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第四編 標準與尺度

　　€€第10章 父母的責任

　　在很古的時候，做父母的對於子女，是不知道有什麽責任的。那時的父母以為生育這件事是一種魔術，由於精靈的作用；而不知卻是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時實是連“父母”的觀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說什麽責任了！（哈蒲浩司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待遇子女的態度和方法，推想起來，不外根據於天然的愛和傳統的迷信這兩種基礎；沒有自覺的標準，是可以斷言的。後來人知進步，精靈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隻是性交的結果，並無神怪可言。但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如何呢？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如何呢？那些當仁不讓的父母便漸漸的有了種種主張了。且隻就中國論，從孟子時候直到現在，所謂正統的思想，大概是這樣說的：兒子是延續宗祀的，便是兒子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養兒子成人，成為肖子——小之要能掙錢養家，大之要能榮宗耀祖。但在現在，第二個條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給兒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責任——不是對於兒子的責任，是對於他們的先人和他們自己的責任；因為娶媳婦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續宗祀！至於女兒，大家都不重視，甚至厭惡的也有。賣她為妓，為妾，為婢，寄養她於別人家，作為別人家的女兒；送她到育嬰堂裏，都是尋常而不要緊的事；至於看她作“賠錢貨”，那是更普通了！在這樣情勢之下，父母對於女兒，幾無責任可言！普通隻是生了便養著；大了跟著母親學些針黹，家事，等著嫁人。這些都沒有一定的責任，都隻由父母“隨意為之”。隻有嫁人，父母卻要負些責任，但也頗輕微的。在這些時候，父母對兒子總算有了顯明的責任，對女兒也算有了些責任。但都是從子女出生後起算的。至於出生前的責任，卻是沒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們說起，隻怕還要吃驚哩！在他們模糊的心裏，大約隻有“生兒子”、“多生兒子”兩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卻不是責任。雖然那些已過三十歲而沒有生兒子的人，便去納妾，吃補藥，千方百計地想生兒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責任。所以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隻是糊裏糊塗給了他們一條生命！因此，無論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權利。

　　近代生物科學及人生科學的發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進。“人的責任”的見解，因而起了多少的變化，對於“父母的責任”的見解，更有重大的改正。從生物科學裏，我們知道子女非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卻大部分是為子女而生存！與其說“延續宗祀”，不如說“延續生命”和“延續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關聯的，又有“擴大或發展生命”的要求，這卻從前被習俗或禮教埋沒了的，於今又抬起頭來了。所以，現在的父母不應再將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裏，叫他們做“肖子”，應該讓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發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於子與女的應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學所說明，以及現實生活所昭示，更其是顯然了。這時的父母負了新科學所指定的責任，便不能像從前的隨便。他們得知生育子女一麵雖是個人的權利，一麵更為重要的，卻又是社會的服務，因而對於生育的事，以及相隨的教養的事，便當負著社會的責任；不應該將子女隻看作自己的後嗣而教養他們，應該將他們看作社會的後一代而教養他們！這樣，女兒隨意怎樣待遇都可，和為家族與自己的利益而教養兒子的事，都該被抗議了。這種見解成為風氣以後，將形成一種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輕率的、容易的事；人們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將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沒有父母的能力而貿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養成身體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將受社會與良心的製裁了。在這樣社會裏，子女們便都有福了。隻是，慚愧說的，現在這種新道德還隻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們的標準看，在目下的社會裏——特別注重中國的社會裏，幾乎沒有負責任的父母！或者說，父母幾乎沒有責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瘋人，白癡都可公然結婚，生育子女！雖然也有人慨歎於他們的子女從他們接受的遺傳的缺陷，但卻從沒有人抗議他們的生育的權利！因之，殘疾的、變態的人便無減少的希望了！窮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卻可生出許多子女；寧可讓他們忍凍挨餓，甚至將他們送給人，賣給人，卻從不懷疑自己的權利！也沒有別人懷疑他們的權利！因之，流離失所的，和無教無養的兒童多了！這便決定了我們後一代的悲慘的命運！這正是一般做父母的不曾負著生育之社會的責任的結果。也便是社會對於生育這件事放任的結果。所以我們以為為了社會，生育是不應該自由的；至少這種自由是應該加以限製的！不獨精神，身體上有缺陷的，和無養育子女的經濟的能力的應該受限製；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著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後一代社會所需要而教育他們的，也當受一種道德的製裁。——教他們自己製裁，自覺的不生育，或節製生育。現在有許多富家和小資產階級的孩子，或因父母溺愛，或因父母事務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致不能養成適應將來的健全的人格；有些還要受些祖傳老店“子曰鋪”裏的印版教育，那就格外不會有新鮮活潑的進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裏，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這些傾向！這種生育的流弊，雖沒有前麵兩種的厲害，但足以為“進步”的重大的阻力，則是相同的！並且這種流弊很通行，——試看你的朋友，你的親戚，你的家族裏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哪個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將也為他們的——也可說我們的——運命擔憂著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現在生活程度漸漸高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教養一個子女的費用，足以使家庭的安樂縮小，子女的數和安樂的量恰成反比例這件事，是很顯然了。那些貧窮的人也覺得子女是一種重大的壓迫了。其實這些情形從前也都存在，隻沒有現在這樣叫人感著吧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新興的知識階級最能敏銳的感到這種痛苦。可是大家雖然感著，卻又覺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隻有讓命運去決定了。直到近兩年，生物學的知識，尤其是優生學的知識，漸漸普及於一般知識階級，於是他們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製的了。去年山順夫人來華，傳播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影響特別的大；從此便知道不獨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製，便是健全的生育，隻要當事人不願意，也可自由限製的了。於是對於子女的事，比較出生後，更其注重出生前了；於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顯明的責任了。父母對於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權力，則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養，便都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應該受良心的責備，受社會的非難！而且看“做父母”為重大的社會服務，從社會的立場估計時，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責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後的責任反要大哩！以上這些見解，目下雖還不能成為風氣，但確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識階級裏。我希望知識階級的努力，一麵實行示範，一麵盡量將這些理論和方法宣傳，到最僻遠的地方裏，到最下層的社會裏；等到父母們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這些責任，並且“願意”自己背上“負”這些責任，那時基於優生學和節育論的新道德便成立了。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在最近的將來裏，我希望社會對於生育的事有兩種自覺的製裁：一，道德的製裁，二，法律的製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舉花柳病者等，該用法律去禁止他們生育的權利，便是法律的製裁。這在美國已有八州實行了。但施行這種製裁，必須具備幾個條件，才能有效。一要醫術發達，並且能得社會的信賴；二要戶籍登記的詳確（如遺傳性等，都該載入）；三要舉行公眾衛生的檢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會的寬容。這五種在現在的中國，一時都還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製裁便暫難實現；我們隻好從各方麵努力罷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雖然還不可能，勸止“做父母”的事，卻是隨時，隨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責任，教人知道現在的做父母應該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人們於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負責及不能負責的父母是怎樣不合理，怎樣損害社會，怎樣可恥！這都是愛作就可以作的。這樣給人一種新道德的標準去自己製裁，便是社會的道德的製裁的出發點了。

