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84木刻的魅力

　　翻開《魯迅書信集》，可以看到一封封魯迅寫給青年木刻家、木刻研究者和愛好者的信，如給李霧城、張小青、沈振黃、賴少麒、李樺、唐訶、吳渤等木刻者的信，其中除了對木刻藝術的極力提倡和精辟分析見解之外，體現出魯迅對中國木刻界的關注、愛護、鼓勵和扶持。魯迅常常自謙不懂木刻藝術，一旦談起木刻藝術來，他對木刻藝術比許多“大師”還內行還精通，全國各地的青年木刻家、研究者和愛好者紛紛來信向他請教同他交換意見，魯迅的寓所幾乎成了一所木刻藝術函授學校。而且，魯迅總是盡可能將他們的木刻作品介紹到刊物上發表，還極力設法將他們的木刻作品介紹到蘇聯和其它國家去參展。

　　魯迅從小就愛看藝術書，向來愛好美術，特別喜歡木刻和版畫。他創辦刊物時，不但每期刊物封麵不同，而且刊物中圖文並茂，配有不少木刻插圖。魯迅編輯書刊的一大特色，就是插圖豐富，編排協調。起初，他是為了給刊物找插圖而搜集木刻和版畫之類的新書，見的多了便產生了興趣，並開始向中國讀者介紹外國木刻作品，出版了《近代木刻選集》（1929年），第一集介紹了英國作家的作品，第二集介紹了法、俄、美、日等國家的作品。

　　魯迅向中國讀者介紹外國木刻藝術，其目的從《〈近代木刻選集〉（１）小引》一文中可以看出：中國古人所發明，而現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風水的火藥和指南針，傳到歐洲，他們就應用在槍炮和航海上給本師吃了許多虧。還有一件小公案，因為沒有害，倒幾乎忘卻了。尋便是木刻。

　　雖然還沒有十分的確證，但歐洲的木刻，已經很有幾個人都說是從中國學去的，其時是十四世紀初，即一三二Ｏ年頃。那先驅者，大約是印著極粗的木版圖畫的紙牌；這類紙牌，我們至今在鄉下還可看見。

　　然而這博徒的道具，卻走進歐洲大陸，成了他們文明的利器的印刷術的祖師了。

　　木版畫恐怕也是這樣傳去的；十五世紀初德國已有木刻的聖母像，原畫尚存比利時的勃呂舍勒博物館中，但至今還未發現過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紀初，是木刻的大家調壘爾（A。Durer）和荷勒巴因（H。Holbein）出現了，而調壘爾尤有名，後世幾乎將他當作木板畫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紀，都沿著他們的波流。……在這裏所紹介的，便都是現今作家的作品；但隻這幾枚，還不足以見種種的作風，倘為事情所許，我們逐漸來輸運罷。木刻的回國，想來決不至於像別兩樣的給本師吃苦的。

　　為了“木刻的回國”，魯迅到上海以後，便開始提倡木刻。他清醒看到中國“木刻還未大發展”，現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讀書界的注意，看重，於是得到賞鑒，采用，就是將那條路開拓起來，路開拓了，那活動力也就增大”，而且木刻要有中國地方特色，“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於中國之活動有利。”（給李霧城的信）。由此可見魯迅提倡木刻藝術的博大胸懷。

　　在創辦朝華社的時候，和幾位朋友聚在一起討論出版的事，談到出書插圖時常常提起木刻藝術。有一次，魯迅說中國信箋就是一種木刻作品，那位像傻子般埋頭苦幹的柔石竟然把中國信箋寄到歐洲去，結果意外地收到不少木刻和版畫作品，於是，在魯迅的支持下，柔石約了幾個青年，創辦《朝花旬刊》和《藝苑朝華》，一方麵扶植剛健質樸的文藝，另一方麵介紹外國的文學、木刻和版畫作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魯迅手頭有了點錢，便托人寄給在德國留學的徐詩荃或在法國工作的季誌仁，請他們代為搜集歐洲的木刻和版畫作品。寄來的木刻畫栩栩如生，魯迅十分喜愛，有幾張還鑲在鏡框裏，掛在書房抬頭可見的牆壁上，或者放在寫字台上。在盛夏的夜晚，剛剛大病一場之後的魯迅，匍匐在地板上，將一張一張的版畫作品排次序襯夾層，後來出版了一部德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1936年）。

