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麵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Brandes)(55)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隻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隻見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許軟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不過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卻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隻好回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園,因為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隻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父親的花園最盛的幾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房裏,無奈為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掛在它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卻很明白:’性既執拗,遇複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複的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芳姊。"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舍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詼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並且將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為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著令人疑慮的嬉笑。"雖有忮心,不怨飄瓦"(57),冷靜要死靜;包著憤激的冷靜和詼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麵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於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裏麵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詼諧,如果滋長起來,對於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題材和筆致,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許欽文所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冤的卻是離開了天上的自由的樂土。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
人人隻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隻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著,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鬥著,撕打著。。。。。。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為什麽不應該哭呢?
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著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這和愛羅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他隻好將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夠和"托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鬥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一並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60);對專製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為湘中的作者所不滿(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著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裏,我以為倒是最為熱烈的的了。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62),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在作品裏,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裏,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槍;但也能精致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滿於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說--"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於它,隻有遺棄的一念。。。。。。"他判過去的生活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為童馬矣了。果然,在此後的《破壘集》中,的確很換了些披掛,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但尤其顯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來:有時如中國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時如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卻又不以失望收場,有聲有色,總能使讀者欣然終卷。但其失,則又即在立旨居陸離光怪的裝飾之中,時或永被沉埋,倘一顯現,便又見得鶻突了。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66)的老手居多。淩叔華(67)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複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68),汪靜之(69)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四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71),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為編輯的。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麵,有文炳,沅君,霽野,靜農,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著鄉下的沉滯的氛圍氣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裏麵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著並不自滿的聲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闃寂無聊的長夜嗬!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著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著:"--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嗬,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著,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麽,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著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著,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嗬,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飆》。"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隻是小說方麵的黃鵬基,尚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73)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裏,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裏,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飭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麽背馳,他用流利而詼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著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著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裏去(74)。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鉞(75)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裏。
向培良(76)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的確,作者向我們敘述著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著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麽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麵,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77)。下麵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為什麽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著我的棍走了。"在這裏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78)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巴劄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寧(Sanin)(79)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但狂飆社卻似乎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著半綏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惡"的前途。未名社(81)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82),是寧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麵,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83),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著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台靜農(84)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地之子》的後記裏自己說--"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麵努力,並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其實在我倒不大樂於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麽?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此後還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裏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五臨末,是關於選輯的幾句話--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裏麵的,始終都是豆。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在這裏,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裏有時卻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刪去了。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裏麵,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裏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這裏卻有時采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至於明明見了集子,卻取舍失當,那就即使並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國新文學大係》是從一九一七年新文學運動開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間的創作和理論的選集,計分文學建設理論、文學論爭、小說(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詩歌、戲劇、史料索引等共十冊,趙家璧主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出齊。魯迅負責編選的《小說二集》,是那一時期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兩個團體以外的作家的作品,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開始編選,至二月底選訖,五月間又最後刪定,七月間出書,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說五十九篇。
(2)《新青年》參看本卷第74頁注(3)。該刊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第六號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
(3)蘇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穀,後為僧,號曼殊,廣東中山人,文學家。曾參加南社。著有小說《斷鴻零雁記》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發表他的小說《碎簪記》。
(4)陳嘏當時的一個翻譯家。《新青年》自創刊號(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連載他翻譯的屠格涅夫的小說《春潮》和《初戀》。
(5)劉半農參看本卷第73頁注(2)。他所譯葡萄牙席爾窪的小說《歐洲花園》發表於《新青年》第二卷第三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6)胡適參看本卷第15頁注(15)。當時他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了《白話詩八首》,在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一七年三月)發表過所譯莫泊桑的小說《二漁夫》等。
(7)果戈理參看本卷第148頁注(5)。《狂人日記》,短篇小說,內容描寫一個小職員因愛慕上司的女兒而發狂的故事。
(8)尼采參看本卷第40頁注(4)。這裏所引的話見《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第三節。
(9)安特萊夫(UaijkJJ,1871-1919)俄國作家。作品多描寫人生的陰暗麵,有悲觀主義氣息。著有中篇小說《紅的笑》等。
(10)《新潮》綜合性月刊,新潮社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於北京,不久主要成員傅斯年、羅家倫等赴歐美留學後,該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號停刊。
(11)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學家。他的短篇小說《花匠》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一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