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序跋集

《死魂靈》

第二部第一章譯者附記

果戈理（N．Gogol）的《死魂靈》第一部，中國已有譯本，這裏無需多說了。其實，隻要第一部也就足夠，以後的兩部——《煉獄》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達到了。

果然，第二部完成後，他竟連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臨終前燒掉，世上就隻剩了殘存的五章，描寫出來的人物，積極者偏遠遜於沒落者：在諷刺作家果戈理，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現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 譯編的全部；第一章開首之處，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況敘述著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對教師無端使勁，像填鴨似的來硬塞學生，固然並不錯，但對於環境，不想改革，隻求適應，卻和十多年前，中國有一些教育家，主張學校應該教授看假洋，寫呈文，做挽對春聯之類的意見，不相上下的。

第二部第二章譯者附記

《死魂靈》第二部的寫作，開始於一八四○年，然而並沒有完成，初稿隻有一章，就是現在的末一章。後二年，果戈理又在草稿上從新改定，謄成清本。這本子後來似殘存了四章，就是現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間又有殘缺和未完之處。

其實，這一部書，單是第一部就已經足夠的，果戈理的運命所限，就在諷刺他本身所屬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寫沒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創造他之所謂好人，就沒有生氣。例如這第二章，將軍貝德理錫且夫是醜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還是活躍紙上，筆力不讓第一部；而烏理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盡力氣，要寫得她動人，卻反而並不活動，也不像真實，甚至過於矯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寫的兩位漂亮太太來，真是差得太遠了。

四 論文

《裴彖飛詩論》譯者附記

往作《摩羅詩力說》。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飛事。獨恨文字差絕。欲迻異國詩曲。翻為夏言。其業滋艱。非今茲能至。

頃見其國人籟息Reich E．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飛詩論》一章。則譯諸此。冀以考見其國之風土景物。

詩人情性。與夫著作旨趣之一斑雲。

《藝術玩賞之教育》譯者附記

謹案此篇論者。為日本心理學專家。所見甚摯。論亦綿密。近者國人。方欲有為於美育。則此論極資參考。用亟循字迻譯。庶不甚損原意。原文結論後半。皆駁斥其國現用“新定畫帖”之語。蓋此論實由是而發。然茲譯用意。在通學說。故從略。

又原注參考書目。茲刪一二。而仍其餘。（1）K．Groos，Zum Problem der asthetischen Erziehung．（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Ⅰ．1906）（2）H．Munsterberg．Princples of Art Education，A philosophicai，Aesthe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cus－sion of Art Education．1904．（3）Müller－Freienfels：Affekte und Trieb in Künsterischen Geniessen，（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ⅩⅤⅢ．Bd．1910）（4）野上，上野，實驗心理學講義 1909（5）Kun^sterziehungstages in Dresden am28，und 29，Sept．1901．1902．（6）E．Meumann，Vorl，zur Einführung in die experimentalle Püdagogik 2te Aufl，1911．

《社會教育與趣味》譯者附記

按原文本非學說。顧以我國美育之論。方洋洋盈耳。而抑揚皆未得其真。甚且誤解美誼。此篇立說淺近。頗與今日吾情近合。爰為迻譯。以供參鑒。然格於刊例。無可編類。故附學說之後。閱者諒之。

《近代捷克文學概觀》譯者附記

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ěQ也有著最富的文學。但在二十年代，幾乎很少見一本波希米亞文的書，後來出了J．Kollár以及和他相先後的文人，文學才有新生命，到前世紀末，他們已有三千以上的文學家了！

這豐饒的捷克文學界裏，最顯著的三大明星是：納盧達（1834—91），捷克（1846—），符爾赫列支奇（1853—1912）。現在譯取凱拉綏克（Josef Karásek）《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冊第十一十二兩節與十九節的一部分，便正可見當時的大概；至於最近的文學，卻還未詳。此外尚有符爾赫列支奇的同人與支派如Ad．CKerny，J．S．Machar，Anton Sova；以及散文家如K．Rais，K．Klostermann，MrsKtik兄弟，M．SKimácKek，Alois Jirásek等，也都有名，惜現在也不及詳說了。

二一年九月五日附記。

《小俄羅斯文學略說》譯者附記

右一篇從G．Karpeles的《文學通史》中譯出，是一個從發生到十九世紀末的小俄羅斯文學的大略。但他們近代實在還有錚錚的作家，我們須得知道那些名姓的是：歐羅巴近世精神潮流的精通者Michael Dragomarov，進向新軌道的著作者Ivan Franko（1856—）與Vasyl Stefanyk；

