了一間酒屋，取名“電腦人”。紅火在電話裏罵她：

　　“你他媽的當電腦人還沒當夠啊？”

　　“紅火，你現在也變得會說髒話了啊？”安琪在電話那端聲音顯得笑嘻嘻的。

　　“一句他媽的誰不會說？這比考大學容易多了。”

　　安琪說：“我現在都後悔讀那麽多書了，有什麽用啊？早知道畢業出來開啤酒屋，我十年前就不應該讀書了。”

　　安琪是計算機係畢業的碩士生，不過她說她現在一看軟件程序頭就疼，現在一天到晚泡在酒屋裏聊聊天，喝喝酒，“我現在隻想幹不動腦筋的工作。”她指逢裏夾著一根綠More，頭發很“先鋒”地理成“板寸”，一對大耳環在酒屋紅紅綠綠的光線裏一閃一閃的，根本看不出它原本的顏色來。

　　安琪的電腦人酒屋從外觀看是一部碩大無比的電腦，進門的地方是一粒按鈕。紅火說我怎麽覺得我一走進去整個屋子都啟動了似的。安琪說你這種感覺就對了。

　　與那種裝飾得假裝古樸的木桌木椅木頭牆壁的酒吧正好相反，“電腦人酒屋”裝飾得非常現代。人家是在鋼筋水泥外邊貼毛邊的樹皮，安琪卻恨不得用鋼板做牆麵。她不知用了什麽魔法使酒吧裏的牆壁變得鋼藍而發亮，那種幽暗而堅硬的金屬光澤給人一種太空艙的感覺。

　　這裏的服務小姐也是用“軟件”、“硬件”、CPU……CRT等來命名的，她們一個個打扮得都很未來，銀亮的短裙和靴子，頭上的飾物是芯片和電視天線，還有用小燈泡做的會發光的“電子耳環”。後來有位“奔騰一百”小姐幹脆在頭上裝上了形態逼真螺旋槳，走起路來那玩藝就會吱吱啦啦轉個不停。那女孩長得也美，臉架子比較寬，麵頰左右的兩塊骨像男人一樣棱角分明，給人一種很“冷”的輪廓和“堅硬外表”的感覺。像她這類女孩按說描述出來應該不算好看，除了皮膚較白、個子較高之外，她的五官單拿出來一樣也不出色，合在一起卻很耐看，有一種很超前的美，要不然怎麽暗地裏男人們都說“奔騰一百”像個女超人。她頭上的螺旋槳要是不小心安在別人頭上一定很滑稽，安在她頭上卻超凡脫俗，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紅火剛一落座，“奔騰一百”小姐便走過來問紅火想喝點什麽。

　　紅火看了眼她拿過來的飲料單，名字都起得特別怪，黛玉，寶玉，寶釵是淡啤酒，而卡門和佐羅是黑啤酒。紅火點了杯寶玉。

　　“奔騰一百”知道紅火是老板的朋友，所以對她格外客氣。“還有冰淇淋您也來一份吧？是我們電腦人酒屋的特產，叫綠紙船。”

　　紅火要了兩份“綠紙船”一杯淡啤酒，剛拿起小勺來，梳板寸頭戴大耳環的女老板就出現了。她穿著裹得很緊看不出式樣來的黑衣，下麵是小短皮裙和黑色絲襪，一雙短靴緊裹著腳踝，走起路來好像嗖嗖帶著風似的，和這兒的環境很相配。

　　“隔好遠就聽見你的聲音了，最近怎麽樣，紅火？”安琪笑得有些“職業”，那笑容好像已經標準化、格式化了似的，恰到好處，自然，甜美，落落大方，從來也不會笑“過”的。這一套安琪是在公司裏練出來的，現在開這間小酒吧，正好派上用處。

　　紅火道：“你看上去像個俗女人。”

　　“那好呀，大俗到頭就是大雅也。無所謂，我現在這種生活比在公司裏給人家當高級打工妹舒服多了，最起碼用不著看誰的臉色行事了，腦子裏空蕩蕩的裝的全是酒。”

