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序跋集

《豎琴》

後記

劄彌亞丁（Evgenii Zamiatin）生於一八八四年，是造船專家，俄國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寧”，就是他的勞作。在文學上，革命前就已有名，進了大家之列，當革命的內戰時期，他還借“藝術府”“文人府”的演壇為發表機關，朗讀自己的作品，並且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組織者和指導者，於文學是頗為盡力的。革命前原是布爾塞維克，後遂脫離，而一切作品，也終於不脫舊智識階級所特有的懷疑和冷笑底態度，現在已經被看作反動的作家，很少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

《洞窟》是從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譯出的，並參用尾瀨敬止的《藝術戰線》裏所載的譯本。說的是饑餓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於饑寒，幾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麵變成無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麵顯出原始的野蠻時代的狀態來。為病婦而偷柴的男人，終於隻得將毒藥讓給她，聽她服毒，這是革命中的無能者的一點小悲劇。寫法雖然好像很晦澀，但仔細一看，是極其明白的。關於十月革命開初的饑餓的作品，中國已經譯過好幾篇了，而這是關於“凍”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員，他有一篇很短的自傳，說：

“我於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未畢業。一九一五年當了義勇軍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當了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於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但他的作品總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覺得太過於輕巧。

在歐美，也有一部分愛好的人，所以譯出的頗不少。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從《俄國短篇小說傑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裏譯過來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譯，因為那時是在豫備《朝華旬刊》的材料，所以選著短篇中的短篇。但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標本，見一斑可推全豹的。

倫支（Lev Lunz）的《在沙漠上》，也出於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原譯者還在卷末寫有一段說明，如下：

“在青年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中，最年少的可愛的作家萊夫·倫支，為病魔所苦者將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於在漢堡的病院裏長逝了。享年僅二十二。當剛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麵也將自此從事於真切的工作之際，雖有豐饒的天稟，竟不遑很得秋實而去世，在俄國文學，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著光明和歡喜和活潑的力的少年，常常驅除朋友們的沉滯和憂鬱和疲勞，當絕望的瞬息中，灌進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氣來的‘杠杆’。別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一接他的訃報，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為無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學上也力斥那舊時代俄國文學特色的沉重的憂鬱的靜底的傾向，而於適合現代生活基調的動底的突進態度，加以張揚。因此他埋頭於研究仲馬和司諦芬生，竭力要領悟那傳奇底，冒險底的作風的真髓，而發見和新的時代精神的合致點。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蘭西的樂劇，也是他的熱心研究的對象。‘動’的主張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戲劇方麵覺得更所加意。因為小說的本來的性質就屬於‘靜’，而戲劇是和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十九歲時之作，是從《舊約》的《出埃及記》裏，提出和初革命後的俄國相共通的意義來，將聖書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施調和，用了有彈力的暗示底的文體，加以表現的。凡這些處所，我相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氣。”

然而這些話似乎不免有些偏愛，據珂剛教授說，則倫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偉大的法規製定期，登記期，兵營整理期中，逃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自由的懷抱裏去的。”那麽，假使尚在，現在也決不能再是那時的倫支了。至於本篇的取材，則上半雖在《出埃及記》，而後來所用的卻是《民數記》，見第二十五章，殺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蘇甸的女兒哥斯比。篇末所寫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國初革命後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卻這觀察者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的青年，時候是革命後不多久。現今的無產作家的作品，已隻是一意讚美工作，屬望將來，和那色黑而多須的真的神，麵目全不相像了。

《果樹園》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間所作，出處與前篇同，這裏並仍錄原譯者的話：

“斐定（Konstantin Fedin）也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之一人，是自從將短篇寄給一九二二年所舉行的‘文人府’的懸賞競技，獲得首選的榮冠以來，驟然出名的體麵的作者。他的經曆也和幾乎一切的勞動作家一樣，是頗富於變化的。故鄉和雅各武萊夫同是薩拉妥夫（Saratov）的伏爾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長於古老的果園，漁夫的小屋，纖夫的歌曲那樣的詩底的環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藝術底傾向，但那傾向，是先出現於音樂方麵的。他善奏懷亞林，巧於歌唱，常常出演於各處的音樂會。他既有這樣的藝術的天稟，則不適應商家的空氣，正是當然的事。十四歲時（一九○四年），曾經典質了愛用的樂器，離了家，往彼得堡去，後來得到父親的許可，可以上京苦學了。世界大戰前，為研究語學起見，便往德國，幸有天生的音樂的才能，所以一麵做著舞蹈會的懷亞林彈奏人之類，繼續著他的修學。

