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裏巴唆的第二夜,我就覺得有點吃不消了,哈欠一個接一個,頭重腳輕,一心想睡,但楊蘭卻在談論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集》,馮?諾伊曼的《人與計算機》,日本經濟學家的雁陣飛行理論,乞力馬紮羅山上的雪,牛頓與胡克的爭論……
我打開電腦,聽搖滾樂《罪行的錯覺》,楊蘭把電腦關掉。我開收音機,楊蘭搶過去卸掉電池。我拿被子蒙著頭,她把被子掀開。我去衛生間,她尾隨而來。我作勢要爬到床底下,她靜觀其變。但她卻不用語言來幹涉我,她在說戈達爾與法國新浪潮電影;波形音樂與電子音樂指令兩種音樂存儲形式的優劣;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在政治上獲得權力;導演很少一開始就是導演,它是從許多相關的技藝中產生的;達爾文迎娶表姐生下來的兒女全是精神發育遲滯,一個人類學家不該犯的錯誤……楊蘭喜歡對著我的麵孔說話,當我背對她的時候,她會把我扳過來,像是一個搬道工,這是她說話狂發作時對我的唯一要求,就像一個對大學生已經絕望的教授對學生的唯一要求是上課時不要講話。
我是在相繼排除了彌補白日的沉默、無恥地賣弄學識、經期的任性之後,才聯想到躁狂症的臨床特征之一:思維奔逸,意念飄忽,高談闊論時出現音聯和意聯。我又把躁狂症發作的診斷標準找了出來,說是以情緒高漲或易激怒為主,並且至少必備其所列舉的三項,我僅僅找到兩項,除了那個奔逸以外,就隻有語量增多了,其他的諸如自我評價過高,魯莽行為如揮金如土、不負責任、不計後果,以及性欲亢進,都難以認可。總之,她的驚人沉默和同樣驚人的胡說八道,讓我基本確定:她處於躁鬱症――也就是躁狂症與抑鬱症雙相障礙――的前驅期。
我弄不清是不是該告訴楊蘭我的觀察結論:她有了精神病,需要精神科醫生的心理療法,還需要藥物,包括鋰鹽、阿米替林、氯丙咪嗪、麥普西林、氟西汀、瑞波西汀、瑞美隆、嗎氯貝胺等。但是說出來之後,可能出現迥異的正反兩方麵的效果,或者楊蘭死不認賬,從此對我疏遠,或者我一語點醒夢中人,楊蘭聽取意見,認真反省,不治而愈。我幾乎是到了要拋硬幣、點兵點將、擲色子的地步了,我甚至想到了路遙的話,人生的關鍵之處,也就那麽幾步。但路遙沒說該怎麽走,過馬路時,麵對車流滔滔,隻要往人群中一站也就沒事了。但這事兒一沒墊背的,二沒同路的,荷戟獨彷徨啊!但我還是在次日上午告訴了楊蘭,非常正式地,以在我們之間不曾有過的嚴肅語氣。這與我嘩眾取寵的心理有關,一旦我有了新的發現、新的主意,哪怕是一句別人沒有使用過的罵人話,我總是會忍不住把它們公之於眾,放在心裏實在是悶得慌,總覺得是埋沒了那些獨創性的東西,所以我有時連場合和後果都顧不上了,創新壓倒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