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序跋集

《桃色的雲》

序

愛羅先珂君的創作集第二冊是《最後的歎息》，去年十二月初由叢文閣在日本東京出版，內容是這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和兩篇短的童話，一曰《海的王女和漁夫》，一曰《兩個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於今年正月間紹介到中國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卻願意我早譯《桃色的雲》：因為他自己也覺得這一篇更勝於先前的作品，而且想從速贈與中國的青年。但這在我是一件煩難事。日本語原是很能優婉的，而著者又善於捉住他的美點和特長，這就使我很失了傳達的能力。

可是延到四月，為要救自己的爽約的苦痛計，也終於定下開譯的決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毀損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為一件失敗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隻是“聊勝於無”罷了。惟其內容，總該還在，這或者還能夠稍慰讀者的心罷。

至於意義，大約是可以無須乎詳說的。因為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更鋒利的看見土撥鼠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言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為明白曉暢的了。

在翻譯之前，承S．F．君借給我詳細校過豫備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許多舊印本中錯誤的地方；翻譯的時候，SH君又時時指點我，使我懂得許多難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報副鐫》上的時候，孫伏園君加以細心的校正；譯到終結的時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鵠的歌，使這本子最為完全；我都很感謝。

我於動植物的名字譯得很雜亂，別有一篇小記附在卷尾，是希望讀者去參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畢，並記。

記劇中人物的譯名

我因為十分不得已，對於植物的名字，隻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見於書上的中國名的。如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紫地丁（Viola patrinü var．chinensis），鬼燈檠（Rodgersia 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 sieboldi），燕子花（Iris laevigata），玉蟬花（Iris sibirica var． orien^talis）等。此外尚多。

二，用未見於書上的中國名的。如月下香（Oenothera biennis var．Lamarkiana），日本稱為月見草，我們的許多譯籍都沿用了，但現在卻照著北京的名稱。

三，中國雖有名稱而仍用日本名的。這因為美醜太相懸殊，一翻便損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rinia scabiosaefolia）就是敗醬，鈴蘭（Convallaria 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還有朝顏（Pharbitis hederacea）是早上開花的，晝顏（Caly－stegia sepium）日裏開，夕顏（Lagenar^ia vulgaris）晚開，若改作牽牛花，旋花，匏，便索然無味了，也不翻。至於福壽草（Adonis opennina var．dahurica）之為側金盞花或元日草，櫻草（Primula cortu^soides）之為蓮馨花，本來也還可譯，但因為太累墜及一樣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國無名而襲用日本名的。如釣鍾草（Clematis he－racleifolia var．stans），雛菊（Bellis perennis）是。但其一卻譯了意，即破雪草本來是雪割草（Primula Fauriae）。

生造了一個，即白葦就是日本之所謂劉萱（Themeda Forskalli var．japonica）。

五，譯西洋名稱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 palustris）是。

六，譯西洋名稱的音的。如風信子（Hyacinthus orien－talis），珂斯摩（Cosmos bipinnatus）是。達理亞（Dahlia va－riabilis）在中國南方也稱為大理菊，現在因為怕人誤認為雲南省大理縣出產的菊花，所以也譯了音。

動物的名稱較為沒有什麽問題，但也用了一個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 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綠色或灰色，也會變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樹，將雨時必鳴。中國書上稱為雨蛤或樹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撥鼠（Talpa europaea）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國古書上所謂“飲河不過滿腹”的鼴鼠，或謂就是北京尊為“倉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對的。總之，這是鼠屬，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紅色的尖嘴和淡紅色的腳，腳前小後大，撥著土前進，住在近於田圃的土中，吃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陽光，便看不見東西，不能動彈了。作者在《天明前之歌》的序文上，自說在《桃色的雲》的人物中最愛的是土撥鼠，足見這在本書中是一個重要腳色了。

七草在日本有兩樣，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為芹，薺，鼠麯草，繁縷，雞腸草，菘，蘿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於《萬葉集》的歌辭，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麥，女郎花，蘭草，朝顏，近來或換以桔梗，則全都是賞玩的植物了。

他們舊時用春的七草來煮粥，以為喝了可避病，惟這時有幾個用別名：鼠麯草稱為禦行，雞腸草稱為佛座，蘿卜稱為清白。但在本書卻不過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沒有關係了。秋的七草也一樣。

所謂遞送夫者，專做分送報章信件電報牛乳之類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產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國還沒有這一類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記，七月一日改定。

將譯《桃色的雲》以前的幾句話

愛羅先珂先生的創作集第二冊是《最後的歎息》，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東京由叢文閣出版，內容是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和兩篇童話，一是《海的王女和漁夫》，一是《兩個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載在本年正月的《東方雜誌》上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卻願意我快譯《桃色的雲》：因為他自審這一篇最近於完滿，而且想從速贈與中國的青年。但這在我是一件煩難事，我以為，由我看來，日本語實在比中國語更優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點和特長，所以使我很覺得失了傳達的能力，於是擱置不動，瞬息間早過了四個月了。

