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序跋集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前記

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訶夫記念》裏，記著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寫！你起始唱的是夜鶯歌，如果寫了一本書，就停止住，豈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麵。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為我隻會笑。如今的時代怎麽可以笑呢？”（耿濟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這是一九○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臨死這一年，自說的不滿於自己的作品，指為“小笑話”的時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歲的時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Antosha Chekhonte）的筆名，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寫，雜文，法院通信之類。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報《新時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為這時候，契訶夫才開始認真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這裏的八個短篇，出於德文譯本，卻正是全屬於“契紅德”時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卻在輔助瑪修丁（V．N．Massiutin）的木刻插畫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後，還在本國為勃洛克（A．Block）刻《十二個》的插畫，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為多，並不著重於小說。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為“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卻又截然兩樣的。它不是簡單的隻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麽，——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蹩腳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

這可笑是因為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麵，我以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卻將這些指為“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為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譯者。

譯者後記

契訶夫的這一群小說，是去年冬天，為了《譯文》開手翻譯的，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個總名；謂之《奇聞三則》，還附上幾句後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那麽，在那一國裏，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這作者也更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國卻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後，集子還沒有出齊，也總不會出齊，而作者可早被壓殺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無不如此，契訶夫也如此。

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卻。他在本國，也還沒有被忘卻的，一九二九年做過他死後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但在這裏我不想多說什麽了。

《奇聞三篇》是從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譯本《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Welt－Verlag，Berlin，1922）裏選出來的。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筆，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沉，卻也並無什麽代表那時的名作，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我想是一定不準它稱為“短篇小說”的，我在這裏也小心一點，根據了“Groteske”這一個字，將它翻作了“奇聞”。

譯者後記第一篇紹介的是一窮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愛聽豔聞的小姐。字數雖少，腳色卻都活畫出來了。但作者雖是醫師，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兒，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這種通告，固然很近於“杞憂”，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舊小說裏狐鬼所說的藥方，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裏麵去——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兩篇：《暴躁人》和《壞孩子》。那後記是——

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紹介過三篇。這種輕鬆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為了別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畫的說明。

就作品而論，《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據批評家說，這時已是作者的經曆更加豐富，觀察更加廣博，但思想也日見陰鬱，傾於悲觀的時候了。誠然，《暴躁人》除寫這暴躁人的其實並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現了那時的閨秀們之鄙陋，結婚之不易和無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當作滑稽小品看的《壞孩子》，悲觀氣息卻還要沉重，因為看那結末的敘述，已經是在說：報複之樂，勝於戀愛了。

接著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勳章》，《難解的性格》和《陰謀》，算是全部完畢。但待到在《譯文》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出來時，《波斯勳章》不見了，後記上也刪去了關於這一篇作品的話，並改“三篇”為“二篇”——

木刻插畫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共八篇，這裏再譯二篇。

《陰謀》也許寫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當時醫界的腐敗的情形。但其中也顯示著利用人種的不同於“同行嫉妒”。例如，看起姓氏來，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種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猶太人，也排斥醫師普萊息台勒（Gustav Prechtel）和望·勃隆（Von Bronn）以及藥劑師格倫美爾（Grummer），這三個都是德國人姓氏，大約也是猶太人或者日耳曼種人。這種關係，在作者本國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國來就須加些注釋，有點纏夾了。但參照起中村白葉氏日本譯本的《契訶夫全集》，這裏卻缺少了兩處關於猶太人的並不是好話。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們聚作一團，在嚷叫”之後的一行：“‘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團”下麵一句“在嚷叫”，乃是“開始那照例的——‘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了……”但不知道原文原有兩種的呢，還是德文譯者所刪改？我想，日文譯本是決不至於無端增加一點的。

平心而論，這八篇大半不能說是契訶夫的較好的作品，恐怕並非瑪修丁為小說而作木刻，倒是翻譯者Alex－ander Eliasberg為木刻而譯小說的罷。但那木刻，卻又並不十分依從小說的敘述，例如《難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說，是扇上該有須頭，鼻梁上應該架著眼鏡，手上也該有手鐲的，而插畫裏都沒有。大致一看，動手就做，不必和本書一一相符，這是西洋的插畫家很普通的脾氣。雖說“神似”比“形似”更高一著，但我總以為並非插畫的正軌，中國的畫家是用不著學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單單的“形似”又更高一著麽？

但“這八篇”的“八”字沒有改，而三次的登載，小說卻隻有七篇，不過大家是不會覺察的，除了編輯者和翻譯者。

誰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就是“防民之口”的標記呢，但我們似的譯作者的譯作，卻就在這機關裏被刪除，被禁止，被沒收了，而且不許聲明，像銜了麻核桃的赴法場一樣。這《波斯勳章》，也就是所謂“中宣……審委會”暗殺賬上的一筆。

《波斯勳章》不過描寫帝俄時代的官僚的無聊的一幕，在那時的作者的本國尚且可以發表，為什麽在現在的中國倒被禁止了？——我們無從推測。隻好也算作一則“奇聞”。但自從有了書報檢查以來，直至六月間的因為“《新生》事件”而煙消火滅為止，它在出版界上，卻真有“所過殘破”之感，較有斤兩的譯作，能保存它的完膚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經濟，村落，堤防，無不殘破的現在，文藝當然也不能獨保其完整。何況是出於我的譯作，上有禦用詩官的施威，下有幫閑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當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麵有殘毀者，一麵也有保全，補救，推進者，世界這才不至於荒廢。我是願意屬於後一類，也分明屬於後一類的。現在仍取八篇，編為一本，使這小集複歸於完全，事雖瑣細，卻不但在今年的文壇上為他們留一種亞細亞式的“奇聞”，也作了我們的一個小小的記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