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學期末考開考後不久,我發現準考證忘帶了,這是平生第一次。前幾科考試時,監考老師也沒有仔細查,我就沒有當回事,內心深處覺得它可有可無,忘在宿舍的抽屜裏,也不足為奇。我權衡了一下當時的環境:我本來就想抄點東西,如果在抄的時候讓監考老師發現我少了一件必不可少的東西,我全身都是嘴都講不清。於是我主動站了出來,坦言相告,我沒有帶準考證。聽我訴說的那人緊鎖眉頭,然後他讓我先坐下來,再從長計議。他驚慌失措,跟其他幾個老師紮成一堆,討論了一會,然後他們將討論得出的舉措付諸實施,以排除我是在替人代考的嫌疑。
一個老師過來了,他問我,你們班上輔導員是誰?我告訴了他。可能我們的輔導員,盡管在我們麵前耀武揚威,但在學校裏隻是一個不入流的小角色,他們聞所未聞,於是麵麵相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後來他們想了想,就指著判斷問,你說說他叫什麽?這就像是小學生認人玩,還有點看圖識字的味道。他還擔心我的視力過於良好,意欲搶在我說出判斷的名字之前拿走他的考試證,不讓我看到證上的名字,以保證檢驗的有效。但是做時遲,說時快,他們沒有來得及動手,我就脫口而出了,我隻是想一下子就說出來,以此來驗明正身。對於推理的認證,他們的動作比我快。於是我們雙方達成了滿意的一致。
忘帶準考證這一件事,還跟考前我們集體的關注點息息相關。當時我們一而再再而三討價還價、模擬操作的事情,是如何先占據有利地形,確定有良好應試技巧的人的分布,如何使用手機傳遞答案。至於數學知識,不是當務之急,一時半會兒,還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一切的一切,必須要有地利這一前提條件。所以盡管兩點半開考,一點鍾我們就集體去搶位了。教學樓的鐵門還封閉得像是共產黨員的嘴巴,門外卻已經是裏三層外三層人山人海,好像那棟樓是諾亞方舟,三教九流的物種,都想借它活命。每一科開考前,都不會出現這種人如潮湧的盛況,隻有數學,想必大家都有著同樣的心理,想共渡難關。兩點鍾的時候,堡壘從內部攻破了(管理員從裏麵開門了),我們拚命衝了進去。判斷比我英勇多了,他在進門時,幾乎把一個女生擠飛,向二樓爬的時候,一個女生擋住了他的去路,他一把把別人拉了下來,然後自己像隻前腳長後腳短的野兔一樣三步並作兩步,飛快地躥了上去。最後,一馬當先衝進三樓考場裏的是另一個寢室的男生,第二個是判斷,我是季軍。我們三個人就基本上把考場上的座位分配完畢。不過不幸的是,在考前五分鍾,我們那一豎排被集體調換了。原來的攻守同盟,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大家分飛各天涯。我和判斷一不小心,飛到老師的眼皮底下。他們一群近視眼,恨不得貼到我們的臉上來觀察我們。那些密密匝匝的眼光啊,有如一張疏而不漏的網,我們倆就像兩隻被不幸黏住的蒼蠅。
那幾個監考老師除了解決完我的問題、警告推理和捕獲別班一個小女生之外,就是擠在一起,開動物碰頭會,討論關於抓作弊的經驗問題。
判斷手下做題目的功夫雖然不值一提,但是他的耳朵卻挺能使。考完後,他憤憤地宣揚那四個來自B校區的勢利小人的言論。他們說,我們A校區的老師在B校區監考時抓了四十多個學生,他們的老師在A校區這邊還無所作為,搞得“光榮榜”上的同學的出處都是一樣的。他們紛紛表態,要搞一票人玩玩。整體看來,像是黑社會的報複和反報複。
考完之後,我提議,大家一起到後門吃一頓好的,我們一二三四五六,都沒有做到六十分的題,如此普天同慶的事兒,不去好好慶祝一下,餐館老板還做不做生意了。盡管麵對那一成不變的菜譜,我們缺乏想像力,但我們還是坐了下來,彼此將就,再一次點下了點了又點的菜式,而且胃口似乎還不壞。不過奇怪的是,我明明過不了,反倒不緊張,當初明知道自己不會掛,開成績單時卻誠惶誠恐,手腳發顫,不敢卒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