　　所以道德的製裁，在現在便可直接去著手建設的。並且在這方麵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見些。況不適當的生育當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項，將來可以用法律製裁外，其餘幾種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製裁不可。因為，道德的製裁的事，不但容易著手，見效，而且是更為重要；我們的努力自然便該特別注重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將來雖可用法律製裁，但法律之力，有時而窮，仍非靠道德輔助不可；況法律的施行，有賴於社會的寬容，而社會寬容的基礎，仍必築於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著道德的製裁；在現在法律的製裁未實現的時候，尤其是這樣！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們希望他們自己覺得身體的缺陷，自己懺悔自己的罪孽；便借著懺悔的力量，決定不將罪孽傳及子孫，以加重自己的過惡！這便自己剝奪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權利。但這種自覺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的家族，親友，時時提醒他們，監視他們，使他們警覺！關於瘋人、白癡，則簡直全無自覺可言；那是隻有靠著他們保護人，家族，親友的處置了。在這種情形裏，我們希望這些保護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會的責任及他們對於後一代應有的責任，而知所戒懼，斷然剝奪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護者的做父母的權利！這幾類人最好是不結婚或和異性隔離；至少也當用節育的方法使他們不育！至於說到那些窮到連“養育”子女也不能的，我們教他們不濫育，是很容易得他們的同情的。隻需教給他們最簡便省錢的節育的方法，並常常向他們懇切的說明和勸導，他們便會漸漸的相信，奉行的。但在這種情形裏，教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法這過程，要比較難些；因為這與他們信自然與命運的思想衝突，又與傳統的多子孫的思想衝突——他們將覺得這是一種罪惡，如舊日的打胎一樣；並將疑惑這或者是洋人的詭計，要從他們的身體裏取出什麽的！但是傳統的思想，在他們究竟還不是固執的，魔術的懷疑因了宣傳方法的巧妙和時日的長久，也可望減縮的；而經濟的壓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壓迫，他們難以抵抗的！所以隻要宣傳的得法，他們是容易漸漸的相信，奉行的。隻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資產階級，這道德的製裁的思想是極難侵入的！他們有相當的經濟的能力，有固執的傳統的思想，他們是不會也不願知道生育是該受限製的；他們不知道什麽是不適當的生育！他們隻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傳統的態度與方法待遇他們，結果是將他們裝在自己的型裏，作自己的犧牲！這樣盡量摧殘了兒童的個性與精神生命的發展，卻反以為盡了父母的責任！這種誤解責任較不明責任實在還要壞；因為不明的還容易納入忠告，而誤解的則往往自以為是，拘執不肯更變。這種人實在也不配做父母！因為他們並不能負真正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人，雖覺得很不容易使他們相信我們，但總得盡我們的力量使他們能知道些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的道理，使他們能以兒童為本位，能“理解他們，指導他們，解放他們”；這樣改良從前一切不適當的教養方法。並且要使他們能有這樣決心：在他們覺得不能負這種適當的教養的責任，或者不願負這種責任時，更應該斷然采取節育的辦法，不再因循，致誤人誤己。這種宣傳的事業，自然當由新興的知識階級擔負；新興的知識階級雖可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裏，但關於生育這件事，他們特別感到重大的壓迫，因有了徹底的了解，覺醒的態度，便與同階級的其餘部分不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留著：現存的由各種不適當的生育而來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將怎樣為他們負責呢？我以為花柳病者等一類人的子女，隻好任憑自然先生去下辣手，隻不許謬種再得流傳便了。貧家子女父母無力教養的，由社會設法盡量收容他們，如多設貧兒院等。但社會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隻怕還是要任憑自然先生去處置的！這是很悲慘的事，但經濟組織一時既還不能改變，又有什麽法兒呢？我們隻好“盡其在人”罷了。至於那些以長者為本位而教養兒童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良，前節已說過了。還有新興的知識階級裏現在有一種不願生育子女的傾向；他們對於從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覺得冷淡，甚至厭惡，因而不願為他們盡力。在這裏，我要明白指出，生物進化，生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前一代犧牲於後一代，犧牲是進步的一個階梯！願他們——其實我也在內——為了後一代的發展，而犧牲相當的精力於子女的教養；願他們以極大的忍耐，為子女們將來的生命築堅實的基礎，願他們牢記自己的幸福，同時也不要忘了子女們的幸福！這是很要些涵養工夫的。總之，父母的責任在使子女們得著好的生活，並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麵也使社會上得著些健全的、優良的、適於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隨意的。