“世界大戰起，斐定也受了偵探的嫌疑，被監視了。當這時候，為消遣無聊計，便學學畫，或則到村市的劇場去，作為歌劇的合唱隊的一員。他的生活，雖然物質底地窮蹙，但大體是藏在藝術這‘象牙之塔’裏，守禦著實際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後，回到俄國，卻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禮了。他便成為共產黨員，從事於煽動的演說，或做日報的編輯，或做執委的秘書，或自率赤軍，往來於硝煙裏。這對於他之為人的完成，自然有著偉大的貢獻，連他自己，也稱這時期為生涯中的Pathos （感奮）的。

“斐定是有著纖細優美的作風的作者，在勞農俄國的作者們裏，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但在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義上）。隻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樹園》，也可以一眼便看見這特色。這篇是在‘文人府’的懸賞時，列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寫那古老的美的傳統漸就滅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這一種人生永遠的悲劇的。題目雖然是絕望底，而充滿著像看水彩畫一般的美麗明朗的色彩和綽約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並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卻釀出特種的調和，有力量將讀者拉進那世界裏麵去，隻這一點，就證明著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還有中篇《Anna Timovna》”。

後二年，他又作了《都市與年》的長篇，遂被稱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種長篇《兄弟》出版，卻因為頗多對於藝術至上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讚頌，又很受批評家的責難了。這一短篇，倘使作於現在，是決不至於膾炙人口的；中國亦已有靖華的譯本，收在《煙袋》中，本可無需再錄，但一者因為可以見蘇聯文學那時的情形，二則我的譯本，成後又用《新興文學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橫澤芳人譯本細加參校，於字句似略有所長，便又不忍舍棄，仍舊收在這裏了。

雅各武萊夫（Aleksandr 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於做漆匠的父親的家裏，本家全都是農夫，能夠執筆寫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個。在宗教的氛圍氣中長大；而終於獨立生活，旅行，入獄，進了大學。十月革命後，經過了多時的苦悶，在文學上見了救星，為“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個，自傳雲：

“俄羅斯和人類和人性，已成為我的新的宗教了。”

從他畢業於彼得堡大學這端說，是智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卻純是農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而認農民為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為惟有農民，是真將全世界聯結於友愛的精神的。這篇《窮苦的人們》，從《近代短篇小說集》中八住利雄的譯本重譯，所發揮的自然也是人們互相救助愛撫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還是幻想的產物。別有一種中篇《十月》，是被稱為顯示著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作品的，雖然所描寫的大抵是遊移和後悔，沒有一個鐵似的革命者在內，但恐怕是因為不遠於事實的緣故罷，至今還有閱讀的人們。我也曾於前年譯給一家書店，但至今沒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墨斯科的。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候，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

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旅行於外國。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原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村田春海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饑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著革命俄國的最初時候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裏，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卻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原譯本所無，則都用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於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時代大抵過在工業都市羅持（Lodz）裏。一九○五年，因為和幾個大暴動的指導者的個人的交情，被捕係獄者很長久。釋放之後，想到美洲去，便學“國際的手藝”，就是學成了招牌畫工和漆匠。十九歲時，他發表了最初的傑出的小說。此後便先在阿兌塞，後在列寧格勒做文藝欄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長之處，是簡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亞克與人性》從《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ahler des neuen Russlan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從表麵上看起來，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著懷疑和失望，雖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還是一點都遮掩不過去，和確信農民的雅各武萊夫所見的“人性”，完全兩樣了。

