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易經》,又叫《周易》。實際上,《易經》有三種,分別是夏代的《連山易》、商代的《歸藏易》和周代的《周易》,但是前兩部已經失傳了,因此現在來說《易經》就是《周易》。曆史傳說中,有伏羲畫八卦、周文王作周易,即“文王拘而演《周易》”(所以《易經》又被稱為《周易》)、孔子修《易》、連山易祖作《易》、九天玄女傳《易》等說法。綜合來說,《易經》是遠古眾多聖人根據大自然(或天道、生命)的發展變化規律經過很長的年代創作並不斷修改而成的。
《易經》全書共二萬四千多字,分為經部和傳部,經部的原名就是《周易》,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號與卦爻辭。所謂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兩兩相重而得,“八卦”則是由“陰”、“陽”二爻三疊而成。《易經》的“陰”、“陽”,分別呈中斷的與相連的線條形狀,即“––”與“—”。古人用陰陽範疇來表現寒暑、日月、男女、晝夜、奇偶等眾多概念,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陰”與“陽”的基礎上,聖人將其符號三疊而成八種不同形狀,分別命名為不同的卦名並擬取相應的象征,稱為“八卦”。傳部實際上是闡釋《易經》經文的專著,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文言》、《係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計七種十篇,漢人稱之為“十翼”,後世統稱《易傳》。其中,《彖傳》分別解釋六十四卦卦名、卦辭和一卦大旨。《象傳》闡釋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解釋卦象的部分稱為《大象傳》,解釋爻象的部分稱為《小象傳》。《文言》共兩節,分別解說乾、坤兩卦的意旨,因此也稱《乾文言》、《坤文言》,主要是在《彖傳》和《象傳》的基礎上作出進一步闡發與拓展。《係辭傳》主要申說經文要領,貫徹卦爻辭的基本義理。文中對《周易》經文作了全麵的辨析與闡發,一者抒發《易》理之精微,二者展示讀《易》之要例。《說卦傳》是闡述八卦取象大例的專論,也是探討《易》象產生於推展的重要依據。《序卦傳》是《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推衍綱要,揭示各卦之間的相承相受。前半段經《乾》至《離》共三十卦,主說天道;後半段自《鹹》至《未濟》三十四卦,主說人倫。《雜卦傳》猶言“雜糅眾卦,錯綜其義”。將六十四卦重新編為三十二對“錯綜卦”,旨在闡發事物的發展在正反相對因素中體現出的變化規律。
《易經》堪稱我國文化的源頭。它的內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易經》是儒家中庸之道、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等思想的重要來源,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易經》的陰陽學說是中醫陰陽學說的基礎。《易經》的實時定位思想、與時偕行等思想對中醫有著至為重要的影響,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療原則就源於此。同時,《易經》對子午流注、八綱辯證、風寒暑濕燥火六邪等學說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易經》也對軍事理論有直接影響。曆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吳起、諸葛亮等,都根據《易經》原理排兵布陣。《易經》對武術發展同樣有很大啟發。《易經》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辭,說“君子應整治兵器,以防不測”,對習武健身、防身觀念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八卦掌、太極拳等,都來自《易經》理論。《易經》對建築學的影響主要和“風水”學說緊密相關,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築設計等都要以《易經》理論為指導。圍棋也是根據《易經》原理演變而成的,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簡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沒有《易經》就沒有中國的文明。
可以說,《易經》是世界上傳承非常完整、綿延不絕、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作為後人,我們要用科學合理的方式去學習和應用它。
有典謨,有訓誥,
有誓命,書之奧。
注釋
典:《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
謨:《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臣謀略的記載。
訓:《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賢臣訓導君王的言行的記載。
誥:《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王政令的記載。
誓:《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主訓誡士眾誓詞的記載。
命:《尚書》文體之一,是關於君主命令的記載。
《書經》的內容分六個部分:典、謨、訓、誥、誓、命,寫得很深奧。
心解
《尚書》
這一節介紹的是《尚書》。“尚”是年代久遠的意思,“書”就是曆史文獻。《尚書》意為“上古帝王之書”(《論衡·正說篇》),《左傳》等書籍都曾引用《尚書》中的文字,分別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總稱為《書》,到漢代改稱《尚書》。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官方史書,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傳《尚書》是由孔子編撰而成,當時流傳下來的文獻有三千多篇,孔子選擇了一百多篇編成《尚書》,作為教授學生的教材。《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到孔子修《書》。《尚書》編成後不久就遭遇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西漢初存二十九篇,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為秦博士伏生所傳。根據朱自清先生的敘述,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裏。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到漢定天下的時候,他才回家,發現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隻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後來漢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但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向他學習。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還有一種說法是,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一段牆壁,發現另一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字體書寫的,所以稱《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典”是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謨”是記君臣謀略的;“訓”是賢臣開導君主的話;“誥”是勉勵的文告;“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曆史上很有影響。
《尚書》,在作為曆史典籍的同時,向來被文學家、史學家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作為我國古代散文形成的標誌。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尚書》中絕大部分應屬於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總集。書中的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後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秦漢以後,各個朝代的製誥、詔令、章奏,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尚書》的文字古奧迂澀,所謂“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就是指這個特點。隻有少數文字比較形象、朗暢。《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如《盤庚》三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曆來注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二十卷等。
我周公,作周禮,
著六官,存治體。
注釋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姬旦,西周著名政治家。
周禮:書名。
著:設立、設置。
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治體:政治體製。
周公寫作了《周禮》,其中記載著當時的官製以及國家的組成情況。
心解
《周禮》
說起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禮樂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三禮”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曆代禮製的影響最為深遠。這一節主要介紹《周禮》。