　　為使社會上適於生存的日多，不適於生存的日少，我們便重估了父母的責任：

　　父母不是無責任的。

　　父母的責任不應以長者為本位，以家族為本位；應以幼者為本位，社會為本位。

　　我們希望社會上父母都負責任；沒有不負責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這是生物學、社會學所指給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責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則由不正確到正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總在我們的努力，比較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尤其重大的，這是我們對一切幼者的責任！努力努力！

　　@@@論無話可說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於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於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裏。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曾有過驚心動魄的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的朋友永遠是那麽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麽一個。有些人生活太豐富了，太複雜了，會忘記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麽時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記住，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個人。

　　但是為什麽還會寫出詩文呢？——雖然都是些廢話。這是時代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運動的時期，大夥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著我這個年輕的學生；於是乎跟著人家的腳印，也說說什麽自然，什麽人生。但這隻是些範疇而已。我是個懶人，平心而論，又不曾遭過怎樣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親自體驗，範疇終於隻是範疇，此處也隻是廉價的，新瓶裏裝舊酒的感傷。當時芝麻黃豆大的事，都不惜鄭重地寫出來，現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驅者告訴我們說自己的話。不幸這些自己往往是簡單的，說來說去是那一套；終於說的聽的都膩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麽話，隻是說些中外賢哲說過的和並世少年將說的話。真正有自己的話要說的是不多的幾個人；因為真正一麵生活一麵吟味那生活的隻有不多的幾個人。一般人隻是生活，按著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這點簡單的意思也還是到中年才覺出的；少年時多少有些熱氣，想不到這裏。中年人無論怎樣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開，卻是可取的。這時候眼前沒有霧，頂上沒有雲彩，有的隻是自己的路。他負著經驗的擔子，一步步踏上這條無盡的然而實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覺得一種輕鬆的意味。他樂意分析他背上的經驗，不止是少年時的那些；他不願遠遠地捉摸，而願剝開來細細地看。也知道剝開後便沒了那跳躍著的力量，但他不在乎這個，他明白在冷靜中有他所需要的。這時候他若偶然說話，決不會是感傷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訴你怎樣走著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剝開的是些什麽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膽小的；他聽別人的話漸漸多了，說了的他不說，說得好的他不說。所以終於往往無話可說——特別是一個尋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尋常的人所難堪的，我說苦在話外，以此。