　　她彈彈煙灰，然後無可奈何地一笑。

　　“奔騰一百”走過來俯在安琪耳邊說了句什麽，安琪對紅火說你先隨便坐我進去有點事。紅火看到那女孩頭上的螺旋槳呼呼轉個不停，疑心自己是到了另外一個時空的另一星球上。

　　屋頂上有一張巨大的程序紙像布匹一樣螺旋而下，紙的兩端穿有兩排整整齊齊的圓孔，那上麵寫滿天書一樣的符號和數字，有個歌手在唱一首語焉不詳的歌。

　　燈光暗淡，他的歌聲顯得很渾濁。他嘴裏老像含了一口濃痰吐也吐不出似的，聲音裏有一種磨洗不清的蒼桑感。

　　電腦人酒吧的滑稽之處在於它一方麵“卡通”人生，給人以忘卻現實的幻覺，另一方麵又使人覺得自己像遊戲中的“阿土仔”，忙來忙去其實並無意義，這便使人陷入更深的一層悲哀。人人都好像漂浮在空氣中，遊來遊去而無法把自己準確定位。誰都說活得不好，工作沒勁，人們“像自由電子”一樣這山望著那山高，不分清紅皂白地快速移動著自己的位置，移來移去總說不好，有的人就幹脆停下腳步站下來觀望，也有人悲觀失望，想回到原有的秩序中去，但是已經不可能了。

　　紅火覺得現實社會就像一列正在轉軌的火車，車上難免有人躁動不安，人們紛紛站起身來重新占座，有的占到了好位子，有的卻連原先的位子都不見了。

　　那個粗嗓門的歌手每天都來酒屋唱歌，安琪說又沒人請他來，也沒人付他工錢，他自個兒願意在這兒唱。

　　“沒辦法，轟都轟不走。”

　　安琪攤開雙手聳了聳肩，表示無可奈何。

　　歌手每天唱完歌就走，他說他還要去趕下一家。有天紅火請他喝了一杯酒，說：“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歌手一揚脖把一杯酒灌進肚，用手背抹抹嘴說：

　　“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麽。我到北京不是為掙錢，是來尋找機會的。”

　　“什麽機會呀？”

　　“出名呀！像你們這種北京女孩除了吃冰淇淋還知道什麽？你不知道我每天這樣不停地唱，說不定哪天就碰巧遇見哪個音樂製作人了。對不起，我得走了。”他總是這樣來去匆匆的樣子，讓人覺得他像刮過來又刮過去的一陣風。

　　有一陣子她和這個叫張彪的無名歌手打得火熱，連她自己也感到莫明其妙。

　　張彪長著一張邁克爾·傑克遜式的俊逸麵孔，歌唱得實在是很一般——至少紅火這麽認為，他自己可不覺得。他是那種追求形式的男孩，行為舉止做得很像一個歌星，而內心的核卻又什麽也不是。各種門類的藝術與他都是絕緣的，他站在台上隻不過是一個花架子，他手裏的琴也是死的，音也是那個音，調也是那個調，卻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在唱歌方麵他至多隻不過是一個複製別人的留聲機。

　　紅火和他攪在一起並不是因為喜歡他的歌，而是出於一個簡單的原因：寂寞，無聊。

　　紅火早已從母親那兒搬出來住了。正好有個朋友出國，房子需要有人照管，紅火就把房子以較為便宜的價格租下來了。

　　那是一套老房子。現在這種帶木質百葉窗和厚重木門的房子已經不多見了，紅火一走進去就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感。房間裏到處都是灰，家具和沙發用布罩子蓋著，木質地板走上去有一種空空的回聲。即使是大白天，這裏的光線仍然很暗。紅火站在窗邊用力拉動已經澀住了的窗簾繩，陽光一點一點地泄進來，紅火看見有許多灰塵的小顆粒在那束透進來的光線裏拚命地往上飛。