　　除了歐美國家木刻作品外，魯迅還搜集了大量的蘇聯木刻作品。提起搜集蘇聯木刻畫來，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魯迅在準備出版自己翻譯的法捷耶夫《毀滅》和曹靖華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鐵流》的過程中，需要大量搜集插圖，偶然在《版畫》（Graphika）雜誌上看見登載有畢斯凱來夫刻的《鐵流》故事的木刻畫，便寫信托旅居莫斯科的曹靖華搜集蘇聯的這些木刻作品。曹靖華幾經周折會見了畢斯凱來夫，終於搜集到了他的有關《鐵流》的木刻畫。為避免途中丟失，曹靖華給魯迅分別寄來了同樣的兩份。曹靖華告訴魯迅，這些木刻版畫的價值可是不小，不過不用魯迅付款，因為蘇聯木刻家說印畫最好是用中國紙，隻要給他寄去一些中國紙就行了。

　　魯迅拿起那些印著《鐵流》畫的紙來看，果然都是中國紙，而這種紙是上海叫“抄更紙”的一種“再生紙”，就是將紙質較好的碎紙再做成紙張，這種紙在中國除了做帳本、開發票、寫帳單之外，就沒有什麽更好的地方用它了。魯迅買了許多中國字畫用的各種宣紙及日本紙寄去，告訴曹靖華如果送給畢斯凱來夫還有剩餘，就送給別的木刻家。結果，此舉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獲，曹靖華又寄來了幾十幅木刻作品，不僅有畢斯凱來夫的，還有克拉甫兼珂、法複爾斯基、保夫理諾夫、岡察羅夫等人的作品。還有一卷被郵局給弄丟了。

　　過了些日子，魯迅又寄去一包宣紙，三個月之後，意外地收到了比上次更多的作品，不僅有莫斯科木刻家法複爾斯基、畢珂夫的，還有列寧格勒木刻家莫察羅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亞曆克舍夫、密德羅辛的作品。

　　魯迅從這些木刻畫裏看到了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新事業、偉大成就、偉大藝術，從中也得到了一種新的藝術觀，因而喜愛上了蘇聯木刻藝術。他想，能夠收藏蘇聯原版木刻畫百餘幅之多的，在中國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裏，上次在上海戰事中就險些被戰火奪去，而今人生無定幾乎不及薤上露，萬一日後有什麽散失，覺得比失去生命還可惜的，豈不辜負了那些木刻家！為了拋磚引玉，針砭中國藝壇的病態，推進中國木刻和版畫藝術的發展，他特意選取60幅印了一部《引玉集》（1934年）。

　　魯迅和木刻者們所麵對的環境是極端惡劣的，有禦用文人“藝術家”和“幫閑們”的攻擊，“現在隻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而且，還有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壓，當時凡是搞木刻者都是犯罪似的，甚至有以弄版畫的人就是共產黨來看待的。魯迅認為：“人是進化的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它在這長路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於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後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複。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卻還要吃飯也。”（複唐英偉信）魯迅從黑暗中看到了未來的光明。他說：“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隻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醜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於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曆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引玉集〉後記》）除了出版木刻畫集之外，魯迅還舉辦木刻展覽和培訓班。1930年10月，在北四川路借用日本店樓舉辦了版畫展覽會。1931年8月，內山完造的弟弟、藝術家嘉吉來到上海，魯迅敦請他教授木刻藝術，嘉吉欣然在百忙中抽出了幾天時間義務教學生木刻術，魯迅親自當翻譯。1933年10月，在北四川路千愛裏舉辦了木刻展覽會。這次展出比上次內容更豐富，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魯迅站在大陸新村寓所的樓窗前，望見隔牆的千愛裏展覽會那川流不息的參觀人群，有時喜不自禁地還要從寓所裏跑出來到會場去照料一下。

　　魯迅對中國木刻藝術的倡導、培植、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直到逝世前十天，他還扶重病前往青年會看“全國木刻展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