　　中年人若還打著少年人的調子，——姑不論調子的好壞——原也未嚐不可，隻總覺“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寫出那冒著熱氣或流著眼淚的話；一個神經敏銳的人對於這個是不容易忍耐的，無論在自己在別人。這好比上了年紀的太太小姐們還塗脂抹粉地到大庭廣眾裏去賣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實這些都可以說是廢話，隻要想一想咱們這年頭。這年頭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將一切說話的都看作“代言人”；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這樣一來，如我輩者，倒可以將從前狂妄之罪減輕，而現在是更無話可說了。

　　但近來在戴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裏看到，法國俗語“無話可說”竟與“一切皆好”同意。嗚呼，這是多麽損的一句話，對於我，對於我的時代！

　　@@@人話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夫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麽句話：

　　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

　　你會說人話不會？

　　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麵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幹脆就是畜生！這叫拐著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不帶髒字兒是不帶髒字兒，可到底是“罵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這個詞兒。他們生氣的時候也會說“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有“不像話”，“不成話”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話”這個詞兒。“不像話”，“不成話”，是沒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話”，“不說人話”來，還少拐了一個彎兒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後才說那些話，當著麵大概他們是不說的。這就聽著火氣小，口氣輕似的，聽慣了這就覺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幾句來得斯文點兒，不像“人話”那麽野。其實，按字麵兒說，“人話”倒是個含蓄的詞兒。

　　北平人講究規矩，他們說規矩，就是客氣。我們走進一家大點兒的鋪子，總有個夥計出來招待，哈哈腰說，“您來啦！”出來的時候，又是個夥計送客，哈哈腰說，“您走啦，不坐會兒啦？”這就是規矩。洋車夫看同夥的問好兒，總說，“您老爺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爺在那兒上學？”從不說“你爸爸”，“你媽媽”，“你兒子”，可也不會說“令尊”，“令堂”，“令郎”那些個，這也是規矩。有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假仁假義，假聲假氣，不天真，不自然。他們說北平人有官氣，說這些就是憑據。不過天真不容易表現，有時也不便表現。隻有在最親近的人麵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機會，再說天真有時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愛的。所以得講規矩。規矩是調節天真的，也就是“禮”，四維之首的“禮”。禮須要調節，得有點兒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說是假。調節和做作是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這兒是所謂“習慣成自然”。規矩也罷，禮也罷，無非教給人做人的道理。我們現在到過許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講究規矩並不壞，至少我們少碰了許多硬釘子。講究規矩是客氣，也是人氣，北平人愛說的那套話都是他們所謂“人話”。

　　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隻說講理不講理，雅俗通用。講理是講理性，講道理。所謂“理性”（這是老名詞，重讀“理”字，翻譯的名詞“理性”，重讀“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謂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人愛說“合理”，那個“理”的意思比“講理”的“理”寬得多。“講理”當然“合理”，這是常識，似乎用不著檢出西哲亞裏士多德的大帽子，說“人是理性的動物”。可是這句話還是用得著，“講理”是“理性的動物”的話，可不就是“人話”？不過不講理的人還是不講理的人，並不明白的包含著“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所包含著的意思。講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講茶”就常教人觸目驚心的。可是看字麵兒，“你講理不講理？”的確比“你懂人話不懂？”“你會說人話不會？”和平點兒。“不講理”比“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多拐了個彎兒，就不至於影響人格了。所謂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人話”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說“理”這個詞兒其實有點兒灰色，趕不上“人話”那個詞兒鮮明，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還用得著這麽個鮮明的詞兒。不過向來的小商人洋車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鮮明了，鮮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這真是怪可惜的。

　　@@@很好

　　“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你這篇文章很好。”“張三這個人很好。”“這東西很好。”人家問，“這件事如此這般的辦，你看怎麽樣？”我們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時順口再加一個，說“很好很好”。或者不說“很好”，卻說“真好”，語氣還是一樣，這麽說，我們不都變成了“好好先生”了麽？我們知道“好好先生”不是無辨別的蠢材，便是有城府的鄉願。鄉願和蠢材盡管多，但是誰也不能相信常說“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材或鄉願。平常人口頭禪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這兩個語其實隻表示所謂“相當的敬意，起碼的同情”罷了。

　　在平常談話裏，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個人處處講真理，事事講真理，不但知識和能力不許可，而且得成天兒和別人鬧別扭；這不是活得不耐煩，簡直是沒法活下去。自然一個人總該有認真的時候，但在不必認真的時候，大可不必認真；讓人家從你嘴邊兒上得著一點點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間或濃或淡的睦誼，似乎也是在世為人的道理。說“很好”或“真好”，所著重的其實不是客觀的好評而是主觀的好感。用你給聽話的一點點好感，換取聽話的對你的一點點好感，就是這麽回事而已。