但爽約也有苦痛的，因此，我終於不能不定下翻譯的決心了。自己也明知道這一動手，至少當損失原作的好處的一半，斷然成為一件失敗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隻是“聊勝於無”罷了。惟其內容，總該還在，這或者還能夠稍稍慰藉讀者的心罷。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譯者記。

《桃色的雲》第二幕第三節中譯者附白

本書開首人物目錄中，鵠的群誤作鷗的群。第一幕中也還有幾個錯字，但大抵可以意會，現在不來列舉了。

又全本中人物和句子，也間有和印本不同的地方，那是印本的錯誤，這回都依SF君的校改預備再版的底本改正。惟第三幕末節中“白鵠的歌”四句，是著者新近自己加進去的，連將來再版上也沒有。五月三日記。

《現代日本小說集》

附錄 關於作者的說明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為東京大學教授，後辭去入朝日新聞社，專從事於著述。

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一九○八年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態度：

“有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來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這一種小說。……

或人以為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張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廣闊，在這廣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種種的不同：隨緣臨機的樂此種種起居即是餘裕，觀察之亦是餘裕，或玩味之亦是餘裕。有了這個餘裕才得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於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誌《子規》（Hototogisu）上的《哥兒》（Bocchan），《我是貓》（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掛幅》（Kakemono）與《克萊喀先生》（Craig Sensei）並見《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係《永日小品》的兩篇。

森鷗外

森鷗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醫學博士又是文學博士，曾任軍醫總監，現為東京博物館長。他與坪內逍遙上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歐洲文藝，很有功績。後又從事創作，著有小說戲劇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產物，他的態度裏是沒有“熱”的。他對於這些話的抗辯在《遊戲》這篇小說裏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裏表明他的創作的態度。有七個姑娘各拿了一隻雕著“自然”兩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個姑娘拿出一個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來舀水。七個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為憐憫，有一個人說道，“將我的借給伊罷？”

‘第八個姑娘的閉著的嘴唇，這時候才開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這是消沉的但是銳利的聲音。

這是說，我的杯並不大，但我還是用我的杯去喝。”

《遊戲》（Asobi）見小說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係《代〈劄拉圖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長江的譯本（1911）的卷首。

有島武郎有島武郎（Arishima Takeo）生於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美，為劄幌農學校教授。一九一○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為世間所知，曆年編集作品為《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魂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麵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嗬！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因了愛而無收入的若幹的生活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盡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時是死的小兒，有時是雙生兒，有時是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是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攫住在牆的那邊隱現著的生活或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盡量的高揭我的旗幟，盡量的力揮我的手巾。

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夠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於幸福的絕頂了。為想要遇著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嗬！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與幼小者》（Chisaki mono e）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見《著作集》第一輯。

江口渙

江口渙（Eguchi Kan）生於一八八七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曾加入社會主義者同盟。

《峽穀的夜》（Kyokoku no yoru）見《紅的矢帆》（1919）中。

菊池寬

菊池寬（Kikuchi Kan）生於一八八九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隻想研究文學，不豫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讚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卻又憮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於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於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號）上說：

“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嗬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Miura Uemon no Saigo）見《無名作家的日記》（1918）中。

《報仇的話》（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見《報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於一八九二年，也是東京大學英文學科的出身。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體，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他又多用舊材料，有時近於故事的翻譯。但他的複述古事並不專是好奇，還有他的更深的根據：他想從含在這些材料裏的古人的生活當中，尋出與自己的心情能夠貼切的觸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後，都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幹係來了。他在小說集《煙草與惡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態度道：

“材料是向來多從舊的東西裏取來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進到這材料裏去，——便是材料與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為一，小說便寫不成。勉強的寫下去，就成功了支離滅裂的東西了。

“說到著作著的時候的心情，與其說是造作著的氣分，還不如說養育著的氣分‘更為適合’。人物也罷，事件也罷，他的本來的動法隻是一個。我便這邊那邊的搜索著這隻有一個的東西，一麵寫著。倘若這個尋不到的時候，那就再也不能前進了。再往前進，必定做出勉強的東西來了。”

《鼻子》（Hana）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

《羅生門》（Bashōmon）也見前書，原來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裏。

《沉默之塔》譯者附記

森氏號鷗外，是醫學家，也是文壇的老輩。但很有幾個批評家不以為然，這大約因為他的著作太隨便，而且很有“老氣橫秋”的神情。這一篇是代《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譯本的序言的，諷刺有莊有諧，輕妙深刻，頗可以看見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徒者，想因為火和太陽是同類，所以借來影射他的本國。我們現在也正可借來比照中國，發一大笑。隻是中國用的是一個過激主義的符牒，而以為危險的意思也沒有派希族那樣分明罷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