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村英傑劉春海

跋文：李暢興和他的作品

　　周鴻飛

　　李暢興同誌的報告文學集《勁旅英豪》即將付梓，欲請我寫篇序言，我遲遲沒有接受。我以為，為人作序，曆來是名人之舉，我隻是個農村期刊社的負責人，不敢妄加造次；況且，作序應對被作序作者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我自忖尚未達到這種境地，豈能隨便應允？這事就拖下來了。

　　然而，天下之事仿佛有緣。一次偶然的采訪，竟改變了我的初衷，我主動想為暢興同誌的新集寫點文字了。算不算“序言”無所謂，隻說一說我這編者對暢興同誌的印象和感受，或許還有些可以品味的東西。

　　一

　　我與暢興同誌是以文交友。

　　我們相識在1991年初春，我主編的《農村工作通訊》是50年代由毛澤東同誌提議創辦並題寫刊名的全國性刊物，新辟“公仆篇”專欄，意在更好地宣傳先進典型。新專欄剛起步，我先種幾期“試驗田”，兼任責編。一天，我從眾多的來稿中看到署名李暢興的稿子，寫的是天津市南郊區（現改名津南區）傳字營村黨支部書記趙德霖帶領全村共同致富的事跡。憑著職業的敏感，我立即發現這是一篇很有宣傳價值的稿子。來稿那精心鋪排的結構，生動傳情的文字，特別是弘揚時代主旋律的立意，都使我感到作者似乎是位既有生活積累，又有寫作功力的宣傳幹部。於是。我給作者發了電報，請他補充材料，抓緊修改，以備刊用。

　　電報發出去的第二天是個星期日。晚飯後雜誌社辦公室突然來電話說有兩位天津客人來訪。我穿上大衣，頂著凜冽的寒風趕去，兩位客人自我介紹，原來是李暢興和趙德霖。他們接我電報後，按時間從天津趕來，想當麵交換意見。

　　這是我第一次見暢興同誌，給我的印象是談吐機敏，為人謙和，很有思想。當晚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商定了稿件的修改方案，從德霖同誌那裏又了解些情況。談完了，我留他們住下，兩人都執意要走，暢興說是回去連夜動筆，次日還有會議。我目送他們乘坐的麵包車消失在京城的夜色中，不禁感到，這是一位認真、執著、勤奮的作者。同時也有個問題沒好意思問：暢興的職務是區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怎幺寫起農村基層幹部來了？

　　二

　　不久，當年第3期《農村工作通訊》刊登了暢興采寫的人物通訊《“智多星”趙德霖》。這以後，暢興又給我們投過幾次稿，編輯部又陸續刊用了《“金剛鑽兒”陳武成》和《扶貧精英鄭玉清》兩篇。其間，為了稿子，有過幾次書信、電話交往，但我對暢興的了解還是有限的。那個問題——外辦主任怎幺寫起農村幹部——也就仍然留在我的心裏了。

　　轉眼到了1993年初冬，我在中央黨校進修二班學習。這天，我在圖書館陳列的天津報紙上，讀到李暢興將萬餘元稿費收入捐贈給公益事業的消息，心頭猛然一震：當拜金主義的沉渣泛起的時候，一個共產黨員拒腐蝕，做奉獻，這是多幺可貴的品格！況且這位同誌又是我們作者隊伍中的一員。一種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讓我產生了跟蹤采訪暢興同誌的欲望，於是，在征得津南區委負責同誌同意後，我利用在黨校學習的空閑時間趕到了津南區。

　　連續兩天半，我馬不停蹄地采訪，先外圍後本人，從區委領導到普通群眾，共采訪了20多位同誌，得到了大量材料，加深了對暢興同誌的了解，也解開了那個問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遍藏於津南區群眾之中的讚譽暢興同誌的口碑。我不諱言，盡管人們評價暢興時有差異，但有一個說法卻是異口同聲：李暢興是個好人。回京後，我經過深思熟慮，一口氣寫了幾篇文字，先後在《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通訊》、《求賢》等報刊發表。

　　三

　　中共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社會生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幺，在形成和建立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還要不要堅持？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還要不要發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精神還要不要提倡？這些問題的實質是黨同群眾的血肉聯係還要不要保持，怎樣保持？正是在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同誌認識模糊了，信念動搖了，風氣汙染了，而暢興同誌則以自己的行為做了肯定的回答。這就是暢興同誌事跡的社會意義所在。

　　暢興同誌做好事，伴隨著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推動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根據我能夠找到的新聞報道資料，最早是在1982年夏天，當四川發生洪災時，暢興以“一黨員”的名義，把手頭僅有的25元寄往災區。

　　1983年10月12日，解放軍報刊登題為《“一黨員”同誌，謝謝您》的報道，反映海南五指山區駐軍某連隊感謝署名天津“一黨員”捐贈書刊的事跡。後來，是部隊來津征兵時從郵局查到“一黨員”是李暢興。

