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75一幅圖案畫

　　故事發生在魯迅住在北京西三條胡同的時候。那時候，許欽文是魯迅的老朋友，也是魯迅家的常客，三天兩頭跑到魯宅向魯迅請教探討。

　　一天，兩個人在一起閑談。

　　“聽你妹子說，在會館裏，你有一位新來的朋友，是個畫家，他是專長於什麽畫的？”魯迅很隨便地問。

　　“哦，他叫陶元慶，我們從小同學。”許欽文回答。“說來話長。他從小就愛畫畫，花卉仕女都畫得不錯，在小學的時候就出了名。我和他同考進第五師範，畢業後又同在母校附小服務，還是同住在一個宿舍房間裏。他在師範時趨向於西洋畫，也注意素描和水彩畫。我到北京工讀以後，他考進了上海《時報》館，專畫《小時報》上的圖案。《時報》館和有正書局相通，他便有機會參考狄楚青所收藏的大量的日本圖案和印度圖案。他很喜歡這些圖案集，自認為是獲益不淺的。後來，他離開《時報》而考進了上海專科師範，從此注意學習油畫。”

　　“你說你那位朋友善長畫圖案，那末，可否托你代請他畫個書的封麵畫，給我這本《苦悶的象征》作封麵？”魯迅指了指桌麵上的一本書稿校樣說。“這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書稿是最近翻譯完成的，已經製版印出了校樣，校對完以後就可以出書了。”

　　“沒問題，我想他肯定願意幫忙的。”許欽文爽快地答應。

　　許欽文回到會館裏，將魯迅需要一個譯作封麵的事對陶元慶一說，陶元慶果然欣喜地接下了這個活，而且抓緊時間很快就把封麵畫成了。這張封麵上畫了一個半裸體的女子，披著長長的黑發，用鮮紅的嘴唇舔著鎲叉，圖案構思十分新穎。許欽文拿著這張封麵去見魯迅，魯迅接在手裏仔細觀賞品味著。

　　“嗯，這張封麵使《苦悶的象征》披上淒豔的外衣，很好，很好！”魯迅高興地連聲讚歎。然後對許欽文說：“哪天他有空，請他過來隨便談談，你陪他來好不好？”

　　“好，好！”許欽文回答。

　　過了兩天，許欽文將陶元慶帶到魯迅家裏來。走進魯迅住的老虎尾巴，書桌上、茶幾上、床上到處都堆滿了書和文稿，魯迅讓兩位客人和他一起在老虎尾巴門口的飯桌旁坐下。就這三個人，彼此相知，無須介紹，一見如故。以美術為題，魯迅先開口，陶元慶回對，於是兩人滔滔不絕地暢談起來。魯迅對美術的研究已非止一日，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對美術很有興趣，初到北京教育部時，蔡元培任教育總長，讓魯迅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職。當時新思潮興起，為破除迷信，蔡元培提倡以美育取代宗教，在教育部內設“夏期講演會”，讓魯迅在這個講演會上講《美術略論》。現在，和畫家陶元慶坐在一起真有不少共同語言，陶元慶沒有說清楚的地方，魯迅就加以補充，如此使許欽文無從插嘴，不過，他在旁邊倒也聽得津津有味兒。從中國畫到西洋畫，從美學美育到美術史，魯迅和陶元慶整整談了一個下午。

　　從此，陶元慶成了魯迅的好朋友和魯迅家裏的常客之一。1925年1月25日，春節的第二天中午，應魯迅的邀請，陶元慶、許欽文、孫伏園來到魯宅，應魯老太太邀請，俞家三姊妹、許欽文的四妹許羨蘇、還有王順親也來到魯宅，賓主11口人熱熱鬧鬧在一起，吃的都是紹興家鄉菜，還有家鄉的土特產，家鄉人家鄉風味，真是格外的親切。