　　你若是專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當別論；你不是專家或者要人，說好說壞，一般兒無足重輕，說壞隻多數人家背地裏議論你嘴壞或脾氣壞而已，那又何苦來？就算你是專家或者要人，你也隻能認真的批評在你門檻兒裏的，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專家或者要人，那麽，你在說門檻兒外的話的時候，還不是和別人一般的無足重輕？還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著眼？我們成天聽著自己的和別人的輕輕兒的快快兒的“很好”或“真好”的聲音，大家肚子裏反正明白這兩個語的分量。若有人希圖別人就將自己的這種話當作確切的評語，或者簡直將別人的這種話當作自己的確切的評語，那才真是鄉願或蠢材呢。

　　我說“輕輕兒的”，“快快兒的”，這就是所謂語氣。隻要那麽輕輕兒的快快兒的，你說“好得很”，“好極了”，“太好了”，都一樣，反正不痛不癢的，不過“很好”，“真好”說著更輕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個說得重些慢些，或者整個兒說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歡那個主意，那篇文章，那個人，那東西，那辦法，等等，即使你還不敢自信你的話就是確切的評語。有時並不說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後加上些字兒，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張三這個人很好。”“你瞧，這東西真好。”也是喜歡的語氣。“好極了”等語，都可以如法炮製。

　　可是你雖然“很”喜歡或者“真”喜歡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還未必就“很”好，“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你雖然加重的說了，所給予聽話人的，還隻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並不能闡發這個那個的客觀的價值。你若是個平常人，這樣表示也盡夠教聽話的滿意了。你若是個專家，要人，或者準專家，準要人，你要教聽話的滿意，還得指點出“好”在那裏，或者怎樣怎樣的“好”。這才是聽話的所希望於你們的客觀的好評，確切的評語呢。

　　說“不錯”，“不壞”，和“很好”，“真好”一樣；說“很不錯”，“很不壞”或者“真不錯”，“真不壞”，卻就是加字兒的“很好”，“真好”了。“好”隻一個字，“不錯”，“不壞”都是兩個字；我們說話，有時長些比短些多帶情感，這裏正是個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錯”，“不壞”等量，“不錯”，“不壞”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說“不好”卻幹脆的是不好，沒有這麽多陰影。像舊小說裏常見到的“說聲‘不好’”和舊戲裏常聽到的“大事不好了”，可為代表。這裏的“不”字還保持著它的獨立的價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錯”，“不壞”的“不”字已經融化在成語裏，沒有多少勁兒。本來呢，既然有膽量在“好”上來個“不”字，也就無需乎再躲躲閃閃的；至多你在中間夾上一個字兒，說“不很好”，“不大好”，但是聽起來還是差不多的。

　　話說回來，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不一定“好”，為什麽不沉默呢？不沉默，卻偏要說點兒什麽，不是無聊的敷衍嗎？但是沉默並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種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無意見”，可以是“無所謂”，也可以是“不好”，聽話的卻頂容易將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會覺著你這個人太冷，連嘴邊兒上一點點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給人家。在這種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練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說點兒什麽才怪！要說，也無非“很好”，“真好”這一套兒。人生於世，遇著不必認真的時候，樂得多愛點兒，少恨點兒，似乎說不上無聊；敷衍得別有用心才是的，隨口說兩句無足重輕的好聽的話，似乎也還說不上。

　　我屢次說到聽話的。聽話的人的情感的反應，說話的當然是關心的。誰也不樂意看尷尬的臉是不是？廉價的敬意和同情卻可以遮住人家尷尬的臉，利他的原來也是利己的；一石頭打兩鳥兒，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樂而不為呢？世上固然有些事是當麵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兒是當麵的難。就說評論好壞，背後就比當麵自由些。這不是說背後就可以放冷箭說人家壞話。一個人自己有身份，旁邊有聽話的，自愛的人那能幹這個！這隻是說在人家背後，顧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許有用不著的時候。雖然這時候聽話的中間也許還有那個人的親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層；你說聲“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約還不至於見著尷尬的臉的。當了麵就不成。當本人的麵說他這個那個“不好”，固然不成，當許多人的麵說他這個那個“不好”，更不成。當許多人的麵說他們都“不好”，那簡直是以寡敵眾；隻有當許多人的麵泛指其中一些人這點那點“不好”，也許還馬虎得過去。所以平常的評論，當了麵大概總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後也說“很好”，“真好”，那一定說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說一個“好”還不成麽？為什麽必得加上“很”或“真”呢？本來我們回答“好不好？”或者“你看怎麽樣？”等問題，也常常隻說個“好”就行了。但是隻在答話裏能夠這麽辦，別的句子裏可不成。一個原因是我國語言的慣例。單獨的形容詞或形容詞用作句子的述語，往往是比較級的。如說“這朵花紅”，“這花朵素淨”，“這朵花好看”，實在是“這朵花比別的花紅”，“這朵花比別的花素淨”，“這朵花比別的花好看”的意思。說“你這個主意好”，“你這篇文章好”，“張三這個人好”，“這東西好”，也是“比別的好”的意思。另一個原因是“好”這個詞的慣例。句裏單用一個“好”字，有時實在是“不好”。如厲聲指點著說“你好！”或者搖頭笑著說，“張三好，現在竟不理我了。”“他們這幫人好，竟不理這個碴兒了。”因為這些，要表示那一點點敬意和同情的時候，就不得不重話輕說，借用到“很好”或“真好”兩個語了。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咿咿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隻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裏。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曆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絕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哪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麵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隻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耷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麽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麵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隻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麵的，反麵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隻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隻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妄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隻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隻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隻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隻是：說得少，說得好。