　　紅火收拾了很久總感到有抹不完的灰。舊的一層抹去了，新的一層又來了。房子地處鬧市區，撩開窗簾一點點就可以看到樓下緩緩開進車站、車身被廣告塗抹得花花綠綠的公共汽車。這裏是一處終點站，也是起點站，長長的車身要在這裏調轉一百八十度，然後再照著原路往回開。車站的遮雨篷下總是黑鴉鴉地站著一堆人，有背大包揪的外地來的民工，也有嘴裏嚼著泡泡糖的穿校服的年輕學生，車來了，所有的人一哄而上，個頭小、力氣小的被擠到了一邊。車子滿載了人，在售票員嗚裏哇啦的聲音裏轟轟烈烈地開走了。

　　這套舊房子裏沒有電話，這也是紅火比較滿意的地方。晚上回來把尋呼機的按鈕一關，她便隱沒在這座密密麻麻擁有幾千萬人口的城市裏。紅火現在的工作是在一家還算暢銷的都市時尚雜誌社作編輯，月薪四千多塊，這在報刊界的同行裏算得上是高薪階層了。紅火負責的板塊是“域外采風”和“海外飛鴻”，有一些編譯的稿子可以拿到家裏來做，這樣就不必像在公司裏做秘書那般準時準點跟個活機器人似的了。

　　紅火原本並不打算跟母親分開來住。別人都以為她是因為有了相好的男朋友，跟母親住在一起不太方便，這才打主意搬出來的，其實根本不是那麽回事。

　　紅火沒錢的時候一心想著多掙兩錢，為自己也為母親。紅火媽愛錢愛得出了名，她對待錢的態度就像是熱戀中的情人相互思念那般焦渴。

　　紅火在莫利森公司掙的錢每月拿出一半來交給她媽，另一半留著自己花。

　　公司是浮華之地，公司裏的女孩互相攀比，一個買了套800元的內衣，另一個就得買套1000元的。所謂的“白領時尚”不過是窮人乍富的炫耀心裏在作怪。有些小姐未必真的那麽喜歡打保齡球或者蹦迪，穿名牌穿的也不過是個商標而矣。

　　紅火媽對於紅火的浪費大為惱火。

　　“你衣櫃裏的衣服多得都要流出來，你怎麽還要買？再買來往哪兒放？”

　　紅火對購物其實並無興趣，但隻要一上街就有些管不住自己，每回都得把錢包花得空空的才肯回來。母親越是逼她要錢，她手裏就越是存不住錢。她越是存不住錢，她母親就越是要一個子一個子地把錢從她手裏摳出來存進銀行，這一對矛盾愈演愈烈，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

　　紅火覺得母親像一把鋒利的雙麵刀片，隨時隨地準備從別人身上往下刮錢。誰挨她挨得越近，就被她刮得越厲害。她有極強的操縱欲和虧損症，認為天下人全是傻子惟獨她一個人精得要命。紅火買禮物給她，她會背著紅火到商店裏去把東西給退了，折回錢來放進自己口袋。

　　“媽，您這又是何必呢？禮物是禮物，您又何必去把它換成錢呢？”

　　紅火媽振振有辭地說：“我隻是不喜歡你花那些冤枉錢。要孝敬我的話拿錢來好啦。”

　　紅火以後再給她媽買衣服或者皮包，除東西外還要另送一份禮錢給媽媽，比如花1200元買的一件毛衣，除毛衣外還要另加一千塊錢給她，以防止她再到商店去把東西退了折錢。紅火媽就想，要是把衣裳退了我不是就有兩千塊了嗎？

　　“這種毛衣哪值一千二百塊唷？”她總是撇著嘴跟街房鄰居說三道四，“大商場的東西坑死人啦！”

