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為迎接五一長假隻要準備可行的出遊計劃和可觀的金錢,但是迎接今年的勞動節,還需要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我們會歌唱著迎接五一,我們男生會穿著白襯衫、黑皮鞋,像個君子,女生會穿上租借的黑色短裙和從腳後跟氤氳而上的寒冷,但我想她們會很樂意。我一向認為,在丟人現眼方麵,女人比男人更有天賦,你也可以說女人比男人更有表現欲,或者是更有表現力,隨你怎麽說好了。我們會唱《同一首歌》,有人說這個歌好聽,我十分同意,擱在十年以前確實好聽,如果不要我們一定要把十六個啊字唱好確實好聽,如果不要我們每次搞大合唱時都唱這首歌確實好聽。且不說這一首歌曲吧,我們來說柴可夫斯基作曲的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有個美國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呆了十年,由於有些應酬推不掉,所以他看過三百遍《天鵝湖》,他在回憶錄裏提到,等他拿到調令離開蘇聯時,如釋重負地說道:這回可好了,可以不用看《天鵝湖》了。至於斯大林,他看過幾遍之後,也吃不消了,不管是在請哪個國家的元首欣賞,隻要舞台上大幕一開,他就脫下皮鞋當枕頭,鼾聲大作。兩個超級大國的上流社會的顯要人物,對重複演出的世界藝術奇葩的觀感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社會底層麵對一首也就那麽回事的老歌。
我們的演唱缺一個指手畫腳的人物,我是說指揮,盡管大家其實大多看不懂指揮的手勢。他們從武漢音樂學院請來一個臉頰肥嘟嘟的女生,有人說她長得像頭豬,我不這麽看,但她遠大的音樂前途的不可能,在那張臉上一目了然。她教我們唱歌,像一個懂事的城市女孩,十分大方得體,嫻熟地使用一些語言手段,她說:你們不注意我的手勢,我知道這主要是因為我的魅力不夠;你們有什麽好笑的事兒,拿出來大家一起分享,兩個人偷偷地笑個不停,太自私了。她的話說得雅致而漂亮,但我已經說過,我對所有程序化的交際語言,有種天生的厭惡,也許是因為它傳遞著虛情假意,也許是因為它意味著一個毫無幽默感的人在故作幽默,也許還因為那細密得不露針腳的諷刺,也許更因為是我已經日益厭倦了人際交往中的表達本身。
關於合唱這件事,我有很多雜感:1暢既然我們穿那麽點兒在台上唱,那麽台下的領導最好也跟我們同樣輕裝上陣。2暢領導想聽歌,自己買張歌碟,在家裏聽豈不更加省事省力?3暢為什麽一定要唱《同一首歌》,領導的欣賞趣味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倒也罷了,幹嗎拉著我們一起腐朽落後啊?4暢我們輔導員想出政績,把我們變成小醜,還不如主動向當權人物獻身,既不吃力又討好,雖說乳房下垂腰如水桶,但是臉上抹點胭脂,腋下灑點香水,還是可看可聞的,再說熄了燈還不都一樣……像是多年以前的我,像是多年以後的我,我對所有的集體活動都深深地厭倦了,如果此生我還有些價值的話,那也是我單槍匹馬一個人打出來的天下,絕不是陪著一群不相幹的人,以團隊的狗屁名義,在一群不相幹人麵前扭扭唱唱所能實現的。那也許是有些人的生命所在,但那不是我的生命所在。
後來我們班上舉薦一首流行歌曲作班歌,在張學友的《餓狼的傳說》被學院一棍子打死之後,由於大家意見極度不能統一,輔導員便說,就以《同一首歌》作為班歌吧,反正大家都會唱。然後就這麽定了下來。我真的要瘋掉了。關於重複的令人不可忍受之處,現在舉出第三個例子:在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第五位的廣東東莞市的玩具廠裏,那些流水線上的年幼的打工妹,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不久後就會賣到世界各國超市裏麵的各種玩具,她們覺得那些漂亮可愛的玩具醜陋而討厭,總有一種把它們全部撕爛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