　　陶元慶在中國畫、水彩畫、西洋畫、油畫各方麵都有相當的成就。那時候出版文藝書籍大多以圖案畫作封麵，從《苦悶的象征》開始，陶元慶給魯迅畫封麵，後來給魯迅畫了《墳》、《彷徨》、《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等許多書的封麵，還有魯迅經手編輯校對的其他人的書，也常常由陶元慶畫書的封麵。魯迅對這些書的封麵都非常滿意。

　　陶元慶畫的圖案畫中最突出的、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幅是《大紅袍》。那是一個晚上，許欽文陪同陶元慶到天橋劇場看戲，演的是古裝戲，演員穿的是青衣綠衫大紅袍。半夜看完戲回到住處，陶元慶躺在床上不睡覺，搖晃著兩隻腳在那裏吟詩，許欽文知道他有了新題材在構思，也就不說話去打斷他的思路。第二天早晨，陶元慶一軲轆爬起來，臉也不洗頭也不梳，連早點也沒有吃一口，就揮筆作畫，到傍晚時分，一幅圖案畫《大紅袍》畫好了。這幅畫是用拆開的兩張舊信封翻過來在背麵畫的，所以他把這幅畫仔細地裝在一個鏡框裏，雙手捧著鏡框遠看近看、正看倒看，又將鏡框重新檢查一遍。最後高興地叫許欽文過來看。

　　“欽文，這幅畫怎麽樣？”

　　“嗯，很好！”許欽文出於真情地說。

　　這件事，許欽文在和魯迅閑談中提起來。魯迅聽了之後看上去很受感動，昂著頭靜靜地好像在思考著什麽。

　　“啊，是這樣的，璿卿是這樣的！”魯迅感慨地說。他稱呼陶元慶“璿卿”。問：“璿卿是一向愛看舊戲的麽？”

　　“不常看。不過，無論什麽，他看了之後總要細細地琢磨，把那些事物的特點牢牢地記祝”許欽文回答。

　　“嗯。”魯迅又昴著頭靜靜地想了想說：“璿卿這樣一氣嗬成，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其實他早就累積了素材，甚至已經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去看戲受到某些啟示，最後回來便一口氣完成。寫文章也是這樣，不是看到一點就寫，而是多看看多想想，這樣才能寫得深刻生動。繪畫就是這樣，有功夫的藝術家大概都是這樣的。”

　　許欽文回到會館宿舍裏，把魯迅說的一番話告訴了陶元慶。

　　“不錯，不錯！知我者魯迅也！”陶元慶欣喜地說，“魯迅就是魯迅，講得多麽深刻！要說我這幅《大紅袍》，那半仰著臉的姿態，最初是得自紹興戲的《女吊》，那本來是個‘恐怖美’的表現，現在去掉其病態的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悲苦、憤怒、堅強的精神。至於藍衫、紅袍和高底靴，都是古裝戲中常見的。握劍的姿勢則是取自京戲的武生，加以變化，統一表現就是了。”

　　不久，陶元慶舉辦了一個個人畫展，魯迅參觀畫展時看到了那幅《大紅袍》。當晚，許欽文到魯迅家裏去討教，一見麵，魯迅便和他談起了陶元慶的畫展。

　　“欽文，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談談。璿卿的那幅《大紅袍》，我在畫展上已經看見了，很有力量，對照強烈，調和鮮明，那握劍的姿態很醒目。”

　　“構圖新穎，也平衡。”許欽文補充說。

　　“我想，《大紅袍》是璿卿的一幅難得的畫，應該好好地保存起來。欽文，我打算把你寫的那些小說結集起來，編成一冊，取名《故鄉》，就把《大紅袍》用作《故鄉》的封麵。這樣就把璿卿的《大紅袍》做成了印刷品保存起來了。你看如何？”

　　魯迅這出乎意料的提議，使許欽文異常驚喜，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故鄉》是許欽文的處女作，能夠有機會出版，他當然很高興。而陶元慶的畫《大紅袍》能夠和廣大讀者見麵，作為印刷品保存下來也是一件好事。怎麽能叫人不高興呢！

