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70自由談風月

　　1933年1月31日，魯迅給《申報》副刊《自由談》寫了一篇雜文《崇實》，署名“何家幹”，從此開始“平均每月八九篇”地給《自由談》副刊寫“自由談”的雜文。在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的上海，是不可能有言論的自由的，“自由”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麽好看。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麽自由地在這裏談著。”（《偽自由書？崇實》）《申報》是上海頗有名氣和影響的報紙。不過，魯迅以前倒從來沒有給它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給它投稿。頭年年底，鬱達夫告訴魯迅，《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是剛從法國回來的，人生地不熟的集不起稿件來，請魯迅為《自由談》寫幾篇稿子。魯迅“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二是為了向人們呐喊，魯迅便開始給《自由談》寫稿子。魯迅筆鋒犀利，一篇篇雜文切中時弊，恰似匕首投槍向黑暗的社會刺去，一篇篇文章替廣大人民群眾說話，自然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

　　在一篇題為《電的利弊》一文中，“何家幹”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有電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又醒，則又受刑。……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卻以此受苦，喪命也。”在另一篇題為《〈殺錯了人〉異議》一文中，“何家幹”毫不留情地揭露：“隻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就是這樣，魯迅的雜文，論時事不留情麵，砭錮弊常取類型，因而讓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及其禦用文人惱怒，就像患上瘡疽者看到病理圖時，或某甲看那瘡有些相像，或某乙看那疽有些相同，於是便向魯迅發起惡毒的攻擊，必欲製畫病理圖者於死命。在專製政治下是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到5月下旬，《自由談》受到了各方麵的壓力，將《自由談》編輯黎烈文撤掉了，魯迅就連不自由的“自由談”也不能再談了。後來，魯迅就把在這段偽自由時期發表的雜文收集在一起，編成一本雜文集《偽自由書》。

　　1933年5月25日，《自由談》刊登一篇啟事：“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隻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是，“想從一個題目限製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準風月談？前記》）殊不知新上任的《自由談》編輯張梓生是魯迅的老相識，而廣大讀者又都喜愛魯迅那種痛擊時弊的文章，從6月起，魯迅不斷變換筆名，重新開始給《自由談》寫稿，不過文章寫得更隱晦，瞞過檢查機關的檢查，繼續發表大量的雜文。

　　6月10日，《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了署名“遊光”的雜文《夜頌》。這是魯迅“談風月”的第一篇雜文，文章好像是談“愛夜的人”談“摩登女郎”，實質上談“隻有夜還算是誠實的”，因為“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準風月談？前記》）在署名“孺牛”的《華德保粹優劣論》一文中，針對中國獨裁者歡迎德國納粹黨上台後所推行的一係列法西斯獨裁政策，作者將兩個專製主義作了一番比較，尖銳地指出：“兩國的立腳點，都是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卻較為宏大，因為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女’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於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它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為了適應《自由談》的“多談風月”的要求，魯迅常常將文章的題目寫得與“風月”相近，但文章內容仍舊是話中有話，仍然是對反動派的進攻和對惡勢力的戰鬥。在署名“孺牛”的《晨涼漫記》一文中，作者借談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殺人的史實，剖折了施行暴政的統治者的心理。在署名“豐之餘”的《感舊》（後改題為《重三感舊》收入雜文集《準風月談》）一文中，作者針對有些青年“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用“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的比喻來說明“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

　　就是這樣，魯迅以“遊光”、“豐之餘”、“葦索”、“旅隼”、“孺牛”、“虞明”等20多個筆名發表了大量的雜文，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甚至也“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由此足可見這些雜文影響之大。後來，魯迅就把在這段準許“談風月”時期發表的雜文收集在一起，編成一本雜文集《準風月談》。

　　翌年，《申報》副刊《自由談》受到的壓力更大、檢查更嚴了，先前的編輯黎烈文“真被擠軋得苦，……終於被擠出了”（《花邊文學？序言》）。但是，魯迅繼續變換筆名給《申報》副刊《自由談》寫了大量的雜文，同時也擴大了投稿範圍，給《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等寫了大量的雜文，後來收入雜文集《花邊文學》之中。