　　€€第11章 沉默

　　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

　　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我說滿沒有錯兒；但是若統計起來，口的最多的（也許不是最大的）用處，還應該是說話，我相信。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宣傳”，自我的宣傳。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為別人，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我卻也願意讓步，請許我這樣說：說話有時的確隻是間接地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為別人！

　　自己以外有別人，所以要說話；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沉默。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見生人時，大抵會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車輪船裏，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處向人問訊，攀談，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我隻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因為在中國這樣旅行中，竟會不感覺一點兒疲倦！見生人的沉默，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假如這個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隻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像防禦一個敵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隻讓他盡量說他所要說的，若他是個愛說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假如這個生人，你願意和他做朋友，你也還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選出幾處，加以簡短的，相當的讚詞；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這就是知己的開場，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假如這個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記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語，乃至臉色眼光，都有異樣的地方；你最好遠遠地坐著，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線去。——自然，我說的隻是你偶然地遇著或隨眾訪問大人物的時候。若你願意專誠拜謁，你得另想辦法；在我，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準可以滿足，而不用從牙縫裏迸出一個字。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沉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至於自我宣傳，誠哉重要——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但對於生人，這是白費的；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隻暗笑你的宣傳熱；他會忘記得幹幹淨淨，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宣傳。這不用說是交換的，但是就是交換的也好。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諒解你；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就趣味地聽著；你的話嚴重或悲哀，他們因為禮貌的緣故，也能暫時跟著你嚴重或悲哀。在後一種情形裏，滿足的是你；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氛。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其實是一種犧牲，“應該”也“值得”感謝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麵前，你的話也還不應該說得太多；同樣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雋語，也不宜重複地說。《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你應該相當的節製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話占領朋友們整個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會讓別人完全占領呀。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隻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將不能支持自己，而傾仆到無底的黑暗裏去。一個情人常喜歡說：“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麽呢？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隻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隻是表示一種理想；以後跟著說的，更隻是“口頭禪”而已。所以朋友間，甚至戀人間，沉默還是不可少的。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不應該像除夕的爆竹——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時更有詩意。譬如在下午，在黃昏，在深夜，在大而靜的屋子裏，短時的沉默，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有人稱這種境界為“無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於所謂“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時候。人多時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時，就不準行。你的過分沉默，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趕跑了！倘使你願意趕他，當然很好；倘使你不願意呢，你就得不時的讓他喝茶，抽煙，看畫片，讀報，聽話匣子，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時局——隻是複述報紙的記載，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總以引他說話為度。於是你點點頭，哼哼鼻子，時而歎歎氣，聽著。他說完了，你再給起個頭，照樣的聽著。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他是一位準大人物，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時，將兩手籠起，擱在桌上。說了幾句話，就止住了，兩眼炯炯地直看著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極，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種用法，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用在一般交際裏，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為主人留一些餘地，更屬無禮。大人物以及準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處。至於應付的方法，其實倒也有，那還是沉默；隻消照樣籠了手，和他對看起來，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

　　@@@刹那

　　我所謂“刹那”，指“極短的現在”而言。

　　在這個題目下麵，我想略略說明我對於人生的態度。現在人說到人生，總要談它的意義與價值；我覺得這種“談”是沒有意義與價值的。且看古今多少哲人，他們對於人生，都曾試作解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他們“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但是誰肯真個信從呢？——他們隻有自慰自驅吧了！我覺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橫豎是尋不著的；——至少現在的我們是如此——而求生的意誌卻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當然要求好好的生。如何求好好的生，是我們各人“眼前的”最大的問題；而全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卻反是大而無當的東西，盡可擱在一旁，存而不論。因為要求好好的生，斷不能用總解決的辦法；若用總解決的辦法，便是“好好的”三個字的意義，也盡夠你一生的研究了，而“好好的生”終於不能努力去求的！這不是走入牛角灣裏去了麽？要求好好的生，須零碎解決，須隨時隨地去體會我生“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我們所要體會的是刹那間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的全人生！