　　“你沒意見，就這樣定下來吧，”魯迅接著說，“別的事情都好辦，先把《大紅袍》做成印刷品，這件事要抓緊時間趕快去做！”

　　於是，許欽文便按照魯迅的意思跑印刷的事。《大紅袍》畫要用套板石印，三種顏色分三次印，顏色的深淺不容易配準。許欽文跑到印刷廠去商量，幾位老師傅想方設法，盡可能將顏色印得準確些。

　　許欽文寫了好些短篇小說。多少個夜晚，魯迅一篇一篇閱讀這些稿子，仔細替他編選修改。短篇小說集《故鄉》的書稿送到印刷廠去以後，許欽文和陶元慶都到台州六中教書去了。當這本短篇小說集校樣出來的時候，魯迅正在一家外國醫院裏避難，在一間破爛的木匠房裏的地麵上睡覺，就在這間木匠房的地麵上校對完了《故鄉》全部校樣。

　　出版小說集《故鄉》，關鍵問題是印刷費。魯迅把出版《呐喊》所得版稅作為《故鄉》的印刷費，將這本《故鄉》列為《烏合叢書》由北新書局出版了。

　　陶元慶的圖案畫作品《大紅袍》就這樣以短篇小說集封麵保存下來。後來，魯迅特地寫信告訴陶元慶說有一位德國美術家Eche也說《大紅袍》很好，特別是那劍的部分畫得最好。

　　在魯迅及其他朋友的熱心幫助下，1925年3月19日，在北京西四帝王廟舉辦陶元慶繪畫展覽會。展覽會開幕的前一天，魯迅寫的《〈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介紹了陶元慶潛心二十多年研究繪畫的藝術造詣。次日展覽會正式開幕，到會參觀的人特別多。當天下午，魯迅在陶元慶和許欽文的陪同下第一次參觀了畫展，這天下午，魯迅又同許壽裳一起第二次參觀了畫展，每次參觀都在《大紅袍》、《農女》等畫前長時間停留鑒賞。魯迅認為，陶元慶一向擅長國畫，善於表達個性，就是保持東方風格而不失去民族性，而且東西藝術表現方法結合得很自然。

　　魯迅看了陶元慶的許多作品，更加喜愛陶元慶的畫了，便請陶元慶給畫張肖像，陶元慶自然是欣喜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但是，不是魯迅抽不出時間來，就是陶元慶忙於畫書麵圖案，這樣一拖再拖就過完了暑假，陶元慶要回台州六中去，和魯迅商量了一下，結果是，陶元慶帶著兩張魯迅的照片走了。可是，魯迅又常常寫信要陶元慶畫書封麵，而書麵畫還要得很急，一個學期過去了，肖像畫還是沒有畫成。接下來，一個寒假也過去了，仍然是沒有畫出來。

　　陶元慶給魯迅畫肖像那可是真用功夫。他左手捏著照片，右手拿著木炭棒，站在畫架前麵畫畫擦擦、擦擦畫畫，有時躺到床上去，搖晃著兩隻腳在那裏吟詩，構思好了一軲轆躍起來接著畫。畫了一陣子，然後閉著一隻眼睛左邊看看、右邊看看。一天傍晚，魯迅的肖像終於畫完了。陶元慶叫許欽文過來看看。許欽文連聲說：“很像，很像！”可是，陶元慶仔細看了一陣子，突然拿起橡皮嚓嚓嚓把畫的肖像全擦掉了。許欽文驚詫地叫起來：“你這是怎麽啦？辛辛苦苦畫的怎麽都擦掉拉？”陶元慶瞪了許欽文一眼，沒有說什麽，拿起一根粗的木炭棒重新畫，結果一氣嗬成。許欽文看了之後恍然大悟，陶元慶不隻是要求畫的像，還要求畫出魯迅的精神特點來，要神似就得用粗線條來表現。這樣，直到半年以後，陶元慶才完成了給魯迅畫肖像的“任務”。