聽說這篇在中國已經有幾種譯本，是出於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歐諸國，皆以此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隻見過譯載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則與德譯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將這一篇廢棄。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於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家是一個半破落的家庭，雖然拮據，卻還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從墨斯科大學畢業後，歐戰已經開頭，他便再入聖彼得堡的炮兵學校，受訓練六月，上戰線去了。革命後，他為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炮兵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寧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學活動，是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的，中間為戰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創作。小說製成影片，戲劇為劇場所開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幾及十種國文；在中國有靖華譯的《四十一》附《平常東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叢刊》裏。

這一個中篇《星花》，也是靖華所譯，直接出於原文的。

書敘一久被禁錮的婦女，愛一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殺害。

所寫的居民的風習和性質，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樸誠，均極動人，令人非一氣讀完，不肯掩卷。然而和無產作者的作品，還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覺得教民和紅軍士兵，都一樣是作品中的資材，寫得一樣地出色，並無偏倚。蓋“同路人”者，乃是“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它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傳”中語）的，而自己究不是戰鬥到底的一員，所以見於筆墨，便隻能偏以洗練的技術製勝了。將這樣的“同路人”的最優秀之作，和無產作家的作品對比起來，仔細一看，足令讀者得益不少。

英培爾（Vera Inber）以一八九三年生於阿兌塞。九歲已經做詩；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曾想去做女伶。卒業後，研究哲學，曆史，藝術史者兩年，又旅行了好幾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一二年出版於巴黎，至二五年才始來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齡（Kipling），繆塞（Musset），托爾斯泰，斯丹達爾（Stendhal），法蘭斯，哈德（Bret Harte）等人的影響。”許多詩集之外，她還有幾種小說集，少年小說，並一種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曰《太陽之下》，在德國已經有譯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於《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中，原譯者弗蘭克（Elena Frank）。雖然隻是一種小品，又有些失之誇張，但使新舊兩代——母女與父子——相對照之處，是頗為巧妙的。

凱泰耶夫（Valentin Kataev）生於一八九七年，是一個阿兌塞的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為師範學生時，已經發表了詩篇。歐洲大戰起，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受傷了兩回。

俄國內戰時，他在烏克蘭，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後，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兩部長篇，還有一種滑稽劇。

《物事》也是柔石的遺稿，出處和原譯者，都與《老耗子》同。

這回所收集的資料中，“同路人”本來還有畢力涅克和綏甫林娜的作品，但因為紙數關係，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著世界的聲名，而這裏沒有收錄的，是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愛倫堡（Ilia Ehrenburg），巴培爾（Isack Babel），還有老作家如惠壘賽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M．Prishvin），托爾斯泰（Aleksei Tolstoi）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編者。

《洞窟》譯者附記

俄國十月革命後饑荒情形的描寫，中國所譯的已有好幾篇了。但描寫寒冷之苦的小說，卻尚不多見。薩彌亞丁（Evgenü Samiatin）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這一篇巧妙地寫出人民因饑寒而複歸於原始生活的狀態。為了幾塊柴，上流的智識者至於人格分裂，實行偷竊，然而這還是暫時的事，終於將毒藥當作寶貝，以自殺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於溫帶地方的讀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沒有怎麽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譯訖記。

《豎琴》譯者附記

作者符拉迪彌爾·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歲。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常旅行外國，不久也許會像B．Pilyniak一樣，到東方來。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約共有十二種。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篇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日本村田春海的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饑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著革命俄國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裏，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卻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原譯本所無，則並重譯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還要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這篇裏的描寫混亂，黑暗，可謂頗透了，雖然粉飾了許多詼諧，但刻劃分明，恐怕雖從我們中國的“普羅塔列亞特苦理替開爾”看來，也要斥為“反革命”，——自然，也許因為是俄國作家，總還是值得“紀念”，和阿爾誌跋綏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國，為什麽並不“沒落”呢？我想，這是因為雖然有血，有汙穢，而也有革命；因為有革命，所以對於描出血和汙穢——無論已經過去或未經過去——的作品，也就沒有畏憚了。這便是所謂“新的產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魯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