　　著眼於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記了他自己現在的生活。他們或以為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在於過去；時時回顧著從前的黃金時代，涎垂三尺！而不知他們所回顧的黃金時代，實是傳說的黃金時代！——就是真有黃金時代；區區的回顧又豈能將它招回來呢？他們又因為念舊的情懷，往往將自己的過去任情擴大，加以點染，作為回顧的資料，惆悵的因由。這種人將在惆悵，惋惜之中度了一生，永沒有滿足的現在——一刹那也沒有！惆悵惋惜常與彷徨相伴；他們將彷徨一生而無一刹那的成功的安息！這是何等的空虛呀。著眼於全人生的，或以為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將來；時時等待著將來的奇跡。而將來的奇跡真成了奇跡，永不降臨於籠著手，墊著腳，伸著頸，隻知道“等待”的人！他們事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卻專作為等待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須等待明天的明天了。這種人到了死的一日，將還留著許許多多明天“要”做的事——隻好來生再做了吧！他們以將來自驅，在徒然的盼望裏送了一生，成功的安慰不用說是沒有的，於是也沒有滿足的一刹那！“虛空的虛空”便是他們的運命了！這兩種人的毛病，都在遠離了現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刹那。

　　著眼於現在的人未嚐沒有。自古所謂“及時行樂”，正是此種。但重在行樂，容易流於縱欲；結果偏向一端，仍不能得著健全的，諧和的發展——仍不能得著好好的生！況且所謂“及時行樂”，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借此掩蓋悲哀，並非真正在行樂。楊惲說，“及時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明明是不得誌時的牢騷語。“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明明是哀時事不可為而厭世的話。這都是消極的！消極的行樂，雖屬及時，而意別有所寄；所以便不能認真做去，所以便不能體會行樂的一刹那的意義與價值——雖然行樂，不滿足還是依然，甚至變本加厲呢！歐洲的頹廢派，自荒於酒色，以求得刹那間官能的享樂為滿足；在這些時候，他們見著美麗的幻象，認識了自己。他們的官能雖較從前人敏銳多多，但心情與縱欲的及時行樂的人正是大同小異。他們覺到現世的苦痛，已至忍無可忍的時候，才用頹廢的方法，以求暫時的遺忘；正如糖麵金雞納霜丸一般，麵子上一點甜，裏麵卻到心都是苦呀！友人某君說，頹廢便是慢性的自殺，實能道出這一派的精微處。總之，無論行樂派，頹廢派，深淺雖有不同，卻都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他們有意的或無意的企圖“生之毀滅”。這是求生意誌的消極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不能算是好好的生了。他們麵前的滿足安慰他們的力量，決不抵他們背後的不滿足壓迫他們的力量；他們終於不能解脫自己，僅足使自己沉淪得更深而已！他們所認識的自己，隻是被苦痛壓得變形了的，虛空的自己；絕不是充實的生命，絕不是的！所以他們雖著眼於現在，而實未體會現在一刹那的生活的真味；他們不曾體會著一刹那的意義與價值，仍隻是白辜負他們的刹那的現在！

　　我們目下第一不可離開現在，第二還應執著現在。我們應該深入現在的裏麵，用兩隻手撳牢它，愈牢愈好！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厭棄，“現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為過去的已“過去”了。——孔子豈不說：“往者不可諫”麽？將來的人生與我生，也應作如是觀；無論是有望，是無望，是絕望，都還是未來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曉得“現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現在”雖不是最好，卻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們最能管的地方。因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愛的。古爾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說早晨還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時摘下的。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愛的一刹那，便是現在。事情已過，追想是無用的；事情未來，預想也是無用的；隻有在事情正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捉它，發展它，改正它，補充它：使它健全，諧和，成為完滿的一段落，一曆程。曆程的滿足，給我們相當的歡喜。譬如我來此演講，在講的一刹那，我隻專心致誌地講；決不想及演講以前吃飯，看書等事，也不想及演講以後發表講稿，毀譽等事。——我說我所愛說的，說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裏的話。我說完一句時，心裏便輕鬆了一些，這就是相當的快樂了。這種曆程的滿足，便是我所謂“我生相當的意義與價值”，便是“我們所能體會的刹那間的人生”。無論您對於全人生有如何的見解，這刹那間的意義與價值總是不可埋沒的。您若說人生如電光泡影，則刹那便是光的一閃，影的一現。這光影雖是暫時的存在，但是有不是無，是實在不是空虛；這一閃一現便是實現，也便是發展——也便是曆程的滿足。您若說人生是不朽的，刹那的生當然也是不朽的。您若說人生向著死之路，那麽，未死前的一刹那總是生，總值得好好的體會一番的；何況未死前還有無量數的刹那呢？您若說人生是無限的，好，刹那也可說是無限的。無論怎樣說，刹那總是有的，總是真的；刹那間好好的生總可以體會的。好了，不要思前想後的了，耽誤了“現在”，又是後來惋惜的資料，向誰去追索呀？你們“正在”做什麽，就盡力做什麽吧；最好的是-ing，可寶貴的-ing呀！你們要努力滿足“此時此地此我”！——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那。