　　陶元慶在台州最後完成魯迅肖像畫之後，便將肖像畫通過郵局寄給魯迅。1926年5月3日，魯迅“午後往郵政總局取陶璿卿所寄我之畫像，人眾擁擠不能得，往法國醫院取什物少許，仍至郵政總局取畫像歸。”（《魯迅日記》）可見，魯迅想見到畫像之心切。這幅肖像畫，是一種木炭畫。魯迅擔心日久天長木炭屑會不會脫落，便寫信問陶元慶。陶元慶回信說明已經用吹管噴上了綏力克停止液，因而木炭屑不會脫落。魯迅便又高興地給陶元慶寫信。

　　不久，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陶元慶已在上海江灣立達學園任教，許欽文仍留在北京，彼此便隻能通信聯係了。後來，魯迅又離開廈門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10月3日，魯迅最後到上海定居下來。這時，陶元慶仍然在上海江灣立達學園教畫畫，而許欽文也已離開北京到杭州教書，於是，他們和魯迅的來往又密切起來。自然是陶元慶到魯迅那裏去的次數要比許欽文多，一來陶元慶就在上海，二來陶元慶還在繼續為魯迅畫書封麵畫。陶元慶還將他的同事畫家黃涵秋、豐子愷介紹和魯迅認識。

　　這年冬天，陶元慶在魯迅的關心幫助下，又和他的畫家同事共同辦起了立達學園繪畫展覽會。自然，這次繪畫展還是少不了請魯迅寫文章。魯迅在評介陶元慶的繪畫時說，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麵襲來，中國現今還拘禁在三千年陳舊的桎梏裏，於是覺醒、掙紮、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但是，文藝界舍去了舊尺卻又拿起了新尺，成為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然而，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什麽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麵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翌年，立達學園繪畫係停辦，陶璿卿到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任教授教繪畫。不幸，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病在杭州逝世。許欽文馬上寫信向魯迅報告了噩耗。過了二十多天，許欽文來到上海看望魯迅，見了麵一時竟然不知從哪裏談起。

　　“你報告璿卿逝世的信早收到，托人帶來他逝世後拍的三張照片也已收到。”魯迅先開口說，“璿卿是怎麽突然患起傷寒來的呢？”

　　“起初，他中了暑。當時我正在忙搬住房，東西還沒有整理好，他突然病重起來，學生們便把他護送到我的住處。他老是叫熱，吃了西瓜，放了冰塊，還是叫熱。我急忙請醫生給他看玻”“看什麽醫生呢？”

　　“到湖濱三三醫院請來中醫裘吉生。”

　　“裘吉生，”魯迅想了一下說，“這個人，我知道，紹興光複時好像他做了點什麽，做醫生是他後來的事，聽說他還在辦什麽醫藥報。怎麽，他的藥吃了沒有效果麽？”

　　“是的，到了六號早晨，元慶病情惡化，坐在馬桶上大便脫力了。當時我在旁邊扶著他的，隻見他有出氣而沒有進氣，我連忙把他抱到床上躺好，用手指按住他的人中，過了一會兒，他才漸漸地蘇醒過來。我又趕快去請裘醫生來診視，裘醫生看了之後說，他病情嚴重，應當馬上送到醫院去。於是，我又趕到廣濟醫院請醫師出診。”

　　“哦，是梅藤根的那個醫院？”

　　“是的。掛號填表辦好手續，總算把醫生請到了住處，檢查皮膚已經沒有了反應。先打了強心針，再找擔架送到醫院，已經是傍晚了。進了病房以後，我給他弄了點咖啡，他說味道很好的，還要吃。可是，等我再弄來咖啡時，他已經張不開嘴了。我為了幫他吃咖啡，便用雙臂抱住他上身，讓他成坐的姿勢，他就這樣坐在我懷裏死去了。”

