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泥丁香

（四）

大二結束後的暑假，我和楊蘭都沒有回家。楊蘭跟母親說，學校要求她們參加暑期社會實踐，於是她就在學校附近的書店找了一份營業員的工作，暑假就住在學校裏麵了。她媽媽在全自動麻將桌洗牌的間隙回應她說，要是嫌累你就爬回來吧，不在乎賺不賺那兩個小錢。她家就在曾經聞名全國的小商品市場漢正街上，她的父母在九十年代初狠狠地賺了一筆錢，這些年她父母覺得折騰得累了，也就不再去想什麽做大做強、全國連鎖了，像那些曾經團結過又競爭過的街坊們一樣，把幾家店麵租給了溫州人，自己則隻管坐吃川流不息的高額租金，每天打四至八個小時的麻將牌。至於向來規矩的楊蘭則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她家每年給她幾張數額不一的銀行卡，年底跟她結一次賬，隻要錢用的不是太離譜，或者雖然過度支出但是說得通順，都不會挨罵。我則不用像楊蘭那麽處心積慮地撒謊，而是跟家人說，我想留在學校安靜地看兩個月的閑書。他們知道我的習性向來是先斬後奏，拿定了十足的主意才會提要求，也就同意了，隻是父親叮囑我說，不要再寫什麽小說了，沒什麽出路的，又累人又傷神，以後找到什麽清閑工作，業餘時間信手寫兩筆也不遲。我隨口應道，我不寫。我把電腦搬到了楊蘭租的房子裏，連成績單的郵寄地址都寫的是該處。

就這樣，我們終於結束了間歇性同居生活，開始了連續性同居生活。第一天，心中無所牽掛的我們，睡到很晚才起床。膀胱的脹痛、從雕花小洞透過來的通紅如蘋果的陽光、胃壁的自我吞噬以及樓道裏的腳步聲，紛紛提示時間的流逝，但我與楊蘭卻睜大雙眼，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不時地互相眨眨眼，猶如兩隻穴居動物，驚異於地麵上的動靜。

午飯時間我們才起床。早飯中飯一起解決。馬上回到租房午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叫這是中國的三大火爐城市之一呢！陽光像是一把有力的銼子，把每一個粗糙的點與麵都打磨得閃閃發亮，空氣中也似乎總有一股糊味。穿在身上的T恤衫和七分褲，像是用嚼爛的口香糖作布料的。大街上沒有幾個人，像是被高溫蒸餾掉了。紅色外殼的出租車像是亂竄的火球，似乎要把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點燃。你沒法想像如此之多的熱量到底從哪兒湧來，又將會在哪兒平息和消退。總之，幾乎是一夜之間，酷熱就像是一首流行歌曲，衝進了大街小巷，盤踞不去。我置身戶外，就感覺像是一隻毛毛蟲掉進了螞蟻窩、一朵牡丹花掉進了蜂箱，不願意多做一分鍾的停留。每一次外出回房之後，我都會去淋浴，還常常故意不把自己擦拭幹淨，脊背上一層水珠就跑出衛生間。楊蘭做出一個一把推開的手勢，緊急地說，牆角有一個拖把，把你的身子墩一下。我則向她傳授物理學基本常識：汽化吸熱，有利於降低皮膚溫度。由於吃飽了有力氣了，我們會做一下床上運動，然後以電腦為混日子的平台，消磨到晚上六點半。

為防電腦過熱，我把主機箱拆開了，又在一邊架了一台小電扇。楊蘭當時衝我的機箱內看了一眼，嘲諷我說，也真夠髒的啦！等我用一把螺絲刀開啟她的從未打開過的機箱後，她才知道，原來自己電腦主板上的灰塵都有鞋墊厚了。跟我一樣，機箱拆開後就沒有再裝上去了，有時看著裸露在外的集成電路、無源元件、紮成一束的電線，感覺我們像是倆民間科學家，在盲目地鼓弄著什麽野發明。

我們還買了一台美的落地扇，風頁如蒲扇，山呼海嘯般沒日沒夜地吹。白天刮的是熱風，按楊蘭的說法是，這玩意兒還能當電吹風來使。一次她洗完頭後站在電扇前烘頭發，順便還問我，像不像是九天仙女下凡？我說，不像，像是桃花島棄徒梅超風現身江湖。電扇晚上刮的是冷風，我們凍得抱成一團，也懶得減個擋，目的是讓噸位不夠的蚊子沒法在我們身上落腳。對待那些看準你的靜脈往下紮的蚊子，當真沒有什麽值得一提的好辦法。有一次我們點燃了兩片藥，隻見濃煙滾滾，我們立刻跑到屋外，向疑竇重重的鄰居和過路人解釋：我們在熏蚊子，不是著火了。十分鍾之後，我們進去驅煙，卻看到迫降在鍵盤縫隙奄奄一息的蚊子，掙紮著爬起來，抖擻了兩下頭顱，拍拍翅膀飛走了。至於一招必殺的快克，對付兩三隻從手掌心屢屢脫逃的、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蚊子，也算有效，而麵對如此這般規模――不數不知道，一數嚇一跳――你得保證自己的抵抗力大於它們的總和。另外楊蘭對蚊香的氣味過敏。