《周禮》又名《周官》、《周官經》,是周代職官禮法、物名製度的匯編,是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所著。周公,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後人稱為周公。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後,過了三年就病死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攝政當國。周公不但理政治國,還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國體,天下大治。周公在輔政期間,兢兢業業,惟恐失去天下賢人:洗頭時,曾多次握著尚未梳理的頭發;吃飯時,亦數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賢士。這就是成語“握發吐脯”的來源。曹操在《短歌行》也以周公的事跡來抒發自己求賢若渴的心情,寫下了“周公吐脯,天下歸心”的詩句。周公攝政七年後,成王長大成人,於是周公歸政於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周公為後世為政者的典範。孔子的儒家學派,把他的人格典範作為最高典範,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終生倡導的正是周公的禮樂製度。章學誠曾言:“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禮樂,孔子聞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禮》內容非常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製,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製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的寶庫。《周禮》一書,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敘述了周代的政治製度。相傳周公設置了六部官製的政府機構,每一官製下麵再設不同的官職,每一官職都規定了具體的職務條例,這就確定了中國的政治體製和行政體係的大體框架,六部製的行政體係一直沿用至今。“六官”分別是:天官塚宰,稱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明清為吏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人事部;地官司徒,稱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明清為戶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和公安部戶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稱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明清為禮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馬,稱為政官,管理軍製、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明清為兵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秋官司寇,稱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明清為刑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和公安部;冬官司空,稱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明清為工部,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農業部、貿易部等的綜合。
《周禮》的許多禮製,影響百代。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製”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主張對官員、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著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曆代學者的重視,後代儒士感歎:“非聖賢不能作”,絕非無稽之談。
大小戴,注禮記,
述聖言,禮樂備。
注釋
大小戴:漢代的儒家學者戴德(“大戴”)、戴聖(“小戴”),二人為叔侄關係。
禮記:書名,秦漢之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集。
聖言:聖人的言論。
戴德和戴聖整理並且注釋《禮記》,供人學習,使後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製度和有關禮樂的情形。
心解
《禮記》
這一節主要介紹“三禮”中的《禮記》。《禮記》是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製、禮儀,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等。《禮記》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麵,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在先秦時代,儒家所稱的《禮經》是《儀禮》。據傳《儀禮》是孔子根據周代殘留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全書共17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後世曆代帝王製定禮法的依據。《儀禮》雖字數不多,但文字艱澀,內容枯燥,連治史者都對它望而生畏。因此,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學者對其內容進行解釋和闡述。《禮記》就是漢代學者根據這些材料編著而成的。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關門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禮記》的編定者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將漢初劉向收集的一百三十篇綜合簡化,一共得八十五篇,被稱為《大戴禮記》,流傳到唐代隻剩下了三十九篇。後來其侄戴聖又將《大戴禮記》簡化刪除,得四十六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樂記》,一共四十九篇,被稱為《小戴禮記》,就是我們現在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舍,各有特色。東漢的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將四十九篇分為通論、製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書目。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論述嚴謹,有的言簡意賅、意味深長,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畫,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現在我們日常使用的很多名言和成語就出自《禮記》,如苛政猛於虎、放之四海而皆準、格格不入、天下為公等。《禮記》中的觀念已經深入到了我們的思維和行為中,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曰國風,曰雅頌,
號四詩,當諷詠。
注釋
國風:《詩經》的一部分,包括了當時十五個諸侯國和地區的一百六十篇詩歌。
雅:《詩經》的一部分,貴族士大夫的作品,分為“大雅”和“小雅”兩個部分。
頌:《詩經》的一部分,用於祭祀宗廟的樂歌,分為“周頌”、“商頌”、“魯頌”三部分,大約四十篇。
號:號稱。
諷詠:吟誦。
《國風》、《大雅》、《小雅》、《頌》,合稱為四詩,它是對當時社會的反應,值得我們不斷朗誦。
心解
《詩經》
這一節主要介紹“六經”中的《詩經》。《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約三百零五篇詩歌。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中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因此關於《詩經》的作者存在很多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漢書·藝文誌》記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外一種說法為: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樂師搜集的。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的共有四家: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到南宋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的傳本。
提到《詩經》就必須要說一下“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前三個說的是《詩經》的內容;後三個說的是《詩經》的寫作手法。根據音樂的不同,《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共十五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74篇)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31篇)。《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喻。如《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興”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如《詩經》的開篇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孔子在教授學生時,非常重視“詩教”,使他們“溫柔敦厚”。“詩教”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漢代儒家對孔子文藝思想的一種概括,被後世引申為藝術原則。近代詞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提出“柔厚”說,要求詞在藝術表現上要蘊藉含蓄,微宛委曲;內容上要深鬱厚篤,既不叫囂乖張,又不淺顯直露。
儒家還特別強調詩歌的社會功用。《論語》:“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謂“興”,就是說詩歌可以讓欣賞者精神感動奮發。“觀”是說通過詩歌可以了解社會生活、政治風俗。還可以看出詩人的情誌。“群”就是說,詩歌可以在社會人群中交流思想感情,促使社會保持和諧。“怨”是說詩歌可以引發欣賞者對社會生活的一種情感態度。
作為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和地位。《詩經》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在結構上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以加強抒情效果。每一章隻變換幾個字,卻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多采用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以及賦比興的手法來狀物。另外,《詩經》全麵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曆史麵貌,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
詩既亡,春秋作,
寓褒貶,別善惡。
三傳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注釋
詩:《詩經》。
春秋:書名,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而成的。
寓:寄托、隱含。
褒貶:褒揚和批評。
別:分別、區分。
公羊:書名,《春秋公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