　　於是她不惜花一整天時間擠地鐵再倒兩趟公共汽車千辛萬苦去退貨。折回錢來坐在太陽底下數那堆花花綠綠的鈔票，把每一張百元大鈔舉到半空中對著太陽照照，然後把它們逐一展平了收好。她的錢都是像很行一樣打成捆的，一千塊錢一捆，用皮筋紮著，一本本像磚頭一樣死硬。她藏錢的地方是絕對保密的，就連紅火也搞不清楚。

　　紅火媽還有一項愛好就是從外麵買些不值錢的小東西來賣給紅火。她盡可能地把女兒手裏的錢騙到自己手裏來，她每天都坐在屋子裏想花樣，紅火一進家門她總是有話要跟她說。

　　“紅火，你來，媽今天逛商店看到一串項鏈很不錯，也不貴才五百多塊，媽就做主替你買下來。哪，你拿去戴戴看，錢呢你不必著急給我的，反正是自己家裏人嘛。”

　　紅火隻好如數給她錢。

　　但有的時候還會發生這種情況，錢一進她的口袋她立刻就不記得了。

　　“紅火你那項鏈的錢還沒給我呢吧？算了算了，要是這月沒錢的話下個月再說吧。誰讓我是你媽呢，總是替你掂來掂去的，我這手裏這幾個錢呀都快掂光啦。”

　　紅火聽了麵頰氣得一抽一抽地跳。家裏就她們母女倆，錢來錢去連個證人都沒有。要是媽把這話講給外人聽，別人還以為她這個當女兒的有多小氣多不孝呢。別人家女兒要是給了一千塊錢，人家媽能說成五千，並且四處宣揚，說自己女兒的好話。紅火媽正好相反，錢一進她的口袋就好像化掉了似的，她再也不提那碼事了。

　　天涼了，傍晚總是有雨。

　　紅火枕著雙臂平躺在床上，連燈都懶得去開。她想她還有什麽指望？丈夫離了，妹妹失蹤了，就連親生母親都一心隻想著算計她的錢，她還有什麽指望？她原本並不看重錢的，她拚命掙錢一方麵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麵就是為了讓家裏人高興。她想用別的東西買不來母親的笑臉，用錢總可以了吧？

　　光線變得越來越暗，窗子外麵墨色很重的天空反而顯得清淡起來。

　　隔著一堵牆客廳那邊的電話一直在嗡嗡地響。母親大概是出去了吧？那電話響了很久，一遍又一遍的，像一個啞嗓子的女人正在嘮嘮叨叨訴著苦。“女兒不孝啊，我又沒有錢……”

　　紅火搬走那天扔了一地的鈔票。紅火在電話機下麵給母親壓了張條，“媽，我走了。”隻寫了這四個字她就覺得無話可說了。紅火把頭埋進胳膊肘裏，無聲地、肩膀一動一動地抽泣。

　　家具都是現成的，紅火搬進新家隻帶了一些小東西。

　　房屋的代理人告訴她說，我們看你一個年輕女子，又沒有旁的拖累，這樣才肯把房屋租給你的。別的東西你用用倒是用不壞，惟獨那架鋼琴你碰都不要去碰，因為那是主人的心愛之物，弄壞了你賠都賠不起。

　　紅火點頭稱是，心裏麵卻有點不舒服。

　　紅火在收拾屋子的時候發現不少女人常用的小物件，比如說頭發夾子，別針，刷指甲的小刷子等。紅火不知道這房子的來曆，隻知道房子的主人幾個月前去了美國。一定又是個守望者的傷心故事。紅火想，好歹她總算有了個結局，而自己呢？紅火想起出國想起高遠翔、費文革，心裏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來。心想，其實一切都是從出國開始的。

　　紅火望著窗外漸漸西沉下去的太陽，知道自己再也不會做這樣那樣的夢了。她每天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她的臥室朝北，又掛著深色的絲絨窗簾，她的房裏沒有電話，呼機也是關掉的，窗簾把她與這個喧囂的都市割裂開來，使她有一種藏匿起來的快感。在那個歌手張彪之前，紅火從沒帶人來過這裏。她想保持一塊獨立幹淨的空間，不希望有人打擾的一個人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