至於女人，則有女權的戰士Olga kobylanska（1865—）以及女子運動的首領Natalie Kobrynska（1855—）。

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譯者記。

《羅曼羅蘭的真勇主義》譯者附記

這是《近代思想十六講》的末一篇，一九一五年出版，所以於歐戰以來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為敘述很簡明，就將它譯出了。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譯者記。

《關於綏蒙諾夫及其代表作〈饑餓〉》譯者附記

《饑餓》這一部書，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一由北新書局印行，一載《東方雜誌》。並且《小說月報》上又還有很長的批評了。這一篇是見於日本《新興文學全集》附錄第五號裏的，雖然字數不多，卻簡潔明白，這才可以知道一點要領，恰有餘暇，便譯以餉曾見《饑餓》的讀者們。

十月二日，譯者識。

《新時代的預感》譯者附記這一篇，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裏做的，後來收在《文學評論》中。原不過很簡單淺近的文章，我譯了出來的意思，是隻在文中所舉的三個作家——巴理蒙德，梭羅古勃，戈理基——中國都比較地知道，現在就借此來看看他們的時代的背景，和他們各個的差異的——據作者說，則也是共通的——

精神。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現實底的唯美主義，在俄國的文壇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評家如盧那卡爾斯基等，委實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擊。又可以借此知道中國的創造社之流先前鼓吹“為藝術的藝術”而現在大談革命文學，是怎樣的永是看不見現實而本身又並無理想的空嚷嚷。

其實，超現實底的文藝家，雖然回避現實，或也憎惡現實，甚至於反抗現實，但和革命底的文學者，我以為是大不相同的。作者當然也知道，而偏說有共通的精神者，恐怕別有用意，也許以為其時的他們的國度裏，在不滿於現實這一點，是還可以同路的罷。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譯訖並記。

《人性的天才——迦爾洵》譯者附記

Lvov—Rogachevski的《俄國文學史梗概》的寫法，每篇常有些不同，如這一篇，真不過是一幅Sketch，然而非常簡明扼要。

這回先譯這一篇，也並無深意。無非因為其中所提起的迦爾洵的作品，有些是廿餘年前已經紹介（《四日》，《邂逅》），有的是五六年前已經紹介（《紅花》），讀者可以更易了然，不至於但有評論而無譯出的作品以資參觀，隻在暗中摸索。

然而不消說，迦爾洵也隻是文學史上一個環，不觀全局，還是不能十分明白的，——這缺憾，是待將來再彌補罷。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譯者附記。

《梅令格的〈關於文學史〉》譯者附記

這一篇Barin女士的來稿，對於中國的讀者，也是很有益處的。全集的出版處，已見於本文的第一段注中，茲不贅。

日本文的譯本，據譯者所知道，則有《唯物史觀》，岡口宗司譯；關於文學史的有兩種：《世界文學與無產階級》和《美學及文學史論》，川口浩譯，都是東京叢文閣出版。中國隻有一本：《文學評論》，雪峰譯，為水沫書店印行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但近來好像很少看見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豐瑜譯並附記。

《海納與革命》譯者附記

這一篇文字，還是一九三一年，即海納死後的七十五周年，登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一種德文的日報上的，後由高衝陽造日譯，收入《海納研究》中，今即據以重譯在這裏。由這樣的簡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詩人的生平，但我以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們看作戀愛詩人的海納，還有革命底的一麵；（二）德國對於文學的壓迫，向來就沒有放鬆過，寇爾茲和希特拉，隻是末期的變本加厲的人；（三）但海納還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燦爛，而那時官準的一群“作者”卻連姓名也“在沒有記起之前，就已忘卻了。”這對於讀者，或者還可以說是有些意義的罷。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譯訖並記。

《果戈理私觀》譯者附記

立野信之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後來脫離了，對於別人的說他轉入了相反的營盤，他卻不服氣，隻承認了政治上的“敗北”，目下隻還在彷徨。《果戈理私觀》是從本年四月份的《文學評論》裏譯出來的，並非怎麽精深之作，但說得很淺近，所以清楚；而且說明了“文學不問地的東西，時的古今，永遠沒有改變”的不實之處，是也可以供讀者的參考的。

《藝術都會的巴黎》譯者附記

格羅斯（George Grosz）是中國較為耳熟的畫家，本是踏踏派中人，後來卻成了革命的戰士了；他的作品，中國有幾個雜誌上也已經介紹過幾次。《藝術都會的巴黎》，照實譯，該是《當作藝術都會的巴黎》（Paris als kunststadt），是《藝術在墮落》（Die Kunst ist in Gefahr）中的一篇，題著和Wieland Herzfelde合撰，其實他一個人做的，Herzfelde 是首先竭力幫他出版的朋友。

