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85最後的關注

　　魯迅一生為反帝反封建而鬥爭，痛惡權勢，甘願淡泊，受禁錮而不悔，受圍攻而不屈，崢嶸歲月，坎坎坷坷，多少次堅忍不拔韌戰，多少次匕首投槍製勝。時間進入1936年，國難深重，民族危機，在病勢沉重之際，他最關注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6月，魯迅病得很重，已經極度表現出支持不下去的樣子，連日記都不能自己寫而是由許廣平代筆。就在這種情況下，於6月10日由O。V。筆錄，魯迅發表了題為《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訪問者的文章，清醒明確而高瞻遠矚地指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幹，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卻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從“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東北，到“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武裝進攻上海，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又向中國華北發動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控製中國察哈爾，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占據了中國東北以後又對中國華北已經垂涎三尺。麵臨嚴重國難和民族危機，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久爆發了一二九運動。12月9日，北京學生六千餘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示威遊行，12月16日，北京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再一次示威遊行，終於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接著，全國各地學生群眾繼續舉行示威遊行，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現抗日。1936年5月，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又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並與當時在西北進攻紅軍的國民黨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實現了停戰。全國人民愛國運動蓬勃發展和革命形勢走向新高潮，有力地推動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魯迅對於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十分關注。就在這個時候，1936年8月，魯迅接到了“左聯”成員徐懋庸一封來信，誣蔑魯迅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魯迅一生受到過許多次誣蔑，如翻譯蘇聯的幾本文藝理論，被人誣蔑為得到了蘇聯盧布；愛羅先珂從中國到了德國，說了些中國軍閥的黑暗，便有人說魯迅讓他這樣宣傳；在“一？二八”戰事期間，魯迅避居在內山書店英租界支店樓上，則被人誣為受日本間諜庇護；甚至給一個女士寫了一篇《〈淑姿的信〉序》，也被誣為那個女士是他的小姨子。對於這些誣蔑，魯迅都能夠憤慨而置之不理。但是，這次涉及到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而且徐懋庸的來信代表著某一群人觀點，魯迅覺得這次卻不能聽之任之而有公開答複的必要。此時，魯迅在患重病，便委托剛從陝北紅軍根據地潛回上海的馮雪峰起草了一篇題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由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意見執筆起草、又經魯迅親自修改定稿之後，發表在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上。這封公開信，實際上是答複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中共領導者周揚、夏衍等人的。在這封公開信中，魯迅明確表達了不分派別一致聯合起來抗日的主張。

　　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公開信中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魯迅的文字感召力鼓舞力極強，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就在魯迅去世九個月後，偉大神聖的抗日戰爭開始了。

　　附記：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軍在北平（北京）西南宛平附近連續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國駐軍撤出宛平等地。這些無理要求遭到中國軍隊拒絕，日軍即炮轟宛平城和蘆溝橋。當地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推動下，不顧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奮起抗戰。7月8日，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號召全民族抗戰，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講話，宣布對日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