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心解

第10章 經典的永恒綻放(2)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認為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麵，並認為循此一途，發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聖成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皆可成堯舜”。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學說。在孟子看來，道德教育對個人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夠保存天賦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複歸；二是能夠擴充或發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幫助人們知性知天。此外，重視道德意誌的鍛煉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鮮明特點。孟子認為，一個人要成就大器，必須經過嚴格的鍛煉，即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論語》一樣，均為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但與《論語》簡約、含蓄的語言風格不同，《孟子》多善鴻篇大論，氣勢磅礴，發言淩厲雄辯，思維機智縝密，無論文采和思想，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作中庸，子思筆，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釋

　　中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子思：孔子的孫子，據說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經常、常道，永不變化的意思。這裏是說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養和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書，處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全篇約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記載。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根據學者的考證，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孫，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子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中庸》是儒家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鄭玄的《中庸》注本這樣解釋“中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虧不盈，不急不緩，不驕不餒，不過不及的追求，隻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與為人做事較為完美的平衡點，才會達到可進可退、伸縮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於修養人性，從而具備理想的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

　　人們調節人際關係就需要具備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這三種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賢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還要求自我修養要遵循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盡性者三條原則。

　　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講述的是以誠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誠而明悟了天理，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內心真誠，這叫做教化。真誠就會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會真誠。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鳴者就是希臘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亞裏士多德。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譯就是“中庸”。他說：“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度與不及都是要遭受失敗的，而中道則受到稱讚，獲得成功。被稱讚和成功都屬於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種中道，因為它旨在達到中間。行惡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則隻是單向的，這就是作惡日益，為善困難的原因：因為射不中目標很容易，而擊中目標則很難。由於這個道理，過度和不及屬於惡，中道屬於善。”

　　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端實、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大學，乃曾子，

　　自修齊，至平治。

　　注釋

　　大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曾子：名參，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養。

　　齊：齊家，整頓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國家。

　　曾子作了《大學》一書，他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心解

　　《大學》

　　《大學》原本是《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而且將它列為“四書”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平邑縣，一說山東嘉祥縣）人。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也是孔子最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子思師從曾子，又傳授給孟子。因此，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家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著述有《大學》、《孝經》（有人認為《孝經》是孔子的作品）等儒家經典，與孔子、孟子、顏子（顏回）、子思並肩共稱為五大聖人，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當代的曾姓後裔均把曾子作為自己的開派祖先。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極其寶貴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

　　關於“大學”的含義，現存在兩種說法。一說是廣博的意思；一說它是相對“小學”而言的，也就是“大人之學”，即君子達到從政之學。現多采用第一種說法，個人比較讚同第二種。

　　《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也”，全篇主要講述了如何通過修身、明德、得大道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理想，並提出了三條綱領和八個條目。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大學》的第一句就告訴了我們什麽是“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現在很多高校的校訓就出自於這句話。例如河南大學的校訓就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明德是指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八個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之前已經談過。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齊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家的事。在八個條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所講的平天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整個鏈條的最終環節，是整個思想體係的最高層次，也是修身、治國所要實現的最高理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儒士們的至高人生理念，對我國民族性格和追求的形成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這也成為儒家思想的標誌，和道家、佛學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共同構成幾千年來人們的人生目標和追求。關於儒釋道三家學說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曾說過：“佛學像百貨店，裏麵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儒釋道三家的學說不僅是一門學問，其精華部分同樣也應該是我們的人生理念和追求。

　　孝經通，四書熟，

　　如六經，始可讀。

　　注釋

　　孝經：書名，儒家經典之一。

　　通：通曉、明白。

　　六經：儒家經典的總稱。

　　把《孝經》的道理弄明白了，四書讀熟了，才可以去讀六經這樣深奧的書。

　　心解

　　《孝經》

　　《孝經》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孝經》篇幅較短，全書隻有一千八百字，分為十八章。書中主要講述“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各種身份的人如何來實行“孝道”。關於《孝經》的作者，曆來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作者是孔子，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這是出於後人附會。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認為《孝經》的作者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同期的人則多讚同曾子記錄孔子的講述的說法。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現在一般的說法是，這部書的成書年代大約是公元前3世紀早期，出自戰國晚期的儒家學者。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有百家之多。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的版本。現在西安碑林中保存最早、造型最特別、雕刻最華麗的碑石就是《石台孝經》。碑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書寫並加以注釋的《孝經》。《石台孝經》以奇特的形製、深刻的內涵、絕妙的書法成為西安碑林中的“迎客第一碑”。