他的文章，在譯者覺得有些地方頗難懂，參看了麻生義的日本文譯本，也還是不了然，所以想起來，譯文一定會有錯誤和不確。但大略已經可以知道：巴黎之為藝術的中樞，是歐洲大戰以前事，後來雖然比德國好像稍稍出色，但這是勝敗不同之故，不過勝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產罷了。

書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去現在已有十年，但一大部分，也還可以適用。

五 雜文

《哀塵》譯者附記

譯者曰：此囂俄《隨見錄》之一，記一賤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傳》敘曰：“宗教、社會、天物者，人之三敵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歸，故有寺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為害尤酷。

凡人生之艱苦而難悟其理者，無一非生於斯者也。故人常苦於執迷，常苦於弊習，常苦於風火水土。於是，宗教教義有足以殺人者，社會法律有足以壓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嚐於《諾鐵耳譚》發其一，於《哀史》表其二，今於此示其三雲。”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為無心薄命之賤女子，複不幸舉一女，閱盡為母之哀，而轉輾苦痛於社會之陷穻者其人也。“依定律請若嚐試此六月間”，噫嘻定律，胡獨加此賤女子之身！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於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非惡聖人也，惡偽聖之足以致盜也。嗟社會之陷穻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使囂俄而生斯世也，則剖南山之竹，會有窮時，而《哀史》輟書，其在何日歟，其在何日歟？

《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譯者附記

《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總計四篇，另外《序言》（Zarathustra’s Vorrede）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為隻做了三年，所以這本書並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體；因為也經過了三年，所以裏麵又免不了矛盾和參差。

序言一總十節，現在譯在前麵；譯文不妥當的處所很多，待將來譯下去之後，再回上來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書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觀上常見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現在但就含有意思的名詞和隱晦的句子略加說明如下：

第一節敘Zarathustra入山之後，又大悟下山；而他的下去（Untergang），就是上去。Zarathustra 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國早知道，古來譯作蘇魯支的就是；但本書隻是用他名字，與教義無關，惟上山下山及鷹蛇，卻根據著火教的經典（Avesta）和神話。

第二節敘認識的聖者（Zarathustra）與信仰的聖者在林中會見。

第三節Zarathustra說超人（Uebermensch）。走索者指舊來的英雄以冒險為事業的；群眾對於他，也會麕集觀覽，但一旦落下，便都走散。遊魂（Gespenst）指一切幻想的觀念：

如靈魂，神，鬼，永生等。不是你們的罪惡——卻是你們的自滿向天叫……意即你們之所以萬劫不複者，並非因為你們的罪惡，卻因為你們的自滿，你們的怕敢犯法；何謂犯法，見第九節。

第四節Zarathustra說怎樣預備超人出現。星的那邊謂現世之外。

第五節Zarathustra說末人（Der Letzte Mensch）。

第六節Zarathustra出山之後，隻收獲了一個死屍，小醜（Possenreisser）有兩樣意思：一是烏托邦思想的哲學家，說將來的一切平等自由，使走索者墜下；一是尼采自況。因為他亦是理想家（G．Naumann說），但或又謂不確（O．Gram－zow）。用腳跟搔癢你是跑在你前麵的意思。失了他的頭是張皇失措的意思。

第七節Zarathustra驗得自己與群眾太遼遠。

第八節Zarathustra被小醜恐嚇，墳匠嘲罵，隱士怨望。

墳匠（Totengraeber）是專埋死屍的人，指陋劣的曆史家，隻知道收拾故物，沒有將來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並且嫌忌走索者，然而隻會詛咒。老人也是一種信仰者，但與林中的聖者截然不同，隻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節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尋求活夥伴，埋去死屍。我（Zarathustra）的幸福謂創造。

第十節鷹和蛇引導Zarathustra開始下去。鷹與蛇都是標征：蛇表聰明，表永遠輪回（Ewige Wieder kunft）；鷹表高傲，表超人。聰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眾。而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結果。

《盲詩人最近時的蹤跡》譯者附記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出了日本之後，想回到他的本國去，不能入境，再回來住在哈爾濱，現在已經經過天津，到了上海了。這一篇是他在哈爾濱時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的報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讀賣新聞》上的，我們可以藉此知道這詩人的蹤跡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譯者識。