　　“他死在你的手臂上，總算臨終有親人在身邊的了！”魯迅歎息說，緊張的臉色緩和了些，似乎心裏得到了點安慰。

　　次日，魯迅將許欽文請到家裏，坐定之後，從箱子裏拿出一個紙包來，放在許欽文的麵前，側臉看著窗外靜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說：“我想，璿卿生前很喜歡西湖，大家也主張給他在西湖邊留個紀念，索幸就把他葬在西湖邊上吧。這裏是三百塊錢，你拿去給他買塊塚地吧。”魯迅看著許欽文把那紙包放進衣袋裏，接著說：“璿卿對於西湖的景物，不是還吟過幾首詩作過幾幅畫的麽？”

　　“是的，我特別喜歡他畫的西湖畫。”許欽文談起陶元慶的詩畫，心情似乎開朗起來，便滔滔地說：“他畫的幾張西湖風景畫多變化，畫那西湖的劃子上的遮陽，隻用一條彎彎曲曲的大紅線來表現，看上去飄飄飄的很像，使人覺得那小船是在湖中蕩漾。”

　　“這是藝術上的一個法則。”魯迅接著說，“把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各種特點概括起來，集中到一點上來表現，就顯得更加突出了。所以寫文學作品，也總是要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細細看了多樣的情形，才能概括得廣泛，寫得深刻而生動。”

　　許欽文告辭，回到杭州便抓緊給陶元慶買塚地。在玉泉頭山門和魚池中間的路旁，買了一塊三分多的地，用嚴州青石建墳，用太湖石做墓碑，四周砌有圍牆，前麵有鐵柵和鐵門，門上標明“元慶園”，園內種上了花草。辦完這一切，許欽文又到上海向魯迅匯報。

　　“我看，在璿卿墳旁還得去種上幾株柏樹。”魯迅聽完匯報說，“許多古墓，墳的本身已經陷下去，看不出什麽來了，可是墳旁的柏樹，高高挺立，還是標識著墳墓的所在。”

　　“好，我回到杭州，就到陶元慶墳上去種柏樹。”許欽文說。

　　“欽文，我還想給璿卿出《陶元慶畫集》，可是國內印不好。璿卿的畫實在很細致，尤其是色彩，下筆時一絲不苟，如果印得不準確，一走樣，就失掉了本色。我已經打聽過，到法國、德國去印，印刷費倒不怎麽貴，可是關卡不好過，美術品出口進口都要納很高的稅，不是現在我們能負擔的。”魯迅說到這兒，沉思了一下，問：“不知道璿卿的作品，你現在是怎樣保存的？”

　　“都放在我的房間裏。我的房間單做寢室不算小，可是要兼做畫室就太小了。所以，陶元慶那些畫不能掛起來，隻好都藏在幾個木箱子裏堆在後邊。最怕起火，校內又沒有什麽消火機。我和學生們說，如果有火警，大家先來搬陶先生的畫。但這並不保險，學生們都住在後邊宿舍裏，恐怕到時候趕來已來不及了。而且，那些畫老是悶在木箱子裏，到了潮濕天還要防黴爛的。”許欽文也不無擔憂地說。

　　為了妥善保存陶元慶的作品，許欽文到處找房子，可是看過了好多房子，所見到的不是防火不好，就是潮濕得不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後來，聽一位在銀行做事的人說，錢不多也可以建造房子，就是先籌措一點錢買塊地，把地契押在銀行裏貸款造房子，然後把房照押給銀行得來錢還清工料帳，每月付利息。於是，許欽文自作主張，利用銀行貸款在杭州錢塘門外石塔兒頭蓮花涼亭買得一塊地建造了一座“元慶紀念堂”。為此他背了27年債。

　　陶元慶給魯迅畫的一張炭畫像，後來一直掛在北京西三條家裏東牆上，成為轟動一時的大畫家留下的一件紀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