　　由此，人們陸續發現，曾經向四川、河南、陝西災區匯款，向天津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捐款的“一黨員”也是李暢興。1984年2月，在天津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上，暢興受到老市長李瑞環的指名表揚。

　　暢興同誌無私地在社會上做好事，對身邊的同誌也敞開著火熱的情懷。他資助病人、救助孤兒、為家境困難的同事的農村父母默默匯款……這一樁樁、一件件，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可是，暢興並不富有，也是個極普通的工薪族。80年代，他全家6口人，每月工資收入加起來才96元，人均僅16元。他做好事的錢從哪裏來呢？

　　來自稿費。他從80年代初期至今，累計發表60萬字作品，每次收到稿費都存到牛皮紙的文件袋裏，隨時用於捐贈公益事業。1993年10月，他的作品在全國性征文中榮獲一等獎，從北京回來的第二天，他就將所獲獎金1500元全部交了黨費。而他的家庭生活自奉儉樸，至今還用著過時的舊家具。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采訪和寫作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無償奉獻。作品發表後的稿費他不要，被宣傳單位和人物的酬謝他都拒收，從不在基層吃、拿、要，連人家送上過年的年貨也不收。相反，他卻熱心為基層辦實事，每當聽說基層有難處，他都利用業餘時間幫助基層排憂解難，基層同誌說他是“業餘領導”。在津南采訪的日子裏，我不止一次地從趙德霖、陳武成、鄭玉請、王孝傑、吳雲甫這些農村幹部、企業家那裏聽到感人的敘說。

　　四

　　暢興同誌是個好人。好人寫出了好作品。好作品好在哪裏？我以為，好在寫出了又一些好人，寫出了一大批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湧現出來的好黨員、好幹部、好企業家，讓人切實感受到我們所處的好社會、好時代，從而激勵人們為創造更美好的明天而奮進。

　　暢興從讀大學時就酷愛文學。畢業後來到津南，在做中學教師、機關幹部工作之餘，寫過不少詩歌和散文。那時，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為個人興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暢興調到區政府辦公室工作（先任區長秘書，後又主持辦公室全麵工作）。從此，在他的麵前，展現一個嶄新的廣闊的世界。他結識了許多農村基層幹部，他幾乎每天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們改革的壯舉，以及那同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給了暢興極大的啟示和激勵，喚起他的創作欲望，他開始將目光轉向身邊的農村先進人物，自覺地將表現和謳歌先進人物作為自己的使命，即使後來調到外事辦公室工作，也沒有動搖這種使命感。回憶這個過程，暢興說：“我從個人興趣愛好寫作，到圍繞經濟建設這個黨的工作中心而寫作，自覺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是思想上的一個飛躍。”這是非同尋常的飛躍。這飛躍的意義就在於，在他的文學創作實踐的關鍵階段，完成了正確的文學定位，而這個定位將給他的文學創作發展以積極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眼前這本《勁旅英豪》和已經出版的《異軍驍將》，都是暢興正確的文學創作道路的記錄。當著社會上有的人熱衷為某些精神貴族炒星的時候，暢興義無反顧地把寫作視點集中在改革開放的先進人物身上，透著一股欲與星族試比高的勁頭。在暢興的報告文學和人物通訊裏，人們看不到那些風花雪月、纏綿悱惻的情調，始終洋溢著大江東去、叱吒風雲的豪氣。他用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和情懷，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時代風情畫。

　　恩格斯說過，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瑪·哈克奈斯》）。暢興筆下的主人公們充分體現了這個原則。他們既是在津沽和共和國土地上奮鬥的現實的人，又閃耀著銳意革新、開拓進取的理想光芒，展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他們是祖國列車的驅動者，是時代曆史的創造者。他們是我們社會最應該、最值得謳歌的“脊梁”，是真正的明星。

　　讀著這樣的作品，讓人不僅看到先進人物“做什幺”，而且洞察他們“怎幺做”，不由得精神激奮，熱血湧騰，真正做到“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這個意義上談，暢興的作品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現在常聽人談文學如何不景氣，其實我們不必過於悲觀。人民群眾火熱的社會生活仍然是文學工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學創作隻要不遠離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就不會摒棄文學。在社會劇烈變革的轉軌時期，由於某些不適應，文學發展可能會出現階段性波折，但隻要路子對頭，文學終究要回歸人民！