《憶愛羅先珂華希理君》譯者附記

這一篇，最先載在去年六月間的《讀賣新聞》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後的歎息》的卷首的時候，卻被抹殺了六處，一共二十六行，語氣零落，很不便於觀看，所以現在又據《讀賣新聞》補進去了。文中的幾個空白，是原來如此的，據私意推測起來，空兩格的大約是“刺客”兩個字，空一格的大約是“殺”字。至於“某國”，則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國了。

五月一日

《巴什庚之死》譯者附記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爾誌跋綏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這是第二篇，從日本馬場哲哉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譯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記。

《信州雜記》譯者附記

我們都知道，俄國從十月革命之後，文藝家大略可分為兩大批。一批避往別國，去做寓公；一批還在本國，雖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畢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屬於後者的文人。我們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國，又到日本。此後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見井田孝平和小島修一同譯的《日本印象記》，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兩個月，於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寫成這樣的一本書。

當時我想，咱們罵日本，罵俄國，罵英國，罵……，然而講這些國度的情形的書籍卻很少。講政治，經濟，軍備，外交等類的，大家此時自然恐怕未必會覺得有趣，但文藝家遊曆別國的印象記之類卻不妨有一點的。於是我就想先來介紹這一本畢勒涅克的書，當夜翻了一篇序詞——《信州雜記》。

這不過全書的九分之一，此下還有《本論》，《本論之外》，《結論》三大篇。然而我麻煩起來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國人的印，翻到中國來，隔膜還太多，注不勝注。二者譯文還太輕妙，我不敵他；且手頭又沒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費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譯本中時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檢查官所抹殺的罷，看起來也心裏不快活。而對麵闊人家的無線電話機裏又在唱什麽國粹戲，“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鬧得我頭裏隻有發昏章第十一了。還是投筆從玩罷，我想，好在這《信州雜記》原也可以獨立的，現在就將這作為開場，也同時作為結束。

我看完這書，覺得凡有敘述和諷刺，大抵是很為輕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種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見到的幾位新俄作家的書，常常使我發生這一類觖望。但我又想，所謂“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紀末”的一種時症麽？倘使社會淳樸篤厚，當然不會有隱情，便也不至於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並不錯，則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開步罷。

我們為傳統思想所束縛，聽到被評為“幼稚”便不高興。

但“幼稚”的反麵是什麽呢？好一點是“老成”，壞一點就是“老獪”。革命前輩自言“老則有之，朽則未也，庸則有之，昏則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經盡夠了麽？

我不知道畢勒涅克對於中國可有什麽著作，在《日本印象記》裏卻不大提及。但也有一點，現在就順便紹介在這裏罷：——

“在中國的國境上，張作霖的狗將我的書籍全都沒收了。連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也說是共產主義的傳染品，搶走了。在哈爾賓，則我在講演會上一開口，中國警署人員便走過來，下麵似的說。照那言語一樣地寫，是這樣的：——

——話，不行。一點兒，一點兒唱罷。一點兒，一點兒跳罷。讀不行！

我是什麽也不懂。據譯給我的意思，則是巡警禁止我演講和朗讀，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們打電話到衙門去，顯著不安的相貌，疑惑著——有人對我說，何妨就用唱歌的調子來演講呢。然而唱歌，我卻敬謝不敏。這樣懇切的中國，是挺直地站著，莞爾而笑，謙恭到討厭，什麽也不懂，卻嘮叨地說是‘話，不行，一點兒，一點兒唱’的。於是中國和我，是幹幹淨淨地分了手了。”（《本論之外》第二節）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記於上海。

《〈雄雞和雜饌〉抄》譯者附記

久聞外國書有一種限定本子，印得少，賣得貴，我至今一本也沒有。今年春天看見Jean Cocteau的Le Coq et L’ar－lequin的日譯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還是因為價貴，放下了。隻記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買穩當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還有不穩的話，再三盤算，終於化了五碗“無產”咖啡的代價，買了回來了。

買回來細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為裏麵大抵是講音樂，在我都很生疏的。不過既經買來，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隨便譯幾句我所能懂的，販入中國，——總算也沒有買全不“穩當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別於“青年”。

至於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紹介，總之是一個現代的法國人，也能作畫，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樂的罷了。

《麵包店時代》譯者附記

巴羅哈同伊本涅支一樣，也是西班牙現代的偉大的作家，但他的不為中國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於他的著作沒有被美國商人“化美金一百萬元”，製成影片到上海開演〔3〕。