　　言盡於此，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趕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趕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論青年

　　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讚中華》篇裏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地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裏，特別是中年人的手裏。於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裏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靜，覺著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製下去。可是不成。於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麵，可是還得等著瞧呢。

　　青年反抗傳統，反抗社會，自古已然，隻是一向他們低頭受壓，使不出大力氣，見得沉靜罷了。家庭裏父代和子代鬧別扭是常見的，正是壓製與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兩代的鬥爭，漢朝的賈誼到戊戌六君子，例子並不少。中年人總是在統治的地位，老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老年時代，青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青年時代。老年和青年的勢力互為消長，中年人卻總是在位，因此無所謂中年時代。老年人的衰朽，是過去，青年人還幼稚，是將來，占有現在的隻是中年人。他們一麵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麵也在譏笑前者，煩厭後者。安慰還是順的，培植卻常是逆的，所以更難。培植是憑中年人的學識經驗做標準，大致要養成有為有守愛人愛物的中國人。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他們不甘心在理想還未疲倦的時候就被壓進典型裏去，所以總是掙紮著，在憧憬那海闊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為什麽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其實這倒是成德達材的大路；壓迫的，掙紮著，材德的達成就在這兩種力的平衡裏。這兩種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著，自古已然，不過現在更其表麵化罷了。

　　青年人愛說自己是“天真的”，“純潔的”。但是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練卻隻是工於自謀，到了臨大事，決大疑，似乎又見得幼稚了。青年要求進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們有的是奮鬥的力量。不過大處著眼難，小處下手易，他們的飽滿的精力也許終於隻用在自己的物質的改革跟進步上；於是驕奢淫逸，無所不為，有利無義，有我無人。中年裏原也不缺少這種人，效率卻趕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還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漢，得過且過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極，馬馬虎虎對付著，一點不認真。中年人這兩種也夠多的。可是青年時就染上這些習氣，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頭，“浪子回頭金不換”，不像中年人往往將錯就錯，一直沉到底裏去。

　　青年人容易脫胎換骨改樣子，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精力足，歲月長，前路寬，也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總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說青年時候不狂，什麽時候才狂？不錯。但是這狂氣到時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會忘其所以的。青年人愛諷刺，冷嘲熱罵，一學就成，揮之不去；但是這隻足以取悅一時，久了也會無聊起來的。青年人罵中年人逃避現實，圓通，不奮鬥，妥協，自有他們的道理。不過青年人有時候讓現實籠罩住，伸不出頭，張不開眼，隻模糊的看到麵前一段兒路，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又是小處。若是能夠偶然到所謂“世界外之世界”裏歇一下腳，也許可以將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時候偏執不回，過去一度以為讀書就不能救國就是的。那時蔡孑民先生卻指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權衡輕重的圓通觀。懂得這種圓通，就可以將自己放平些。能夠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與嚴肅”，這裏就需要奮鬥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師，青年還是需要人師。用不著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著一手攤經，一手握劍，隻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但是這些人得組織起來，通力合作。講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誘導，可還歸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媽媽氣去乞憐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語去買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槍去示威青年人。隻言行一致後先一致的按著應該做的放膽放手做去。不過基礎得打在學校裏；學校不妨盡量社會化，青年訓練卻還是得在學校裏。學校好像實驗室，可以嚴格的計劃著進行一切；可不是溫室，除非讓它墮落到那地步。訓練該注重集體的，集體訓練好，個體也會改樣子。人說教師隻消傳授知識就好，學生做人，該自己磨煉去。但是得先有集體訓練，教青年有膽量幫助人，製裁人，然後才可以讓他們自己磨煉去。這種集體訓練的大任，得教師擔當起來。現行的導師製注重個別指導，瑣碎而難實踐，不如緩辦，讓大家集中力量到集體訓練上。學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訓練，從集中軍訓起頭，跟著來了各種訓練班。前者似乎太單純了，效果和預期差得多，後者好像還差不多。不過訓練班至多隻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培植根基還得在學校裏。在青年時代，學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師的責任也更重大了，他們得任勞任怨的領導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達材的大路。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隻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麽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裏。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誌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隻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誌”；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係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裏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裏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勾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裏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製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誌氣，誌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裏，誌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嚐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麵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