　　《孝經》主張“孝悌”的思想，“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並認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並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係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提倡“事君如事父”，因此受到各朝統治者的推崇——希望通過宗法血緣關係來達到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政治目的。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係統而煩瑣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於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係與為封建專製君主服務聯係起來，主張“孝”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並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該書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如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等。在古代，《孝經》承擔著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任務，在五四時期受到了批判。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的孝道，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三字經》的作者認為讀懂了《孝經》和“四書”，就可以來學習“六經”了。根據南宋學者朱熹的看法，“六經”的地位是高於“四書”的，即“四子，六經之階梯”（文中“四子”即四書）。古人還要求學習要循序漸進。朱熹在《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中有這樣一段話：“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詩書易，禮春秋，

　　號六經，當講求。

　　注釋

　　詩：《詩經》。

　　書：《尚書》，也稱《書經》。

　　易：《周易》，也稱《易經》。

　　禮：《周禮》和《禮記》。

　　春秋：《春秋》。

　　經：經典，權威性著作。

　　《詩經》、《尚書》、《周易》、《周禮》、《禮記》、《春秋》統稱為“六經”，這是中國古代儒家的重要經典，應當仔細閱讀。

　　心解

　　六經

　　這四句話介紹的是“六經”。“六經”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六部經典的統稱。“六經”的說法最早源自《莊子》。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稱之為“六藝”。“六經“中的《樂經》已經散失，隻留存下來《樂記》一篇，並入《禮記》中，因此在漢朝，將這五本著作作為經典，稱為“五經”。西漢漢武帝時期設立有“五經博士”。《三字經》將《詩經》、《尚書》、《周易》、《周禮》、《禮記》、《春秋》稱為“六經”。相傳“六經”是孔子教授學生的教材，弟子三千習《詩》、《書》、《禮》、《樂》，七十二賢人兼習《易》與《春秋》。不可否認，“六經”正是經過了孔子的整理以及創造性的修訂、解說才得以傳之後世的。

　　“六經”不僅是儒家的經典，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內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曆史文獻。《周易》是我國第一部哲學著作。《周禮》是我國第一部組織管理和典章製度的著作，主要匯集周王室官製和戰國時期的各國製度。《禮記》是我國第一部文化資料匯編，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論著的匯編。《春秋》是我國第一本編年體史書。“六經”各有論述的重點。如《莊子·天下篇》中所說：《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漢書·司馬遷傳》中的說法是：《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六經”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易》為總綱，《書》為政典，《禮》為禮書，《樂》為樂書，《春秋》為刑典，《詩》則將禮樂刑政綜合了起來。

　　古人認為熟讀“六經”是非常重要的。《禮記·經解》中曾記載孔子的有關言論：“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致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靜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但是如果學習的方法不得當，也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那麽我們應該怎麽學習呢？有一個和“六經”有關的著名論斷：“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一論斷出自宋朝心學鼻祖陸九淵，對我們學習“六經”有很大的啟發。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自己明白客觀的道理，把前人的理解作為參考，就是“六經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觀的道理，甚而至於沒有了解古人的意思，而隻在語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經”。隻有達到“六經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經”。這告訴我們一種學習經典的方法，值得深思。

　　由於漢朝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至東漢時，又在“五經”之外把《論語》、《孝經》定為讀書人必讀書目，這樣儒家的經典便擴大為“七經”了。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易》、《書》、《詩》，並稱為“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顯然在“七經”、“九經”中，已經把古代闡述經義的一些“傳、記”也包括到經的範圍之內了。在唐代，《論語》和《孝經》是要求所有讀書人都要研讀的，稱之為“兼經”。唐文宗年間（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經”以及《論語》、《孝經》、《爾雅》都刻在石碑上，總共十二部書，稱為“十二經”。這些經書刻石保存至今，就是西安碑林中著名的“開成石經”。在宋朝，理學家們把《孟子》也提高到經書的地位。北宋哲宗元佑年間的科舉考試內容中就包括《孟子》。從此儒家的經典便成了“十三經”。其成書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迄秦漢；其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哲學、文學、曆史、政治、經濟、語言文字、倫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製度等，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曆史文獻。作為儒家文化的經典，“十三經”地位之尊崇，影響之深遠，是其他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

　　有連山，有歸藏，

　　有周易，三易詳。

　　注釋

　　連山：相傳是夏代的《易》書。

　　歸藏：相傳是商代的《易》書。

　　分別成書於夏、商、周的《連山》、《歸藏》、《周易》，合稱“三易”，這樣《易》就更加完備詳盡了。

　　心解

　　《易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