自然，我們不知道他是並無壞處的，但知道一點也好，就如聽過宇宙間有一種哈黎慧星一般，總算一種知識。倘以為於饑飽寒溫大有關係，那是求之太深了。

譯整篇的論文，介紹他到中國的，始於《朝花》。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他和他的兄弟聯絡在馬德裏，很奇怪，他們開了一爿麵包店，這個他們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開麵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詫異，他在《一個革命者的人生及社會觀》裏，至於特設了一章來說明。現在就據岡田忠一的日譯本，譯在這裏，以資談助；也可以作小說看，因為他有許多短篇小說，寫法也是這樣的。

《Vl．G．理定自傳》譯者附記

這一篇短短的《自傳》，是從一九二六年，日本尾瀨敬止編譯的《文藝戰線》譯出的；他的根據，就是作者——理定所編的《文學的俄國》。但去年出版的《Pisateli》中的那《自傳》，和這篇詳略卻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強譯出，定多錯誤，所以《自傳》隻好仍譯這一篇；但著作目錄，卻依照新版本的，由了兩位朋友的幫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譯者附識。

《描寫自己》和《說述自己的紀德》譯者附記

紀德在中國，已經是一個較為熟識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關於他的評傳，我看得極少極少。

每一個世界的文藝家，要中國現在的讀者來看他的許多著作和大部的評傳，我以為這是一種不看事實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敘和比較明白的畫家和漫畫家所作的肖像，是幫助讀者想知道一個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寫自己》即由這一種意義上，譯出來試試的。聽說紀德的文章很難譯，那麽，這雖然不過一小篇，也還不知道怎麽褻瀆了作者了。至於這篇小品和畫像的來源，則有石川湧的說明在，這裏不贅。

文中的稻子豆，是Ceratonia siliqua，L．的譯名，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國沒有；瓦樂敦的原文，是Félix Vallo－tton。

六 小說

《一篇很短的傳奇》譯者附記

迦爾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 1855—1888）生於南俄，是一個甲騎兵官的兒子。少時學醫，卻又因腦病廢學了。他本具博愛的性情，也早有文學的趣味；俄土開戰，便自願從軍，以受別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將經驗和思想發表在小說裏，是有名的《四日》和《孱頭》。他後來到彼得堡，在大學聽文學的講義，又發表許多小說，其一便是這《一篇很短的傳奇》。於是他又旅行各地，訪問許多的文人，而尤受托爾斯泰的影響，其時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紅花》。然而迦爾洵的腦病終於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後，從高樓自投而下，以三十三歲的盛年去世了。這篇在迦爾洵的著作中是很富於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諧笑。他那非戰與自我犧牲的思想，也寫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裝了木腳，而勸人出戰者卻一無所損，也還隻是人世的常情。至於“與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這精神，卻往往隻見於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則實在不能不驚異於這民族的偉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記。

《一篇很短的傳奇》譯者附記（二）

迦爾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生於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亞曆山大三世政府的壓迫之下，首先絕叫，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小說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從軍俄土戰爭時的印象為基礎的《四日》，後來連接發表了《孱頭》，《邂逅》，《藝術家》，《兵士伊凡諾夫回憶錄》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藝術底天稟愈發達，也愈入於病態了，憫人厭世，終於發狂，遂入癲狂院；但心理底發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樓上躍下，遂其自殺，時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傑作《紅花》，敘一半狂人物，以紅花為世界上一切惡的象征，在醫院中拚命擷取而死，論者或以為便在描寫陷於發狂狀態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紅花》，中國都有譯本了。《一篇很短的傳奇》雖然並無顯名，但頗可見作者的博愛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歐的但農契阿（D’Annunzio）所作《死之勝利》，以殺死可疑的愛人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兩路的。

《貴家婦女》譯者附記

《貴家婦女》是從日本尾瀨敬止編譯的《藝術戰線》譯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國V．理丁編的《文學的俄羅斯》，內載現代小說家的自傳，著作目錄，代表的短篇小說等。這篇的作者，並不算著名的大家，經曆也很簡單。現在就將他的自傳，譯載於後——

“我於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我的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並未畢業。一九一五年，作為義勇兵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作為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於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波蘭姑娘》是從日本米川正夫編譯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譯出的。

《食人人種的話》譯者附記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個木鞋匠的兒子，好容易受了一點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廳的一個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學生活，不過十三四年。

他愛讀尼采，托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牆上，寫著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許多苦惱者，是因為有能堪許多苦惱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說明雲：

“這話其實是不確的，雖然知道不確，卻是大可作為安慰的話。”

即此一端，說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這一篇是從日本堀口大學的《腓立普短篇集》裏譯出的，是他的後期圓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諷喻，至於首尾的教訓，大約出於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並不以為的確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