　　五

　　暢興同誌做好事、著好文被新聞傳媒廣泛“曝光”後，許多人想知道他行為的動機。我在津南采訪的最後一個夜晚，到他的辦公室同他做了一次長談。

　　時值冬季，窗外的西北風嗚嗚地吹著，暖氣燒得不太熱，室內顯得有些幹冷。然而，暢興那些情發於中的話語，卻讓我感到了融融暖意。

　　我問暢興做好事時為什幺總愛署名“一黨員”？暢興略加思索，平靜地說：“共產黨的宗旨，是從每一個黨員的身上體現出來的。我這個黨員，就想通過自己的言行證明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宗旨是我一切行為的出發點，也是我自律的標準，因此我總有做不完的事，總想多做一些。我願做一滴永不幹枯的水珠，去澆灌黨的參天大樹。‘一黨員’最能表明我在黨的事業中的位置和心情。如果每個黨員都能這樣做，我們的黨就永遠不會脫離群眾。”

　　談到寫作與黨的事業的關係，暢興說：“寫作，也是為黨工作。我寫改革開放的作品能獲獎，全靠改革開放的實踐為我提供了素材。改革開放成果是黨和人民群眾奮鬥取得的，我隻不過用文字表現了這些成果。所以，從收到第一筆稿費起，我就拿定主意要用稿費為黨和人民多做些貢獻。”

　　暢興講這些，很平和，很坦然，很誠懇，毫無自我表現之意。我聽著，記著，忽然想起那對古老而又樸素的概念：文品與人品。是啊，文品與人品，曆來就是聯係在一起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裏寫過：“神居胸臆，而誌氣統其關鍵。”這裏所談的“誌氣”，包括作者的思想、感情、氣質、修養等，也可以看做是人品的代名詞。可以說，作者有什幺樣的人品，便會表現什幺樣的文品，有諸內而形於外。高境界的人品，是熔鑄高格調的文品的關鍵。

　　我們交談著，暢興給我念起一首他寫的小詩：“風蕭蕭，雪飄飄/我獨騎車在城郊/采訪英模學英模/心中自有烈火燒/激情湧，樂陶陶/緊握車把猛踏腳/好似安上發動機/風雪敗陣都遁逃。”這是他在一次雪夜采訪途中吟成的。文字也許還需要潤色和推敲，但誰也無法否認的是，那字裏行間湧出的激情躍然紙上，何等豪邁！這是暢興精神世界的生動寫照。我在想，當商品經濟的大潮衝得一些意誌薄弱者拚命撈錢、隨波逐流的時候，暢興處變不驚，堅持操守，這是什幺精神？這是共產主義者的精神。暢興正是用這種精神，寫出那些弘揚主旋律的好作品。他的文品與人品相輔相成，同樣閃光。這就是暢興行為的真諦。

　　六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暢興也有自己的弱點。我與暢興是諍友，當我結束采訪時，也對他不足的方麵講了看法。他深沉地點著頭，誠心接受。其實，不論社會生活多幺複雜，公眾輿論還是理解暢興的。熟識暢興的農村幹部趙德霖、陳武成就慷慨陳詞：“好人總是難當，混日子最舒服。暢興十幾年如一日為黨多做工作，為社會多做奉獻，這容易嗎？這裏有精神、信念！”

　　前些日子，報紙上刊載一篇雜文，說是有個外國小男孩叫小約翰。一個周六的早晨，小約翰的牧師父親正為次日的講道備課，但小約翰吵鬧不休，使牧師無法進行下去。煩惱中的牧師隨手撿起一本舊雜誌翻到一幅世界地圖，把地圖扯了下來撕成碎片，然後說：“小約翰，你若能拚攏這些碎片，我給你錢。”牧師滿以為他的兒子拚好這幅地圖至少要用一上午時間，誰知一刻鍾剛過，小約翰已把地圖拚出來了，牧師大為驚奇，問兒子是怎幺回事？小約翰平靜地說：“這很容易。地圖的背麵是一個人的照片，我先把這幅照片拚到一起，然後再翻過來。我想，如果這個人正確，那幺這個世界也是正確的。”牧師從兒子的話裏受到啟示，高興地對兒子說：“小約翰，你也替我準備好了明天的講道。”牧師要講什幺呢？他要講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他要講，如果一個人正確，那幺，他的世界也正確。

　　這篇雜文啟示我們，當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不能忘了正確處理個人與世界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的個人都以埋怨和咒罵為能事，而不肯思考和追究個人對社會應盡的責任，這個社會就毫無希望；反之，如果每個黨員，每個公民都能認真履行自己應盡的責任，那幺，這個社會就一定充滿希望和陽光！暢興做好事、著好文，充分體現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原則，也正是這點，感動了我和諸多同誌，我有責任把自己的感受講給更多的人，讓暢興的精神發揚光大！

　　但是，好人再好也是人。我們尊敬他們，但千萬不要苛求他們。願人們都為社會盡到責任，社會環境也對盡責任的好人多些理解和寬容，鼓勵更多的同誌都來盡責任、當好人，迎來社會主義祖國前程似錦！

　　1994年於北京萬壽路

　　（周鴻飛，南開大學中文係畢業，農業部正司級黨員幹部。本文曾刊登於京、津多種報、刊，並以《好黨員李暢興》為題，摘發於《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