我們的晚飯吃得極不守時，從七點到十一二點不等，這也是一個我們四處活動的時間段，包括超市購物，去專賣盜版書的五元店、江邊漫步等。我和楊蘭還去過一次她所在的大學，平日人聲鼎沸的校園裏空無一人，教學樓、宿舍樓還有主幹道一盞燈都沒開，漆黑陰森得有如荒山野嶺。我們在常去的小樹林裏擁抱接吻，隻覺得山風怪異鬼影四圍，又有餓蚊群起而攻。我們不敢久留，落荒而逃。而在另一天晚上，我們到一廣場上去聽音樂噴泉――把音樂形體化的一種努力。旋律一起，我就斷定那是約翰?施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楊蘭聽完一段樂章說，你什麽眼神啊，亨德爾的《皇家煙火》。一曲終了，就聽到音箱裏傳來一個男低音說：剛才播放的是蘇聯作曲家彼得拉文夫斯基……聽到這兒，楊蘭拉著我轉身就跑，遠離廣場。我笑著邊喘氣邊說，不用跑得像燕子飛吧！楊蘭拖著我的胳膊，一手捂著肚子笑著說，你沒有看到咱倆一唱一和時，旁邊的男女老少的眼神裏有多崇拜，總不能讓他們看到偶像坍塌的現場版吧！

我們東逛西逛，都是步行來回的。一天晚上出門時楊蘭對我說，我想試試我們到底可以走多遠，我們可以一直向前走，到了半夜就掉頭往回走，天明時到家睡覺。我沒有響應她的提議。

這涉及我與楊蘭的一個根本區別，除了舉例，我沒法把這件事說清楚。比如某一天上午，我與楊蘭睡到十一點五十才起床，下午我們在電腦上玩了三個小時的鬥地主，晚上我們去熟悉的街道上軋了一遍。晚上上床時，楊蘭會心安理得地睡去，就她看來，睡覺時無憂無慮，鬥地主時快活有趣，逛街時浪漫溫馨，這是有意義的一天。雖說當時感覺相同，但一一回顧時，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我認為這三樁事對我無所教益，睡眠狀態我已經無數次領教過了，鬥地主更別說了，甚至連失誤的次數都沒有明顯減少，至於逛街無非是對昨天、前天、大前天的生硬重複，這是毫無意義的一天。於是我備感失落，覺得這一天是跑了一趟空車，進而自責不已，滿腹心事，無法安枕。也許這是入世的儒家傳統、向往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認為人不能碌碌無為的保爾?柯察金、強調入睡前要清點白日所學的應試教育、追問活著有什麽意思的哲學書、性格優雅喜歡權衡的天秤座、整日憂患不已的小農心理、守財奴的數金幣點鈔票的嗜好以及類似的各種龐雜東西，植入我體內的一種芯片，即使我成天瞎混，甚至為害人間，但是隻要把自己的身體放平在床板上，這一番盤算、審查、質問、心理自虐的程序就啟動運行了。

當我拒不參與楊蘭徹夜遠足的異想天開後，她對我的寫作行徑也喪失了起碼的尊重，你還沒敲出幾個字，她就有一個祈使句說出來：給我切塊西瓜；陪我看《蠟筆小新》；出去買一份《娛樂周刊》；幫我的手機換塊電池……按她的要求，在我幫完這些小忙後，絕對不能做出隻此一回，下不為例的樣子，那是野蠻人的舉動，而是應該彬彬有禮地詢問，還有什麽我可以幫你的嗎？這才是文明人的表現。由於我寫東西之前向來隻是給自己定字數任務，卻沒有策劃內容，寫到哪兒算哪兒，跟海明威沒法比，他可是想明白了第二天該寫些什麽，才往床上爬的，所以我寫作的鏈條被層出不窮的瑣事打斷了。我倒是真的像我對父母保證的那樣沒有再寫小說，隻因為寫了不到兩千字，就鳴金收兵了。這次斷裂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解脫，從那以後，寫作不是我的目標，不是我的愛好，不是我的事業，隻是一種多它不多、少它不少的個人能力。我已經把它從人生意義的範疇中炒掉了，這是後來才意識到的。父母對我從南柯一夢中醒來喜上眉梢，這是更加後來的事情。

從另一個方麵來看，顯然我和楊蘭膩在一起沒多久，就陷入了性格的邊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